第1篇：《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及其与《通论》的比较
《资本论》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分别是马克思和凯恩斯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代表作，尤其是《资本论》，被誉为“经典的经典”。这两部著作都包含了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思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正是以前者为基础，并批判地借鉴和吸取后者有益成分。因此，从理论意义角度看，通过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两人在宏观经济方面的的学术思想，以便在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就现实意义而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新常态，对总量和结构等方面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资本论》和《通论》当中宏观经济思想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或参考意义，通过比较可以加以深入发掘，以便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加以灵活运用。
一、《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
《资本论》的全名还包括一个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欧洲推进的时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相应的经济学科理论认识随之推移，马克思科学地总结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前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批判地继承了他们关于劳动价值论等思想成分，并对同时期穆勒、巴师夏等人的经济思想给以批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原计划包括六册书，涉及资本、劳动、土地、国家和对外贸易等领域，但因为马克思生前时间有限，只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工作，而第二卷和第三卷则是在他去世后才出版，主要通过论述资本的运动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马克思以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最典型的国家英国为例，展开研究：第一卷主要从微观角度出发，研究个别资本的生产过程。为此，马克思从社会经济最微观的“细胞”或“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出发，抽象出劳动价值论，进而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然后继续沿着这条逻辑线索，在理清个别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的基础上，作者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进一步分析了个别资本的流通过程，包括资本循环和周转，最后将研究视角从个别资本的生产和流通拓展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并在第三卷中归纳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尤其是平均利润的形成和特性规律，以及资本家集团以平均利润为基础瓜分剩余价值，集体剥削无产阶级，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宏观经济体系中的主要矛盾，不是个别资本家与产业工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两大阶级集团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应该团结起来，与联合的资产阶级集团作斗争。
从《资本论》结构可以看出，其宏观经济理论包涵经济社会当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全过程，就宏观经济理论而言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包括生产和消费）和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包括交换和分配），涉及宏观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两大领域问题，此外，作者还对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问题进行多处论述。
作者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剩余价值分配理论的思想，是基于对“斯密教条”的批判而发展起来的。作者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宏观经济进行重新解构，并进一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从而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增长理论、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和宏观经济周期理论。
（一）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作者进一步将物质资料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并基于劳动二重性原理，以劳动价值论为指导，社会总产品价值划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这就可以从价值角度构建一套宏观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以分析国民经济两大部类的生产（积累）和消费问题。
作者把积累和消费整合于广义的再生产中，再生产过程中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体现微观和宏观统一。从微观角度出发，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作者提出资本形成和积累理论：个别资本家推动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形成积累，构成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从而实现财富的形成和增长。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剥削工人的基础上，而且可以通过资本运动的集合将其从微观直接推广到宏观。从宏观角度看，个别资本的集合构成社会总资本，个别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的集合自然也就构成社会总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构成的条件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作者通过宏观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分析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积累和消费问题，论证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扩大再生产则是简单再生产的发展或“增长”，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应该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这实际上相当于基于资本积累，通过数理逻辑层层推演分析国民经济两部类扩大再生产，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把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从微观层面上的个别资本运动，拓展到宏观层面上国民经济增长。
（二）剩余价值理论与国民收入分配理论
与资本积累理论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一样，剩余价值理论同样体现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经济问题的对接、统一和整合，而且同样体现了资本运动规律，在宏观经济交换和分配领域，资本运动形成平均利润，作者通过揭示利润率平均化、（由平均利润构成的）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等规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平均利润的大小直接决定于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经济社会在单位时间（通常为一年）内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总额与预付资本总额的比率。平均利润率是由资本运动形成的。由于不同行业间利润率存在差异，资本基于追逐利润的本性和等量资本追求等量利润的要求而在不同行业部门间移动，实现资源重组配置，直到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这就是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产业资本在各部门之间根据平均利润率分配剩余价值。以此为基础，作者一方面把平均利润从产业资本推广到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地租（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等领域，从而揭露整个资产阶级集团按照平均利润瓜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平均利润形成生产价格，因此生产价格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从而以平均利润为纽带，把分配和交换统一起来。
（三）宏观经济周期理论
