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2日一 13日，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1年年会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讨 会在湖北武汉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学 院承办。大会收到论文150余篇，吸引了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80多家单位的300余位 代表参加。本届年会汇聚了中国工业经济学界乃至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学者、相关政府要员、知名 企业家等多方力量，围绕“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题，采取主题报告、专题讨论、集中评论和 自由发言等方式，就宏观经济形势、工业发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 理论研究，产业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及产业经济学理论 前沿进展等专题展开为期两天的讨论。
一、宏观经济形势、工业发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郑新立教授以“牢牢把握发展方式转变这条主线”为题作了主题报告。 他指出，2011年第三季度，我国CPI增幅出现回落，宏观调控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宏观调控过 度依赖紧缩银根，出现了三种负面后果：一是高利贷在部分地区泛滥，企业无法承受；二是政府融资平台和土地财政到了必须刹车的地步，部分城市土地财政收入超过了税收；三是通货膨胀不断恶 化，需要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解决。他认为，发展方式的改变将成为今后工业化发展的长期核心问题， 需要将投资型经济增长转变为消费需求型经济增长，将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发展转变为突出第三产 业与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将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转变为协调发展等发展方式的转变途径，以解 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德仁教授作了 “地理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的主题报告。李 院士指出，地理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被称为世界三大最重要的新技术。目前，地理信息技 术广泛应用于军事、航空和航天，在民用上也越来越普及，例如用于数码城市、电子政务、智能交通、 位置服务、资源管理等，还有的利用卫星监测违章建筑、湖泊的水情、库区滑坡等。2011年中国地理 信息产业产值约为1400亿元，预计到2020年则可以达到1万亿元。到2020年，我国将建立起空、 天、地三个层次组成的大气、陆地、海洋先进观测体系，以摆脱目前高分辨率的数据仍然大量依赖国 外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研究员以“中国工业面临的形势与承担的使命”为题 作了主题报告。他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工业从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表现优异，发展迅 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二是工业的发展 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由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长路径不同，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 中增长率最高的虽然是第二产业，但第二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会逐渐下降。三是中国现阶 段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需以强大的现代工业为基础，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的缓解都需要 有强大的现代工业作支撑。四是缺乏耐心是阻碍我国工业创新的一大重要因素，我国工业的发展有 其自身的逻辑，必须要经过生产能力再配置、设备技能再配置、研发创新再配置及品牌优势再配置 四个阶段，不可操之过急，要全方位提高工业素质才能促进工业健康迅速发展。总体看来，工业发展 的关键在于，做精工业基础，提升工业素质，从低端工业向高端工业迈进。某些城市可以侧重发展服 务业，但从全国看，工业绝不能丢。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吕政研究员的主题报告围绕“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途径”展开。他通过对大规模集成电路关键设备工艺、碳纤维产品的制造流程等 相关案例的分析，指出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将面临对未来科技进步方向的准确判 断、依靠自主研发获得关键技术、将科技创新结果产业化、市场化、规模化，具有先进制造业配置能 力、核心龙头企业的技术集成能力等十大难点。发展新兴产业，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各地要尽 可能避免选错方向，造成投资浪费。虽然国家列出了七个新兴产业领域，但每个地区不可能面面俱 到，也不应该面面俱到。新兴产业靠高投入、高技术研发来支撑，所以必须突出重点，每个地方应该 从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出发，而不是“无中生有”。此外，新兴战略产业不能只凭概念吃饭。例如，发展 新能源汽车，需要从生产、销售、使用、服务、维修等方面全面社会化，仅有概念是不够的。新兴产业 产品走向市场，最终还是靠性价比来说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MBA学院院长汪海粟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创业板新兴产业项目的成长经 验”。他认为，小企业核心资源需要控制软资产开发运营状况，创业板的产业导向功能亟待优化，并 应适当向中西部地区、现代服务业和优秀中小企业倾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林汉川教授的主题报告 是“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中小企业战略性突破对策”。他认为，我国中小企业战略性突破对策包括政 府对中小企业促进政策的战略性突破和中小企业坚持“专精特新”的战略性突破等方面。而在解决 融资难的问题上，关键在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银行、“创业板”市场、“新三板”市场和债券市场。
