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凯恩斯主义总量调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备选工具，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研究长期假定，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由唯一的政策当局控制，用以实现彼此矛盾的增长、就业和物价等宏观经济目标。实践中，财政货币政策的操作模式通常遵循如下原则：出现以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衰退时，政府应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和货币供给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出现以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为特征的通货膨胀时，政府应减少财政支出规模和货币供给数量，减少有效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越来越高，财政与货币当局权力划分趋势愈加明显的政策实践，凸显联合考虑财政货币政策并进而研究其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渠道及运行机理，有助于深入理解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指导财政和货币政策设计，并进而形成对宏观经济总量调控模式的有力支持。
一、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综述
与依据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的传统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重新界定财政货币政策类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类型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为基础的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方面。简单地说，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1，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
（一）突出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的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获得作为宏观经济学标准推断的常识性结论。概括而言，名义利率多于一对一地随通货膨胀上涨的泰勒规则有助于经济稳定论述，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的联合设计问题可被简化为两个递归解决的独立问题：首先，与财政方面隔离开来，货币政策参数单独决定局部均衡确定性条件，理由是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其次，在确定货币均衡动态学的基础上，财政政策是‘消极的’，使政府债务动态学以稳定方式演变。
政府不违背预算偿付能力约束的李嘉图等价假设下，泰勒规则理论和实证文献都集中于与财政政策相隔绝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唯一渠道是总付税（lump-sum tax）变化，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是传统的货币主义和李嘉图主义。由此，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相比，财政政策规则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甚至不存在广泛认同的简单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原因在于：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财政政策指标的可靠季度数据；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存在使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反应的识别非常复杂[5]。明显不对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分析，使得泰勒规则文献框架中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的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研究
与泰勒规则文献相反，价格水平财政理论[1，6]遵循一般均衡价格水平由以确保政府清偿力为目标的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政策行为组合决定的理论逻辑，探究积极财政政策规则下实现债务动态学确定性均衡所引发的一般均衡价格水平变化及决定。将确保政府跨期偿付能力作为实现价格稳定性的前提意味着，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担更高政府债务偿还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与私人部门最优化条件结合，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关键就是处处成立动态均衡条件通常又被称为政府跨期预算约束。Buiter（2002）认为，就所有正向价格序列而言，政府应选择满足约束的政策变量序列，Leeper & Yun（2005）则将合并的货币和财政当局视为选择与均衡条件一致的政策变量序列。：全部名义政府债务（高能货币加未指数化债务）的真实价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均衡动态条件影响均衡价格水平过程时，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广泛存在于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动态模型，无论政府以本币标值出售债务，如绝大多数OECD国家，还是发行真实债务，如指数化通货膨胀或以外币标值的国家。
