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决策的古典思想在我国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源远流长。如战国时代纵横家鬼谷子指出了危机决策的重要地位，认为“决情定疑，万世之基”。《孙子兵法》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告诫应对危机时决策者所应当采取策略的先后顺序。虽然中国先哲的著述中已经有大量涉及危机决策的内容，但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危机决策研究还是起步于西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危机决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并且日益重视行为科学和实证研究。随着古巴导弹危机的出现，危机包括危机决策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半个世纪以来，学界涌现出诸多关于危机决策的学术论文和专业书籍。
危机决策属于组织决策范畴内的一项内容，关于危机决策的诸多既有研究也是从组织理论角度开展的。如德罗尔便将危机决策视作国家政策（决策）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其在《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一书中指出：“危机应对（危机决策）对许多国家具有极大的现实重要性，对所有国家则具有潜在的至关重要性。危机越是普遍或致命，有效的危机应对就越显得关键。危机中的决策非常重要而且大多不可逆转。”薛澜、彭宗超和钟开斌等人也从组织角度定义了危机决策。他们通过总结国内外的诸多经典研究，从组织管理的角度归纳出危机决策的定义。认为“危机决策就是要求组织（决策单位和人员）在有限的时间、资源、人力等约束条件下制定危机应对的具体措施，即在一旦出现预料之外的某种紧急情况下，为了不错失良机，而打破常规，省去决策中的某些‘繁文缛节’，以尽快的速度做出应急决策”。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组织的视角来比较我国和西方危机决策的相关研究。而组织是由组织要素所构成的，组织要素是组织的核心部件。通过组织要素来整理危机决策研究，不仅会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也会为组织理论与危机决策理论的有机结合奠定基石。故本文立足于组织要素视角，梳理、对比与总结中西方学界对危机决策的相关研究，也为今后的危机决策研究提供一份较为系统、全面的理论索引。
一、文献梳理框架
已有一些学者对危机决策的研究现状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总结。格雷厄姆·阿利森和菲利普·泽利科（Allison&Zelikow）最早论述了（1999）关于危机决策的三种视角，包括理性行动视角、组织行为视角和官僚政治视角。但阿利森只是用这些视角来解读古巴导弹危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对研究危机决策视角的分类和总结。我国学者钟开斌对危机决策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梳理工作，他将西方危机决策的解释视角概括为了三种视角，包括认知一心理视角、官僚一组织视角和议程一政治视角。这些解释视角融合了心理学、组织理论、政治学、管理学和行为学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不同方法和观点，共同构成了危机决策研究领域的分析模式。在他看来，这三种视角的特点和侧重点是不同的：认知一心理视角以个体为中心，官僚一组织视角以组织为中心，议程一政治视角以社会情境与行动者互动为中心。钟开斌（2009）在其专著《政府危机决策——SARS事件研究》中选择上述三种视角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对我国SARS危机案例进行专门研究。而我国学界对危机决策的解释视角也有其独特之处。邱孝认为，国内研究危机决策则倾向于侧重制度视角、策略视角、经验总结视角和综合视角。
由于格雷厄姆·阿利森和菲利普·泽利科（1999）的三种视角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梳理危机决策的视角，若采用上述三种视角会使得危机决策的研究文献全部纳入综述的视野而无法取舍。而钟开斌（2007）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上述三种视角，故本文借鉴了钟开斌（2007）所界定的西方危机决策研究的三种解释视角，且综合考虑到我国的危机决策现实情况，选取了一个更为微观的组织要素视角，并以组织理论中著名的利维特一斯格特的组织模型①（见图1）作为文献梳理的框架支撑，借此来梳理中西方学界对危机决策的相关研究。
在利维特一斯格特的组织模型中，组织要素以及组织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被清晰地呈现出来。采用该模型进行梳理危机决策研究，可以立体地、宏观地把握在危机决策时，组织环境、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技术和组织参与者所发挥的作用。但该模型也并非没有缺陷，因为在该模型中，组织制度被分散于组织结构和组织技术等组织要素之中，没有凸显出组织制度的重要作用；且该模型没有突出组织行为和组织心理等要素，而是把行为和心理都作为了组织参与者所附带的要素。