武钢股份公司彭辰总经理的报告题目是“武钢的国际化战略实践”。他认为，面临铁矿石稀缺、 铁矿石市场被垄断的局势，武钢通过投资上市公司、建立合资公司对公司的矿山进行管理；并通过 参股上市公司、控股办厂等方式，建立了铁矿石来源渠道保障体系。武钢实施的“走出去”战略在资源保障、海外项目效益、进口铁矿石价格、管理人才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另外，武钢增设海外事业 部，对风险管理流程进行控制，建立风险识别机制，有效控制了海外投资风险。武汉高科控股公司赵 家新董事长的报告题目是“武汉高科新兴产业项目成长经验”。他分析了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发展机遇、产业优势以及所面临的挑战。立足于实际，整合东湖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的资源形成合力，着力扩大支柱，强化特色，实现机制创新，构建人才高地，深化开发战 略等方法，将有助于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余典范博士和干春晖教授以大型民用客机价值链与治理模式 为视角，实证研究了民用大飞机产业的各价值链环节附加值，发现大型民用客机产业价值链呈现 “准微笑曲线”的特征，在航空电子设备和发动机供应环节出现了一个“驼峰”。他们还认为掌握核心 技术的总装企业面临巨大的来自于制造成本以及供应链管理、研发费用的成本压力，挤压了其利润 空间，削减了其盈利能力。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陈立敏副教授等分析了目前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并应 用显示性技术附加值方法对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内各贸易品进行测算。他们认为，虽然显示性比较 优势指数和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显示中国电子通讯设备产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已 经超过美日等世界强国，然而融入了技术附加值的产业技术高度水平指标表明，该产业的国际竞争 力并没这么理想，且产业内长期处于进口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低技术含量产品的“技术逆差”状 态，国际竞争力仍与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吕明元副教授 等通过设定指标和构建模型，实证分析和比较了我国软件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中印软件业的差异。研 究发现，我国软件产业在发展中存在自主创新能力较低，出口能力不足，国际竞争力较低，处于产业 价值链低端以及盈利能力较低等问题。他们认为建立以产业技术政策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体系，是我 国软件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
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卢福财教授等采用演化博弈和均衡分析方法，以利益驱动的视 角，探讨“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网络内上下游企业合作演变机理”。他们发现，在一定的区间范围内， 废弃物价格与全面合作的比例呈倒“U”型的关系，一定的上限内交易成本、投资规模、处理成本、机 会损失四个要素与趋于全面合作的比例成单调递减关系。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杨雪锋教授 研究了 “再生品为何叫好不叫座？”的问题。他基于协调博弈发现自发市场中生产者群体趋于不生产 再生品；只有政府对再生品生产进行补贴，对生产虚假再生品进行处罚，生产者才会整体趋于提供 再生品。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张赞副教授等研究发现，网民规模的大小，以及网络零售商诚信水平和服 务质量的高低，对网络零售商价格策略的选择及市场绩效具有重要影响，网络零售商在发展初期主要 采取低价竞争策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零售业整体的发展，将逐步由价格竞争转为服务竞争。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永秀教授等基于陕鼓的案例，通过构建制造业服务化的理论框架，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如何实施服务化战略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的驱动 力主要包括市场环境、高层管理者、顾客需求与参与；服务化过程中，呈现出较强的探索性特征，遵 循着理念、战略、内容、流程的基本顺序以及目标定位、分析论证、内容设计和执行实施4个阶段，服 务化的保障主要包括公司战略、组织结构与技术研发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代产业经济研究中心 张世如博士就“收益变迁视角下集群形成机制”展开研究，将集群收益概念作为分析集群形成机制 分析的逻辑支点，进而对集群收益的来源进行分析，然后通过模型的构建阐释基于收益变迁的集群 起源和形成过程，最后依据基于收益变迁的集群形成机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问题进行了探 讨。研究表明，集群收益的变迁在集群起源和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机制和作用，是影响集群形成的 关键因素。
三、产业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郁义鸿教授和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于立宏教授通过梳理我国光伏产业的发 展和迄今采取的产业政策和简要评估政策效应，构建了一个政策设计和制定的系统框架。他们认为 由于我国特殊国情下政策体系具有目标的多层次和多元化的特性，产业政策的设计应当以政策之 间的兼容性和政策实施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为准则，以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为导向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为基本目标，以产业竞争力的强化和核心技术升级为产业层次的目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付明卫博 士等研究发现，随着国产化率政策的实施，与我国光伏太阳能技术相比，风电技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显著增加，并且主要来自非学术机构，而学术机构申请数量没有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 技术经济研究所郑世林博士和湖北大学经济学院刘和旺副教授发现，高技术产业化专项政策增加 了企业研发投入，但是降低了企业投入研发努力；在高技术产业化专项投资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补助资金比例与企业创新和财务绩效都呈现出负面的影响，但是银行贷款比例具有积极的影响。 