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学术界对我国贫富分化问题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在现有研究中亦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存在着或以“不患寡但患不均”的传统观念来评判我国的改革成果，或生搬硬套西方所谓基尼系数过分渲染我国贫富差距等倾向。因此有必要对“基尼系数排行”滥用和“倒U假说”误导予以批判，并在揭示我国城乡贫富分化现象的本质和症结所在的基础上给出解决之策。
关键词：“三农”政策；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倒U假说”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2-0037-04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贫富分化问题引起了政界、学术界、社会公众甚至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一方面，学术界对我国贫富分化问题特别是城乡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日益深入，取得可喜成果；另一方面，对我国城乡贫富分化的性质、判断标准和政策取向等问题上存在一些误区和盲点。本文试图在揭秘基尼系数排行滥用的基础上，仅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对我国城乡贫富分化问题做些粗浅探讨，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政策主张，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基尼系数国际比较的局限性
基尼系数本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贫富分化的参考指标。从理论上讲，这个数值一般应在0～1，在家庭（人口）比例既定的情况下，基尼系数越小，贫富差距越小，说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基尼系数越大，贫富差距越大。按照联合国的规定：20%最高收入层家庭（人口）的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1]。根据世行估计，我国基尼系数在改革之初的1979年为0.33，1984年为0.3，到1989年上升到0.35，2000年突破0.4。随后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向上攀升，在2001年达到0.45，2004年达到0.47，2006年和2008年均为0.469，据此，有些人惊呼，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1]。对此我们应慎重对待，具体分析。
关于我国是否存在两极分化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其中关于农民贫富分化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我国能否单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农民贫富分化的程度、农民贫富分化是否到了危险的程度，从政策层面上讲应该继续鼓励分化还是应该消除分化。笔者对基尼系数的基本看法是：
1. 基尼系数本身有缺陷。考察各国基尼系数的实际情况，我们可看出：具有大体相同的基尼系数水平的国家，其人均收入水平可能差距很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与基尼系数没有多大关系，和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关系，基尼系数变化不一定与社会稳定有直接关系。因各国的人口规模、地域广度、自然条件、历史原因和社会基础不同，作为贫富差距警戒线的基尼系数不仅存在国别、地区差异，而且应有一个弹性区间。基尼系数最多只是衡量贫富分化程度的参考指标之一，而非唯一。
2. 我国国情的复杂性。笔者认为基尼系数应是一个组合概念，用五个数据为一个组合才能全面把握其真实含义。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系列中从20%最低收入到20%最高收入人群占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25%、8.48%、13.68%、21.73%和51.86%。处于大致相同的基尼系数的国家，其组别之间收入占比及其分布特征可能差别很大。因用于计算基尼系数的全国总收入基数是一定的，因此，各收入组所占总收入的比例为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我国最低收入层多集中在西部农村，而最高收入层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也就是说，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是对我国东西部差别、城乡差别和阶层差别的极端反应。因此，很难用所谓国际上公认的0.4作为我国统一的贫富分化警戒线。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后的1979—2000年处于0.33～0.4，属合理状态，甚至似乎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合理的，而自2000年始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后就进入贫富差距较大范围的国家行列[2]，而将来又很可能超过0.5，这样似乎天要塌下来了，好像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是成功的，反而是失败的。
3. 口径不一，人为操纵。一是各国基尼系数的口径、算法各异，资料来源混杂，可靠性参差不齐；二是有的出于种种目的往往人为调高或调低一国的基尼系数，从而使之失去真实性和可比性。根据图1美统计局美国基尼系数图标，我们可以清楚看出美国基尼系数从1994年开始一直保持在0.50以上，最低年份的2007年仍为0.494[3]。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根据上述图表，1997年和200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11和0.505，即使按住户计算其基尼系数也都在0.45以上。而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1997年和200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08和0.38[4]，两者相去甚远，难道这就是库茨涅兹所说的“倒U Turn”吗？
