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金砖国家”（brics），是指巴西（b）、俄罗斯（r）、印度（i）、中国（c）和南非（s）这5个新兴市场国家，这5个国家的英文首个字母连起来，字形和读音很像英文单词“砖”（brick）。近日在中国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引世人瞩目，不仅因为首次接纳南非作为成员，而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明确希望加入或成为观察员。尽管金砖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历史渊源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些因素都没有妨碍它们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与扩大。事实上，在全球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有了更广泛的利益“交集”。这种“交集”突出表现为金砖国家经济正面临日益增多的共同机遇和挑战，从而构成深化合作的基础与动力。
一、面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双速”增长，金砖国家短期经济政策面临两难困境
众所周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正是由于金砖国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球经济才免于陷入更深的衰退。此后，又是金砖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引领全球经济走向复苏。然而，率先复苏也使其经济政策的选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国内资产价格过高与通货膨胀压力在2010年已经开始威胁其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除了俄罗斯以及新成员南非的通货膨胀率低于2009年水平外，巴西、印度和中国的通胀率都明显超过2009年，其中印度的通胀率超过了两位数。另一方面，为遏制通货膨胀而实施加息政策，金砖国家也面临着短期资本流入和本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日本、欧元区）继续实施低息政策的情况下，金砖国家通过加息遏制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很难取得成效。当然，大幅加息有可能遏制目前的通货膨胀，但很可能以经济的迅速减速为代价。www.133229.coM为此，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成为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在国际金融危机阶段，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一道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进入复苏阶段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缓慢，而金砖国家则实现了快速增长。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估算，2010年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增长率为2.7%，而南非、俄罗斯、巴西、印度和中国的增长率则分别为2.7%、3.8%、7.6%、9.5%和10.0%。这种差异导致双方之间的经济政策导向分歧加大：前者还在继续实施危机阶段的低利率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后者已经不得不进入加息轨道。展望未来，一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进程确立，进入加息轨道，国际短期资本还存在从金砖国家市场大规模流出的风险，这将给金砖国家金融体系带来新的冲击。因此，金砖国家之间如何协调各自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各自国家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二、全球经济“再平衡”可能导致全球总需求增速放慢，制约金砖国家快速发展的空间
“再平衡”被认为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不能再依靠危机前的负债消费模式。“再平衡”将表现为美国减少个人消费，增加个人储蓄。据美国相关研究机构估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私人储蓄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私人消费将减少大约1000亿美元。自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经上升了4—5个百分点，美国私人消费本应明显萎缩，但实际结果显示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根本原因在于，个人储蓄率上升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被政府的负储蓄（财政赤字增加）抵消了。显然这并非一种常态，依靠财政赤字不断增加来刺激消费是难以持续的。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全球需求不足将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再平衡”还要求顺差国同时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对此，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经济将首当其冲。
在金砖国家中，只有中国是经常账户顺差国，其他四国都是逆差国。在应对全球经济“再平衡”方面金砖国家看似没有共同的利益，实则不然。金砖国家经济虽然在出口依存度、出口产品结构、出口市场与贸易收支状况方面存在差异，但金砖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都比较高，世界市场的需求变化对其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全球总需求，尤其是美国需求的减速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是非常巨大的。以2009年为例，俄罗斯、南非和巴西经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而这还是在中国经济发挥“缓冲器”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的。作为南非、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俄罗斯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经济的这种“缓冲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反过来，如果全球经济“再平衡”致使中美两国的总需求一并减速，金砖国家所受到的负面冲击将会更加突出。
其他金砖国家对中国经济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俄罗斯是中国主要的能源提供者，巴西和南非是中国主要的原料提供者，中印之间的贸易依存度日益提升。面对全球总需求增速放慢的趋势，金砖国家需要进一步扩大相互间的贸易、投资往来，充分发掘各自庞大的潜在市场需求优势，为自身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三、全球气候变化规则一旦形成并生效，将迫使金砖国家不得不改变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并为此制定出全球规则，已逐渐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围绕全球气候变化规则谈判的准则，主要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已经形成明确的两大阵营。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南非、巴西、印度与中国基于共同的立场，正式形成一个谈判集团——基础四国（俄罗斯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没有加入进来）。基础四国坚持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必须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与《巴厘路线图》框架下进行。这一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针对气候变化规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金砖国家产生分歧的本质是经济利益，即成本的分摊与收益的分配。许多国际组织与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考虑到对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支付，发达国家也是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的净受益者。首先，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使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轻型化，其碳密度自然低于发展中国家。而金砖国家（包括俄罗斯）尚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能源与重化工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次，发达国家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是服务业，而金砖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集中于能源与制造业。倘若不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金砖国家的比较优势必然会受损。再次，发达国家在200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对现行气候变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义务补偿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为。然而，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对补偿基金却采取推诿立场，为此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很自然的结果。最后，某些发达国家同时还倡导所谓的“碳关税”主张。这对发展中国家更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原因是温室气体减排谈判的标准是生产环节的碳排放，而不是消费环节的碳排放（人均碳排放）。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的是高碳密度产品，而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则是低碳密度产品。依照产品的碳含量（碳密度）征收碳关税，无疑是违反国际贸易的公平原则的。从气候变化谈判的收益来看，发达国家的收益程度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证明，多年来支撑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重新充当支柱产业，他们迫切需要发展低碳经济产业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然而，无论是发展清洁能源还是传统能源的减排，都面临成本上升压力。只有制定出全球性的气候变化规则，发展低碳经济产业在经济上才是可行的，才能够吸引投资者进入。
一旦按照发达国家的原则制定出全球气候变化规则，并加以强制性实施，金砖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即便如此，金砖国家也不可能拒绝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大趋势。为此，金砖国家一方面需要合作，在未来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争取达成一个相对公平的规则；另一方面，还需要共同探索有别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
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将为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提升创造新的机遇
多年来，金砖国家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上升，但是，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却没有出现同步提高。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者，不会轻易地让渡权利。比如，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与其经济份额严重失衡；金砖国家被动接受美元及其他世界货币所带来的风险。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为金砖国家改变格局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国际金融危机清楚地向人们昭示了一个事实：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对危机的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进入后危机时代，改革全球金融体制已成为全球共识，金砖国家对于这一改革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首先，围绕改革的议程，金砖国家在二十国集团内开始使用统一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夙愿。美元体系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由一个主权国家来发行世界货币，而世界货币的使用者却没有能力约束发行者的不负责任行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格局，就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货币。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看，应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这就需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的投票权或份额。迄今为止，通过二十国集团这一平台，金砖国家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份额的提升。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改革将是非常艰难的过程。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中的份额提升都是以减少欧洲小国的份额为代价的。欧美大国的份额，尤其是美国的份额并没有改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美国是唯一具有“否决权”意义份额的国家，欧盟国家的份额加在一起也具有“否决权”意义。如果不能改变这一格局，即使特别提款权有朝一日成为未来的世界货币，它和美元仍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美国（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欧盟）有权决定它的规则，其构成也主要是少数几种货币（美元、欧元、日元与英镑）。
在全球治理的其他领域，金砖国家也面临类似的境遇。比如，在2010年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上，对美联储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行为，金砖国家曾经给予严厉的批评，尽管当前发达国家还需要倚重金砖国家，但仍然无法阻止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未来如果发达国家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困扰，金砖国家面临的阻力将会更大。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意味着与发达国家争夺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因此，金砖国家需要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显然，金砖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符合五国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能够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