二、组织目标与危机决策
目前，西方或者中国学者尚未直接或专门地研究组织目标与危机决策之间的关系，而大都是把危机决策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既定条件。既有的研究多以国家为分析单位，以国家的某项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Dyer，1974；Ahrari，1987；Haney，1997），特别是以外交政策、对外政策等为研究对象，以战争和经济危机决策为研究重心，如对印度经济危机（In-dias Devaluation of 1966）（Brecher，1977）、一战二战（Maurer，1995）、慕尼黑危机（Black，1980；Famham，1992）、中东战争（Mor，1991）、古巴导弹危机（Allison，1969；Herek et al.，1989；Allison，1999）、台海危机（Taiwan Strait Crisis of 1996）（Yue，1997）、美伊人质危机（薛澜、张强、钟开斌，2003）、北京危机（Beijings Crisis）（Dittmer，1989）、中国2003年非典危机（钟开斌，2009）等危机决策的研究。国内有学者指出，“危机决策的首要目标就是控制危机蔓延，保护社会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尽可能地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中西方学界从组织目标角度对危机决策的研究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但突出存在着两个特点：第一，中西方学界都很少有文献直接研究组织目标与危机决策之间的关系，只是间接地指出了其中的关联；第二，中西方学界都以经典的危机事件案例作为兼顾组织目标和危机决策的研究对象。
三、组织结构与危机决策
从组织结构的角度对危机决策的研究是学界研究的焦点、重点和核心。总体来看，学界对危机决策组织结构的研究可按照研究对象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对不同政权类型危机决策（Trumbore&Boyer，2000）或政府系统体制、机制（彭宗超、
钟开斌、喻彤钰，2005；郭瑞鹏、孔昭君，2005；黄开腾，2007；罗自刚，2010；Qi，2009；Luo&Lv，2010；李娜、姜庆志，2012）的研究。第二类是对某种特定专业组织结构（如医院和高校等）的危机决策的研究（万立东等，2003；李治、程鸣，2007）。第三类是对危机决策的组织结构的批判与改进性研究。这类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西方学者赫尔曼（Her.mann）和斯玛特（Carolyne&llan）等。他们立足于批判现有的危机决策组织结构，然后设计出新的危机决策单位。赫尔曼认为，危机决策通常是由一个联系紧密的小型群体做出。这个群体会面临着如何解决问题、满足人们需求、资源的迅速变化以及情绪的压力。卡罗林等接着指出，赫尔曼所指出的这些因素使得危机决策及其执行过程容易失效。他们发展出了一个危机决策过程的概念模型，这个模型注重链接容易出现的病症，并提出了预防措施，以增加决策单位的应对能力。我国学者的研究也颇有特色，如刘霞和向良云则立足于治理理论研究了危机决策系统的网络治理结构。胡文静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汶川地震中应急管理组织结构，认为“应急管理组织结构网的网络密度较小，平均距离较大，不太适宜信息的共享及传播”。
中西方学界从组织结构角度对危机决策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常常注意区分影响危机决策的组织结构因素的因变量和自变量，通常通过先建立研究假设，以实证数据来证实或证伪研究假设，从而得到结论（Her-mann，1972；Carolyne&llan，1977；Trumbore&Boyer，2000）。而我国学者的研究还是停留在概念的介绍、中国政府危机决策结构的现状和优点缺点的分析、通过对比中西方危机决策结构的不同来提出改进危机决策机构的对策和建议等研究的初级阶段（彭宗超、钟开斌、喻彤钰，2005；刘霞、向良云，2005）。二是中国和西方学界研究的组织类型从宏观的国家政府到微观的专业组织，研究内容从危机决策的主体到危机决策的体制和机制，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研究的方法论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
四、组织参与者与危机决策
