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经 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工业”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 部、国务院研究室、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河北省保定市人 民政府、海南省三亚市科技工业委员会、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韩国产业研究院等研究机构、政 府部门、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中国产业用纺织品协 会等行业协会的专家，深圳能源集团、阿里巴巴集团、壳牌中国等知名企业的领导，以及《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媒体代表共10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学部委员李培林研究员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 事长郑新立、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高级统计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研 究员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论坛开幕式和嘉宾演讲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 委书记、副所长史丹研究员主持，论坛的四个主题发言环节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黄速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科研处处长张其仔研究员主持。
与会领导和专家深人探讨了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中国工业转型升级面临的问 题及应对措施等重要议题，高度评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工业发展报 告：K2014)在理论探索和决策参考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一致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19年来坚持推进《中国工业发展报告》这一重大连续性研究项目极其难得，精神尤为宝贵。
一、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及宏观调控政策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在消费需求、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 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的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 控方式等方面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趋势性变化。在这些趋势性变化的影响下，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面临 一些新问题，要坚持底线思维，采取区间调控手段，适当增强宏观调控的灵活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学部委员李培林研究员指出，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工业发 展是一个理论性和现实性很强的问题。2014年12月13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发展 新常态,从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 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阐释。所谓的“新常 态”，就是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 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 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次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 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和技术创 新推进工业转型升级无疑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主题，要认真研究新常态下的阶段变化特征。现在很多 方面都在发生深刻的阶段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发生在与经济转型相关的领域，也发生在与社会转 型相关的领域，如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就业形势的变化。李培林研究员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很 少出现当前这种经济增长下行但就业仍然保持良好状态的局面，一方面说明中国对就业问题高度 重视，另一方面说明供求关系及劳动力结构确实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另外，收人分配和消费方 面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收人差距一直在扩大，但现在中国处在转折期，2008年 基尼系数达到了最高点，最近5年在缓慢下行。这种状态是否能够保持下去，或者出现所谓的“倒U 型”曲线，还值得继续观察。同时,职业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 过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与此相对应的是，白领劳动者超过了蓝领劳动者，一 个新的白领时代正在到来，这会对消费和整个职业结构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也是值得观察的。此外， 老龄化速度正在加快，即社会负担率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当前已开始转向增长。这些与社会和经 济转型相关的趋势,对中国的未来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要认真研究这些变化所意味着的新 的发展趋势，对这些趋势的判断会影响我们对未来工业转型的预测和对工业转型挑战的应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研究员指出，从工业增长速度变化、工业需求侧变 化、工业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变化以及工业企业微观主体表现的分析，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工业经济 正走向一个速度趋缓、结构趋优的新常态。在工业增速明显下滑的大环境下，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大 体保持稳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一些重点领域的先进和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这表明中国 工业企业成长方式正在转变，成长战略已经开始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低成本战略向差异 化战略转变，企业正在探索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已开始适应中速增长环境下的生存 和发展,逐步具备适应新常态的能力。当然,必须注意的是，在步人工业经济新常态中，为了避免工 业增长“失速风险”和工业结构“失衡风险”，必须转换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从传统增长点转 向新的增长点，这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寻求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的新动力，从而真正实 现“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他强调，尽管2013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了工 业，但工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变化。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制造业发展才 是关键。当前，服务业还无法完全替代工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服务业发展战略的重点应是 围绕“做强工业”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就工业自身增长而言，无论是来自工业化深化的推动 力，还是来自城市化推进的拉动力，在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驱动乏力情况下，更为根本的动力来自创 新，特别是未来中国工业增长的“源”动力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制度创新。