宏观经济周期理论本质上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有密切联系，因为宏观经济增长是否具有稳定性（是否存在“均衡”或“稳态”），直接决定了宏观经济周期是否存在，而且宏观经济的增长路径直接体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振幅和频率。
《资本论》中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宏观经济周期的篇章，但作者对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现象的观察和剖析在书中随处可见。因为作者是从生产领域资本运动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所以对宏观经济周期的研究，同样要从物质资料生产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通过探求资本运动规律，揭示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现象所隐藏的本质性规律。
首先，就经济周期的必然性而言，作者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正如天体一经投入它们的轨道就会无限地围绕着轨道运转一样，社会生产一经投入这个膨胀和收缩的交替，也会由于机制的必然性不断重复这一运动”。其次，就经济周期的频率而言，作者在第一卷序言中就准确地判断出1825年经济危机的历史意义，并观察到经济周期大概10年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经济周期的频率是固定的常数值。最后，就经济周期的原因而言，作者指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即经济周期的产生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导致经济增长不稳定，从而形成经济周期，即繁荣和危机（或萧条）的交替发生。具体来看，这些矛盾包括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本循环和周转、再生产过程中积累和消费、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平均利润率等方面的矛盾，而这些都是从供给侧或物质资料生产角度的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基本矛盾。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资本的本质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因此，经济周期作为资本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正如作者在第三卷指出：“与生产力发展并进的、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刺激工人人口的增加，同时又不断地创造出人为的过剩人口。”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基础，作者进一步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作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这种思想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当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从再生产角度论证了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及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从而说明再生产或增长的不稳定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正如作者在第二卷中所指出的那样：“……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即增长过程中均衡是偶然的、罕见的，非均衡才是必然的、普遍的。而这种非均衡性同样体现在物质资料生产两部类中，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的非均衡性，同样可以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为此，作者在第二卷中专门用数理模型来进行具体诠释：“……这样，第1部类只好用货币200來补足这个差额，这些货币不会再流回到它那里，因为它已经不能用那种把商品=200投入流通的办法，再取出它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在第Ⅱ部类方面有一个用来补偿它的固定资本损耗的货币基金；在另一方面，即在第1部类方面，却有价值200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这样，公式的全部基础，即以不同生产体系之间保持完全的比例平衡为前提的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就遭到彻底破坏。”即只要宏观经济未能在部门内和部门之间按照比例发展，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出现是必然的，而非均衡增长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
当然，作者对经济周期的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宏观，而是与其所有宏观经济理论一样，都是具有微观基础的，而且研究视野从资本的生产拓展到资本的流通，包括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正如作者在第二卷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就是资本周期性运动和宏观经济周期性缩放的微观基础。
此外，作者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还从产业资本拓展到虚拟资本，尤其是注意研究信用这种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及其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为此，马克思专门批判了以普赖斯为代表的关于资本可以持续自行增值的天真观点，认为虚拟资本不可能无限增长，从而说明信用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当然，虽然是“虚拟资本”，但其基础仍然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资料生产。在信用基础上，货币转化为权益资本和生息资本等有价凭证，有价证券只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即坚持虚拟资本的物质基础。信用收缩所导致的宏观经济收缩，仍然是以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周期性变化为基础的。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注释的形式）以苏伊士运河与汽船运送前后商业票据形式的变化为例，说明虚拟资本的物质基础。
二、《资本论》与《通论》的宏观经济理论比较
《通论》是在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的背景下出版的，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代表作。由于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源于有效需求不足，主张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需求管理方式，刺激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因为前者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短期内相对稳定而难以迅速刺激生效，所以凯恩斯开出的政策药方把政策性刺激的重点放在投资需求上，认为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要大于货币政策。此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主义很快取代以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界的“主流”学派，同时也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理论依据。直到20世纪70年代“滞涨”的发生，才造成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引发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整体来看，《资本论》和《通论》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既有相通的地方，也有明显甚至根本性质的差异。
（一）相通之处
1.抽象分析和数理逻辑。抽象分析是经济学的一种基本研究方式，有助于抛开非本质性的因素，以便集中分析本质性问题，从而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当通过抽象分析简化研究对象后，自然可以使用数理方式进行逻辑推演。《资本论》正是使用抽象分析，论证严密，逻辑严谨，层次清晰，线索明确，从而推演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资本的运动规律。为此，作者还专门使用显微镜和化学试剂的比喻来加以说明。以此为基础，作者使用数理逻辑，例如在论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时候，就建立了一套宏观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从基本的抽象化假设前提出发，从简单到复杂，逐渐逼近现实：即先分析简单再生产，然后推广到扩大再生产。《通论》也使用抽象分析和数理逻辑。
