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许多重要战略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有效化解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符合内在经济规律
(一)要素结构发生重大阶段性变化
1、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
劳动力投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之一。劳动力数量、劳动时间、就业参与率等因素决定了实际可就业劳动力总规模。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总量增速放缓以及人口总量峰值的即将到来，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峰值，2011年起这一比例开始下降，2015年已降至66.3%。自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不断减少，到2015年减少至9.11亿人，2012—2015年累计减少了超过1000万人。
另一方面，受总人口增速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深化影响，不仅仅反映在劳动投入中就业人数下降的情况，而且还要考虑单位劳动力劳动时间变化的影响。我国劳动时间总体上也呈减少态势：一是目前我国就业人员的劳动强度总体上比较高。2010年，欧盟和美国的就业人员年平均周工作时间大约为38小时，而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就业人员年平均周工作时间大约为46小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闲暇的需求也将稳步提升，从而导致我国就业人员劳动时间趋于减少。二是教育层次提高将降低劳动时间。不同教育层次的劳动力周工作时间也有较大差异，其中以初中学历的就业人员劳动强度最高。目前我国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水平还在不断上升，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平均劳动强度。三是劳动参与率呈下降态势。虽然我国仍然是世界上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广大国民对其生活质量要求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我国劳动参与率呈减少态势。
总体来看，我国劳动力投入规模呈现减少趋势，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由正转负，将会直接下拉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
2、储蓄率回落导致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
一是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导致储蓄率下降。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抚养比逐步回升，到2015年末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6.1%。也就是说我国创造财富的人群在减少，而需要抚养的人群在增加，这会导致每年创造的财富更多消费掉，而不是积累起来，因而国民储蓄率呈逐步下降趋势。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相应降低居民谨慎动机。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这会减轻居民后顾之忧，降低居民储蓄动机。三是要素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储蓄率。长期以来低工资、低利率、低资源产品价格、低环保成本带来的“低价工业化”现象逐步消失，要素价格加快改革步伐降低企业储蓄和投资倾向，企业储蓄率降低。2010年，我国储蓄率达到50.9%的峰值后出现了下降趋势，2014年下降到48.8%。总体来看，国民储蓄率降低必然导致投资率相应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减弱。
3、全要素生产率内部结构出现较大变化
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要素效率的变化情况，各种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内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升有降。(1)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有所减弱。现有体制机制难以适应新常态下增长动力转换要求。目前，资金、土地等要素价格仍然扭曲，难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国企管理体制僵化，国有资本投资效率较低;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不健全、执行不力，严重制约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过去一段时期，我国累积的各种体制机制矛盾增多，改革进展相对缓慢，释放的制度红利在减弱。(2)劳动力转移效应降低。随着农产品和工业品、服务品相对价格的调整和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差距不断减少，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趋于缩小。(3)对外开放的技术溢出效应降低。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中低端技术我国已经基本掌握，引进中高端技术难度不断加大。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潜力明显下降，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仍处于酝酿期，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明显加大。(4)人力资本在不断改善。近年来，我国明显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各种职业技能培训明显增加，人力资本在逐步提升。(5)技术进步对效率的贡献稳中有升。近年来中国研发(R&D)投入稳步增加，2014年R&D占GDP比首次超过2%，标志着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
4、环境约束因素加大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主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一，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当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环境容纳、净化和转化污染物的能力下降后，必须人为的恢复环境对污染物的处理能力，从而占用了大量劳动、资本，增加生产成本，造成经济增长减速。
(二)经济总量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总规模的不断增加，经济增速呈边际递减特征。从经济总量来看，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0.4万亿美元，增量超过8000亿美元，相当于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015年中国GDP增量规模也超过5000亿美元。一般而言，一国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经济规模增大而边际经济增速会递减。
(三)产业结构变化因素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而工业比重不断下降。2012年起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2015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高达50.5%，而第二产业占比降至40.5%。相对而言，当前中国服务业的单位劳动产出率和边际资本产出率要比第二产业低。当效率较低的部分产业比重增加，而效率较高的部分产业比重下降时，将会导致总产出的增速放慢。因此，服务业占比提高会导致整体经济的增速降低。
因此，从要素结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等方面看，中国经济逐步转向中高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不仅中国国内各级政府、企业和居民要认识到这种发展趋势，而且国际社会也要认识和适应这种变化，不能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在高速增长状态。
二、中国仍然具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
(一)我国储蓄率仍然保持较高水平