引入收入税和弹性劳动供给，Leeper等[7]在总付税禀赋经济和比例收入税生产经济模型中强调税收的供给方面的效应，通过Slutsky-Hicks分解将税收变化全部效应计算为替代效应、财富效应和资产再评价效应，前两者是常见的，而第三种效应发生在税收变化通过改变均衡价格水平并因而改变私人行为人持有发行在外名义政府债务真实价值时，给出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微观经济视角。通过发行名义政府债务为税收削减融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则取决于与均衡一致的当前和未来货币和财政政策如何对税收削减反应的假设。扭曲性劳动收入税情况下，税率和政府预算间的跨期联系产生对确定财政变化的经济影响至关重要的两条拉弗曲线：一是拉弗强调的常见高税率抑制效应；一
是财政理论独有的，长期税收增长总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时价格水平下降。税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价格水平并且再评价效应可正可负，取决于经济处于拉弗曲线的位置。若税率足够高，较高税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并提高价格水平。因此，税收长期增加提高还是降低价格水平取决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现值。
二、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逻辑矛盾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者共同的逻辑矛盾在于，遵循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于特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具有有限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虑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
（一）特定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带来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对应积极货币/消极财政以及消极货币/积极财政两个政策组合，有力捕捉财政货币政策运行的两种常见形态，但各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组合对应的时期。因此，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仅是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的片面和局部刻画，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组合的原因则是为满足理性预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消极，则可能存在自我实现太阳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确定；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积极，则财政货币当局都不确保满足政府预算约束，或因为违背债务横截条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为债务产出比率无限上涨而不存在静态均衡[1，8]。
（二）以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为基础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都建立在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础上。其中，最重要同时也影响最大的是与李嘉图等价有关的理性消费者、无限期界和总付税假设，故仅存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规则对应的政策组合主要考虑经济的总量需求扰动，而未考虑税收和债务政策的经济供给方面扰动。为正规考虑政府债务、扭曲税和资本积累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供给方面的宏观经济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进研究方法和扩展影响因素，提供便利条件和基础，并应体现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
（三）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假定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这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屡受挑战。继卢卡斯批判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9]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Hamilton[10]开创的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方法解决了建模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的技术难题，在过去的20多年里被广泛应用并产生深远影响。基于财政货币政策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大量实证证据[3，11]，必须存在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的理论。可以预期，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尝试引入体制转换方法，将加深对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理解，并足以产生对现有研究构成挑战的新结论。
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论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一）财政货币当局博弈论方法的代表性观点
作为理论文献研究的重要领域，财政货币当局博弈论研究（又称策略相互依存）的研究动因在于，欧洲货币联盟实施的稳定和增长协定严格限制使用反周期财政政策，其意义不仅在于避免债务过度积累或阻碍自动稳定器运行[12]，而且，其引发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对作用问题，实质就是财政相机抉择与货币政策承诺关系。
