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连续30年以平均9%的增速发展，经济综合实力得到明显提升。1980年，中国GDP为2522.3亿美元，居世界第8位，经济规模仅相当于位居第二的日本经济总量的24.3%。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印度的改革要晚于中国，但在1980年代及此后，印度经济也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通道。特别是2004年以来，经济每年都以8%-9%的速度快速增长，接近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中国的增速，和中国一起成为该时期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从人均GDP的两国比较看，在1991年初，中印两国的人均GDP基本相当，中国为373美元，印度为315美元。但由于中国的发展速度更快，到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是印度的大约3倍。中印经济改革与发展何以取得如此成功？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有何异同？从经济学理论的视角看，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一、中印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表现
1.三次产业结构的不同发展次序。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遵循的是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沿着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循序渐进的道路发展。而印度则直接从农业生产国转向以服务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道路上来，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服务业的发展之上。1990年，中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27%，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和采掘业等)占GDP的比重为41.3%，其中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34.2%、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31.6%。到了2000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45.9%，而制造业的比重也相应地上升到35.4%，第三产业的比重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达到39%。2008年，以上三项数据相应地变化为48.6%、37.3%和40.1%。从中国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来看，也是第二产业的贡献率最高，除2001年、2002年和2008年的贡献率占比略低于50%外，其余年份都超过了50%。也即在最近的20年间，中国的第二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占着半壁江山的份额。从三次产业的贡献率看，虽然第三产业的贡献率比重逐年提高，但总体来看还是低于第二产业的贡献率的(除2001年外)。自198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结构演进速度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很快，第三产业比重迅速提升。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29%迅速下降到2008年的18%，第二产业占比变化不大，但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明显，从44%上升到55%。从印度三次产业增长率的情况看，1990-2008年的19年间，其三大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1%、6.3%和8.0%。在印度三次产业中，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是最高的，1990年代以来，各年份服务业的增长率略低于GDP的增速外，其余年份都大大高于GDP的增速。这表明，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服务业的拉动。这可以看出，印度虽然还处在经济不发达或收入水准不高的水平之上，但其经济结构演进形态却是走了一条非传统的道路，表现为从农业社会直接走向后工业化社会的特殊经济发展模式。
2.投资拉动与内需消费拉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从动力来源看，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近年来中国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34.9%上升到了2009年的47.7%，对本国GDP的贡献也在不断上升。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的作用在增强，消费对GDP的贡献呈下降之势。据统计，中国投资率由2001年36.5%增长到2009年47.7%，同期，消费率则由61.4%下降至48%。中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从2001年的50.2%、49.9%和-0.1%变为2008年的43.5%、47.5%和9.0%。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出口严重受阻的背景下，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95.2%，经济复苏政策的强劲刺激完全通过投资渠道实现。可以看出，无论消费、出口如何变动，投资始终是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私人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一直以来都比较低，而相反，投资占GDP的比重则不仅一直很高，而且呈增长态势。按照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2010年提供的数据，中国国内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代末的50%下降到2008年的35%，创下历史最低纪录。而投资占GDP的比重则从1997年的32%上升至2009年的47%。说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过分依赖投资的倾向非常明显，而私人消费的拉动作用却十分有限。印度三驾马车对GDP的拉动主要是靠消费和投资，净出口往往是负的。在投资和消费中，消费的占比远远高于投资的占比，说明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以消费拉动为特征的。在消费支出中，私人消费又远远超过政府消费，说明印度的民间消费或居民消费活力很足。印度投资对GDP拉动较小的原因在于，多年来，印度由于政府财政赤字巨大，投资能力不足，其固定资产投资比率都在30%上下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有限。而且私人投资(包括外来投资)规模也只有公共投资的1/2左右(2004-2005财年为49%)，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由此可见，印度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内部积累和消费带动的。在GDP的构成上，印度居民的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要远远高于中国，几乎达到与发达国家相近的水平。印度的个人消费要占到GDP的67%，大大高于中国，而且也高于任何其他亚洲国家，几乎和美国相当(美国大约为70%左右)。或者可以这样来说，除印度之外的其他主要亚洲国家大多是依靠储蓄转化为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而印度则是依靠民众的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关于印度私人消费、政府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及其贡献度，印度私人消费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从1991年至2009年所有年份的占比都大于政府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之和，最高年份接近70%。这就说明印度的私人消费是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的私人投资比重略有下降，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增长较快，那是因为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依靠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
