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生活论文 篇一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中华帝国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专政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三）工矿业
管理过程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穆尼在与艾伦·赖莱合著的《工业，前进！组织原理及其对现代工业的意义》一书中指出：“从形式的意义上讲，组织就意味着秩序”，“组织是每一种人群联合为了达到某种的目标的形式”。系统管理理论认为，组织是由人们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并且共同工作着的要素所构成的系统。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巴塞尔在其所著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把组织界定为“对所有权被分割的实体的管理”。概而言之，组织是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有序地结合起来的整体。
作为组织，必然具有目的性、系统性、有序性与有机性。目的性，是说任何组织都是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设立的；系统性，是说组成组织的各个元素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有序性，是说组织内部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与时间顺序的；有机性，是说为了协调组织的活动，必然存在着担负不同职责的职能部门的分化，这就类似于人体的各个器官，既相互独立，各司其职，又彼此贯通，密切配合。知识经济组织作为组织无疑具有组织的一般规定性，作为一类特殊的经济组织，又必然具有区别于其他组织或其他经济组织的特点。
笔者认为，知识经济活动的矛盾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内部经济性与直接外部经济性的矛盾。在以保密、专利权、特许权等方式对知识要素（仅限于应用性知识）作非公有产权制度安排的场合，产权人通过知识的使用通常能获得超额利润，这就是知识的内部经济性。这种内部经济性无疑与专利权等非公有产权制度安排相关。之所以要作此类产权制度安排，目的是为了形成对知识生产的有效的激励机制。然而，就知识的公共性消费可以拓展知识的作用范围，增加知识的使用价值，提高社会的总福利水平而言，知识又应该是共享的，不应该为私人、少数人所垄断的，这也就是知识的直接外部经济性。知识的直接外部经济性源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可以同时为众多人共同消费的性质。知识的内部结济性与直接外部经济性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内部经济性的增强，意味着直接外部经济性的减弱；内部经济性的减弱，意味着直接外部经济性的增强。非知识性资源（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除外）则不相同，其消费本质上是排他的、竞争的，不可能在为某人使用的同时，又供其他人所使用。非知识性资源的消费，除给产权人带来经济效益以外，尽管也可能会使非产权人获得相关效益，但这种相关效益只是间接的外部经济性，而不是直接的外部经济性。由于知识的内部经济性与直接外部经济性的矛盾源于非公有产权安排所赋予知识的消费排他性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消费非排他性的矛盾，因而，也可将其称之为知识消费的排他性与非排他性的矛盾。
第二，边际报酬递增性与递减性的矛盾。因为通过知识的投入可以不断开拓出新的投资领域与不断提供出新的更有利的投资机会，进而提高劳动、土地、机器设备等实体性资源的产出效率，推动生产函数向坐标图象的右上方移动，因而知识投入具有边际报酬递增倾向。然而，这种由知识投入所引起的边际报酬递增倾向，只能在不同的程度上抵消或抑制实体性经济资源投入所具有的边际报酬递减倾向，却不可能消除这种倾向。也就是说，在与知识投入相关的边际报酬递增倾向存在的同时，与其他经济资源投入相关的边际报酬递减倾向仍然存在，由此便构成了知识经济活动所内涵的边际报酬递增性与递减性的矛盾。
第三，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矛盾。在工业经济活动中，严格的工艺流程与环环相扣的流水作业线，突出强调的是统一性、常规性、一致性、整体性，全部经济活动就类似于一部机器，劳动者个体则相当于这部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或螺丝钉。在知识经济活动中，一方面因开拓、创新成为主题与基调而必然强调差异性、独创性、非常规性与个体性；另一方面因知识的生产有赖于人类知识的积累与多种知识的交融、综合，又必然强调协作性、互补性、综合性与群体性。知识经济活动所内涵的这一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矛盾，必然要求劳动者个体间的结合方式发生不同于工业经济活动的变化。在新的结合方式下，劳动者必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机动性，与此同时，个体之间又必须能够彼此沟通，相互配合，表现出高度的整体协调性。