联结危机决策与组织要素的关键环节是组织的参与者。组织环境（如危机环境）影响组织参与者的心理，进而影响组织的危机决策行为。学界对危机决策参与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类参与者身上，包括危机决策者（Mongar，1969；Tjos-vold，1984；Oneal，1988；Mor，1991）、政府（张建荣、余玉花，2010；邱孝，2010）、大众传媒（蒋海文，2008）、公众（万朝珠，2012）和危机应对小组（the Crisis Team）（King，2002）。对这五类参与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特别是聚焦于组织决策者身上；较少有文献涉及到组织层面，特别是组织心理与危机决策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我国对危机决策者的研究多是采用实验研究法，且立足于从决策者的个性、情绪、身份、心理的认知一心理视角。西方学者对危机决策者的研究要更为全面一些，有不少文献超越了个体层面的认知一心理视角。较早期的研究多是从决策者的个性出发，通过分析战争中著名的危机案例（如古巴导弹危机和阿以冲突等），来说明决策者个性与行政组织的相互作用对危机决策的影响。如莫格尔以美国时任总统肯尼迪为例，以其四项著名的危机决策为证（包括古巴导弹危机、猪湾危机等），证明了在一定的情况下（如同时挑战一个国家的意志和领导者的自尊），决策者的个性会与决策过程所涉及的行政系统相互作用、发生“共振”，进而影响危机决策。也有学者认为决策者的个性并没有改变危机决策的进程，决策者也是按照理性选择模式进行的危机决策。他以埃及总统纳塞尔在1967年中东危机的决策为例，认为其危机决策的失败并非直接印证了决策者个性或认知的缺陷。奥尼尔从决策者的理性决策角度出发，认为学界之前的研究，如官僚政治、组织过程和个人压力模型是个人在危机决策时缺乏理性的有力解释——是错误的。他认为，在危机情景下，人们依然是根据线索、证据的权重来做出理性决策。特吉斯伍德立足于危机决策者的管理身份角度，认为决策者会吸取下属的意见到他们的决策之中，使用专门的信息来做出有效的决定。
总体而言，中西方学界从组织参与者角度对危机决策的研究有个显著的差异：西方更加关注危机决策者，我国更关注政府。但中西方对危机决策参与者的既有研究都存在三个缺陷：一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是决策者和政府，忽略了决策中的其他参与者的意见、情感、行为甚至是其存在对危机决策的影响②。二是由于对组织参与者个体层面的过分关注，以至于忽视对组织参与者所拥有的组织心理与危机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三是学界特别是西方学界通常以案例分析为研究方法，关注的案例往往是战争危机的案例，往往是国家层面的危机，较少涉足较低级别和较低层次的普通危机决策（Mongar，1969；Mor，1991）。因此，能否将从高级别、高层次的战争危机所概括出的危机决策相关结论上升为普适理论，进而推广到较低级别的、较低层次的普通危机决策，存在着较大的疑问。
五、组织环境与危机决策
学界对危机决策组织环境的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注重研究组织面临的不同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Vaaler & McNamara，2004；招志蕴，2006；吴应会；2010）。有学者认为组织的外界环境会误导组织对公共危机的判断，进而导致组织做出不当的决策。如维勒和麦克纳马拉指出，信用评级机构对经济危机的判断会影响组织的危机决策。
第二类是关注到了组织域层面的危机决策治理模式的研究。如刘霞和向良云从危机决策网络治理结构出发，研究了组织域层面的危机决策。认为“危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环境的常态，而单一政府危机决策主体因为其种种缺陷而成为危机应对的掣肘，甚至形成许多新的危机源。塑造由多元决策主体所构成的公共危机决策网络治理结构，成为了必然的选择”。钟开斌从信息在组织域的不对称分布指出了我国公共危机决策中存在的问题。
第三类是关注危机决策对组织环境的适应性策略的研究。如桑坦等认为危机决策是发生在官僚组织政治环境中的，这使得危机决策往往是失效的。而对于危机决策的最好战略是危机决策应当在协商的环境中进行，这样可以共享团队精神和合作。
中西
方学界对危机决策组织环境的研究有两个相同之处：一是，均注重研究组织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通常是研究“危机出现一组织环境变化一组织应对”这一过程之中所发生的诸多归因性、过程性和应对性研究。二是，均缺乏危机决策对组织环境影响的专门研究，一般都是研究组织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但显而易见的是，危机决策对组织内部、外部和组织域的环境也会产生影响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更注重研究组织外部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Vaaler&McNamara，2004；Santen etal.，2009），较少涉及组织内部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而我国不仅注重研究组织外部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招志蕴，2006；吴应会；2010），还十分重视组织内部环境特别是组织内部的科层环境对危机决策影响的研究（刘霞、向良云，2006；钟开斌，2009）。
六、组织技术与危机决策