具体而言，通过坚持和完善 基本经济制度，充分激发各类所有制活力，强化工业发展动力；通过加快建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 体系，形成公平竞争要素市场，完善工业发展环境；通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形 成有效产业政策体系和合理税收负担;通过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中国工业发展重要拉动力；通过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倒逼中国工业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通过推进教育、科研 等领域的改革创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通过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促进工业 增长和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指出，正确认识经济新常 态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基础。他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国际上通常所说的以低迷的增长速度和 模糊的复苏前景为特征的新常态之间有本质的差异。在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是2015年中国经 济的主要任务。要有效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中作用，不能把政府对经济的适当刺激当成对市场的干 预。在中国经济证券化率还比较低的情况下，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时,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要有所 作为。他强调，要围绕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特别是要通过下放审批权激活民间投资 活力，通过放开民营银行的准入降低资金价格，通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降低企业债务率，通过稳 步推进PPP模式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对稳增长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研究员认为，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要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比 较中切人。他认为，克服经济下行压力，要区分产生下行压力的长期趋势因素和短期波动因素，要采 取相应的不同对策和措施。长期看，要正确认识现阶段出现经济下行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保持定力， 积极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换档降速的现实，把握时机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步伐； 在应对短期周期波动的宏观调控日常工作中，要有所作为，克服困难，顺势而动，把下行压力转变为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研究员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促改革 已成为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改革进展情况很大程度上会对新常态的表现方式产生影响，因此，适 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财税政策，实际上要求更加深人地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目前看来，税收制度改革 已取得明显进展，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以及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 改革，特别是要把改革理念落到实处，要在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改革、理顺不同政府层级间的权责 关系等重要方面取得突破，使财税制度和财税政策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研究员提出，在经济新常态下，要打破银行 信用独大格局，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让市场信用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他认为，目前中国经济 货币化率居高不下，企业等经济主体的融资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手段。由于银行业竞争程 度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融资成本，导致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很多困难。破解这一难题的 关键在于，通过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更有效地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认为,在全球总需求不振的前提下，净出口对中 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大幅提高。由于世界贸易总额增长速度低于全球GDP增速，受此影响中国 对外贸易难以重现此前高速增长的势头。他预测,2014—2015年净出口额会有相对稳定的增长，对 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0.65%和0.5%，一定程度上能对冲投资增速下降对GDP增长产生的负面效 应。同时,他指出，中国经济比较稳定地过渡到新常态的前提是第三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原因在于， 第一产业的增速很难高于GDP增速，第三产业快速增长会给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转型升级提供更 大的回旋余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研究员指出，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政策要 更加注重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市民化相协调。他表示，在人口和经济聚集的过程中，中国不同层级城 市的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市民化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土地城镇化的 速度实际上是低于人口市民化速度的，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但是，在 此过程中,许多中小城市，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市级、县级城市，土地城镇化速度远快于人口市 民化速度,这又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在新常态下，要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土地城镇化与人口 市民化更加协调，以更好地发挥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研究员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宏观 调控政策要更加注重“三个结合”:一是要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二是要把稳增长 和促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三是要把调结构和促就业更好地结合起来。他提出，在经济新常态下，企 业要在中高速增长中获得合理的利润，一方面要依赖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另一方面也需 要政府通过改革降低企业不合理的税费负担和税外负担。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瑞龙教授认为，服务业发展是高度依赖工业的，因此，在经济新常态 下，不能脱离工业转型升级去讨论服务业发展问题。尽管从近年来的数据看,在工业增速下行的背 景下，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还没有跌破50%的荣枯线，但是，考虑到服务业PMI具有高度 波动性的特征，不能据此就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发展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脱钩”了，宏观调控要高度 关注工业增速的变化。
二、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工业增长形势与面临的主要问题