第四，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矛盾。工业经济活动是严格有序的，甚至严格到操作者必须按事先设计好的规范与程序来动作。知识经济活动则不同，虽其整体活动表现出高度有序性，但其个体活动却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非规范性与无序性。正是因为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非规范性与无序性，才使个体有可能去探索、去开拓、去创新。知识经济活动所包含的这一整体有序性与个体无序性的矛盾，也必然要求知识经济的组织形式发生不同于工业经济组织形式的变化。
第五，刚性与柔性的矛盾。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活动中，由于知识的含量较低，技术更新周期较长，活动的内容、方式、手段的变化节奏较慢，所以，某种经济组织一经形成，便具有较大的稳定性或刚性。而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的高投入必将导致技术更新周期缩短，活动的内容、方式、手段的变化节奏加快，并要求经济组织形式发生适应性的变化。如果说使经济组织形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刚性，是包括知识经济活动在内的任何经济活动得以进行的一般前提的话，那么，使经济组织形式同时又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柔性，则是推动知识经济持续发展的特殊的条件。
第六，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矛盾。除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外，作为动产的经济资源均含有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矛盾。流动性，是指作为动产的经济资源所具有的空间位移性。非流动性，则是指作为动产的经济资源发生空间位移时因遇到阻力而导致流动性或部分流动性的丧失。知识作为动产的一类，尽管在流动过程中也会遇到一定的阻力，但相比非知识性动产所遇到的阻力却要小得多，流动性也要强得多。知识性动产与非知识性动产在流动性方面所具有的显著差异，也会对知识经济组织形式产生重要影响。
第七，自主性与控制性的矛盾。在工业经济活动中，劳动者个体从属于机器体系，其活动处于完全的受控状态，不具有自主性。而在知识经济活动中，一方面劳动者个体的自主性大大增强，另一方面为保证系统目标的实现，又需要对自主进行的个体活动进行有效的调节与控制。使个体自主性与整体控制性这一矛盾得到妥善解决，同样是进行知识经济组织设计时必须重视的。
二、知识经济组织代化原则
基于对经济组织优化一般要求的认识与对知识经济内涵特殊矛盾的分析，笔者认为，在进行知识经济组织设计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高运行效率原则。判断某一知识经济组织形式是否合理，首先应看其是否有利于知识经济活动高效率运行。知识经济活动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予以下因素：一是实现知识资源与其他资源在系统内外合理配置的机制是否健全；二是促使各种资源充分发挥其潜能的机制是否健全；三是管理体制、管理方式、曾理机构的设置是否合理；四是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否协调。
第二，低运行成本原则。某项经济活动的高效率如果是以高成本来支撑的话，那么这种高效率则可能是无利可图甚至是得不偿失的。因而在进行知识经济组织设计时，不仅要坚持高运行效率原则，还要坚持低运行成本原则。知识经济运行成本，主要包括以下项目：一是各种经济资源在结合过程中所发生的内耗；二是管理、协调费用；三是激励、监督成本。在上述3项成本中，第一与第二项通常是此消彼长的。坚持低运行成本原则，并不是说应使知识经济活动运行成本的各个组成部分均处于最低点，而是说在知识经济活动效率既定的前提下，应使其总运行成本最小，亦即使知识经济活动的净产出最大。
第三，主体性原则。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活动中，人从属于机器，主体受制于客体。因而在进行工业经济组织设计时，首先考虑的是机器体系与工艺流程的需要，而不是主体的需要，对物的组织被置于第一位，对人的组织则服从于对物的组织。从这种意义上说，工业经济的组织原则是客体性原则，而不是主体性原则。而在知识经济活动中，主体的创造性、自主性、个性发挥着主导的、关键的作用，是主体支配客体，而不是客体役使主体。因而在进行知识经济组织设计时，首先考虑的应是如何才能满足主体进行自主性、创造性工作的需要，如何才能为主体充分展现其个性的魅力与进行多样化的工作提供广阔的空间。也就是说，知识经济组织设计遵循的原则应是主体性原则，而不是客体性原则。
第四，弹性原则。如前所述，知识经济包含着有序性与无序性、刚性与柔性的矛盾。为使这些矛盾得到妥善解决，必须使知识经济组织具有较强的弹性。具体说来，一是要使其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与包容性；二是要使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三是要使其具有较强的可调整性；四是要使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第五，开放性原则。知识经济领域是高度开放的领域。与物质、能量通常是单向直线式流动不同，知识的流动通常是双向并呈辐射状的，知识经济网络由此交织而成。知识经济网络不存在固定的边界，随着认识的深化与新认知领域的开辟，其网线必然越来越密集，其边界必然越来越拓展。基于这一特点，在进行知识经济组织设计时必须坚持开放性原则，应使所设计的组织具有不断拓展自身边界与最迅速、最充分地与外界进行知识信息交流的能力。