另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基尼系数也证实了世界银行公布的美国基尼系数的虚假性。1998年，宾夕法尼亚州农村和城市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68和0.591，比1975年的0.473和0.472分别上升近0.1[4]。在我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难道我们还要继续迷信所谓的基尼系数排行榜吗？因此，我们最多只能把各国的基尼系数排行作为参考，而非轻信盲从，人云亦云。
我国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五项检测指标中称：我国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的0.412，实现程度为79.8%；城乡居民收入比（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为3.45，比2000年的2.85上升了0.60[5]，而没有采用社会上流传的接近0.50的基尼系数。
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及其变动趋势
刘日新把人们对待我国贫富分化问题的看法概括为三种，即“已两极分化论”、“未两极分化论”（其中又包括“适当论”和“失当论”）和“另当别论”[6]。笔者认为，收入差距是一种客观存在，贫富分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难以用一组数据概而论之。因此，我主张用先“切片研究”再“综合分析”的方法，最后找到“病根”。我国过去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主要采用城市基准法，这种方法存在一定问题：一是主体错位，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农村而非城市，把农民收入固定（见表1）会给人们一个错
觉，即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要降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或增长速度；二是在技术上不便于将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指标在同一坐标上表示出来。在美国，有的学者按农村居民收入占居民收入的百分比表示农村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下面，笔者按照农村基准法将我国现有的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指数数据换算成其“倒数”，制成折线图（见图2），重新分析研究。
通过图2折线图的变动轨迹，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国29年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33倍和25倍；农民收入占城镇居民收入的比例1978年为38.91%，经历三升三降仍为38.91%，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上。虽个别年份有明显升降，但总体上呈现出先缩小再扩大的态势。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严肃的问题：一是1978年和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一样，哪个合理，哪个不合理，为什么？二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曾出现过两种趋势，一种是1980年代前的总体缩小趋势，另一种是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长期扩大态势，哪一种更符合客观规律，其中又存在什么问题？为此，我们只有沿着城乡收入差距折线图变动的历史轨迹刨根问底，寻找答案。笔者的研究发现有三个：
1. 1980年代城乡差距缩小是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农村改革先于城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之后农民积极性提高，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第二，更关键的问题是当时我国还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农民生产什么不仅能够卖得出去，而且能卖个比较好的价钱，或者说是对过去农产品价格存在的严重“剪刀差”的一个校正，因此，农业相对效益还算比较高，农民收入增长快。
2. 1990年代城乡收入差距由缩小转为扩大具有合理性。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城市改革跟进，城市私营、个体工商业迅速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步伐逐步提速，职工工资增加较快。第二，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而第二、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这一发展的重大趋势一直延续至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农业的发展，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逆转，农产品由供不应求变为总体供过于求，农产品“卖难”和增产不增收问题时常困扰着农民。
3.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总体上不合理，处于“总体失衡”甚至“失控”状态。主要表现为“三个边缘化”：第一，农业产业的边缘化。由于土地有限，增产局限，特别是受经济全球化竞争和国内价格的冲击，农民的收入不是与产量呈正相关，而成为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牺牲品。当CPI指数上升时，居民和政府首先关心的是市民的承受能力，打压的是农产品价格；当出现农产品过剩和积压时，政府往往又对农业保护不力，市场竞争已成为对农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而非激励因素。2007年国家取消农业税的增收效应被农产品价格下降所抵消，农民收入增长并不快，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第二，农民被边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城农民工不仅收入最低，而且地位最低，享受不了“市民”待遇；二是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城市居民相去甚远。第三，农村建设边缘化。由于国家财政支持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在城乡一体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建设、农民专业合作建设被忽视，在一些地方，新农村建设变成了政商联手资本进乡“圈地”活动，与农民争土地、争产业、争利益，“三农”环境恶化。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研究城乡分化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不能只看数据不看成因，只看总体繁荣不看结构失衡，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政绩不顾农民感受。据此，笔者得出的初步结论是，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虽有必然性，但不合理因素大于正常因素，也就是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速度存在着严重的“扭曲”问题，而且是主要问题、关键问题。