2.对消费的辩证认识。马克思对消费在宏观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认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生产（积累）和消费存在辩证关系。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指出：“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在《资本论》中，作者在论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时，把消费作为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将其整合入国民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中，进行数理逻辑推演，体现再生产过程中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凯恩斯则把消费作为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消费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并相应提出消费倾向（包括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的思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及其与投资乘数等经济变量的关系，更是凸显消费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性，而且同样体现了消费与生产（投资积累）之间的辩证关系。
3.宏观经济增长与周期思想。在《资本论》和《通论》中，宏观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导致经济危机出现和宏观经济周期性循环现象。《资本论》认为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的非稳态性质，即国民经济各部门（在《资本论》中，主要指两大部类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和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做到按比例发展，打破部门均衡，造成生产过剩，诱发经济危机，导致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通论》同样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即二者都从供求两个角度指出资本主义自发生产条件下经济危机和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成因，提出宏观经济均衡增长的思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马克思还是凯恩斯，他们的宏观经济均衡增长思想都是“应然”的而非“实然”的。
当然，与凯恩斯主义致力于修补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但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解决按比例发展宏观经济问题，避免对经济社会的周期性破坏，实现宏观经济均衡增长。
（二）不同之处
1.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使用唯物史观来研究经济社会，强调宏观经济及其微观基础的客观物质性，马克思对物质资料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基础的论述更是被誉为他的两大主要发现之一。而在《通论》中，凯恩斯受边际革命后经济学界强调主观心理作用的影响，从主观因素出发，提出宏观经济领域的三大规律，涉及消费、投资和货币经济，但因未能揭示主观心理规律的客观物质基础，所以导致他的对策治标不治本，因而无法应对战后的“滞涨”。
2.阶级立场。阶级立场的差异在这两部著作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资本论》虽然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做到客观严谨，但就其倾向而言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性或党性，即要为广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而服务。为此，《资本论》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资本主義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所体现的阶级矛盾，这条线索可以贯穿全书始终，就宏观经济理论部分而言更是如此。例如，在研究宏观经济增长和周期时，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体现的阶级矛盾是不能用提高工资这样的方式所能解决的：“我们只需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当然，这种剖析并不仅局限于产业资本，还拓展到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地租，从而揭露整个资本家集团瓜分剩余价值，集体剥削工人阶级的阶级实质。同时，作者在分析资本有机构成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同时，指出剩余价值率不受影响，而且绝对利润额还有所增加，进一步促进资本积累，造成贫富分化，形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可见，作者在论述宏观经济时，做到了透过经济现象看本质，揭示现象所隐藏的阶级关系。而对比《通论》，则仅仅就现象而谈现象，未能触及阶级关系的实质。
3.微观和宏观。在《资本论》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经济理论高度统一，通过资本运动规律相契合。无论微观的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还是宏观层面上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其微观基础都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最微观的经济细胞——商品开始进行逻辑推演，构建了微观与宏观浑然一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而反观凯恩斯主义，其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至今仍未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将《通论》中所体现出的宏观经济思想，与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进行机械地“综合”，形成“新古典综合派”，但因为这种综合过于生硬，使其宏观理论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以至于产生一系列争议，甚至导致学派的分野，如“两个剑桥之争”，并为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留有空间。
4.供给与需求。《资本论》基于唯物史观，因为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所以在论述宏观经济时比较注重供给侧：即物质资料生产，包括从产品和价值两方面分析物质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形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两个基本原理。而《通论》则侧重于有效需求，主要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通论》在分析宏观经济时主要着眼于短期，而《资本论》则基于中长期的历史观察而推演出相应的科学结论。某种程度上讲，历史唯物主义对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作用的认识，可以看成与古典经济学“供给决定需求”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这自然也就与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决定供给”的思想直接对立。
此外，《资本论》关于劳动力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思想，渗透出人力资源的理念，但《通论》则偏于强调劳动力就业数量而非劳动力就业质量，忽视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其投资决定经济增长思想所发展出的索洛模型等将其视为外生性因素，直到内生型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起来后才加以修正。
三、理论比较与中国经济现实
《资本论》虽然研究的是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就其基本规律而言，仍然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通论》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经过比较，可以更好地加以运用，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把握辩证关系
1.把握总量增长和结构均衡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可以通过需求法，用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净值来衡量，但仅靠总量性指标并不能科学地反映经济发展，毕竟发展不仅包括数量增长和规模的扩大，还包括结构的演进和质量的改善，为此应该重视结构均衡化发展。总量增长和结构均衡化发展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辯证关系。从对立角度看，根据《资本论》，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或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往往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本身正是基于结构非均衡化发展。而从统一角度看，再生产或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做到产业结构按比例发展。这就要求宏观经济决策中要结合《通论》中的有效需求理论，充分理解并正确把握总量增长和结构均衡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其中的供求结构关系问题，为此还应该注意把握供给侧改革和提高消费水平之间的辩证关系。