与会专家认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工业增长速度放缓是一个规律性的趋势。在此过程中，既要 防止工业部门增速大幅下跌，又要在增速适度放缓的过程中实现结构调整。这就对工业经济增长动 力机制转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也正是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的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该阶段往往是曲折和极富挑战性的，中国当前必须高度重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等三个方面挑战。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高级统计师介绍了 2014年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工业价格变化、工业 利润增长等3个方面的情况，并分析了工业增速回落的原因。他指出，工业增加值增速主要决定于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014年1一11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比2013年同 期回落1.4个百分点，但规模以上工业仍然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 同比继续下降,降幅为1.8%;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2.3%,生活资料价格与2013年持平。可见， PPI下降是由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导致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下降，对2014年前11个 月CPI上涨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2014年1一10月工业利润仍保持6.7%的增长，利润率还稳中有 升。其中，2014年1—10月主营业务收人利润率为5.57%，比1一9月提高0.05个百分点，表明在新 常态下，工业经济效益仍呈平稳运行态势。他认为,2014年1一11月工业增速回落是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研究员指出，经济新常态在增长速度、结构调 整、动力转换等方面的很多特征都会集中体现在工业领域。正因为工业是最先向新常态过渡的领 域，工业增速不能下降太多，工业占GDP的比重也不能下降得太快。尽管工业结构优化是一个被动 的过程，但也要主动采取措施,力争有所作为。通过供给侧管理，使得工业结构升级，进而有效引导、 带动和激发需求，而非被动地适应需求。他强调，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必须注重完善市场机制，充分 发挥市场在结构调整中的决定性作用。驱动工业增长的动力机制转换过慢或不彻底,会使得工业增 长速度持续下滑。因此,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激发技术、市场、商业模式和体制机制创新的活力，为 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奠定扎实基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协调司巡视员贺燕丽指出，在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供给趋紧、 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外延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的背景下，中国石化、钢铁、汽车等重点产业 的布局存在与区域发展布局不一致、与生态文明建设不协调、与资源能源配置不匹配等问题。因此， 在经济新常态下，要适应经济发展规律，引导东部部分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促进区域梯度、联 动、协调发展，带动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和贫困地区致富，拓展就业和发展新空间，推动经济向中高端 水平跃升。在此过程中，要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做好政府引导，让调结构和稳增 长、惠民生互为助力。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伯旭以近年来北京市工业经济运行情况，说明了经济新常 态下工业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瓶颈。他指出，进人新的发展阶段以来，北京市工业发展既面临产 业结构调整和稳定增长速度之间的权衡，又要解决发展髙技术产业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之间的矛 盾，还要处理好科技创新成果就地产业化与本地及周边配套环境不协调的关系。在此背景下，需要 求新、求变，寻求新动力，关键是要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喻新安研究员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河南工业经济运行情况。他指出，从 2014年工业经济运行及企业经营效益情况看，去产能、去库存、市场需求不足、价格波动等问题使 得工业企业运行更加困难。2014年1 一8月河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人增速比年初和 上年同期分别下降了 0.7个、2.7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增速分别比年初和上年同期下降了 2.2个、4 个百分点，应收账款增速已连续5个月环比增加，产成品库存增速则不断加快，分别比年初和上年 同期提高了 7.3个百分点、11.2个百分点。他认为，对于河南这样的后发地区而言,应对经济新常 态，不仅要准确认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 更要充分认识到“后发赶超机遇期”的“四期叠加”新特征。
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知识经济与竞争力中心主任杜紫宸以中国台湾地区产业发展环境转 变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为例，说明了新常态下工业发展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他指出，经济发展到一 定阶段后，经济的决策就要更多考虑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而不能只是单纯考虑经济效率因素。更 加充分的就业、更加公平的收人分配、更加美好的生态环境等都会进人经济发展的目标集之中，这 会对重工业尤其是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形成重大挑战。尽管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所强调的市场开 放、自由竞争、创新等因素会让经济行为主体通过调整适应新常态，但是，政府在此过程中也应当有 所作为，通过改善工业发展环境等手段，变被动适应经济新常态为主动引领新常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国有教授认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动力都会发生变化。 其中，经济增长的速度会从此前的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而经济增长的质量则取决于经济结构的转 变。他强调，既要通过促进医疗、教育、信息、体育、文化、娱乐等服务业的增长，适当增加第三产业的 比重，又要通过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尤其是促进高新技术对现有产业的装备更新和普遍渗 透，提高经济增长的高新技术含量，还要通过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增加速度中的绿色比重，更要通 过转变党风、官风、民风，保持节俭、廉洁等经济朴实性。
深圳能源集团董事长髙自民分析了经济新常态对深圳工业企业的影响。他认为，导致经济步人 新常态的原因有很多，但增长速度下滑是最重要的触发因素，而且这一轮的经济增速下滑是规律性 的，很难再通过实施刺激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使经济增速重新回到10%以上的水平。从电力使用的 角度看，适度的中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在此背景下，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 工业要通过清洁化、数字化、个性化、国际化等手段，适应、引领新常态。从工业企业的需求看，政府 应该在环保政策、信息化标准及机制创新方面有所作为。特别是针对中国工业企业的环保监管，要 从工艺标准转向健康标准。监管标准的变革将倒逼工业企业开展工艺创新和集成创新，从而为工业 转型升级提供新的动力。
三、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工业发展道路及措施
