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重要位置。目前，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开始强调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力图推动“中国制造”成为‘‘中国创造”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又将必然的承担起其历史重任。因而，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何实现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保持持久竞争力，国内学者们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就现有的研究看，经济学家较多地关注于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如姚洋(1998)发现企业技术效率和企业规模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认为所有非国有成分企业均比国有企业在技术上更有效率;刘小玄（2000)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为基础，对竞争性行业的企业进行了效率测定和比较,结果发现私营个体企业、三资企业和股份集体企业等的效率普遍高于国有企业；常黎和胡鞍钢(2011)则从企业要素配置与比较优势的关系视角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技术效率层面进行分析的，却未能关注企业运营层面。实际上，企业运营层面的研究视角更具有实践意义，因为，技术效率的决定有自然客观性难以人为改变,而管理效率则是对企业运营通盘的带有计划性的考量，可以更深刻地说明企业经营存在的问题，也具有相对更强的操作层面的政策含义。因此,本文将从管理运行效率的视角，利用微观数据来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效率。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1.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在效率研究方面,很多研究者是采用了DEA方法来进行分析,不过用DEA方法进行效率分析时适合于比较研究,并不能解析效率因素的影响差异。因此，为了探究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管理效率的因素作用特点,本文采用了回归分析方法以探究不同因素作用特点，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大样本微观数据来分析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管理效率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管理效能的状态，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方面。管理效率可以用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值来进行说明，比值越高，意味着管理费用的支出效能越低,表明每一单位的营业收入的创造需要更高的管理费用的支出。因此,本文用管理费用率即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值来作为企业管理效率状态变量的代表,也就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借鉴了当前的相关研究成果。具体来说，变量的选取主要从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方面进行筛选。就内部因素而言,所有制对于企业绩效有着重要影响（刘小玄和李利英,2005)、胡一帆等,2006);另外，由于管理费用的支出增加管理效率下降意味着企业成本的增加,将减少企业盈利能力（张淑丽和黄业德,2001);而人力资本的投资会改变劳动效率,从而改变有效劳动成本,将影响经济绩效（郭继强,2005);而且汪辉（2003)对我国上市公司债务结构的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债务结构对于其经营业绩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常黎和胡鞍钢(2011)指出要素资源的配置状态将影响到比较优势的发挥，显示企业的资源配置状态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故企业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在控制变量中用企业人均资本量来代表企业资源稟赋状况与生产技术取向从而说明资本量作为企业要素配置状态的重要影响、企业人均教育费用变量以代表人力资本投资影响、总负债比例和流动负债比例作为企业债务结构的控制变量。
而就外部因素来说，主要考虑了企业本身的市场地位以及企业上下游市场结构的影响、参与国际市场程度对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还有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特征的影响。Gomes和Ra-maswamy(1999)的研究表明了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而（2003)的研究表明了市场结构是影响市场绩效的重要因素；白重恩等(2008)的研究也说明了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会影响资本的收益；因此,在回归中，控制变量增加了出口占销售比例变量用以说明企业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企业所在产业的赫芬达尔指数以及相关上下游产业的赫芬达尔指数用以代表市场结构对企业盈利状况的影响作用。
因此,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所有制属性,人均资本量、总负债比例、流动负债比例、出口占销售比例,赫芬达尔指数、上游赫芬达尔指数、下游赫芬达尔指数、前一期管理费用比、工业总产值、新产品比例、东中西部地区虚拟变量、人均教育费用、人均工资水平、全部从而人员年平均人数、经营年数以及行业属性的控制变量等，一些需要计算的各控制变量的含义与计算公式如下：
(1) 人均资本量=净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2) 总负债比例=负债合计/净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3) 流动负债比例=流动负债合计/净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4) 出口值占销售值比例=出口交货值/工业销售产值；
(5) 赫芬达尔指数=四位数行业各企业销售份额平方后加总①；
(6) 上游赫芬达尔指数=以投入产出表为依据,设定上游产业赫芬达尔指数权重,加总求得②；
(7) 下游赫芬达尔指数=以投入产出表为依据,设定下游产业赫芬达尔指数权重,加总求得；
(8) 新产品比例=新产品产值/工业总产值；
(9) 人均教育费用=职工教育费用/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10)人均工资=本年应付工资总额丨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2.数据说明：