2.把握供给侧改革和提高消费水平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五大方面，其中去库存、去产能实际上说的都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产业结构要按比例发展问题。这里关键是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比例关系问题，正如作者在《资本论》第三卷所指出的那样，生产“所使用的机器的数量和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但并不是和劳动生产力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也就是说，不是和这些机器提供的产品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鉴于产品价值本身就体现经济社会的生产关系，劳动力价值的载体是消费资料，消费资料的生产及其比例关系直接体现生产关系。为此，应该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结合消费需求的变化，自觉调整生产比例。此外，在去杠杆方面，要用好虚拟资本，做好产业融资，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并调整借贷消费方式，创新金融产品结构。
（二）做好理论结合
1.把自觉运用生产价格规律与有效需求原理相结合。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服从生产价格规律，生产价格由平均利润形成，而平均利润则由资本在各行业部门之间运动而形成。由于利润平均化是一个长期性变化规律，因此生产价格也是一个长期性价值，长期来看，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而波动。但从短期来看，有效需求直接决定就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价格规律和有效需求原理同样具有学习和借鉴意义。二者的结合实际上可以做到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相统一，即在微观价值决定基础上的有效供给（再生产）与有效需求的统一，让市场价格真实反映供求信号并能够有效调整资源配置，尤其是在物质资料生产领域的产业部门问的配置，从而有助于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化发展。
2.把自觉运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相结合。《资本论》提出，剩余价值所形成的平均利润分配正比于资本有机构成，即资本有机构成越高，所分配到的平均利润越多，乃至可以超过本部门劳动者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这实际上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机器大生产，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高度现实性。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随着工业化发展和积累的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而绝对利润额增加，从而增加积累，进一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由此形成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由于资本和利润本质上都体现了生产关系，因此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体现了技术革新和机器大生产发展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这个规律暴露出生产和消费、生产扩大和价值增值、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不妨适当运用这种规律，规避内在矛盾，化解经济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稳定转型发展。
作者：潘志
第2篇：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对我国的几个启示
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体制改革引领下的社会各领域的改革，均离不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不可否认，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货币、财政、税务等经济理论，可以为我国改革实践所借鉴，提供解决一些表面经济问题的思路，但问题的根本和实质，仍然需要从马克思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去探寻答案。如当前我国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协同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辩证的思维和发展的眼光，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与马克思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已经融入了我国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愈久弥新的理论品质。
加强宏观经济科学发展的周期调控
马克思经济发展周期理论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而言的，其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各阶段特点进行分析后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要经过消沉、活跃、繁荣、危机、过剩等阶段。也就是说，发生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特别是各自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不一致的，再加上我国相对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直接移植马克思经济发展周期理论是不合适的，但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我国完全可以借鉴马克思经济发展周期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重点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来规避市场经济发展中可能会出现的供给过剩、局部危机等经济现象。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强有力的宏观经济调控，保持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与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借鉴马克思经济发展周期理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针对当前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组合拳”，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侧重点在于：一是要以间接调控为主。尽量避免“硬着陆”，多采用“软着陆”的方式，防止对我国经济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伤害；二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当前政府手中的资源较多，但经济领域的事务应该交由市场来办，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三是要注意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要将我国经济有机地溶入到国际经济的大潮中，合理利用利率、汇率、财政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等方式，与世界经济保持同步，通过外部经济来解决内部经济的问题。
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优化调整
产业结构是一国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其发展的平衡性与协调性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马克思通过考察第一、二产业及其内部的发展关系，提出了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第三产业总量很小，没有上升到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因此，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并没有涉及到第三产业，但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已经上升到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与时俱进的要求，有必要将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实质扩展并延伸至所有产业经济领域。
按照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我国当务之急是要对产业结构关系进行优化升级：一是要处理好工业、农业、服务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坚持粮食安全、重工业的基础地位上，要积极向现代科技引领下的绿色农业、新型工业、高端服务业迈进；二是要处理好不同产业经济内部的发展关系，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创新型产业，前者主要在促进就业、打牢产业基础方面着力，而后者则要紧跟并超越国际先进水平，在占领行业和技术最高端方面着力；三是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大融合、大发展。
构建经济供需两端的均衡发展动力
马克思宏观经济均衡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对社会总资本进行分配时，必须按照合适的比例分配到各个部门，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最终实现供求平衡。如果供给充足，但消费不足，那么就容易产生经济危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固有属性。在当前形势下，当社会供给侧达到一定程度，而需求侧相对不旺盛，这时如果没有进行经济的干预和管控，就可能发生一些经济风险或经济危机。
