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运用19802006年全国22个代表性省市工业经济的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了技术创新、开放化、市场化、民营化、信息化、企业规模和人力资本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大小。结果表明，开放化、市场化、民营化、信息化、R&D投入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具有积极的正面促进作用，而工业规模与人力资本则表现出负面阻滞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隐藏在规模背后的国有因素对效率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人力资本计量指标的局限性导致了模型估计的偏误，对工业人力资本与效率的影响关系有待进一步实证。相对而言，以“开放化、市场化、民营化”为主轴的制度变革因素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
关键词：中国工业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民营化；市场化；
作者简介：王劲屹，广东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金融经济。；薛文博，广东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工业经济管理。
引言
效率分析是探求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评价经济运行质量的主要方法之一。无论是运用前沿生产函数还是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测算经济运行效率的过程本身并不能说明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经济运行效率的变化。由于影响效率变化的未知因素及其相互作用过于复杂，所以早期的效率测算只能间接地采用“索洛余值”的排除法去近似得到(Solow，1956)[1]，即使后来在增长核算中引入投入要素质量的分析仍不能完全解释效率的增长(Denison，1962；Jorgensen，1967)。大量研究表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经济改革、社会开放、基础设施、金融体制、研究开发、跨国直接投资、公共健康、产业结构、产权结构、地理环境、知识信息、政府政策、行政效率、创新精神等等，都是影响效率高低的潜在因素。对中国工业经济的运行效率而言，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产权制度(刘小玄，1995；陈宽、谢千里、罗斯基，1996)[2]、结构变动(Denison，1967；Madison，1987；郭克莎，1993；胡永泰，1998；王德文，1999；吕铁，2002)、资本深化(张军，2003)[3]，经济周期(郑玉歆，1999)、外商直接投资(王伟光，2003)、市场化进程(田晓文，1997)、金融体制(林毅夫，2000)、所有制变化(刘伟、李绍荣，2001)、以及政府效率(郑京海、胡鞍钢，2005)[4]等方面因素，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对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变动的影响机制与程度，为深入认识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和借鉴。然而从整体综合的角度来看，现有文献仍然欠缺从技术、规模、信息化、制度变革(开放化、市场化、民营化)、人力资本等角度并采用改革开放至今的连续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联合分析。为此，本文着重研究了这几方面的影响因素，重新计算了1980~2006年间中国工业经济的运行效率水平，然后运用计量手段定量探讨各因素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大小，从而为我国制定科学的工业经济管理政策提供来自实证层面的经验证据。
1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1.1技术创新因素
从世界工业经济发展的驱动模式看，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是资本驱动经济发展，而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却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创新驱动了工业经济增长，这种技术创新表现为效率的提高。工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科技创新就成为工业经济效率增长的核心环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技术、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中国工业生产中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知识、创新能力、技术进步等已逐渐成为决定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工业经济效率高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1.2制度变革因素
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或者变革也能提高生产率，一套有效的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North，1970)。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的制度环境，先后经历了以“开放化、市场化、民营化”为核心内容的3次制度变迁，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产生了重大影响。
“开放化”使得中国工业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合作中来，通过获取外来资本、技术和思想增大了中国工业经济的生产可能集，并带来新的分工与专业化，使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成为一种长期趋势(杨小凯，1989)。“市场化”本质上是资源配置权由按行政等级规则分配转向按市场交易价格规则进行分配的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运行的动力问题，使经济增长建立在一个合乎人类理性的基础之上，这就为效率增长提供了体制基础。“民营化”本质上是一个让资本产权得到真正归属的制度变革，国有垄断的破除和产权的多元化促进了竞争效率的改善。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最快的沿海地区先后出现了工业化的3种不同模式：(1)“珠三角模式”；(2)“苏南模式”；(3)“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是以引进外资和发展外向经济为主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是以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为主的工业化改革模式，温州模式是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为主的工业化改革模式。这3种工业化模式正是中国实施“开放化、市场化、民营化”制度变革提升工业经济效率的具体表现。