目前，虽然我国国民储蓄率已过高峰值，但是国民储蓄率仍然高达46%左右，仍显著高于大多数国家的平均水平。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储蓄率一般会回落至20%左右。当前，我国不仅储蓄率较高有利于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而且具有广阔的投资需求空间。我国在中西部地区高铁和城际之间高铁、城市地下管网和地铁、棚户区改造以及保障房建设等公共基础设施领域仍有较大的投资需求空间，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消费基础设施方面需要大量投资，此外在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环保领域，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等方面也需要大规模投资。因此，我国仍然具有丰富的资金来源和广阔的投资空间，由此使得资本积累仍然可以发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二)较大的地区发展差距带来产业梯度转移效应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存在着巨大发展差距，东部的北上广深等地区高楼大厦林立，人均地区GDP早就超过世行划分的高收入的标准，而且服务业比重在70%左右，也属于后工业化的状态。但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村发展还非常落后，中西部地区在人均GDP、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等方面均显著落后于东部地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东部地区逐步丧失比较优势的部分电子、服装等产业，逐步转移到重庆、成都、郑州等地区，有力地推动了上述地区的经济增长。我国是一个城乡之间和区域经济之间差距比较大的发展中大国，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就会使得城市和沿海地区有可能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农村和内地获得新的优势，进而使得一些产业、产品的生命周期加以延长，这种跨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效应会产生新的生产力，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将会释放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现阶段一个权重极高、综合性极强、产业间关联效应最为明显、要素资源最为集中集聚发挥作用的城镇化，已经成为影响未来几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最为重要的动力。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9.9%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国民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当前，仅仅完成现有城市常住人口的市民化就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发展空间。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将会使得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并且促进消费，也会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以及服务业发展等领域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最终将会为提高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重要动力。
(四)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
先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速的时期具有两大显著的特征：一个是人均GDP已经跨入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另一个是城镇化进程基本完成，城镇化水平趋于稳定。国际对比发现，2015年中国人均GDP为7924美元，仅相当于目前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标准线——人均GDP12736美元的62%，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尚有较大差距。2015年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2%，是世界人均GDP的79.5%。再从城镇化水平来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距离城镇化基本稳定下来还有约15个百分点的空间。因此，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国际对比来看，中国经济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依然具有较大的后发优势。
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在潜在增长率水平逐步放缓的过程中，不断克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并在反复震荡中努力寻找经济增长新的平台期。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呈阶梯式L型增长态势，总体稳定并趋向于潜在增长水平，但短期内也会出现波动和反复。
三、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着短期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结构性、体制机制性矛盾。化解产能过剩的任务十分艰巨，房地产库存压力较大，企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政府财政收支压力加大，金融风险开始显性化，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不断积累，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因此，必须全面系统地部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战略上看，结构改革推进非一日之功，要打持久战，从战术上坚持以问题导向打好五大歼灭战：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即“三去一降一补”。
(一)供给学派起源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思想传承于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供给会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供给学派并没有完整的理论和政策体系，是适应西方经济滞胀的背景而产生的。
(二)供给侧结构改革内涵及必要性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有效供给，更好满足最终需求，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为何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二是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三是推进供给侧改革与推进全面改革相吻合。四是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三)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点误解
一是简单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供给侧改革。西方供给学派主张主要是四减四促：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促私有化、促市场竞争、促企业家精神、促创新。然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着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基本国情、面临的发展任务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当时的情况有较大差异。因此，我们只能借鉴，绝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
二是加强供给侧改革，需求管理过时了，甚至要紧缩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当前，我国只有保持经济适度稳定增长，才能为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一旦经济过快下滑，就业等社会矛盾凸显，那么就难以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
三是供给侧结构改革为新生事物。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所有的改革理论上都是从供给侧考虑，无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改革发展、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此次全面深化改革，均是从供给端出发，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四是供给侧改革是搞新的“计划经济”。此次供给侧结构改革决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而是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往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总体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把握、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和重大实践创新，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着力点。现阶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抓好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降低企业负担、强化风险管控等重点工作。
作者：牛犁 来源：中国经贸导刊 2016年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