总体上，政府推动高技术产业化政策效果显著，但在调动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政府补助资金的 配置方式，以及形成完备的高技术产业化融资体系等方面亟待改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 所李钢副研究员和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沈可挺副教授发现，如果提升环境管制强度，使工业废弃 物排放完全达到现行法律标准，将会使经济增长率下降约1%，使制造业部门就业量减少约1.8%， 并使出口减少大约1.7%;并且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均存在较为显著差异，应当充分认识政策可 能造成的区域性及结构性影响，分阶段分区域推进中国强化环境管制。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郑长德教授发现，西部地区其产业结构呈现出逆向调整（去工业化）和 结构低级化的态势。他认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将继续得到改进，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有可能 会进一步低端化，去工业化趋势会继续下去。可供选择的政策包括：鼓励国有资源型企业把企业总 部迁移到西部民族地区、大力加强西部民族地区内部基础设施的建设、对西部民族地区企业实施投 资补贴。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王建林发现，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但没有提 高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没有提高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没有带来东北地区经济 环境变量的改善，经济环境的表现不佳影响了东北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代产业经济研究中心石军伟副教授等通过系统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 业特征，提出了“以技术换市场”的发展模式，并以我国电动汽车产业为例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我国 传统汽车行业里，“市场换技术”模式在让出国内市场的条件下，并未使本土企业又快又好地掌握核 心技术。对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通过走“技术换市场”模式，不仅会节省巨大 的市场培育成本，更能积蓄提升自主技术创新所需的能力与资金。从全球竞争格局来看，我国的电 动车企业应首先切入需求成熟的国外市场，发挥流程工艺创新的优势，摆脱“低成本锁定”陷阱，形 成产品创新能力的相对优势，然后再向国内市场转移，提高本土市场的占有率。相对于国内市场而 言，这正是一种“技术换市场”的高端战略与新战略路径。
北京达华世纪低碳研究院白旻研究员等认为，由于国家间边界效应的存在，后发大国可以利用 其在产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大国优势（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从而通过自主创新战略来发展新 兴的高科技产业。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白雪洁教授和李媛博士以风电设备制造业为例， 发现了以引进技术支撑规模制造优势、通用零部件的生产优势与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依赖并存的特 征。他们还认为由于内源性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技术高度战略化与产品低市场利基的矛盾等原因，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着低端锁定的风险。南京大学商学院郑江淮教授以平板显示器为例， 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演化规律以及后发地区赶超能力，研究后发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机 选择，以及后发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赶超路径。
四、技术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杜传忠教授和王金杰博士以信息技术的创新扩散为视角，通 过它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渗透作用提高产业生产效率，信息技术的创新扩散及其作用效应与企业规 模和市场结构的形态之间有明显的关系。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何小钢博士和张耀辉教授的研 究表明，工业的能耗与排放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高能耗与高排放强度的行业节能减排潜力 巨大；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科技进步的贡献最大，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次 之；能源消费结构对减排具有重要影响，在减排政策中应重点关注。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张国胜研 究员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从范式转换与政策路线出发，构建有效管理的策略安排、关 注培育政策与新兴产业发展阶段的匹配，强化新兴产业的协同联动、优化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与推 动政策制定者的能力建设等。另外，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刘美平教授等认为，技术创 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当重要，并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路径的视角，提出我国战略性 新兴产业技术创新路径的共生模式。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晓华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范良 聪博士分析国际分散化生产对我国出口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近几年我国出口产业创新能力 有较大的提升，东中西部创新能力存在收敛于同一均衡的趋势。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丁娟博士和纪玉俊博士从多角度分析了日本深层海水产业化发展的一 般情形与最新动向，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海洋技术创新系统建设提供了重大启示和经 验借鉴。东莞理工学院经济贸易系刘继云教授和江西财经大学史忠良教授发现，中国台湾太阳能产 业通过产业技术前瞻计划及其执行机制，很好地实现了科技与产业、长期与短期计划的有机结合， 将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企业聚集在一起进行产业技术整合和协同攻关，从而使一些重点产业和新 兴产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岩教授等发现，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逆 向溢出效应的确存在，然而对外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取决于跨国公司所来自地区的吸收能力，并非 总是普遍和一致的。他们还发现了逆向溢出证据，从而为“资产寻求型”对外投资动机假说提供了支 持，也从新角度解释了无特定优势跨国公司存在的合理性。