3.发展制造业与发展服务业。显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工业中的制造业，制造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非常之高。制造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动力。从最近6年的数字看，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每年都在35%以上。而相比印度，其制造业的表现就非常弱势，其占GDP的比重最近五六年来一直在15%左右徘徊。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不仅塑造了“中国制造”的著名品牌，而且也使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誉。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
奇曾经评价道，中国重写了以制造业为主导发展的经典剧本。四大因素使其工业化进程脱颖而出，43%的国内储蓄率，不断进取的基础设施建设，飙升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勤劳、工资低廉、可源源不断供应的劳动力。①印度在没有发生基础广泛的制造业革命的情况下，是依托服务业的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特别是软件产业及信息技术带动的服务外包业，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成功。印度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最近10年来均超过了50%，比中国要高出12-13个百分点。相比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印度在全球赢得的是“世界办公室”的称誉。印度的服务业一般可以分为两类：即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包括通讯、金融、商务、教育、医疗等；传统服务业包括零售、交通、社区和家庭服务等。目前，现代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的比重约为40%-50%，传统服务业约为50%-60%。最近几年中，印度服务业平均增速达9%，其中现代服务业增长水平更是超过10%，高出传统服务业近3个百分点。
4.外国直接投资与外贸依存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在投资方面，中国的FDI非常引人瞩目。从FDI的绝对量来看，中国在90年代初，FDI的规模为43.6亿美元，至90年代中期的1996年时便达到了401.8亿美元的规模，增长了将近10倍。2000年，中国的FDI增长速度发生回落，出现了5年来的最低点，即383.9亿美元，但此后FDI总量继续逐年回升，2005年为791.2亿美元，2007年则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384.1亿美元的巨大规模。从FDI的增长速度看，近20年来，中国的FDI增长速度除个别年份略有下跌外，其余年份都有较快速度的增长，总体呈较快增长趋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FDI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1.0%。2007年比上年更是增长了77.2%。从FDI占GDP的比重来看，2001年以来，中国的FDI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左右。印度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内需，投资占GDP的比重较低，而其中FDI无论其总量规模还是占GDP的比重等数据都比中国要低。但是从增长速度上看，印度FDI的增速还是非常迅猛的，特别是2001年以来，FDI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9.1%，比中国同期的增长率高出了18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比较大，净出口比重也大，从而使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大大高于印度。外贸依存度是一国对外贸易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是反映该国与国际市场联系程度的标尺。中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吸引了大量的外国工业投资，在世界贸易中占有优势地位：中国的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5%。而相反，印度在国际贸易中仍是一个次要角色(在世界贸易中占的比率不到1%)，每年都出现贸易逆差。印度没能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它吸引的国际资本(2002年为40亿美元)只有中国吸引国际资本(2002年为530亿美元)的1/13。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揭晓造成该结果的深层原因。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外资、外贸规模占整个经济比重不高。历年数据显示，如果按照外资占私人固定投资的比例来计算外资依赖度的话，那么中国对外资的依赖度在50%以上，而印度只有8%左右。2006年中国外贸进出口额达到17606.9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到70%；而印度的进出口总额3008亿美元，外贸依存度在30%上下。从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这两个指标来看，印度远远低于中国。即使是在外资较为集中的信息技术领域，按照企业的出口值排名，前十名的也多是印度本土企业。近两年印度制造行业的出口增长也很快，但是增长最快的机械、钢铁及石油化工等几个部门也都是以内资为主。可以说，外资对印度出口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5.政府推动与市场拉动。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模式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的；而印度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模式则更多是自下而上、市场主导型的。中国经济发展是政府深思熟虑决策的结果，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则多少有点顺其自然。一个是政府的推动，一个是市场的推动，二者的不同显而易见。更为突出的是，中国的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往往更多地倾向于或感兴趣于参与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中国有许多国有企业，这也为政府干预企业活动提供了很好的载体和很好的借口。所以，长期以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一直呼吁要实行“政企分开、两权分立”，但事实上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甚至现在的国有企业仍然是政府控制比较严厉。而印度政府干预企业微观经营活动的事情要少得多，企业在市场下运作和运行也较为顺畅。事实上，印度通向市场化的道路本身就是一个放松政府管制、大力推进经济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真实写照。由此可知，相比印度政府，中国政府更愿意培育和指导整个经济活动。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热衷于大力投资硬件基础设施，而印度政府则在投资公共基础设施方面乏善可陈，鲜有建树。比如，以外商直接投资作比较，中国政府乐于接受外资，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往往出台一系列非常优惠、非常诱人的政策措施，以争夺外资。而印度政府对外资的进入始终保持高度谨慎和警惕的态度。