学界对危机决策中组织技术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研究危机决策中的“硬”技术，侧重于危机决策中的数理分析与模拟推演。这方面的研究所用到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包括信息论（朱晓峰，2006；罗雪明，2006；钟开斌，2007；朱晓峰、潘郁、陆敬筠，2008；钟开斌，2008）、模糊集合论（Fu，Yuan，2008）、绩效评估技术（周庆行、唐峰，2005）、情景分析技术（吴应会，2010）和决策模拟技术（黄谦、胡晓峰，2001；彭学君、李志祥，2005；秦大国等，2007）等。
既有研究所关注的另一方面的组织技术，是危机决策中的“软”技术，侧重于危机决策中的监督保障与结构设计，这包括了伦理学（何思平，2007；Thomas，2009；阮光册，2012）、决策咨询（舒婉，2011）、决策监督（陈俊夫，2010；肖飞，2011）、结构设计（陈晓剑、刘智、熊宇，2008）等方面的研究。
总体而言，中西方学界对危机决策中组织技术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的特点。一是对危机决策的研究注重跨学科技术、方法、理论的应用，如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中的绩效评估技术被应用到危机决策的评估中来。二是我国基于信息论的研究占有很大的比重。中西方学界对组织中的危机决策技术的研究也至少存在着两点差异：首先，我国学界比西方学界更重视对危机决策组织技术的研究，因为我国对危机决策组织技术的研究的文章更多一些。其次，研究切入点不同。西方学界对危机决策的研究的切入点更小、更细、更具体，往往关注某类组织或者某领域的危机决策技术；而我国学者的研究则更为宏观，往往以国家、广义的“大政府”为研究对象，不够具体和细化。
七、组织的其他要素与危机决策
组织要素不仅包括目标、技术、结构、参与者和环境这五类，还包括其他要素，如组织资源和组织文化等方面。学界对危机决策的研究也涉及了组织中的其他要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研究：首先是组织文化与危机决策的相关研究（Stockaetal.，2007；Deverelletal.，2010；Monten，2010）。这类研究较为新兴，是目前危机决策理论的研究前沿方向之一。西方学界比我国更偏重于这类研究，不仅研究危机决策对组织文化的影响，也研究组织文化对危机决策的影响。在诸多的研究中，德沃尔等人所做的研究最为细致，他们根据组织在启动危机管理战略的能力、适应管理和处理危机的执行力——这三个方面的不同，将组织分为三类，以检验不同类的组织在应对危机挑战时的表现是否不同。根据验证，完全适应型组织（Fully Adapting Organization）在战略、管理、执行层面均适应；半适应型组织（Semi-AdaptingOrganization）在战略层面适应，但缺乏根据新的战略改变管理和执行水平的能力；不适应型组织（Non-Adapting Organization）则首先便没有掌握战略层面的转变的重要性。德沃尔等人认为，“组织文化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被强烈的专家文化（strong expert cultures）统治着的半适应型组织和不适应型组织很少倾向于改变，而完全适应型组织则有着以灵活性为基石的组织文化。”也有学者从危机决策影响组织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如默坦等人认为关于海湾战争的危机决策激起了美国军队强有力的组织文化，而且美军的组织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危机决策。
其次是对危机决策与组织要素的交叉研究。西方学者更为重视这类研究，包括危机决策参与者与技术的交叉研究以及组织结构、环境与危机决策的交叉研究。如斯尼泽科等人认为危机管理（包括危机决策）需要训练参与者的危机决策技术。张林等人从组织结构的设计、重组与外界环境的关系上对危机决策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对比分析了80个真实的组织案例和80个电脑模拟的组织，得出了危机影响组织的内部绩效和外部绩效的结论，认为高效组织不一定能在危机环境中持续高效。而且组织面对危机时的结构重组，不仅需要理解外部环境，还需要理解组织设计陷阱（Organizational Design Traps）。
再次是对危机决策组织程序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均重视对其的研究，如何瑞克等人对二战以来的美国所遇到的19个国际危机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高质量的决策程序比有缺陷的决策程序会带来更好的危机处理结果。刘霞等人（2011）认为：“危机决策是非程序性决策，但是在非程序性中也有程序。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没有固定的危机决策程序可供遵循，每一种程序模式都有其对应的危机情景，只有根据具体的危机情景灵活采用恰当的权变策略才是有效的。”