1.3信息因素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信息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任何其它技术，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对提高经济效率有着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信息化的发展是提高中国工业经济效率的“倍增器”。
1.4规模因素
斯密阐述了大规模生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作用，斯密理论是规模效率的一种古典解释。真正意义的规模效率理论起源于美国，典型代表人物有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张伯伦、罗宾逊和贝恩等。马歇尔论述了规模经济形成的两种途径，即依赖于个别企业对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组织和经营效率的提高而形成的“内部规模经济”和依赖于多个企业之间因合理的分工与联合、合理的地区布局等所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规模的巨大变化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1.5人力资本因素
人力资本表现为蕴含于人内部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和健康素质等域素的总和。世界银行在《增长的质量》报告中指出，过分依赖物质资本而对人力资本投入不足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人力资本理论的代表性人物舒尔茨和贝克尔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分析了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作为“活资本”的人力资本，具有创新性、创造性，对GDP的增长具有更高的贡献率[5]。
2模型设定
传统研究中，经济产出和投入的关系往往可以表示成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简称C-D生产函数)。随着经济的发展，该函数逐渐表现出种种不足。(1)传统C-D函数把生产中的重要投入要素“技术”抽象成一个既定不变的常数，这与当前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迅猛发展的事实不符，因而难以体现知识对产出应有的贡献；(2)传统C-D函数几乎没有考察制度因素对产出的积极作用，而制度的重要恰恰为现代经济学所证实；(3)政府政策、社会开放等诸多因素引起的效率变化同样不容忽视。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提出如下扩展型生产函数：
其中，Y代表工业产出，C代表剩余常量，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KF代表开放水平，SC代表市场化水平，MY代表民营化程度，GM代表规模化水平，RD表示R&D投入占GDP的比重，XX代表信息化水平，RL代表工业人力资本，α、β分别表示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γ1……γ7分别表示各类非实体性要素的产出弹性，t是时间。
3变量指标及数据处理
3.1TFP的测算
对上述计量模型所涉及到的TFP的测算，本文选取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选取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来代替资本存量指标，选取工业从业人员代替劳动力投入指标。并根据地理联系及经济联系，分别从东、中、西部地区选取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新疆等22个代表性省市，按照1980~2006年的时间顺序及投入产出指标，得到包含594组观测值共计1782个数据的时间面板。全部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在实际计算时，对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利用价格指数按照基年(1980)不变价统一折算处理。经价格调整与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由Malmquist效率指数模型分解得到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TFP变化指数。
3.2变量与数据说明
3.2.1开放化水平KF
开放化水平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一般使用进出口、FDI等指标占生产总值(GDP)的综合比重来刻画，本文采用历年进出口总额除以当年GDP表示。计算公式为：KF=(进出口总额/GDP)×100%。
3.2.2市场化水平SC
市场化反映资源配置的广度和深度。一般来说，衡量市场化程度及其变化特征可以从生产要素(资金、劳动力、技术水平等)配置的市场化比例和经济参数(价格、汇率、利率等)决定的市场化程度反映出来[8]。考虑到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投资活动是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资源配置，因而市场化程度可以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表示。本文采用统计年鉴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3项之和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计算公式：SC=(外资+自筹资金+其他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0%。
3.2.3民营化水平MY
民营化程度也即非国有化率，反映经济成份多元化的指标。本文采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计算公式：MY=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100%。
3.2.4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强度RD
根据丹尼森(Denison)和肯德里克(Kendrick)等人的研究，技术进步涉及生产要素质量变化、知识进展、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节约、不规则因素等诸多内容。为简化起见，这里采用大中型工业企业R&D投入强度近似衡量工业经济运行中投入的科技数量。计算公式：RD=大中型工业企业R&D投入/GDP×100%。
要注意的是，公式中的R&D投入是一个存量概念，应在每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新增的R&D经费支出基础上，扣除上一年度的R&D折旧，得到当年的R&D净存量，依据永续盘存法从基年逐渐累加而成，即RDt=RDt-1(1-δt)+R&D，其中δ为折旧率，一般取10%，RD表示存量。对于基年存量数据的选取，则借鉴张军(2004)的处理办法，利用基年R&D经费支出除以10%予以确定。
3.2.5规模化水平GM