三、知识经济组织架构特点
知识经济活动是知识的生产活动、流通活动、分配活动与消费活动的总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知识生产的组织主体与组织形式作—剖析。首先探讨—不知识生产的组织主体安排。
知识包括基础知识、应用基础知识与应用知识3大类。与其对应，知识生产也包括基础知识生产、应用基础知识生产与应用知识生产3大组成部分。因基础知识生产只具有外部经济性，不具有内部经济性，其产品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故只能由国家出资举办研究机构按非商品生产的形式来进行。
应用基础知识，一方面因其消费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故可被归入公共产品之列；另一方面因其应用范围与应用者集合可大体确定，从而可借助一定形式将其外部经济内部化，故又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应用基础知识的这一双重属性便决定了对其生产组织主体安排可作如下选择：或者由国家出资设立研究机构作为公共产品来生产，或者由私人出资设立研究机构作为私人产品来生产，或者同部门、同行业的企业共同出资作为准公共产品来生产。
第一种形式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应用基础研究资金全部由国家来提供，难免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二是应用基础性研究成果的使用者一般是特定部门或特定行业，此类事业若由国家来举办，便可能因无法清楚地把握需求及其变动状况，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难以吻合。
第二种形式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研究成果的需要者有可能因自身财力限制而无法取得研究成果的使用权；二是某些耗资巨大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有可能因举办者财力不足而无法进行。
第三种形式，既不存在第一种形式的不足，也不具有第二种形式的缺陷，它可以灵敏地适应应用基础研究的需要及其变化，可以在不加重国家财政负担的情况下保证应用基础研究有充足的资金来源，还可以使研究成果得到广泛的利用，因而，在笔者来看，不失为一种最适合于应用基础研究进行与发展的组织主体安排。
应用知识，可进一步被区分为常规知识与非常规知识。与此相应，应用知识的生产也可被分为常规知识生产与非常规知识生产。因常规知识是在某实践领域被普遍应用与反复应用的知识，故可通过数据化与编程将其转换为计算机语言，对象化为计算机功能，使其得到更为广泛、更为经济的利用。非常规知识生产包括非常规技术生产与非常规经验、技能生产两部分。其中的非常规技术生产，或可由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研究机构来进行，或可由企业成立研究机构或组织专职研究人员来进行。作何选择为宜，则主要取决于企业的财力与其对非常规技术的需求状况。财力雄厚且对非常规技术需求量大的企业，一般可自行设置研究机构或安排专职研究人员进行非常规技术研究；财力单薄且对非常规技术需求量小的企业，则直通过外购方式或吸收无形资产投资的方式来满足自身对非常规技术的需要。非常规性经验与技能，因只能通过劳动者干中学来获得，故其生产无法通过设置研究机构或安排专职研究人员来进行，而只能通过优化劳动组织形式，充分调动与激发劳动者于中学的热情来进行。
关于知识生产的组织形式或组织方式。按照雷蒙德·E·米尔斯与查尔斯·C·斯诺的观点，工业经济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经济组织形式是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功能型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的基本特征是等级制，通过专业分工系统逐层向上，从一种标准化工作过渡到另一种标准化工作，再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链，对整体活动逐级进行指挥、控制与协调。随着知识尤其是特殊性专业知识成为企业资源的核心，功能型组织经过部门型组织、矩阵型组织的短暂过渡，于20世纪80年代演变为网络型组织。笔者认为，网络型组织区别于功能型组织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以团队为基本组织单位。现代知识经济活动是以团队为基本组织单位来进行的。这些团队相互关联，按照若干基本组织原则，通过灵活的、强大的交流网络彼此协调，不存在集权控制，其团队的组合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工作目标、工作任务的转换而变动的，故团队组合又被称为不规则型企业。在不规则型企业中，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独立的，能够自主决策的，同时又在更大的范围背景条件下存在，并须遵守这种背景条件，以达到自治与协调的高度统一。这种以团队为基本单位的网络型组织显然能最有效地利用知识，最迅速地积累与创新知识，最大限度地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最充分地展现个性的特点与最迅速地对外界变化作出反应。