二、中印选择不同发展模式的原因何在
1.发展时机不同：全球制造业转移与全球信息化。19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刚出台时，适逢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转移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由于受到本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商务成本上升、环境资源约束等等限制，制造业发展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危机，必须寻求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而此时，占世界人口最大比重、占世界土地面积极大比重的中国正式宣布对外开放，无疑为这些寻求投资去向的制造业资本提供了一个绝佳场所。而此时的中国，恰恰拥有着劳动力供给无限、劳动力成本极低、国内市场容量急速扩大、商务成本极低等优势，加之当时刚刚开放的中国并未在生态、资源和环境等方面过分苛求，因此也敞开双臂欢迎外国资本和技术的进入。中国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部分都流入了制造业，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近7成的外资企业都属于制造型企业。正是由于这些外资的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出口才得以迅速扩大。根据2004年的统计数字，中国全年60%的出口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而且近80%的贸易顺差也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这样，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潮流和趋势。中国又恰到好处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造就了一个&ldq
uo;世界工厂”大国的真正诞生。1980年代的全球化是以制造业打头阵的全球化“第一波”，那么，1990年代迎来的则是以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打头的全球化的“第二波”。中国在“第一波”中占尽优势，印度则在“第二波”中显示出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印度是到1991年才真正对外开放的，此时新一轮的信息科技革命浪潮已开始席卷全球。印度现代服务业的增长有两个最重要原因：一是新技术的应用和自由化改革提高了行业本身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国外市场需求——即外包服务市场的不断扩大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为此，印度更为重视的是服务业。印度的服务业发展首先得益于因特网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使得服务业的外包与分工可以分散到全球各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近年来迅猛发展的印度IT产业并不主要是由印度民族经济自主推动，而更多的是由国际资本、特别是由资本中心国家的经济需求拉动所致的。
2.发展条件不同：关于基础设施。中印两国之所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道路会如此不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两国不同国情的制约。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电力、交通、通信等硬件基础设施方面远远好于印度，许多领域中国的基础设施都是居于世界前列的。比如，中国的发电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二位；铁路营业里程居世界第三位，公路里程居世界第四位，其中高速公路居世界第二位；民用航空航线里程及邮电通信业等同样发展迅猛，目前，全国固定电话用户已突破2亿户，移动电话用户已达7亿户，均居世界第一位。与印度相比，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大概是印度的7倍；在个人电脑拥有量、移动电话、互联网上网人数等方面更是大幅领先于印度。相比之下，印度的铁路网总长虽居世界第二(这还是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时其宗主国留下的物质遗产)，但现代化程度很落后；公路状况极差，缺少高速公路。港口与机场设施陈旧不堪，交通运输落后，能源短缺。除电信行业外，印度大多数基础设施服务的成本都比中国要高出50%-100%，印度的柏油马路仅占全部道路的56%，而中国在80%以上。电力短缺和运输能力低下越来越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印度全国全封闭高速公路不足200公里，电力缺口达到8%，高峰时达到12%，电力传输损耗高达23.4%。2005年，印度政府提出了制造业国家战略白皮书，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计划未来7年投入17500亿卢比(约合430亿美元)发展道路，投入2000亿卢比建设东西两条铁路货运走廊，未来5年建设4座4兆瓦级火电站。②基础设施的落后也成为印度发展制造业的瓶颈，并成为对工业发展起极大阻碍作用的拦路虎。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一直受到各国投资者的病诟。由于生产流程快的制造类企业需要高效的道路和交通网络，因此，从投资环境来看，中国拥有比印度更好的基础设施，中国要比印度更适合发展制造业。但由于这类企业在印度发展缓慢，印度就只能另辟蹊径，尽量发展那些不受发电机短缺及公路发展限制的企业。这样印度对信息产业和服务业便有了令人刮目的成就。正是因为信息产业对基础设施的要求较低，对能源、原材料消耗也低，这就使得印度完全有可以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即用信息产业来带动经济增长，以求经济发展在满足低能耗、低材耗、低环境污染的同时有更大的产出。
3.发展基础不同：劳动力素质与人力资源。印度拥有人力资源数量优势和较好的高等教育资源条件。印度目前有约11亿人口，且人口年龄结构很年轻，这是印度最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印度的高等教育也很发达，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与国际接轨等方面，明显领先于中国高校。印度精英教育为印度培养大量的科技人才。印度在全球服务业中所具有的比较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反映在语言优势上。从劳动力市场来看，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在总体上也要比印度好得多，所以中国就要比印度更加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和印度在居民接受教育机会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2003年，中国的小学教育总入学率达116%、中学为67%、高等教育为13%；但在印度，同一年的各类总入学率都要低于中国，其中小学的总入学率为99%、中学为50%、高等教育为11%，从而呈现出比中国更为明显的、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才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劳动力综合质量上，中国较之印度具有优势。中国成人识字率为81%，印度为52%。中国87%的成年妇女识字，而印度只有45%，母亲对儿童的教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对劳动力整体素质的影响尤为明显。但是，印度在高素质人才上较之中国占有优势。印度奉行的是“精英教育”政策，在文盲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印度却拥有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每年能培养出一大批通晓英语的国际化管理和技术人才。印度拥有340万科技人才，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由于印度英语普及，高等教育机构使用的教学语言几乎全是英语，所以，印度高校学生国际化水平普遍较高，同时，印度大学教育比较重视创新教育，学生创新能力较强。印度某些大学和专业学院已在国际上有较高的知名度，比如印度理工大学。此外，中国已经开始面临老龄化的问题，而印度19岁以下的年轻人数量居世界第一位，未来印度将比中国拥有更为充足和廉价的劳动力。