按照马克思宏观经济均衡理论，结合我国实际，在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当前亟需在消费需求方面做文章。如我国政府当前努力提高居民收入、“藏富于民”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如何提高消费需求，从我国宏观经济方面来看，当前主要是在加强社会保障的基础上，使社会公众有钱消费，并且通过消费来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在投资方面，我国政府要继续向基础行业、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让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广大人民。在出口方面，我国要在巩固发达国家市场的基础上，重点开发新兴国家市场，让“中国制造”叫响全世界。与此同时，我国的生产供给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质量和技术含量，加入更多的创新元素和时代内涵，让“中国创造”走出国门，引领世界未来发展方向和潮流。
破解当前社会就业困境和失业难题
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劳动人口现状进行考察后认为，从表面上，在经济发展不同周期内，对人口就业有很大的影响；但从深层次原因来看，资本积累是导致失业的必然因素。因此，马克思失业理论将失业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有标签进行了论述。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当时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将没有失业作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加以表述。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建设和发展，我国同样产生了不少失业人口。
反观马克思失业理论，其是在资本主义特定环境下进行研究的，即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失业现象。而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共产主义阶段还有较大差距，并且当前我国实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具有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由此出现失业问题就属于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现象。
纵观我国当前人口发展及失业现状，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求的总量失衡。我国目前人口基数大，这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二是劳动力供求的结构失衡。在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方面，由于体制和机制方面的诸多原因，造成了“二元”或“多元”现象，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不匹配现象日益突出，从而导致整体性和结构性失业并存的局面。
按照马克思失业理论，要破解我国当前就业困境和失业难题。首先，必须保持经济发展的一定速度，用持续发展来消化人口就业压力；其次，调整并优化经济结构，注重发展第三产业对人口就业的吸纳能力，尽可能创造并拓宽更多的就业渠道和发展空间；最后，充分发挥政府在就业方面的宏观调控作用，利用政府手中的经济、法律、制度等调控手段，为充分就业提供政策支持和综合保障，履行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方面的应然职责和使命。
作者：陈煜
第3篇：对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两大流派的评述
前言：凯恩斯创立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对干预主义产生了较大的抵触，围绕着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干预主义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发挥的重大作用，干预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视，并且将之广泛地应用。本文对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两大流派的评述，回顾了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通过对比分析，干预主义更加适合经济发展，并且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论分析
干预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通过国家政策，干预经济发展，使经济发展更加适合于当下发展实际情况。干预主义承认市场的存在的弊端，认为市场必须经过政府的有利监控，才能更好地实现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满足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1]。
自由主义则认为，经济的发展不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完全要以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不应该起到任何的作用。自由主义的发展，是源于当时西方君主立宪制国家出现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一个自由空间，完成了封建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度，在那一时期，自由主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进步，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的主导者。
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出现的时间较早，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就出现的经济发展理论，并且对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贡献。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出现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市场，完成了自身商品的倾销。在那一时期，市场具有一定的自由性，并且以卖方市场作为主导。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发展出现停滞，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广阔的占据市场，并且通过技术手段革新，增强了市场的竞争能力。在这一时期，卖家市场的局面开始渐渐扭转，导致很多商品无法销售，从而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一战后，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渐渐出现，使干预主义经济出现萌芽。随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期，也就是1929年-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为黑暗的五年期间，经济危机爆发，导致剩余商品被倒入大海、烂在仓库，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一时期，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移矛盾，开始走上了战争的道路[2]。
而除此之外，像是美国则采取了“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就是发扬了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经济理论，通过国家对市场进行完善，使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能够进行有计划的干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并且一步一步消除了经济危机的恶劣影响。干预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完善了市场存在的弊端，使经济发展在政府的干预下，能够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渐渐开始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注和认可，尤其是在二战后，开始得到了全范围的推广和应用。干预主义经济政府的发展，主要是对“理性人”的一种肯定，认为“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市场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相关制度不过健康，导致市场存在着较大的弊端。日后经济的发展，将实现一种买家为主的市场。即商品的销售，需要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要，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卖家的经济效益。而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显然违背了这一点。可以说，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自由主义的发展，与当时的背景环境是不可分开的。
二、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实践分析
针对于西方经济理论两大流派的评述，本文主要选取的时间段为1929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凯恩斯的干预主义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且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二战后，西欧国家普遍采取了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当二战结束后，西欧各国由于受到战乱的影响，建设事业处于百废待兴的发展阶段，单靠企业的能力，很难实现国家经济建设的复苏。在这一时期，各国普遍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到了复苏，并且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时期，经济总量再度位于世界领先地位[3]。
