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隔离了当地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对特区和开发区发展经济的约束。对一个区域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约束，除了来自于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各部门外，也来自于管理开发区域政府的各部门。而开发区特殊的行政管理体制的优势在于：首先，提高行政效率。在行政审批上实行统一行政，防止了一个项目投资、一个企业注册等等，需要到许多个部门报批，并且时间极长的现象发生。其次，阻止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对企业的收费和罚款。甚至有的开发区，区内企业受到保护，不允许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到开发区去收费和罚款。这是为什么特区和开发区企业投资经营发展成本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其体制和经验，包括经济发展，产业的成长，对非特区和开发区，以及全国形成试点、示范、扩散、带动、关联等效应。从特区，到保税区，再到经济和技术开发区，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到省市级经济和技术开发区，其政府在特殊区域和园区内的体制和政策，逐步地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地、从中央级开发区到地方级开发区试验和推广。这样的改革和开放格局，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加大了产业的扩散性和关联性，由于分工协作、产业延伸，生产配套等等，加上物流集散，发展带动了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的经济发展，也带动了中西部地区产业、交通等方面的发展。樊纲在谈到特区在体制改革示范的作用时认为，开始改革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缺少信息、缺少知识，而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特区，当仁不让地充当了迅速吸收消化引进各种关系、制度和信息的一个重要机制。要理清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推动改革顺利进行，这就需要在一个区域内做全方位的改革去获得这方面的信息。www.133229.Com为全国的改革先行先试获得全方位的知识、信息、经验和教训，然后用于指导全国的改革，为全国做示范、做样板。这就是经济特区的重要意义和重要作用所在［9］。
综上所述，邓小平同志搞特区，就是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学习国外先进的体制和机制，新生出一种新的现代的企业和政府体制；就是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形成新的产业体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对外开放，特区、保税区、沿海大开放、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后来的内陆区域及沿边开放，功不可没！
五、对外贸易与劳动要素的比较优势
1978年以后，在经济的对外关系上，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呢？是依靠人口多、内部市场大，自力更生发展自己工业，走进口替代式的工业化道路，还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走出口导向，在积极出口的同时提升本国产业水平的工业化道路？30年来，中国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20世纪瑞典经济学家赫克谢尔和俄林提出了国际贸易的资源禀赋学说。这一学说是发展了的比较利益学说的复杂形式。该学说认为，不同的商品生产要求不同的要素比例，而不同的国家在生产要素的供给上赋有不同的条件，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禀赋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就不相同，生产要素的配合不相同，而生产商品的相对价格也就不相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应输出在生产中需要较多的该国家资源丰富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输入在生产中需要较少的该国资源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之便，扬长避短。
包括亚当•斯密、李嘉图、俄林等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极力赞扬自由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可以带来以下好处：第一，自由贸易会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由于贸易可以使一个国家超过生产可能性边界去获取资本和消费品，以较低价格得到在本国稀缺而昂贵的原料、其他新产品以及技术知识等等，从而为工业生产的持续而范围扩大的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第二，自由贸易降低商品的价格而且使各国有更广阔的消费选择范围，可以增加消费者福利。第三，在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中，一个国家进口它以相对高成本才能生产的商品，出口它以相对低成本生产的商品，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可以获得利益，并使消费和投资水平提高，而且进口竞争趋向于提高国内生产者的生产效率。第四，按照要素禀赋理论，出口将倾向于提高丰裕、便宜的生产要素的报酬，而进口则会降低昂贵、稀缺生产要素的报酬。由于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丰裕要素享有的贸易利益的比重比稀缺要素大。因而自由贸易会使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有所改善。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论者积极主张，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各国应当积极地参加国际贸易，采取外向的政策，撤销贸易壁垒并完全开放商品和劳务的国际市场［10］。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1978年时，达到95809万人，到2008年时，达到132500万左右；而人均耕地、淡水、矿产资源、能源、森林、国土面积等等指标，都在世界平均水平的1/5—1/2，一些指标的人均占有水平甚至更低。对此，周也进行过研究：中国最核心的比较优势为：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要素成本便宜，劳动密集制造业产品竞争力较强；比较劣势为：国土人口密度大，生产和生活的环境容量较小，人口众多、劳动力就业压力较大，土地、淡水、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人均水平较低，适宜于农业的土地和气候条件较差，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低，产品的品牌效应较弱，技术、资本和土地等资源型产品的竞争力也较弱。人均物质资源相对贫乏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并且素质较低，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而且，1978年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224美元，处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倒数第几名之中。在这样一个起点上，打开国门看世界，要与世界经济交往，在最初向外开放的格局下，究竟走怎样的工业化道路，确实需要探索。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为：土地、淡水和矿产等资源丰富，资本密集，技术水平较高，产业和产品的品牌效应较强，国土人口密度较小，环境容量较大，技术、资本和土地等产品竞争力较强。比较劣势为：劳动力要素成本昂贵，一般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程度高的）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弱。