分别以短期货币市场利率和基本盈余/潜在产出作为货币和财政工具，Mélitz使用OECD经济数据发现财政货币政策倾向于彼此相反运动，也即两者策略替代（strategic substitute），而且，较高的债务负担倾向于引发调整过程。Dixit等[13]基于中央银行仅局部控制而财政政策立场也直接影响通货膨胀模型，发现财政相机抉择破坏货币承诺：财政政策存在提高产出和通货膨胀倾向时出现替代性趋势，而财政扩张存在非凯恩斯主义（也即紧缩的）产出和通膨胀效应时出现互补性；中央银行试图获得低于财政当局设定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目标水平时，两政策制定者相互冲突的目标导致典型的次优纳什均衡：货币政策过于紧缩，而财政立场不充分扩张。Von Hagen等[14]发现两个政策制定者的相互依存是不对称的：较宽松的财政立场匹配货币紧缩，而货币政策宽泛地适应财政扩张。Hughes Hallett等[15]表明，财政货币政策冲突可能内生于中央银行偏好的选择：支持价格稳定的强烈偏好可能诱致更关注产出的财政政策制定者当选。Buti等[16]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依存的特定形式，也即策略替代和互补二者之一，并不必然根据冲突和合作解释，而是可以根据冲击类型来解释的。中央银行以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目标为目标，而财政当局追求产出和赤字目标，需求冲击不产生相冲突的政策，而供给冲击必然诱致相冲突的政策。
（二）财政货币当局博弈的VAR实证研究
与单方程方法强调财政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结构参数不同，VAR模型技术以简单直观的估计策略包括政策决策的经济效应识别以及政策当局对宏观经济的反馈反应，将其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结构紧密结合，可以更全面科学地探究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模型结构冲击，以及变量间交互影响机制。实践中，为估计结构反应函数，通常关于政策规则表达形式进行某些限制性假设，并强加或假定某些识别限制。VAR模型估计的政策反应可被解释为前瞻政策反应函数的简化形式和潜在经济的结构参数，脉冲反应可被解释为对经济未预期冲击的反应。
为捕捉财政货币政策策略依存变化，Muscatelli等[17]用贝叶斯VAR方法考察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目标的反应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彼此依存关系。实证研究结果可概括为：第一，并非所有G7经济都是策略替代的。即使同时考虑财政货币政策，仍能获得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
胀冲击反应以及产出和通货膨胀对利率冲击反应的合理刻画，与已有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研究结论大体一致。高负债水平引发财政政策调整的Mélit结论仅在德国成立。第二，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不明确，财政对通货膨胀冲击的反应难以探测，但VAR识别的财政冲击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财政和货币政策变量的相互依存是高度不稳定的：货币财政政策策略互补时，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的反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降低。第三，财政赤字并不显著地对通货膨胀冲击做出反应，这暗含着，若财政当局乐于承担货币当局对通货膨胀冲击做出反应而产生的不断增加的债务义务，则财政政策不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因此，需要扩展贝叶斯VAR估计，为赤字关于历史债务水平反应过程建模，精确刻画政策体制转变，以此识别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依存转换背后的基本驱动力，从而检验Buti等[14]假说，即财政货币政策相互影响的本质取决于经济冲击本质。而且，因为未使用结构模型，难以解释财政和货币政策变量之间的实证相关关系：Muscatelli等[17]的研究重点是政策工具对其他政策冲击的反应，但解释VAR的固有政策反应函数非常困难，尤其是前瞻结构模型。
为给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构计量经济解释，Muscatelli等[17]估计美国1970-2001年期间结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和货币财政政策规则。基于被估计的模型实施动态模拟，考察内生变量和政策工具对结构模型方程外生冲击或政策规则未预期偏离的反应；实施历史动态模拟，向现存结构冲击和财政货币规则偏离添加额外的外生冲击，考察不同情境下政策制定者反应。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两方面；首先，财政货币政策策略互补或替代不仅取决于经济冲击的类型，这证实Buti等[16]的观点，而且也取决于潜在的结构模型假设。存在产出冲击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互补，发生通货膨胀冲击或对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冲击后，财政货币政策彼此替代。作为对政策规则未预期冲击的反应，财政货币政策工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以更加互补的方式一起运动，这是由于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变化的潜在结构和政策冲击本质：需求冲击变得更加重要，而偏离政策规则的方差开始降低。其次，为评价引入内生财政政策规则是否显著改变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通过比较被估计的货币政策规则与从最优控制框架中得到政策规则发现，若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具有惯性且不相互协调，则反周期财政政策可能降低福利。原因可能在于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的惯性本质：货币政策规则致力于经济稳定用途，而自动稳定器通常承担分配职责。因此，财政政策制定者应将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考虑在内。
四、新凯恩斯主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
（一）拓展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的新凯恩斯主义探索
总付税收、零死亡概率和无限期界代表性行为人的典型李嘉图等价成立的假设下，政府不违反预算偿付能力约束，政府债务不是提供信息的状态变量，概括代表性行为人选择的欧拉方程不存在政府债务的财富效应，经济收敛于李嘉图等价和财政动态学刻画的拉姆齐经济，经由资源收回效应，财政政策具有有限作用。Linnemann等