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实践分析，除了西欧国家外，在美国表现的最为明显。上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美国政府的经济发展主要以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为依据，通过政府干预，使美国经济平稳发展，并且保持着较低的通胀率。政府干预主义可以更好地对市场进行调节，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的发展情况，指导企业进行经济生产，使企业能够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美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在上世纪末，曾出现过经济萧条的阶段，在那一时期，也是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对抗最为严重的时期。美国资本主义学家认为是干预主义起到了阻碍作用，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那一时期，自由主义盛行，美国总统里根、老布什推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策略，但是并没有扭转不利局面，反而加剧了经济发展的颓势。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继续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并且有效地将“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进行有机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局面，但是在实际上，克林顿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依旧是延续了干预主义[4]。
结束语：综合美国、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实例，我们不难看出，干预主义对于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是自由主义无法相比的。通过对比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两大流派的理论和实践情况，政府干预主义可以更好地对市场弊端进行调节，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
作者：赵振杰
第4篇：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完美结合
如何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实际问题，是许多政府部门需要直接面对的难题，同时也是研究人员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又是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公民所关心的事情。我国对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总体起步较晚，相应的宏观管理理论和实践与国外差距较大，尚有许多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已有的这方面教材，主要介绍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虽然理论性较强，但是缺乏联系实践，同时针对性不足。因此，现有教材还不能够满足高校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需求，同时也不能满足对宏观经济学感兴趣人士的要求。
赵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编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已于2010年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是第三版。该书基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引入大量具体的宏观经济管理案例、特别是引入了我国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中国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为主要阐释对象，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出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该书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它的出版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还是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现实中，要想从“我听说过”进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翻阅《宏观经济学》一书时，给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赵德海、和淑萍为首的编写团队甄选相关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实对读者来讲这更是抛给我们很多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相信此书无论是对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对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作者：黄清
第5篇：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来的，揭示了要保证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都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没有宏观理论，认为总量平衡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发明和专利，特别是近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奠基人凯恩斯曾经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斥为“陈腐的经济学教本”。实际上，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已经有明确的表述，他虽然没有使用过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范畴，但他的确提出了总量平衡的思想。学习和整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对于我国目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首先指出，社会再生产是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统一。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同在于，宏观经济即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两者的统一，单个资本即微观经济只是生产消费和交换的过程。马克思指出：“这个过程，既包括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成交换。”
其次，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实现核心问题在于实现两个补偿，归根到底就是按比例问题。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表现在市场上，就是要求所有生产部门做到两个方面，一是要卖得出去，把全部产品卖掉，收回价值，实现价值补偿。二是要买得进来，通过购买，把已消耗掉的各种物质资料买回来，实现物质补偿。考察社会再生产，就不能把物质补偿作为外部条件来假定，必须同时研究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
再次，马克思分析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时，是从社会总产品的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入手的。从实物构成上看马克思把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从而社会生产部门相应的地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Ⅰ）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Ⅱ），当然两个部类的内部，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更小的生产部门。社会总产品按实物构成分为两大部类和按价值构成分为三个部分，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理论的前提。
（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简单再生产只是扩大再生产的一个特例，故本文不加以赘述。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是指在社会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进行的再生产。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必须要有一部分ｍ转变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设表示用于个人消费的ｍ，表示用于积累的ｍ，表示追加的不变资本，表示追加的可变资本，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模型：
Ⅰ（ｖ＋ｍ）＝Ⅰ（）＋Ⅱ（ｃ＋）（１）
Ⅱ（ｃ＋ｖ－）＝Ⅰ（ｖ＋＋）＋Ⅱ（）（２）