第二，职位权威让位于知识权威。维娜·艾莉在其所著的《知识的进化》一书中谈到，在与功能型组织共生的官僚制度中，你拥有的职位决定了你的权力，存在的是职位权威。但在网络型组织中，权力来源于你所掌握的知识与所了解的人，存在的是知识权威。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意味着知识开始在经济活动中占据支配性地位，成为主导性力量。
第三，组织边界可以无限拓展。在功能型组织中，由于权力体系是按照等级层次构造的，所以组织的规模或边界必然要受到合理管理幅度的限制。在网络型组织中，不存在集权控制，因而组织的规模或边界也就不会受到合理管理幅度的限制，随着新的知识供给单元或知识消费单元的出现，网络的边界必然向外拓展与获得不断递增的知识规模效益。
第四，联合成为主流。在采用功能型组织形式的场合，竞争往往以获胜企业兼并失败企业而告终，被兼并者丧失了它的独立性。而在采用网络型组织形式的场合，竞争的结果则通常是竞争双方达成联合的协议。与兼并不同，联合意味着在继续保持双方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双方的相互配合与协同动作，这无疑是实现竞争双方知识资源交流与共享的一种最有利的组织形式。
第五，信息主要是横向流动。在以等级制为特征的功能型组织中，为满足集权式管理的需要，信息主要是纵向流动或纵向传递的。而在网络型组织中，由于团队之间主要通过彼此的沟通对话来协同动作。所以信息主要是横向流动或横向传递的。以信息横向流动为主的网络型组织可以使信息知识资源得到更为迅速、更为充分、更为经济的利用。
《经济与政治基础》课程内容主要分为经济基础知识和政治基础知识两大部分共九章内容，教学过程中感觉在教材编排上、知识点叙述上有众多地方值得商榷，在实际教学中应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对教学顺序重新编排和对知识点重新解释，不能照本宣科。现对教材编排和知识点设置方面提出三点看法：
1.知识点的承接不严密。知识点之间缺少内在联系和系统性，比如，“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被安排在第四章“面对市场经济中”的第一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来讲，这与前面第一章“生活中的消费者”第一节“商品中的商品价值量”的内容相脱节，“商品价值量和价值规律”的内容可以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贯穿起来，在实际教学中应把“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这部分内容放在“商品价值量”知识后面来讲，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2.以点代面，重点不突出。教材从内容上来讲，涉及经济基础知识和政治基础知识的所有知识点，但大多是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的阐述，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点重点不突出。比如通货膨胀知识点只是放在“读一读”栏目里面一笔带过，没有做深入阐述。通货膨胀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只有对通货膨胀知识全面理解和重点把握后，才能分析和解释经济生活中众多的经济现象，因此在讲述货币这部分内容时，要把通货膨胀作为一个重要知识点来讲述，并引领学生用通货膨胀知识来分析生活中经济现象。
3.知识点论述不严密。比如：教材在讲到企业的经济效益（教材P30)时，说“兼并的正式说法是收购”，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兼并的外延大于收购，两者有区别。兼并是吞并或吸收被兼并方的全部法人财产，从而实现产权转移，被兼并方消失，既表明一种结果，也形容一种形式。收购既可以全部收购也可以部分收购，仅作为一种过程。在教学中要列举案例让学生了解兼并与收购的联系，但也要让学生知道两者的区别，不应该笼统说成“兼并的正式说法是收购”。
二、处理好传统教授与多种教学手段的关系
单纯的传统教授直接影响着《经济与政治基础》课程教学的有效性。现在大多《经济与政治基础》教学手段还停留在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授上，教学手段单一，讲授照本宣科，没有理论联系实际，使经济与政治基础课空洞，学生产生厌学的心理情绪，影响着教学有效性。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调查中发现，除“部分学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够重视”、“相当学生学习投入不足”等原因外，还与“教学内容较为空洞，理论联系实际不够”有很大关系，认为“不能以理服人，教条化倾向严重”占调查学生的48.5%。