从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角度看，全球经济中，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劣势和优势，通过相互的贸易，生产并出口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少生产甚至不生产并进口自己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各国形成适当的分工和协作，可以使各国双边和多边都在相互贸易中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和劣势看，中国应当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便宜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口这些产品，消费者会觉得产品便宜；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劳动力价格昂贵，供应国内消费者会觉得很贵，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中国消费者也会觉得很贵。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可以向中国出口自己具有优势的高技术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土地资源密集型的粮食等产品，中国可以弥补技术和粮食产品供给的短缺，降低其价格；中国短期内自己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一是技术水平还相对较低，无法生产，二是即使生产，可能价格太高，消费者无法承受；而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成本也将逐步上升，用很多的人，在相对少的土地上生产粮食，来全部供应国内需求，也是极不合算的；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是对自己一定阶段上技术不足的弥补，而适当地进口美国的农业产品，实际上是进口土地、淡水、化肥等资源，从比较利益方面讲是合算的［11］。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价值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换取了少量的技术、知识和品牌产权含量高的产品，是不合算的。但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整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决定的，而且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日之功。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必须参与这样的国家分工，才能在世界经济交往的格局中获得自己的利益。而且，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的国情下，想急于求成，将出口贸易调整成为技术和品牌产权含量很高的结构，结果只能使大量的劳动力闲置和失业，使国民经济的损失更大。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前面已述改革开放初期，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为9.7%，30年后，2007年我们提高到66.8%，提高57.1个百分点；贸易规模从改革初的世界各国第29位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从0.8%提高到7.7%。林毅夫和李永军研究了1981—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变动的弹性。他们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该弹性数值大致在0.1左右（平均值0.105），即出口每增长10%可以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近1个百分点。该弹性的数值在80年代则相对较低。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有增长的趋势。80年代早期，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10%（比如1979年为5.1%），90年代后期则基本上稳定在20%左右（比如2000年为22.9%）。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增加必然增加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证明了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13］。2001年以来，许多学者认为，出口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在1/3左右。 六、对引起争论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虽然对外开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于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学术界及舆论在劳动密集出口是不是值得，市场换技术没有换来，跨国公司并购影响产业安全，银行吸收国外战略投资者有股份被贱卖，外汇升值使得我们外汇储备和投资的债权和股权贬值等等方面，也有这样和那样的责难。那么，怎样理性、平心静气和历史及客观地看待这样一些问题，并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是未来我们更好地进行对外开放的前提。
首先，我们应当全面地看待对外开放，将它带来巨大的利益和其伴随的有关问题相比较，要肯定其成就远远大于发生的问题。在过去对外开放的30年中，我们没有选择拉美曾经以借债为主投资企业的模式，主要采取了吸收外资进入的中国的办法，使外商进入中国办企业，投资的风险由其承担，市场由其开拓，我们在市场开拓、技术研发等方面付出的成本较小，而且发展经济的风险也较小。前面已述，我们通过外资的进入，引进、学习、吸收、消化和创新了我们的管理方式和企业体制，使我们国有工商企业、银行和民营企业等等，在管理和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现代化方面有了显著的进展。也使我们各个产业方面，包括行政管理、生活消费等方面的技术，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我们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水平往前追赶了20—40年，有些科学技术，我们已经站在世界的前沿。我们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从20世纪70年代不到5%的贡献率，提升到了2008年的40%以上。从未来看，正是有过去30年对外开放中我们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正是我们引进、学习、吸收、消化和再创新，奠定了我们下一步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条件，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将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建设成为有竞争能力的技术强国。而对外开放，根据我国自身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协作，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获得比较利益，占我国经济增长的1/3。可以说，对外开放，改变了中国，中国是对外开放战略的最直接的受益者。
其次，应当历史地看待对外开放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其一，需要指出的是，对外开放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我们从清朝实行闭关锁国国策后，洋人用炮舰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与前苏联关系的破裂，到1978年之前，我们在经济、科技、文化等交流上又几乎重新关起了国门。怎样引进外资，怎样引进技术，怎样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怎样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并且为我所有和所用，从清朝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并没有成熟的经验，与中国的国情相比，也无相同的经验照搬，是一个全新的需要探索和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出一点问题是不可能的。其二，对外开放初期，我们的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和外交实力较弱，与外商，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谈判，让其成本较低和毫无保留地转让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一般来说可能性较小。并不是我们用市场一点技术也没有换来，只不过市场换技术，在不同的领域，换取的程度不同而已。如彩电（从显像管到液晶显示）、冰箱、空调、洗衣机等技术，就是从让市场中完全换来的。从开放的后期来看，越来越多的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多的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其研发总部迁往了中国，或者将其研发的一部分设立在中国。当然，由于科学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的投入，要有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转让，特别是一些关键的技术，一是要拥有方同意，二是需要一定的成本，三是入股也要分红。这是财产权利制度和市场经济使然。