与会专家认为,经济新常态下，尽管中国工业发展面临增速下滑等方面的挑战，但只要坚定地、 正确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培育和传播鼓励创新的制造文明，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促进工 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特别是利用互联网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加强国际间产业分工合作，中国一 定能够由工业大国成长为工业强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叔莲研究员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仍然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 路。他认为，在实现现代化之前，工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不能改变。当前，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这主要是因为，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中国实现工业化还有一 段距离。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存在一些隐患，这很可能与不坚定、不 正确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关。解决这些问题以及要成功跨越中等收人陷阱，中国需要坚定地、正 确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研究员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工业增长的动力机制要从要素驱 动转向创新驱动。问题在于，创新本身也是需要驱动的，特别是它受文明形态或文明倾向的影响很 大。因此，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就要解决要依靠什么样的文明来驱动创新这一重大问题。他 认为，在工业社会,主要有6种文明形态:采掘文明、贸易文明、地产文明、制造文明、资本金融文明、 承袭文明。在这6种文明形态中，注重制造业与科技相结合、擅长把没有价值的东西加工制造成有 价值的物品的制造文明，是最有利于驱动创新的。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既要通过常规的政策手段 促进工业结构调整，提高工业企业效率，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制造文明的培育和传播，以便创造出更 为浓烈的鼓励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司长刘应杰研究员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许多传统产业增长空间有限， 新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目前产业发展存在青黄不接的风险。因此，一方面要通过促进工业化、城镇 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关键是要改革体制机制，创新投融 资机制，助力重大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抓住消费转型升级 的良机，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健康等公共服务和新兴产业，为工业转型升级提供新兴市场空间。他 强调，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特别是利用互联网促进新兴产 业发展，必将对新常态下的中国工业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司巡视员王宇高级工程师指出，在“工业4.0”日渐成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发 展方向，大数据、物联网、智能机器人不断应用于发达国家制造业，智能化生产、复合材料、远程控制 医疗等新兴尖端技术即将开启人类文明又一个新篇章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工业亟需实现创新要素 的合理配置和专利成果的高效利用。从强化企业主体、加强协同创新、改革科技管理、完善人才发展 机制和营造良好环境等方面人手，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工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创新保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研究员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还处在 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阶段，很可能会面临一些结构性阵痛，中国工业发展要坚持走高端 化、信息化、融合化、特色化、集群化、品牌化、绿色低碳化、国际化的道路。他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 中国工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可能会发生从大型化向小型化、从集群化向网络化的转型，中国工业的治 理方式也要做出相应的变革。在更加有效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注重在市场失灵的领域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平新乔教授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要权衡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他 表示，根据美国经济学家W. J. Baumol等人的研究，当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提高以后,GDP增 长速度一定会下降。因此，在新常态下，随着中国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要 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发展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紧密相关的、增长 前景更加广阔的生产性服务业。当前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面临进入壁垒高等难题，因此，要通过深化 改革，为民营企业发展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代表处所长杨平燮提出，在中国经济发展步人新常态的同时，中 韩经济合作已迈人“3.0时代”,2015年即将签署生效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将使中韩年度贸易 额达到3000亿美元，年度双边投资达到1000亿美元，年度人员交流达到1000万人。中国在中韩产 业分工中的位置，将从单纯的装配和加工环节向中韩共同投资于研发、设计、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 攀升。中韩两国将会在能源资源节约技术、新能源开发和制造领域、污染物减排控制技术、新材料研 发等领域携手并进，共同开创新兴产业发展的新局面。这不但有利于深化中韩两国经贸合作，而且有利于中国工业适应、引领新常态。
河北省保定市市长马誉峰基于保定的实践提出，在经济新常态下，促进工业发展应该把激发创 新活力作为主要抓手。一是培育创新主体，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力度， 突出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创新，带动科技型企业迅速崛起;二是建设创新园区，激活发展引爆点，将 优势产业集聚和科技创新要素融合，打造出具有强大发展活力的创新型增长极；三是打造创新城 市，推动绿色高端发展，通过调动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科技创新这项社会系统工程抓实 抓好。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副秘书长龚晓峰高级工程师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面临国内制约因素不断增多、国际产业竞争加剧、产业发展模式加快转变、新技术新业态层 出不穷、长期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等难题。因此，新常态下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 面的工作:一是“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发展;二是在“四化协同”中寻求新的发展;三是内外并举, 软硬兼施提高竞争实力。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协会会长李陵申高级工程师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纺织工业既面临 纺织纤维原料资源匮乏等基础性资源和环境的挑战，又面临纺织加工生产成本显著上升的挑战， 还面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去全球化”的压力。与此同时，中国纺织工业正面临难得的战略机 遇期。一方面，产业用纺织品已成为中国纺织工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是中国纺织 工业新的经济增长极；另一方面，面对多种需求的挑战，产业用纺织品可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其制 品在性能、成本、轻量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优势使其能够超过传统材料，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持 续的市场空间。
中国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石洪卫高级经济师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钢铁消费 逐步趋于稳定，呈现出“量稳、质升”的态势。多项政策措施对于抑制部分产能释放的作用将逐步显 现。在钢铁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企业分化加剧，部分企业面临退出，市场化淘汰产能的作用也将逐 步显现。伴随着钢铁产能利用率的逐步提高，盈利水平将逐步好转，但化解过剩产能将是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微利状态短期内仍难以改变。钢铁生产用的原料和燃料的供求格局已经转变，基础成本 逐渐透明化，企业转型升级是主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