采取多种教学手段提高《经济与政治基础》课程教学有效性。五年制高职入学新生都是90后，计算机和网络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教学能更好地让他们接受和认可。在实际教学中应紧密结合知识点采取多种教学手段，比如在《经济与政治基础》课程第二部分政治基础知识教授时，根据知识的理论性强、比较抽象的特点，紧密结合教材的重点和难点实施录像教学，通过观看《改革开放30年纪实》视频，让学生更加形象化、直观化地感受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政治方面取得的重大成绩，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我国的政党制度、国家制度，进而提高课堂效果。还要针对《经济与政治基础》教学内容相对枯燥的特点，在选择教学手段上注重趣味性，注重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由被迫学向自愿学的求知欲，培养学生乐于思考、勤于动手、主动探索的意识和能力。比如在教授纸币知识点时，应查阅收集我国已发行的五套人民币和世界主要国家的纸币图片，把我国纸币的发展过程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对我国纸币的发展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纸币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在教授“企业的经济效益”时采用案例教学法，列举大量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和企业倒闭的案例，引领学生对案例的分析，并进行归纳总结，得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途径等等。
三、处理好传统评价与多样化评价的关系
《经济与政治基础》课程是一门公共必修课，不能把考试作为检查学生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应把传统评价与多样化评价相结合，上课演讲、平时作业、平时闭卷与期末开卷多样化考评结合起来，综合考核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运用及思想道德修养的提升。
1.上台演讲考评。每节课都给学生留一个问题，让学生课后去查找相关资料，课前10分钟随机让两名学生上台演讲，通过上台演讲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广泛学习、主动学习的能力，提高学生口头表达、分析问题、归纳问题的能力。在学习价值规律基本内容时，让学生课后思考价值规律的合理性，学生自主查阅资料、上台演讲，在全班引起激烈的讨论，总结出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还具有缺陷。
2.平时作业考评。在注重作业上交次数的同时，还应注重作业的质量、学生的作业态度等。在学期初，把教材教学计划、作业题型划分为几个段落。在授课过程中，根据讲课进度分段布置作业。随着教学计划的推进，分段收回作业、检查、批改、评分，累计出作业成绩，实行倒扣分制。
3.上课回答问题考评。在实际教学中，注重通过师生的互动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针对多数同学不愿意主动回答问题或积极性不高的情况，实行上课回答问题考评。在开学初第一节课上明确规定，凡是主动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根据回答的情况实行加分制，通过加分制来调动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引导学生由被动思考转向主动思考，由被动回答转向主动回答，达到活跃课堂氛围、增强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效果。
[关键词]人本主义；知识经济；道德
[作者简介]伍光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哲学硕士，江苏南京210044
[中图分类号]B82―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8―0132―04
近年来，党中央提出非常值得注意的两个指导思想：一个是“以人为本”；另一个是“科学发展”。这是发展观上的重大变革，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发展，势必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这一个全新的发展观旨在表明：发展的目的不仅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的需求，还要满足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的需求；它不是社会部分成员的发展，而是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发展。本文试图在这一个背景之下展开对知识经济的重新认识，试图寻找和探索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科学发展新途径，以期实现“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科学发展”的科学观的辩证统一。
一、知识经济的缘起