最后是对危机决策影响因素的综合性研究。这类研究广泛地涉及了组织要素，包括组织参与者、文化和资源等。这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我国学者门伟莉和邓尚民以企业组织危机决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危机情景下决策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将危机决策影响因素分为七项基础决策变量（包括经验知识、创新思维、决策自信、决策意愿、团体信任、组织文化、资源能力）和五项特定决策变量（包括危机属性、信息来源、组织地位、政府作用、利益相关者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所设变量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的结论：“组织决策团队成员的经验知识、创新思维、信任、自信、意愿、组织文化将成为企业组织决策有效性的基础，企业的资源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着决策的有效性
，面临危机时，能及时恰当地调配企业的人力物力，可以帮助组织顺利地转危为安。在决策之初，确定危机的属性、信息来源与获取程度、组织地位、政府的支持均与决策的有效性呈正相关。组织决策成本与决策有效性呈负相关，企业组织长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顺利实施与决策的有效性呈正相关。”
八、结论与展望
纵观中西方学界从组织要素视角对危机决策的研究，经过细致的对比，我们可以归纳出至少六个特征：第一，从组织目标角度而言，不管是西方学界还是国内学界从该角度对危机决策的研究均较少，只是间接地指出了组织目标与危机决策的关联。第二，从组织结构角度而言，中西方研究的组织类型多样、研究的内容覆盖面宽。研究的组织类型从宏观的国家政府到微观的专业组织，研究的内容从危机决策的主体到危机决策的体制和机制。第三，从组织参与者角度而言，西方更加关注危机决策者，我国更关注政府，且都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对决策中的其他参与者的研究，也忽略了组织心理与危机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第四，从组织环境角度而言，中西方均注重研究组织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西方更注重研究组织外部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我国不仅注重研究组织外部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还十分重视组织内部环境特别是组织内部的科层制对危机决策影响的研究。第五，从组织技术的角度而言，中西方学界均注重跨学科技术、方法、理论的应用，均注意将其他学科的技术、方法和理论用于危机决策的研究，丰富了危机决策理论。第六，从组织的其他要素的角度而言，西方比我国更加侧重于组织文化与危机决策的相关研究。但中西方都十分重视对危机决策组织程序的研究。
通过梳理和总结学界从组织中的各要素对危机决策的研究，我们还概括出了中西方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切入点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和特征。首先，中西方学界的研究切入点有着一定不同。西方学界对危机决策的研究的切入点更小、更细、更具体；而我国学者的研究则是偏向宏观研究，往往以国家、广义上的“大政府”为研究对象，缺乏微观的深入分析，不够具体和细化。其次，中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不同。西方学界在早期以定性研究为主，现阶段更注重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并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我国学界对危机决策的研究刚刚起步十余年而已，还停留在对西方研究的介绍和对国内危机决策的归纳、总结阶段，还是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较少。再次，一些文献开始呈现出认知一心理、官僚一组织、议程一政治三种视角融合的趋势，难以明确地区分是从哪个视角进行研究的。最后，与西方研究不同的是，国内的研究较少关注国内大型的危机决策事件，而西方学界往往十分关注对著名的危机事件的研究。
在今后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对危机决策的研究应该更多地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以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应该更多地对国内著名危机决策事件的总结和研究；应该试着更多地以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为研究对象，细化危机决策的多主体研究，增强危机决策的微观研究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学界对危机决策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此外，未来的危机决策文献梳理还要更多地关注有关学术专著的梳理，同时在现有梳理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有关的具体梳理分析框架，以便对有关的研究文献有一些更深入细致的了解和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