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调控作用体现为：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制度创新和微观的企业技术创新、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社会就业的优化、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资本投入的优化。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先后配套了超过4万亿元资金作为“需求刺激”的短期政策，在“保增长、稳增长”的短期政策目标下发挥了“扩大总需求”的宏观管理目标。但是在中长期来看，这种需求管理带来了个别行业国企“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大宗商品产能严重过剩和库存压力巨大等后遗症。
对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的出台主要是从两种层面进行调整：对于存量改革来讲，主要是为了实现去库存、去产能、去僵尸企业的政策目标;对于增量改革来讲则是为了实现对相对紧缺物资部门的投资、提高有效需求的有效供给。我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于宏观经济管理的调控作用至少可以从制度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社会就业、资本优化这样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供给学派”与熊彼特的经济创新理论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认知逻辑，即他们都把“创新”作为提高微观生产效率、供给产出的一种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生产要素。在熊彼特看来，企业生产或供给的创新来源于这样几个潜在的层面：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的产品市场开发、新的原材料或劳动力、新的产业组织、新的制度或机制创新[1]等。当新制度主义产生以后，创新理论中的“制度创新”被拔高到一个全新的、系统的高度，被赋予了一种与技术、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齐名的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后，执政团队提出了“新常态”的理念，此后又在2015年底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思路，这种改革思路带有明显的西方“供给学派”的特点，因此被一些学者贴上了“新供给经济学”的标签。但是我们认为，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种“新结构经济学”知识论的实践产物，是一种基于国情出发、同时又借鉴西方相关经济理念的产物。我们认为，我国此次进行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及其附属的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换言之，这种结构性的改革对于宏观经济管理来讲，最为核心的不在于“供给”或“需求”单方面的调整，而是着眼于对经济结构的整合、调整，当然这种调整的最核心部分在于“制度创新”[2]。这种制度创新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各种资源中的基础性地位是这种制度创新的核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素价格扭曲的特征，这种要素的扭曲根本上是由“制度创设”这种人为的政策导致的，这种扭曲的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集中有限的资源在一些较为关键的产业比如国防、航空航天、军工、重工业、大宗商品行业、金融等行业实现了做大做强，但是几十年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扭曲却带来了“供给”——“需求”结构的失衡，带来了突出的社会问题，比如房地产、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立场就是通过人为的政策引导这种制度创新来矫正几十年以来的要素市场扭曲，从而在配置市场资源上寻求一种帕累托次优。
其二，传统的基于大量生产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应该从制度上进行清算。与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相伴随的除了要素市场扭曲这种制度的产物以外，高投入、低产出式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严重的负外部性和负面经济溢出效应，比如典型的环境污染问题、能源损耗问题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必报组成部分就是与“供给侧”相关的制度创新的问题，当然这种制度创新通过倒逼作用还带来了企业生产技术的创新。
二、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运用的主流分析框架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它认为对经济增长的本质应当从“经济结构”入手来分析，因为“经济结构本身不断变迁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3]。在这种新结构主义的视角下，我国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最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就是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控作用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供给侧的改革作为撬动整个宏观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杠杆表明我国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依靠政府大规模投资实现“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认识，确立起了“供给侧”是经济增长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认识。林毅夫教授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思路来讲，充分发挥自身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4]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最为根本的动力机制。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力求通过制度的引导和监管来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将现有的产业结构从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逐步朝着“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创新性产业结构发展。
其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宏观经济中供需结构的优化。学术界有学者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冠之以“习近平经济学”之类的称谓，主要原因在于习近平将这种供给侧改革拔高到了一种“宏观经济均衡”的新结构主义高度，对于化解过剩产能、使供给侧的生产更加能够适应需求侧的需求具有重要的“均衡”作用。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动力机制方面，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远非够用，“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5]。
三、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社会就业的优化
我国开启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短期来看还看不到会对社会就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在传统的“需求侧刺激”时期，凭借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带来社会就业率，但是这种依靠财政赤字、积极的货币政策带来的短期宏观经济利好却是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为代价的。当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进入“供给侧”周期后，中长期来看随着对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僵尸企业”等的治理进度加快，很大程度上会带来社会就业放缓、失业率上升等社会问题。但是在一个长期的经济视角中，随着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减轻，一个更为合理的劳动力价格生成机制、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将会形成。同时，随着政府对社会劳动力的培训、再就业的扶持、“互联网+”时代的创业政策等的扶持，我国劳动力就业的优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四、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资本投入的优化
在充分挖掘供给侧增长的潜力方面，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税负成本、管理成本和有效地引导社会资本向“有效供给”的产业、领域、创新等方面投资是实现供给侧改革成功的关键。
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映在金融创新方面体现为金融价格的市场化，意味着传统金融价格扭曲的终结。利率市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股市注册制等将成为金融改革的新常态，金融价格将呈现出动态化的市场化配置现象，对于引导资本分流到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资本支持”的显著效应。
另一方面，在资金的存量和增量方面，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通过制度倒逼、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约束，将会迫使供给侧一端上的僵尸企业、产能过剩企业、资不抵债的企业等走向终结和被市场淘汰的境地;而对于那些成长前景好的新型企业和具有较强创新、成长潜力的传统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来讲，资本的存量改革将使这些企业主体的创新能力更加强大，资本的杠杆率也会保持在一个更加合理的、符合市场逻辑的水平上。
作者：汪紫薇 来源：科学与财富 2016年3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