本文的全部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统计库（2005-2007),样本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包括全部国有和年主营收入500万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其覆盖范围与《中国统计年鉴》的工业部分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相一致，区别在于该数据库是企业层面的原始数据，是国内目前最全面的企业层面数据,而各类“年鉴”都是按不同统计口径得到的加总数据。截止2007年，该统计库共收录了我国301961家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95%左右,覆盖了我国工业的39个两位数行业。
由于样本量较大,存在不少异常观察值的样本,为了分析的科学性,减少分析的偏差，对样本进行了必要的筛选工作,删掉了法人代码相同的企业样本,每年20-30家；删掉非营业状态的企业，以营业利润率、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和工资水平三个变量为基准分别删掉了样本前后各2.5%的样本,所剩下的样本每年仍有20多万家,如此大样本下,足以满足分析的要求。
三、管理效率与经营效率的关系
1.管理效率的变化特征
如前所述,本文用管理费用率来代表管理效率。由表3.1的结果可知,2005年一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管理费用率总体呈现稳步下降趋势的，说明在市场竞争压力下，我国制造业企业管理成本控制能力是逐年提高的，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效率是有所提升的。2006年管理费用比2005年增加了0.91%,营业收入增加了9.25%,而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值下降了4.55%;2007年管理费用比2006年增加了3.54%,营业收入增加了5.14%,而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值下降了5.16%;显示了中国制造企业在单位营业收入的管理成本控制上的出色能力，因此，不仅仅是要素稟赋优势,而且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实际上也成为了中国制造业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来源之一。
①此处之所以采用四位数分类行业进行计算，是为了更精确的捕捉企业在自身所在行业中的市场垄断地位状况,若采用两位数分类则显得不够准确。
②首先根据投入产出表,将四位数行业与投入产出表的两位数行业进行对应，计算对应行业的H指数,然后以直接消耗系数表为依据,将各行业的直接消耗系数除以各行业沿行方向的直接消耗系数加总值，获得各行业直接消耗系数的权重矩阵，再用该权重矩阵乘各行业的H指数,从而得到上游行业的H指数。
下游H指数可以通过按列方向的计算获得权重矩阵，再用该权重矩阵乘以各行业的H指数而求得。
2. 管理效率与经营效率的关系
一般经营效率常常用资本收益率来进行说明，为了说明管理效率与经营效率之间存在的联系,利用STATA9.0软件,对两者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两元回归分析。这一回归分析由于目的只是在于揭示两者存在的密切联系,所以尽管存在着其他变量会影响两者的关系，但未包括其中。这种方式,是有助于揭示和理解管理效率对于企业经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事实。具体结果见表3.
3.可看出，两者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这种负向关系随着时间推移系数的绝对值逐年变大，说明管理效率对于资本收益率弹性影响逐年增加，具体来看,管理费用率提高1个百分点，资本收益率在2005年将平均减少1.97个百分点,在2006年平均减少2.264个百分点,在2007年平均减少3.076个百分点。结合前面的表1结果，可以发现,尽管管理费用比例逐年下降，其所占比重未超过营业收入的6%,但是管理费用对于资本收益率的影响却是逐年增加的即管理费用比例对资本收益率弹性逐年增加，这意味着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迫使企业不得不转向内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来增加资本收益率，因而内部管理效率的提高对于资本收益率的价值逐年增加。这一结果表明如何减少管理费用率对于提高企业资本收益率显得越来越重要。因而,研究管理效率影响因素的决定问题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四、管理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1.回归方程说明
本文的研究试图揭示各类影响因素对管理效率的影响特征。尽管存在着三年数据,但是本文未采用面板回归分析的原因在于采用面板数据尤其是平衡面板数据库，将会删掉大量的企业，在2007年就要删掉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企业，这样会导致信息大量损失并导致信息是有偏，而这种有偏的信息很难去区分其根源是什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该企业数据库是根据企业规模有选择的选取的，因此每年都存在着企业的较大规模的进出，最终使得所构建的三年平衡面板数据库只能包含较少部分的企业，这样使得这些企业的代表性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本文还是采用了以OLS回归为主,而为了获得时间维度的信息,对不同年份进行了必要的分类对比分析，对于个体产生的异方差问题也采用了稳健统计量进行对比分析。
因此，回归分析采用了逐年回归的方式从时间维度角度来比较各影响因素的作用特征，同时也可以作为回归方程稳健性检验的一种方式。通过异方差的BP检验结果发现,P值为0.0000,强烈地拒绝了无异方差的原假设，因此确实回归确实存在异方差问题。为了避免企业个体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回归系数显著性的影响，笔者同时进行了异方差稳健统计量的回归，并且将普通OLS回归与异方差稳健的回归结果并在一起进行比较。从结果来看,异方差问题并没有影响主要变量的显著性。第一列回归结果是2005年普通OLS回归结果，第二列是2005年异方差稳健回归结果；第三列回归结果是2006年普通OLS回归结果，第四列是2006年异方差稳健回归结果；第五列回归结果是2007年普通OLS回归结果,第六列是2007年异方差稳健回归结果。
具体见表3,从普通OLS回归和异方差稳健回归结果的对比，以及不同年份之间的回归结果的对比，可发现,异方差问题,并没有对主要回归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造成影响；另外在时间维度上，除了出口占销售比例变量在2007年的回归系数由负转为正以及上游赫芬达尔指数变量对管理效率的回归系数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外，其余各变量在时间维度上的影响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而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非常小的，这显示管理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是稳健的。
2.回归结果的说明
