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国际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发展规律出发，介绍了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及J曲线”，介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指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NOI 海外投资战略 并购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引进和利用外资方面成绩斐然、全球瞩目。但从更长远的目标来看，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是同样重要的战略目标。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一国的经济发展遵循着“生产大国→出口大国→投资大国”演变的规律，大力发展海外直接投资，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及J曲线”，较好的解释了FDI和一国经济发展的关系。J曲线的两个坐标轴分别是NOI（净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减去吸引的外资流入，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反映了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和GDP，根据GDP可以将J曲线分为5个阶段。
图1各经济发展阶段人均GDP与净对外直接投资（NOI）
第一阶段，国家贫穷，几乎没有直接投资流出，略有直接投资流入，NOI为负值且趋增。按照1988年的数据，人均GDP低于1110美元的国家属于此列。
第二阶段，国家人均GDP有所增长，直接投资流入速度加快，规模扩大，直接投资流出开始出现，但NOI负值继续增加。
第三阶段，国家进入新兴国家行列，人均GDP已经处于世界中等或中上等水平。虽然NOI仍为负值，但每年直接投资流出的增加值已经超过直接投资流入的增加值，结果就是NOI由降转升。
第四阶段，流出直接投资超过流入直接投资，NOI变为正数，同时，流出直接投资的增加值继续高于流入直接投资的增加值，NOI正值扩大。一般而言，这标志着该国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20世纪90年代，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五阶段，国家的NOI开始下降，然后又回升，围绕零值上下波动，且波幅趋小，反映了国际收支平衡的趋势。流出直接投资和流入直接投资可能同时继续增长，反映了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
总的来说，一个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的状态与其人均GDP存在系统的互动的关系。特定国家的经济结构、发展战略、政府政策措施等对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行为有很大影响。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在第二阶段末期和第三阶段的开始，并且NOI已经出现了上升趋势。此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内生性动力开始显著体现，需要政府做好引导和服务工作，大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表1 我国的NOI数据（1995～2009） NOI单位：亿美元
年份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NOI | -374 | -414 | -450 | -452 | -397 | -402 | -461 | -517 |
年份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NOI | -514 | -551 | -490 | -518 | -518 | -393 | -353 | -369 |
2011年9月6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连续九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为49.9%。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政局稳定，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人民币重新面临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对于出口不利，但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却是很大的利好，可以大幅降低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成本。伴随着国内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和通货膨胀的压力，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必然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也导致国际上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硝烟四起，国际形势也要求我国的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基于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必须积极的筹划向海外转移一些产业，以减轻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压力和损失。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目标战略选择
第一，开发资源以满足国内需求。原则上要与东道国政府合作进行互惠互利式的开发。在舆论宣传上也要注意策略，不要引起国际舆论的批评。
第二，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第三，避开贸易壁垒，扩大出口以占领国际市场。
第四，跨国公司在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回报更好的项目，分散经营风险。
第四，海外投资与利用外资相结合，互相促进。
第五，获取全方位信息服务的目标，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在海外的分支机构，获得全方位、真实准确的第一手信息。
在明确了海外直接投资战略之后，就需要考虑更加具体的方法。 当前，跨国公司对海外资产的获取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直接投资兴建生产设施，也称“绿地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应该多考虑以创建为主的战略。二是跨国公司并购，又称“褐地投资”。在发达国家应多考虑收购的方法。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二战以前，世界上主要跨国公司的国外生产子公司中有37％是通过收购而建立的，到1946～1958年，这个数字上升为44％，到了上世纪60年代，此比例为55％，到90年代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70％。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时，也要充分考虑并购这种重要的投资形式。
党中央、国务院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可以说，“走出去”是政府的号召，也是企业的愿望，理应能够顺利推进。但真地“走”的时候，似乎又总有这样那样的羁绊，不管是项目审批、资金汇出，还是设备出口、人员外派，都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体制障碍总也绕不过去。所以，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就呈现出鼓励与限制并存、正常行为非正常操作的奇特景观。
企业要“走出去”必须面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重重障碍。
国内障碍
第一，海外直接投资审批制度过于严格，审批程序冗繁，往往使企业错失市场良机。
第二，外汇管理的某些条例不适合海外直接投资企业的需要。
第三，出口管理等配套制度建设跟不上海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需要。
国际障碍
跨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中遇到的普遍障碍是政治风险、人员跨国流动障碍、投资壁垒、社会文化障碍等，且在不同的国家各个风险因素的作用程度大有区别。但总的来说，最大、最不可期的风险就是政治风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也各有特色。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险在早期主要表现为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当前则主要表现为政局不稳、宗教和民族冲突，甚至爆发内战，在某些国家，极端政治势力甚至将矛头指向华人和中国。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则主要体现在一些政治势力从反华的意识形态出发，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针对这些现实当中存在的问题，我国政府现阶段的政策应该做出一些调整：
第一，财税政策。在纳税方面出台专门的管理办法，并且应该考虑到我国企业尚处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应该对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予以鼓励。
第二，金融政策。在外汇管理，资金融通方面予以鼓励，可以考虑设立相应的境外投资专项基金，支持本国企业发展。
第三，监管与服务。改革审批制度，改变多部门审批，简化审批程序。引导和加强人才培养和培训，引导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发展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协会等。
第四，建立担保和保险的保障体系。海外直接投资风险巨大，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设立专门的海外直接投资保险机构和险种。
在制度上构建一个高效、协调、有力的支撑体系，全面培植和提升中国企业驾驭海外直接投资的能力，这样才能帮助企业顺利进入国际市场这个最广阔而又最有魅力的大舞台。
参考文献：
[1] 王跃生：《跨国公司金融：原理与案例》，2009年8月版，中国发展出版社。
[2] 赵晓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长期发展趋势》，2008年9月版，新华出版社。
[3] 范纯增：《中国组建跨国公司的战略研究》，《世界地理研究》，1999年第3期。
[4] 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学与经济理论》，2000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