[18]的标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财政政策传导分析表明，若经由消费者最优化问题建立消费和闲暇（以及因而真实工资）联系，则消费是否确实提高主要取决于劳动供给和价格粘性假设。但该简单新凯恩斯主义形式受到面版数据VAR实证研究的质疑。Blanchard等
[5]和Muscatelli等
[17]表明财政冲击具有传统凯恩斯主义效应，因为政府支出增加导致产出暗含财政乘数接近或大于1。和消费持续上涨。Giavazzi等
[19]在非VAR背景探究特定时间的财政政策事件，并表明同时存在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李嘉图主义）效应。Galí等
[20]证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包括部分消费者的非最优化行为即拇指规则消费者，Gali et al.（2004）强调其不能跨期借贷和储蓄。近期文献称为非李嘉图主义消费者。，可以解释消费对暂时政府支出冲击的正向反应。本质上，若消费和闲暇间的替代效应支配财富效应，则政府支出增加导致真实工资上涨，因为拇指规则消费者花光当前收入，总消费增加。若在消费者行为中引入惯性，如习惯形成，该关系动态学能更丰富。
与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侧重直接支出、可支配收入、资产组合和财富效应
[21]等财政政策传导渠道不同，新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方法也被称为新新古典综合（Goodfriend & King，1997）、粘性价格DSGE（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方法将新古典传统的个人动态最优框架与粘性价格和/或工资假设结合，突出经济行为人有限期界和拇指规则消费者等非最优化行为假设的重要性，并考虑影响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政府债务、资本积累和扭曲性税收等因素，使得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具有更丰富的需求、供给方面效应，提高解释经济现实的能力。其一，考虑总付税或扭曲税，及其对最优化和非最优化消费者的不同影响，而且可以为薪金税的供给方面的影响建模。Edge等
[22]使用标准拉姆齐结构研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发现，扭曲税的引入使得财政政策不再是中性的，而且修正泰勒规则的已有基本结论。其二，经由政府预算恒等式，政府债务是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另一渠道。因为包括有限期界特征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债务为财政赤字融资对总需求具有偏离李嘉图等价的影响。其三，考虑政府债务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能够产生财政政策非中性，Linnemann等
[18]基于金融财富（货币和债券）对居民交易成本的影响解释李嘉图等价偏离。其四，考虑政府公共支出（投资）对私人生产和投资决策的作用，可以引入财政政策和税收扭曲的更复杂的供给方面效应。
当然，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校准和估计需要使用其它实证研究或理论先验的行为关系参数，才能模拟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影响。但因为模型方程中的相关系数是行为（结构）参数的高度非线性函数，为确保识别或在可接受的精度内估计参数，需要设定某些限制条件。因此，估计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时可以考虑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与可被自由估计的结构参数数量之间存在权衡。
（二）考虑资本积累和政府债务动态学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
作为非李嘉图主义背景
下政府债务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探索，Leith等
[23]明确考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供给方面的影响，建立资本积累和政府债务动态学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讨论李嘉图主义等价不成立的确定性均衡动态学中的简单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设计。政府债务不再仅是出现在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中的约束变量，相反，政府债务是与其他经济均衡条件交互作用，成为需要在局部均衡动态学分析中解释的重要状态变量。其中，税收是总付形式的，假定消费者死亡概率严格为正，则消费者是非李嘉图主义的，李嘉图等价不再成立。货币和财政政策被假定以简单反馈结构遵循两个程式化规则：货币政策遵循利率规则，明确规定货币工具利率如何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反应；财政政策遵循债务目标制规则，明确规定唯一的财政工具总付税率如何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水平偏离目标债务水平反应。局部稳态动态学分析表明，稳态政府债务水平在确保确定性均衡动态学中具有重要作用。在不同的稳态债务门限值，局部确定性的必要条件发生根本变化，存在由‘低’和‘高’稳态债务水平刻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稳定性体制，确定性区域以非连续方式取决于潜在债务水平，并，而非由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制定的界限区分。而且，根据政策规则的两个反馈参数，总是存在参数空间区域，确保‘低债务’稳态存在确定性动态学，但不确保‘高债务’稳态存在确定性动态学。由此，不明确考虑政府债务的当前目标水平，不可能推断与局部均衡动态学一致的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的积极和消极范围。
因此，由在偏离李嘉图主义并包括资本积累的鲜明特征下考虑政府债务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中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积极和消极财政货币政策反应不再必须与两个政策规则反馈参数的不变门限值相联系，确定性区域的重新划分以稳态债务水平为条件。这将Leeper