（１）式表明，第一部类生产的资料除了补偿本部门消费资料的不变资本以外，剩下的可变资本和ｍ部分必须能够补偿第二部类的消耗的生产资料Ⅱｃ和满足两个部类的追加的生产资料的需要Ⅰ（）＋Ⅱ。从而证明，生产资料的供给必须等于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的需求与第二部类生产资料的需求。（２）式表明，第二部类的消费资料除了满足本部门劳动者的资本家消费者需求以外，所剩下的不变资本和积累的ｍ部分必须能够满足第一部类劳动者和资本家消费的需要Ⅰ（ｖ＋ｍ／ｘ）以及两个部类追加的劳动者消费的需要Ⅰ（）＋Ⅱ。
（４）（５）式依次变换为：Ⅰ（ｃ＋ｖ＋ｍ）＝Ⅰ（ｃ＋）＋Ⅱ（ｃ＋）（３）Ⅱ（ｃ＋ｖ＋ｍ）＝Ⅰ（ｖ＋＋）＋Ⅱ（ｖ＋＋）（４）
把（６）式和（７）式相加得：
Ⅰ（ｃ＋ｖ＋ｍ）＋Ⅱ（ｃ＋ｖ＋ｍ）＝［Ⅰ（ｃ＋）＋Ⅱ（ｃ＋）］＋［Ⅰ（ｖ＋＋）＋Ⅱ（ｖ＋＋）］…………（５）
（５）式表明，社会总供给等于社会总需求。由此可以得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所阐明的是宏观经济均衡问题，其中有两点：第一，社会必须将社会总资本按一定的比例分配到各个经济部门，具体而言，就是要保证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满足一定比例关系。第二，要求社会总供给必须等于社会总需求。
二、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对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意义
经过长期的大规模的建设，从１９９６年开始，中国经济成功的告别了短缺时代，而且在相当多的领域出现了产品的供过于求。自１９９８年以来，由于针对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政府在公众储蓄增加，企业投资低迷的形式下，连续几年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无疑是去弥补投资与储蓄的某些缺口，对拉动投资需求，走出通货紧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政府投资的扩大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但是这并未带来人们预期的投资引诱相关产业投资的扩张，以及民间投资扩张的加速效应，也没有利用国债投资转化的收入效应改变居民消费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刺激民间投资意愿增强和由此诱发的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
（一）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同时考虑投资品的供给和需求，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二者之间的均衡。增加需求不仅仅在于总量上的盲目增加投资。这势必造成个别行业的投资过热，从而影响总量的均衡和结构均衡。
固定资产投资量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以“六五计划”到“八五计划”时期，除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以外，其余年份投资和ＧＤＰ均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并且投资的增速很多年高于同期ＧＤＰ的增速。这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初期，轻重工业品严重短缺，只要进行投资和生产，产品不怕无销路，利润回报很大。进入“九五”以来，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宏观调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压缩膨胀的投资规模。以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经济由“买方市场”转化为“卖方市场”，产品全面过剩，内需不足。居民储蓄居高不下，２００２年底，据中国人民银行月度统计，我国居民储蓄余额达８．７５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５％。整体上看，在依托投资和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中，高储蓄额无疑是潜在的巨大资源，也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潜在力量。
由于近几年扩大内需的方针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加快，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投资与储蓄之间存在更大的差距，表明，生产资料供给和第一部类生产资料需求与第二部类生产资料需求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造成这个缺口的主要原因是投资的需求不足而相应的投资供给过剩。
我国仍然处于转轨时期，结构性问题是制约市场机制运行的直接因素。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点是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体现在对投资品供给巨大和由此引起的消费品供给的连动扩大。即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的供给大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由此造成第一部类的内部失衡；而通过投资品供给巨大带动的相关消费品的供给扩大，又使得第二部类的消费资料的供给大于第一部类的第二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表明，生产资料的供给和需求要实现均衡，投资的结构要进行较大的调整，也就是说，要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实现。对一些出现过热势头的行业，应压缩投资规模。
第二部类内的结构失衡还表现在消费品结构失衡上。有资料表明。我国在传统工业消费品上生产能力是闲置的。而同时，一些高科技产品的生产部门却一直发展不快。２０００年我国高科技产品增加值的比重只有１２．７％，还远低于发达国家３０％的水平。消费品结构的失衡使消费品供给出现严重的扭曲：一方面，传统产品如纺织品轻工品、普通家电等大量积压供给过剩；而另一方面，一些高科技产品，多附加值产品如电子信息产品，生态农业产品等发展迟缓，供给不足。由此看来，消费的资料的供给和需求要实现均衡，必须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两方面同时入手，实现结构的升级。从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必须深化改革，改善投资环境，优化投资结构，通过市场力量促进结构均衡和总量的均衡。
（二）解决市场机制运行的障碍在于消除消费的体制性压抑
我国当前由于低收入者的购买能力不足而产生的过剩，解决的办法应在于从需求管理转变为收入分配政策，扩大低收入者的收入，从而提高其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对治理有效需求不足和启动市场是有根本意义的。
中国的贫富差距之所以形成长期扩大的趋势，是转轨与发展双重作用下的多“二元结构”的结果。一方面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计划控制资源能力逐渐消减。市场配置资源能力逐渐增强的转轨过程中发生了多元的变异，除了城乡差距扩大以外，还出现了城与城，乡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的问题。城乡居民收入比１９９５年为２．７１：１，２００２年扩大到３．１１：１，收入差距拉大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这种势头不适当的加以控制，就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给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产生不利的影响。
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就会使总消费的水平下降。所以，对于我国当前由于低收入者购买力不足而产生的过剩，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必须考察利用收入政策进行收入的再分配，提高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从而使他们的潜在的消费意愿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扩大了，投资需求也就得到了放大，从而，经济失衡也得到调节。
作者：邹升平
第6篇：基于经济理论历史脉络的企业收入分配宏观经济效应探讨
“市场的自发调节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一结论最早见诸于亚当·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后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一思想不断得到系统化的完善与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一般来讲，微观经济学领域关于“完美市场”的阐述多建立在以最大化为基础的假设条件下，以供求和边际分析作为工具，得出市场自我调节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以及得到均衡价格的结论，然而，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循环使得完美市场假设迅速得到抨击，针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的经济大萧条，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支持国家干预经济”学派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认为经济处于供过于求是一般均衡状态，由此引发失业等问题，政府应以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为导向，提升社会有效需求，实现供求均衡。
经过近40年的发展，以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滞涨”现象迅速使得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局促无力，新出现的供给主义学派登上历史舞台，提出了“供给曲线垂直情况下，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只会引起物价上升而不会带动国民收入增长”的观点（图1-C），认为只有增加供给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弗里德曼主张通过制定稳定货币增长率使得需求和供给同步上升，进而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宏观经济理论以“AD-AS”模型为基础的调控时代到来（如图1），政府以税收、公共支出、转移支付、货币供给以及调节利率等措施作为手段，增加总供给和总需求，在稳定物价的同时实现国民收入增加和促进就业。