再次，应当客观地看待对外开放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正视我们对外开放的国情。对大量的劳动密集产品换取少量的技术密集产品，引起了一些学者，包括舆论的忧虑，甚至反对。但是，中国的国情是，从统计上看，有3亿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而耕地只有18亿亩，每个劳动力不到6亩；并且第一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高达40%，而第一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则为10%左右，试想40%的劳动力，54%的农业人口，由于农业税取消后，10%的农业增加值几乎都留给了农村和农业，即使这样，如果仅分配10%的增加值，其收入只能为城市人口的1/3。一个出路，就是要将大量的剩余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领域转移到非农业领域。而这样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品，国内需求是消化不了的，需要国际市场加以消化。而国际市场对劳动力成本较为便宜的中国产品的需求，使剩余的劳动力有工作机会，使剩余的劳动力资源不闲置，使其因文化知识水平所限不能创造高端产品，但是能在技术规范和管理下，创造体力和技能性的产品，这是中国这样国情下比较优势的发挥，是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利用出路。而将大量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弃之不用，而要全部追求高知识和高技术劳动力创造高端和高附加价值的产品，以此来进行国际贸易，实施这种战略是不现实的。而在对外开放中，我们确实出现了一些引进设备中吃回扣，引进了一些质次价高、技术水平低的设备，以引进设备为由出国考察，对外部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准确，光引进设备而没有引进技术，出让国有资产时价格过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不能归因于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上。其发生的原因，与我们过去的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有关，与我们过去仅仅为政治，而不注意收集经济信息的外交工作观念和方式有关，与我们对外经济交往中国家公职人员经济犯罪的监管和打击不力有关，与我们财政体制对公务人员和国家事业人员出国这样的公务行为和开支管理不力有关。我们需要的是改革和完善体制，强化法律和司法体系，加强管理和监督，自觉堵塞对外开放中的各种漏洞，而不是责难对外开放这一重大战略。
最后，应当从市场经济原则、经济规律、经济变动客观趋势等角度看待我们对外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市场经济是讲经济人行为准则，讲产权，讲博弈、讲竞争力，讲信息的掌握程度，在博弈、竞争中进行合作。比如，中国贸易的对外依存度太高问题，它是国民收入国家分配比率高，而居民分配比率低，因而国内消费相对不足，而国家和企业分配多，投资企业生产出来的物品，如果在国内消费不了，就必须出口来平衡，因此，国内对外贸易依存度高，是国内国家、企业、居民分配结构和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的结果；而并不是对外开放造成了中国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结果。再如，中国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贬值损失的问题，也被议论。由于同样效用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价格不一，随着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逐步地要升值，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东亚一些后发展中国家相对美元，普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升值了100%—200%。从中国的出口看，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便宜，对我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利。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劳动力价格上涨，同样效用的产品要在世界上趋于价格平衡，从长期看，这些都要强劲地推动人民币相对美元和其他发达国家货币升值，人民币的汇率走势不可能逆这种趋势而动。
还比如，如何看待关于银行股被贱卖的议论。中国的各国有商业银行，在20世纪中期时，资本充足率很低，呆坏账率很高，由于大量的债权是国有企业的贷款，而国有企业整体效率较差，因此，金融体系的风险极大。中国的货币发行在国家的手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补充了银行体系的资本金，剥离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并且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包括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又补充了有关商业银行的资本，改善了其资本结构。实际上，银行股改，需要资本多元化，而国内当时私营资本的规模还较小，并且意识形态方面对私人资本过多地参与银行有顾虑，采取了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做法，从目前看，我们不能否认，中国银行体系中风险得到降低和控制，与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改善资本结构，引进先进的银行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国有企业资产在购买中被流失，中国企业的品牌被国外跨国公司兼并，中国的稀缺的土地和矿产等资源被低价进入产品后出口，并且将污染和排放留在了中国，也是对外开放被责难较多的话题。国外企业家到中国做生意，一定是本着经济人的原则行事，一定会讨价还价，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们需要从自己的处境和条件看，也要建设和强化讨价还价的体制、信息、方式和能力。也许有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放在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下，资产会真正被消失，而外商购买后，我们还能获得税收、就业等利益。至于民族品牌，需要中国的企业自己珍惜。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强调科学发展，一些地区在对外招商和引进外资方面，严格了起来，土地不再被低价出售，硬要山青水秀也不要污染的gdp，已经成为许多地方官员的发展理念，污染较严重的企业不再被轻易引进，一些早期招商的外资，包括内资企业，其结构也在调整，其污染排放被控制和要求治理，虽然程度不同，珠江、长江、太湖、黄河的水质，这几年都有所改善，并且还在采取措施，将进一步改善。
总之，通过对外开放，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学习了国外领先的科学知识，引进、吸收、消化和创新了国外的技术，并且更可贵的是，我们学会了如何与国外在经济方面打交道；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30年的开放过程中，引进了我们最为稀缺的资金，并将自己的剩余劳动力这样的劣势通过加工出口贸易，转变成了比较优势，强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尽管在对外开放的历程中，我们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遭受过这样或那样的挫折，但是，我们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海纳百川，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在对外开放中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闭关锁国而经济发展迟缓造成的损失。退回去，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也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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