三、质疑“倒U假说”
“倒U型假说”是库茨涅兹提出的试图用于解释收入差距变化规律的一种学说，该学说认为，个人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先扩大，继而经短暂稳定，最后随着经济的增长呈逐渐缩小的规律[7]。但根据笔者的观察，这个“倒U型”在个别国家确实偶尔出现过，如韩国在一定时期具有“倒U”型特征，但在台湾地区呈正U型特征，在日本甚至是稳定下降态势，在美国呈波浪式起伏上升，在中国呈登山起伏式上升趋势[8]。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倒U型假说”存在两个谬误：一是这只是一种说法，仅是个别国家出现的现象，并非普遍，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什么“必然”，更不是什么“铁定”的规律；二是“倒U型”甚至稳定下降的趋势并非“自然而然”的结果，更可能是政策干预的结果，如日本对农业强有力的保护政策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美国是最发达的国家，目前还没有看到收入差距缩小的迹象。据于国安预测，到2017年，我国总体基尼系数将呈稳定提高的趋势[9]，按照笔者的理解，这等于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将呈继续扩大之势。可以想象，如果政府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于国安的预测很可能变成现实。那就验证了邓小平的那句话：“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那么，我国就会真的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悲剧，我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对此听之任之[10]。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主要有三点启示和三个政策主张。就三点启示而言：一是虽然基尼系数具有一定科学性，但因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不能用一个固定的数值来判断各国可承受的贫富分化程度，加上人为的因素，基尼系数排行并不完全可靠、可信，甚至会误导国民和政府；二是认为库茨涅兹的“倒U型假说”并没有普遍意义，但如果作为政府制定国民收入分配政策，适当调节国民收入差距措施的参考倒是具有建设性意义；三是提出了判断城乡收入差距合理与否的思路，不是单纯看数据的大小，而是看数据背后掩盖的事实真相，有时知其所以然比知其然更重要。总的结论是我国城乡贫富分化到了一个需要“抑升促降”的临界点，否则，很可能要出大问题[11]。
为此，笔者
对抑制我国城乡贫富分化继续恶化提出的总的政策主张是既要重视农业效益内部化的内生性增长体制机制，又要注重对“三农”的保护、支持倾斜政策。具体讲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人、财、物方面注重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向规模化、区域化、产业化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共享农业产业化的经济成果；二是注重对农产品市场的逆周期短期灵活调节，建立“淡储旺销”的市场供需调节机制，使农业逐步走出“蛛网困境”；三是注重农业基础设施的长期建设、科技人才培养和科研投入，促进农业尽快步入“自我发展+政策支持”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12]。
注释：
①1978—2006年数据转引自陈佳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第164-165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参考文献：
[1]徐滇庆，柯睿思，李昕.终结贫困之路——中国和印度发展战略比较[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240-241.
[2]James Pethokoukis： The one chart that explodes the myth of US income inequality，Nov. 1，2011，http：//blogamerican.com.
[3]C.A. Christofides，Pats Neelakantan and Todd Behr： Examining the rural-urban income gap，Nov. 2006，http：//ruralpa.org.
[4]于国安.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52.
[5]国家统计局.我国小康社会实现程度80%[EB/OL].http：//www.sina.com.cn，2011-12-21.
[6]刘日新.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之世界[EB/OL].http：//www.wyzxsx.com，2007-12-12.
[7]高玲芬.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应对策略[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63.
[8]陈佳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300-302.
[9]于国安.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47.
[10]余静文，赵大利.城市群落的崛起、经济绩效与区域收入差距[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4）.
[11]张玮，曾国平，何勋鲲.农村金融服务促进统筹城乡收入区域差异研究[J].商业研究，2010，（1）.
[12]赵兴罗.扩大内需背景下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