一般来说，工业经济中大中型企业数量越多，工业经济总体规模越大，反之就越小，因此可以用大中型工业企业单位数占全部工业企业单位数的比例来代表工业经济的规模化水平。计算公式：GM=大中型工业企业单位数/全部工业企业单位数×100%。
3.2.6信息化水平XX
信息化水平的衡量比较复杂，国家统计局也很少专门针对信息化公布统计数据。鉴于此，本文采用邮电业务总量占当年GDP的比重来代替。计算公式：XX=邮电业务总量/GDP×100%。
3.2.7工业人力资本存量RL
本文借鉴侯亚非[9]对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分类方法，即小学按5年，初中按8年，高中按11年，大专及以上统一按15年计算，文盲半文盲则为0，计算公式为：H=P1×15+P2×11+P3×8+P4×5+P5×0，AE=H/N。其中H为人力资本总存量，P1到P5依次为大专及以上、高中和中专、初中、小学、文盲半文盲的在业人口人数，AE为平均受教育年限，N为人口总数。在此基础上得到工业人力资本计算公式：RL=平均受教育年限×工业就业人数=(全国人力资本总存量/总人口)×工业就业人数。
根据以上数据处理方法，查找《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年)及相应统计年鉴，并作价格调整后，依次计算整理得到全部7个指标的时间序列值，如表1。
4回归分析
4.1数据预处理
在数据回归前，先对表1中的原始数据作进一步处理，为与全要素生产率TFP保持可比性，令每一个原始数据分别以上一年为100转换成指数形式，然后再将得到的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进一步消除异方差。
4.2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因序列不平稳而造成伪回归，首先进行各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经ADF单位根检验可知lnTFP~I(1)、lnKF~I(1)、lnSC~I(1)、lnMY~I(1)、lnGM~I(1)、lnRD~I(2)、lnXX~I(1)、lnRL~I(1)，即8个时间序列都是1阶单整。
4.3协整检验
同阶单整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通常采用Johansen提出的关于系数矩阵的协整似然比(LR)检验方法进行。结果见表2所示，可知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模型中的8个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有且仅有1个协整关系。
4.4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格兰杰(Granger)表述定理，若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传统的经济模型通常表述的是变量之间的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通过建立短期的动态模型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它既能反映不同时间序列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又能反映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自动修正的机制。ECM估计及相关检验结果见表3。
除规模化指标外其余各变量均通过t检验，可决系数较高。误差修正项ECM(-1)通过检验，符合白噪声。可以看出，误差修正模型符合误差的反向修正机制，表明TFP增长率的变动受到协整方程的约束，对长期均衡关系的偏离会在下一期得到修正。从系数估计值-1.0935看，反向调整力度很大，说明对于工业经济TFP增长率的波动，通过开放化、市场化、民营化等影响TFP的诸因素之间的这种长期均衡机制进行自动调节是非常灵敏的。
5实证结果分析
5.1开放化积极影响中国工业经济效率
从ECM模型中的短期波动来看，开放化程度对工业经济效率具有正的显著影响。由于对数差分近似反映变量间的弹性关系，可知当开放化程度每提升1%时，相应的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TFP)就提高0.1648%。这一实测结果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符[10]。本质上，对外开放是国内经济改革的对外延伸，是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在世界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的方式，因而成为促进改革后中国工业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5.2市场化显著影响中国工业经济效率
市场化指标的回归系数为0.5845，表明市场化进程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市场化水平每变化1%时，相应的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就同方向变化0.5845%。市场化进程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显著，是因为市场化改革把一切经济活动主体推向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平台，最大限度地激活了经济活动中的竞争性效率。在中国现阶段，不仅存在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还存在处于城乡二元体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拥有众多优惠条件的外资企业与中资企业之间的竞争，特别是还存在拥有大量生产资源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正是上述由市场化改革激发的激烈竞争，使得现阶段工业经济效率得以提升[11]。
5.3民营化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具有弱的正面影响
民营化指标回归系数为0.0645，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虽然具有正面促进效应，但影响作用相对较小。相对于较早实施的开放化和市场化改革，国有经济的民营化进程起步较晚，其效率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才能显现出来。其次，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遇到了不小的阻碍，削弱了民营化带来的市场竞争效率。尽管“非公经济36条”在2005年已经颁布实施，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挥之不去，市场阻隔在一些行政垄断部门和行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领域表现更为突出，随意抬高市场准入门槛、阻碍民营企业进入的事例屡见不鲜。
5.4R&D投入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回归结果显示，大中型工业企业R&D投入每提高1%，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就提高0.2159%。自1995年以来，中国对R&D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强，全社会R&D投入总量和投入强度逐年上升。2006年R&D经费总额排名世界第6位，2007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了《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第15位。科学技术尤其是R&D投入逐年提升，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明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2]。