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姚德文博士从模块化视角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研究，认为模块化通过期 权价值、功能模块或系统（结构）创新、隐性知识的增加促进产业的高度化；模块企业之间通过合作 价值导向、规则（显示知识）治理、任务矩阵与知识创造、转化与整合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湖南师 范大学商学院曹虹剑副教授和刘茂松教授发现，以信息产业等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呈现出 了组织模块化的趋势，并认为高新技术产业组织模块化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品内分工演进的结 果，模块化的产业组织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与抗风险能力，并且会产生系统的自组织，这为我国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五、产业经济学理论前沿进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代经济研究中心胡立君教授等运用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了体育产业的 双边市场特征。他们构建了两个简要模型来描述体育产业双边市场的结构模型与运行机理，确定了 体育产业双边市场的表现和类型，认为体育产业中，其双边市场特征主要体现需求的互补性、交叉 网络外部性、多平台接入等方面，以及供给的多产品关联性等方面，并据此提出了促进我国体育产 业蓬勃发展的对策建议。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陈艳莹副教授发现，我国市场中介组织在获取资源 方面高度依赖于社会网络，然而社会网络提供资源的不稳定性使得中介组织的目标发生短期化扭 曲，这也是导致我国中介组织的行为普遍背离中介服务的长期盈利模式、发展不规范的主要原因。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余东华教授认为在横向并购反垄断评估审查中，发现垄断当局与并购企业 进行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博弈，其信息质量水平既影响并购企业策略选择和预期消费者剩余，又影响反垄断当局的最优决策规则。在一个中等信息质量的范围内，反垄断当局最优的政策选择是将效率 抗辩与并购补救相结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所孟大文博士分析了一个提供质量不确定的经验 产品的垄断厂商的定价和广告策略，发现存在最低消费时，厂商通过向上扭曲价格以传递质量信号 的能力是有限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代产业经济研究中心董亮博士和任剑新教授则从农夫山泉 的定价出发，发现其“量少价高”情形的主要原因是：使用成本使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发生向下的弯 折；最优非线性定价时厂商采取的激励兼容约束并非严格以消费数量为导向。此时高评价且高使用 成本的消费者获得最优消费数量，而低评价且低使用成本的消费者出现“消费过剩”现象。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周世军博士和周勤教授的研究表明，行政干预过大问题在中西部地区 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并不明显，产业集聚能有效地解释转移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东北财 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于左教授和孔宪丽副教授发现，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与 经济增长率之间负相关；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我国产业结构和二氧碳 排放量等因素变动并不是引起我国GDP增长率发生变化的原因。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胡秋阳副教授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通过整理产业生产链和价值链的关系，讨论了产业间关联关系与产业链纵向垂 直分工关系的对应性，并用投入产出分析模型来刻画产业生产链和产业价值链的诸多特点。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白让让副教授、坦普尔大学Shu Deng博士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Seung-Youn OH博士发现，企业层面的合资和品牌的引进，对本土企业的自主产品的名义和实际绩 效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挤出效应；同时行业层面合资品牌市场占有率的增加会抑制自主品牌的成长， 而行业层面引进品牌的增加却会引发本土企业自主产品开发动机和绩效的提高。暨南大学产业经 济研究院顾乃华副教授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发现对外直接投 资的外溢效应呈现俱乐部特征，经济发达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而在欠发达 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则不会产生正向的外溢效应。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吴家骏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天津财经大学 副校长于立教授分别作了“工业经济学向何处去”、“产业经济在经济学科分类中的地位与相关学 科”的专题报告，通过回顾工业经济学科以及当前产业经济学科面临的重要问题，通过翔实的历史 资料与系统的调查报告，引发了与会代表的深刻思考，也为本届年会增添了浓厚的历史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