针对资本主义世界频繁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则在剩余价值和唯物史观视角下论述了危机的根源及解决方法，从所有制改革出发，认为生产力必须要适应生产关系的改变。不断发展的经济理论在完善经济问题解决途径的同时，却始终没有根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失业等社会问题依然时有发生，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代表的经济问题再一次显示了在开放的世界中经济危机具有跨国、跨地区传导性的特质，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流向和人民币远期升值问题始终活跃在经济前沿，大量文献集中于讨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内在关联，而对于收入差距加大对于经济增长的阻碍效应讨论较少，因此，本文提出以企业作为核心经济体的收入分配问题要通过了解企业收入的宏观效应来进行解释和研究，并据此探究根本原因和政策建议。
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经济效应
（一）供给过剩
企业家在提供生产资料的同时，产品和劳务收入分配以企业家作为决定核心，员工需要基本生活支出对应最低工资水平，通过工资的递增而选择工作地点和工种，而企业家从相反的利益考虑出发，总是希望留存更多利润，双方间的博弈使得全社会工资水平不会低于基本生活开支，这种较低的收入分配比例就会造成社会生产过剩或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家留存大部分利润，再生产水平扩大，社会供给进一步上升，伴随企业家个人收入扩大，支付能力增加，而企业家人群数量的较小规模使得其有效需求增加水平并不足以对全社会需求水平构成冲击，员工人群数量的庞大在构成全社会有效需求的绝大比例的同时，却始终受限于低收入水平带来的较小支付能力，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就构成了全社会有效需求不断萎缩而产品服务供给循环上升的局面，全社会产能过剩，下一步便是企业产品无法变现或无法产生现金流而导致的破产，社会失业水平剧增，进而导致经济危机。
（二）供给不足
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如果从相反的方向出发，相对于前一种情况而实现较多提升，即企业家收入降低、利润留存率降低、员工收入水平上升，经济就会陷入供给短缺的局面。由于企业家生产积极性下降，其对于再投资的热情也会削减，一方面，企业家前期为生产而投入的显性资本包括厂房、机器和资金等都会丢失机会成本，另一方面，企业家在整个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所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也都无法得到补偿，并且无限制的承担企业的生产风险。一般来讲，由期望收入而不是实际收入决定的企业家生产积极性在循环经济均衡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投资的实际收入并无法通过预期而完全实现或吻合，如果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有所提升，企业家期望收入便会下降，进而丢失生产积极性，生产规模萎缩，而员工却由于较大比例收入而具有了较强的支付能力，全社会有效需求上升，增加的需求与减少的供给便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供需矛盾从而产生。
（三）宏观经济常态化特征
一般来讲，宏观经济总是保持供给过剩的特征，即企业收入分配比例维持较低水平，而通过剩余产品内耗转出口的方式则可以缓解生产过剩，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内耗转出口也并不是最终解决方案，长期来看还会造成更大规模、更高水平以及更为复杂的经济问题，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掩藏在金融体系危机表象下的是房地产经济的供给过剩和过度金融创新，其符合自然状态下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偏低的特征，金融机构以利益诱导而推出的房地产次级贷款拉动有效需求，而衍生化金融资产的发展更是将信用链条进一步扩大，购房需求的增加进一步倒逼供给，表面繁荣的美国房地产经济得以产生，而潜在源头的贷款本金利息偿付危机则实现了逐步的积累，偿贷压力削减社会有效需求，当供给过剩重新走上台前的时刻，日积月累的供求矛盾便使得链条式经济危机产生，全球相关经济随之缩水，而不断上涨的美国利率则引发了危机的导火线。
（四）中国的企业出口创汇和人民币升值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内需不足问题是长期积累的历史问题，因此创立出口导向型经济符合国情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企业产品和劳务的国内销路流通不顺畅、出口产品的外部需求旺盛这两方面因素都使得出口经济一度迅速增长，长期性的贸易顺差在创造巨大外汇储备规模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和人民币升值趋势的加深使得资产缩水严重，严重依赖出口的企业收入模式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加剧贸易失衡，从而使得人民币陷入升值循环。另一方面，强烈依靠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旦面临外部需求下降，便会出现经济危机，进而引发社会危机，据统计，汇改后，我国人民币升值累计达到20%，对整个国内经济增长都造成巨大影响。
均衡性经济增长的效果实现
通过分析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经济效应，可以发现构成宏观经济运行个体的企业事实上在收入分配比例方面与经济运行整体态势存在较强的因果对应关系，如果经济处于均衡性增长过程，既没有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也没有出现供给过剩，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依然很高，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得以实现，此时对应的企业收入分配比例便是均衡性增长分配比例，任何小于这个比例数值的分配方案都会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供给过剩，任何大于这个数值的企业收入分配比例方案都会造成社会产品供不应求，出现经济萎靡，物资短缺的现象。对于企业收入分配比例的主动调节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向一般均衡靠拢，实现动态的供求平衡和稳定增长，在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偏低的常态化经济现象下，生产过剩现象出现频繁，因此对于企业收入分配比例的人为调控提升是使经济走出库存压力的有效途径，伴随这一过程，企业员工收入持续增加，支付能力加强，社会有效需求在前期较小的情况下向供求平衡过渡，企业产品价值实现。对于企业家而言，收入分配比例的提升造成企业留存利润下降，企业家个人收入下降，而前期库存商品的价值实现又反过来提升企业家收入，因此从总体上看对企业家的利益影响较小，企业家有理由进行再生产，这整个过程实现了扭转供给过剩和经济均衡增长的双重效果，是良性的经济发展结构转移。
应该注意到，如果企业收入分配比例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均衡增长需要的比例范围，经济就会重新陷入供不应求的怪圈，短期的困境重新来临。一方面，决策者要求员工的收入水平提升，社会有效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企业家二次收入增加的部分弥补这种收入分配比例增加效应造成的企业家收入减少，从而使得企业家生产积极性增加，再生产和再投资热情提高，产品和服务供给增加，使得有效需求和供给重新回到均衡水平。此外，在全社会生产过剩的条件下，企业家调控收入分配比例并不会使得全部员工的支付能力得到平均和一致的增加，有时小范围核心员工的支付能力增加对于全社会有效需求的提升作用可能是很小的，因此就难以使得社会产品价值迅速实现，国民收入整体水平变动较小，企业家就会丧失收入分配改革的动力。
从企业家的视角观察，国民经济似乎难以自行从产能过剩中得到逆转，经济自发调节作用不强，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是必要而且符合经济逻辑的，社会经济职能部门必须依据详实的统计数据和宏观经济信息对经济运行进行把握，建立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和社会经济增长状态之间的双向关联参考，主动对经济均衡的背离进行及时纠偏，即对于产能过剩或物资短缺实行状态相反的作用力冲击，人为启动经济增长的均衡靠拢模式，既避免经济增长对于动态均衡的大幅度偏离，又要始终维持一定自由幅度的波动空间，使得供求矛盾在双向间都有缓冲空间，将其对经济的负面冲击维持在可接受的最低范围内。
结论
企业收入分配比例的宏观调控是解决全社会供求矛盾的重要措施之一，化解供需矛盾的积累作用对于防控经济危机和维持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目前存在的内需不足问题，单一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是根本解决之道，增加国内居民的有效支付能力是重要的应对方案，因此提升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并且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可以消除目前全社会产能过剩的局面，并且附带效应还包括解决依赖出口造成的贸易顺差负面效应，维持外汇储备实际财富额。从长远来看，以调整企业收入分配比例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措施可以实现我国经济由依赖外部出口向平衡内外需求战略转变、稳定人民币汇率以及外汇储备保值等经济效果，并且为人民币进一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作用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增长提供动力。
作者：李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