[1]逻辑扩展到财政政策非中性背景，颠覆货币和财政动态学相互独立的逻辑，并在总体上导致更加对称地处理货币和财政政策，这自然增强财政政策用于设计符合确定性动态学的政策规则的重要性。其理论机制则在于：其一，非李嘉图主义消费者的短视意味着，政府债务经由欧拉方程中的财富效应影响总消费动态学，政府债务动态学不能与其他均衡条件分离研究。债务水平能捕捉财政政策非中性，但财富效应的相对重要性随债务水平变化。其二，因为模型中的资本形成过程是内生的，稳态债务水平和资本挤出程度之间存在联系。这影响稳态真实利率，其又是企业边际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易言之，资本存量内生时，政府债务的财富效应带来重要的需求和供给效应，使得低和高稳态债务水平存在截然不同动态学：在高（低）债务体制，若货币政策更积极，则需要提高（降低）财政紧缩程度。
（三）经济稳定作用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
为探究哪种类型的财政政策可以与货币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稳定，Muscatelli等[24]使用被估计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规则交互作用方式。因为将新凯恩斯主义的最新进展考虑在内，如消费的习惯持续性（habit persistence）、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者最优决策的有限期界、粘性价格、政府支出和税收的消费和企业边际成本效应（经由薪金税），可以在包括部分上述特征的模型中考虑财政政策是否经由关于产出的反应规则与货币政策一起促进货币政策发挥稳定性作用，突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各种传导机制。货币政策遵循标准前瞻名义利率泰勒规则识别，财政政策采取自动稳定器的简单后向形式，用于捕捉财政政策对源于自动稳定器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滞后反应。基于美国和欧洲数据，Muscatelli等
[24]估计/校准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相结合的被估计模型的基本和修正形式，考察不同财政规则与货币规则结合时的功效。
基本模型中，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非生产性政府支出由个人所得税和薪金税支付，财政政策经由新凯恩斯主义IS曲线影响经济，并发挥有限作用：财政政策不降低对需求冲击反应的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以及由于供给冲击的产出变动性。偏离消费者完全最优化和无限期界假设后，财政政策存在降低产出变动性的巨大空间，尤其在有限期界消费者模型中，财政政策成为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因为消费者前瞻行为和李嘉图等价不成立时消费的财富效应加强。财政政策对拇指规则消费者和最优消费者具有不同影响：经由影响最优消费者IS曲线的资源撤出效应，政府支出直接稳定产出；个人所得税降低拇指规则消费者可支配收入，进而降低消费，薪金税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成本降低总供给。拇指规则消费者在财政政策传导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较多拇指规则消费者使需求和供给冲击后的经济稳定性降低，一方面，不断提高拇指规则消费者数量使薪金税更有效；另一方面，拇指规则消费者降低消费平滑程度，并通过IS曲线中利率相关系数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因此，经由影响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和支出，财政政策虽有助于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稳定效果，但力道递减。这符合Jones
[25]的论述，其使用美国的被估计随机增长模型（没有价格粘性）发现财政政策在战后时期具有有限稳定效应。当然，因为没有考虑税收扭曲，基本模型存在有限供给效应，若考虑税收对供给的扭曲效应，则财政政策显然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目标。未考虑部分消费者的非最优行为或有限期界而考虑扭曲税收的更丰富识别，Andrés等
[24]主要强调财政规则设计对产出稳定性的影响并发现，除非存在显著的真实和名义刚性，否则扭曲税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的权衡。
修正形式模型中，最优化消费者以不变死亡概率具有有限期界，债务为财政政策融资经由财富效应影响最优化消费者的消费。财政政策显著降低产出方差，但对通货膨胀变动性影响微小。部分消费者遵循拇指规则行为，债务的财富效应引入货币财政政策交互作用的一个渠道，因为利率变化将经由政府预算约束影响总需求。而且，货币财政交互作用的经济周期影响更加明显，从而潜在地提高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变动性。周期性是由于有限期界消费者对模型债务动态学反应以及消费者支出中引入惯性的拇指规则消费者间的动态交互作用。
五、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体制转换模型方法研究
遵循财政货
币政策选择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并允许存在多个体制变化，体制转换模型日益广泛地应用于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分析。Davig等
[4]估计美国战后时期货币和税收政策的马尔科夫体制转换规则，前者遵循泰勒规则，后者使税收调整成为政府债务和其他变量的函数。被估计的规则将政策行为划分为截然不同的积极和消极货币和财政体制时期，不仅揭示货币研究中流行的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行为时期，以及与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相联系的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行为时期，而且即使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历都是消极或都是积极的时期，也可能存在唯一静态均衡，避免了固定体制模型框架内经济徘徊于不确定性（双消极政策组合）、不存在均衡（双积极政策组合）或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唯一均衡（积极货币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或消极货币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时期的含义。