5.5信息化带动中国工业经济效率同向增长
信息化程度每提高1%，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就提高0.2163%。从回归系数上看，信息化与R&D投入对工业经济效率变动的影响力度非常接近。中央把大力推进信息化作为我国在新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要求“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改革开放后，中国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信息技术不断得到应用，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信息产业持续快速增长，网络规模已跃居世界首位。这些信息化改造与投入，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5.6规模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呈现负面阻滞作用
模型中，规模化指标回归系数为-0.4089，表现出对工业经济效率的负面阻滞作用。从代表规模的计量指标来看，以大中型工业企业单位数所占比重来衡量规模因素的变动，实际上代表的恰恰是很大一部分国企特别是垄断性国企的规模。莱宾斯坦指出，大企业特别是垄断性大企业，面临外部市场竞争压力小，内部组织层次多，机构庞大，关系复杂，企业制度安排往往出现内在的弊端，使企业费用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难以实现，从而导致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这就是“X非效率”。因此，规模系数出现负值不仅不与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违背，反而恰恰揭示了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真实场景———那就是隐藏在规模背后的国有因素对效率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5.7人力资本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呈现负面影响
人力资本投入的回归系数为-0.2915，表明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具有反向制约作用，这与人力资本增进效率的理论判断刚好相反。究其原因，可能是人力资本计量指标的内在缺陷造成的。正如穆力干和萨拉伊马丁(1995)所言，平均学校教育年限不是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好的计量方法，学校教育只是一方面，人的社会经历，尤其是干中学的经验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所以，用此指标代表人力资本的真实情况值得商榷，在没有更好的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出现之前，对中国工业人力资本与效率关系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实证。
比较以上几方面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制度因素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的影响作用最显著，影响程度也最深刻、最广泛。以“开放化、市场化、民营化”为主轴的改革，实际上综合起来就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制度变革的主要内容。(1)为了打破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生机活力的状况，采取了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调动生产积极性，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基础。(2)通过大量引进外资，实行对外开放，加快工业产业化发展进程。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实施招商引资，大力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加快工业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3)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的改革阶段。(4)开始探索集约化经营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其中，促使中国工业经济不断自求变革的内在诱因，正是“80年代混合双轨制下的经营僵化、90年代买方市场下的经营亏损、2000年以后市场失灵下的经营粗放”带来的3次制度困境。对困境的冲破，先后经历了管理变革、制度变革、产权变革、观念变革的4次大洗礼。管理变革的目的是解决企业与政府的委托经营问题，以获得X效率、组织效率；制度变革的目的是解决工业企业与市场的进入问题，以获得竞争效率、配置效率；产权变革的目的是解决企业与资本的归属问题，以获得产权效率、制度效率；观念变革的目的是解决工业企业与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以求转变增长方式，全面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6结论
利用扩展后的C-D生产函数推导出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协整检验发现，中国工业经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与开放化、市场化、民营化、工业规模、R&D投入、信息化、人力资本等影响因素的变动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开放化、市场化、民营化、信息化、R&D投入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工业规模与人力资本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表现出负面阻滞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隐藏在规模背后的国有因素对效率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人力资本计量指标的局限性导致了模型估计出现偏误，因而对中国工业人力资本与效率关系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实证。相对而言，以“开放化、市场化、民营化”为主轴的制度变革因素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的影响作用最显著，影响程度也最深刻、最广泛。本文来自《上海建材学院学报》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