就所有制属性变量来看，该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从回归符号来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与港澳台企业属性变量符号为正值表明，就从回归系数角度看这三类企业在管理费用上的控制上都是无效率的,而相对而言,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与股份制企业的管理费用控制能力是较高的，其中私营企业的管理效率最高，数据显示私营企业在管理费用的控制能力要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而国有企业在管理费用上的控制是最无效率的，导致国有企业管理效率实际上是远低于其他类型企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属性对于管理费用率的正向影响，并不表明其管理费用的控制能力较差，而是这两类企业容易通过财务费用的控制来实现避税的目的（马翔,2005)。而私营企业的管理效率较高，是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使其不得不压低管理费用支出，而国有企业常常处于垄断市场地位中其对于管理费用的控制动机不强,导致其管理效率处于一个相对差的水平。
就企业的内部影响因素来看,人均资本量变量、总负债比例变量、出口占销售比例变量以及工
业总产值变量等四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正值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这意味着这四个变量数值的上升能够降低管理费用率，可以促进管理效率的改进，这四个变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随时间是处于下降的，说明这些变量的改善对于管理效率提高的作用也是下降的，不过就回归系数的具体数值来看,这四个变量对管理效率的改进程度将是非常有限的。出口占销售比例变量由负值转为了正值,且有显著性转为了非显著,这意味着出口量的上升带来了管理费用率的上升，国外市场开发的费用较高所致，因而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应该要开始注意平衡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关系,而不仅仅把目标只盯着国外市场。
而流动负债比例变量、前一期管理费用率、新产品比例变量、人均教育费用变量、人均工资变量、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变量以及经营年数变量都显著的为正值，除了前一期管理费用率变量、新产品比例变量和人均教育费用变量回归系数较大外，其余变量就其影响来说是较小的。可以发现,新产品比例变量具有较大的影响，说明新产品的开发容易增加管理费用致使管理费用率上升。另外,前一期管理费用率对于管理费用率有正向作用，显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也存在着管理费用粘性现象,这一结果与陈灿平（2008)的研究是一致的。这表明，控制管理费用支出对于管理效率的提高具有长期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流动负债比例变量对管理费用率的影响程度并不大，但是在2006年和2007年起影响显著性明显提高，并且系数也提升较多，而在2005年至2007年间流动负债比例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都在0.9左右,这说明中国制造业企业在2006和2007开始受到一定的融资约束,导致由于流动性负债带来的管理费用支出上升。
由赫芬达尔指数变量的结果可以发现，在本企业所处的行业的竞争有降低管理费用率的倾向，而上游和下游行业的竞争有增加管理费用率的倾向，这一结果与经济学直觉也是一致的。即本行业的竞争会有效的促进管理效率的提高，而上游或下游行业的垄断也会迫使企业提升其管理效率以压缩成本，因此,竞争是有效促进企业提升管理效率的手段。
而就企业地域位置变量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企业管理费用率要高于东部地区，其管理效率要低于东部地区，由于管理费用率在5.5%左右，西部地区企业平均的管理费用率在2005年高于东部地区1.26%,2006年高1.28%,2007年高1.12%,显示西部地区的管理效率要远低于东部地区，这也表明了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管理效率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就四位数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来看,东部地区均值为147,而中部地区均值为158,西部地区则为172,表明中西部地区竞争压力不足是其管理效率不能有效提升一个原因。
五、研究结论
如前所述,管理效率的与企业经营效率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管理效率有助于提升企业经营效率。而产权激励制度、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内部管理制度有效性是影响管理效率的重要方面,而就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管理效率的因素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一是所有制属性是影响企业管理效率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国有企业管理效率最低，而私人企业管理效率最高，股份制企业也处于一个较好的状态中，因此,产权安排对于企业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刘小玄和李利英,2005),有必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更为合理的产权安排以提高管理效率的提升；
二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对于国外市场的开发会提升其管理费用率，因此要注意平衡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与国外市场销售的关系，不能仅盯着开发国外市场；
三是尽管新产品的开发容易带管理费用率上升,但是不可由此忽视产品开发对于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四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存在着管理费用粘性现象，意味着对于管理费用控制将具有长期影响，应重视管理效率提升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五是从市场结构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竞争是有效促进企业提升管理效率的手段，因此，要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管理效率,应鼓励企业间的竞争；六是应关注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效率的提升,从回归结果看，中西部地区尤其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管理效率提升空间巨大。所以,未来的政策导向应从企业产权有效率的安排、促进市场竞争的方面来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效率。就本文的研究来说,主要是从实证分析的视角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管理效率问题进行了分析,理论层面的研究还存在不足,这是笔者下一步需要努力的方向，以试图从理论层面将其机制阐述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