因此，从不断经历体制变化的角度看，战后美国数据可被建模为独特的局部唯一均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根据某些概率法则改变体制，私人行为人将随机体制过程嵌入其预期函数和决策规则，积极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期仅是定义行为人决策规则的状态向量的可选实现值。消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行为并不意味着均衡是不确定的，经济可以暂时经历积极财政政策和积极货币政策组合时期而没有可怕的经济后果。作为结果的体制转换模型动态学与固定体制模型不同，主要是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财政扩张的反应。积极货币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下，税收削减产生通货膨胀和产出上涨，这是固定体制模型由于李嘉图等价不能出现的反应。而且，产出和通货膨胀对独立同分布税收冲击的反应极度持续。税收削减后，消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体制与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类似。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中债务不稳定，货币政策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与固定体制模型研究类似。原因在于，体制转换均衡中，货币和税收政策的外生扰动诱使行为人相信他们的财富在初始价格已经发生变化，对觉察到的财富变化的反应决定这些冲击的影响。因此，总付税冲击总是影响总需求、通货膨胀和产出，独立同分布税收冲击经联储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被传播多期。
Davig等[4]在体制转换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中探讨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并发现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总是有效且数量效应显著。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机制作用之下，总付税冲击始终影响总需求、产出和通货膨胀，税收非中性是因为估计暗含着行为人总是为未来积极财政体制设置正概率集，这种信念使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有效。量化结果表明，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机制在美国数据中是重要的。1美元的突然暂时税收削减将长期内产出贴现现值提高到0.76-1.02美元，取决于模拟的政策体制条件。若货币财政体制不变，2%产出的暂时税收削减将长期价格水平提高1.2%到6.7%。使用政策体制被估计分布的随机模拟表明，6年后产出乘数是0.43-1.36美元的概率为80%，而6年后2%产出的税收削减将价格水平提高0.53%-2.27%。使用被估计政策过程的体制转换结构有助于将传统模型的财政含义与税收政策的巨大总需求效应的实证文献调和起来。传统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在总付税情况下产生李嘉图主义等价，但体制不断转换时税收成为重要的内生变量，税收扰动具有显著的短期总需求效应，这是分解李嘉图等价的生命周期方法不能产生的结果。
六、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趋向小结
概括起来，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新趋向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以博弈论方法探究并实证检验财政和货币当局的策略替代和策略互补关系，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内偏离李嘉图主义假设探索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渠道，重视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显然，三个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层面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将深化宏观经济总量调控理论模式的微观基础，增强其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能力，提高财政货币政策建议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总体上，财政货币政策策略依存研究突出财政货币政策当局政策制定、实施理念和方式层面上的交互作用，并经由VAR方法实证检验两政策工具交互作用的总需求渠道。新凯恩斯主义框架的最新进展，使得刻画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丰富渠道成为可能：扭曲税收的影响、私人和政府消费替代、关于价格和工资设定的税收楔子效应，以及利率政策对赤字融资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注重深入到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层面，弥补以往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中货币政策问题研究相对丰富而财政政策研究相对较少的欠缺，考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常见需求渠道传导机制，尤其是供给渠道传导机制，并在与已有货币政策研究结论比较的基础上，探究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情况下的财政货币政策的产出、通货膨胀和经济稳定效应。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体制转换模型研究则明确表明，假定财政政策体制总是固定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以及基于不变财政体制框架VAR度量财政政策冲击高频率效应的实证研究都应慎重。郑挺国、刘金全[25]和周波[11]就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规则分别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规则中存在明确的体制转换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