4.发展环境不同：劳动力转移与劳工法。目前影响印度制造业发展的原因除了落后的基础设施外，还有就是过于严厉的劳工法。印度有非常强大和强硬的工会组织，强大的工会组织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往往会竭力反对企业对员工的解雇和各种公司的重组方案。加上过于严厉和苛刻的《劳工法》与公司管理规则等，使得许多公司无法及时进行资产重组或购并，而最终只能走向破产。印度学者杰弗里·萨克斯在比较中印经济改革时指出，印度的管理结构非常之僵硬，比如要是一个企业的经营不好，这个企业自身是没有重组选择权的。印度的企业只有在重组计划获得工业与金融重组委员会的同意后才能进行重组。在每一层次的仲裁与决策时，工业与金融重组委员会都遵循一致同意原则，即公司中某一方提出的重组计划必须被该公司的所有相关各方都同意，也即必须获得工人、管理层、债权人及股东等所有人都同意后才可以。③而稍有常识的大众即会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企业要发展，特别是工业企业的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企业的兼并与重组，但印度的法律框架体
系对企业重组却起到了阻碍作用，一些与劳工和土地相关的法律限制住了企业重组的服务，使得企业的规模扩张困难重重、障碍连连。另一个国情是，印度是可耕地面积位居世界第二的富饶的农业大国，中国的国土面积虽然比印度大约3倍，但可耕地面积仅为印度的70%。因此，对于同样拥有丰富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中印两个大国而言，印度的农村劳动力富余程度没有中国明显，充足的土地资源可以较好地吸附农村劳动力，使得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迫切程度远远没有中国来的严峻。中国的国土面积虽然广阔，但真正的可耕地面积很少，人均占有可耕地面积中国仅为1.3亩，而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4.8亩。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游离于土地之上，为了寻求生存机会和劳动机会，他们只能向城市转移，而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因此，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考察，中印经济发展道路必然不同。
5.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中国与印度的条件不同。印度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程度要高于中国和大部分亚洲国家，印度在经济起飞之前就已经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阻碍经济起飞与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存在过多的政府管制，所以只要放松政府管制，印度的那些在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私人企业，不需要政府的帮助便可展翅飞翔，其潜在的市场力量就会得到充分释放，经济就会迅速走上高速增长的道路。相比印度，在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中国在经济起飞之前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力量非常弱小，政府很强大，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在开始之初离不开政府的指导。这种因国情不同而造成的中国政府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关注与干预使得中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在企业实力较弱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依靠对外资开放的政策迅速提升经济实力，从而大大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而这是印度社会所没有的，也是无法仿效的。因此，有学者总结认为，在印度，人们所看到的是政府从市场中的退出；而在中国，人们所看到的则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一言中的，这便是两国之差异所在。
三、结论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评价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孰优孰劣，主要是看这种模式是否适应本国国情，一国能否抓住各种机遇，发展自己，最后实现经济的超越和腾飞。从中印两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效来看，经过长期摸索，两国都能在保持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分别找到一条在特定条件下最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和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给自己的机遇，不失时机地发展经济，并借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殊途同归，虽然发展模式各不相同，但取得的成效都令世界刮目。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模式主要通过高储蓄、高投资(包括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高出口，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强大的制造业推动工业化进程，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兼顾内需和外向的发展模式。而印度选择了一条绕过制造业，靠服务业的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也是国情使然。虽然制造业整体水平不高，但由于长期以来对民族工业的保护，以及大量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印度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能够与欧美顶级跨国公司展开国际竞争的本土企业和知名品牌。印度发展模式的特征是通过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解决投资来源，通过扩大内需和国内投资拉动经济，增加本国国民收入，它走的是一条扩大内需和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道路。这种方式使印度经济不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对本国经济抗击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强。
注释：
①史蒂芬·罗奇：“中国与印度的挑战”，《伦敦金融时报》，2004年9月1日。
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政研室的研究报告：“中印部分产业比较分析”，2008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