知识经济在现代社会是一个十分时髦的名词，本来这个名词在学界内部是不用多解释的，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是这样的，越是时髦的名词越容易被误读。尽管对知识经济的解释不胜枚举，这里也不一一而列举，但笔者以为把知识经济限定在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物质资料的一种生产方式这个基础是不能动摇的。“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知识经济的提出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已经产生，也一并宣告了知识在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据核心地位，知识在生产领域可以附着在原材料上，并随之增值而体现自身的经济价值，这是可以证明的。其实到了19世纪，科学就已经走到了生产的前面，“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领域，必然大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不断显现，知识的提升可以促进生产力以几何级数的速度提高。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当然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应该说知识向来就是经济发展的不可缺损的因素之一，只是在以前所占的比例较小而被人们忽略罢了。
人们对知识经济的强烈关注是在20世纪后半期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经济或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互联网的迅速膨胀的背景下发生的。人们开始强烈地意识到随着科学一技术一生产互动的加快，作为潜在价值形态的知识逾越了全部中间过程直接进入经济领域参与价值增值，在今天，一个良好创意，甚至一个还没有完备的设想就可以以商品的形式进入货币流通领域去实现自己的货币转换。知识从生产领域的幕后走到了台前，并占据了主角的地位。知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理直气壮，它不但改写了经济的运作机制，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重新建构人们的认知模式和思维习性。
知识经济的另一个核心词汇是“经济”，经济本意是节约、节省之意。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最丰富的产品，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提高产出与投入的比率，这是一个数学问题，也是经济学被当成一门科学的根本原因。只有科学才能准确地揭示出它们之间的规律，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对科学呼唤有着必然性。稍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一切商品生产都天然地遵循着经济学两个最基本的原则或者说公理，即效益原则与效率原则，追求的是产出与投入比值的最大化。只有这样利益主体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因而追求经济利益也成了推动科学进步的动力。由于受经济利益的牵引，那些最有可能获得经济利益的技术才能得到优先发展，那些与这些技术相关的科学才能得到优先关注，“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前进”。经济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自从它诞生以来就一直以社会科学的显学而存在着，好像所有的学科都是为了它而存在的，经济学成了一切其他学科的逻辑起点与终点。经济日益向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急剧扩张，它试图对人类一切行为作经济分析，并且认为这种分析才是科学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某些经济学家视域里父母卖自己的儿女都是可以的，而漠视父母为什么要卖自己的亲生骨肉的背后原因，只专注卖主与买主之间是否遵循了等价交换的原则，他们甚至还可以指导那些买主应该在供大于求的时候去买孩子，这样才更符合经济学原理。
知识经济实现了科学与经济学的强强联合，知识成了致富的手段，发明成了一项特殊的职业，科学成了生产过程的要素，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真发展是各向异性，但经济发展由于利益主体的偏私性而呈现矢量性，知识与经济的结合使得科学的发展朝着经济的发展方向而去。知识登上经济学的舞台，并开始扮演了主角。知识已经开始成为支配经济生活乃至人类社会的最惹人瞩目的力量，知识不再根据自身的重要性去传播，而是进入与货币相同的流通网络；关于知识的划分不再是有知识无知识，而是像货币一样成为“用于投资的知识”和“获取利润的知识”。科学家也开始直接进入生产领域，甚至可以以企业家的身份出现。
就此而言，所谓知识经济不过是知识与资本的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只不过是知识和资本并肩联手并日趋一体化的新时代，知识投资本之利，资本取知识之势，确立起知识一利润统治下的话语霸权和权力构架，并在知识的庇护下进一步强化，它使得人们的头脑、情感和行为方式和社会权力的分化组合、财富的再分配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按照它的格式进行重新格式化。
二、知识经济的辩证特质
自从“知识经济”这一个概念诞生后，人们就随处都可以听到人们对它的高声赞美，人们似乎找到了经济发展的正道，并且天真地相信，只要沿着这条康庄大道便可以直达人类幸福的彼岸。在这一片喧闹的褒扬声中很少听到批评的声音，这是有悖于辩证法的。知识经济也有其自身的不足与盲点，也是应该拿出来不断反思的，可笑的是，人们把对知识经济的反思有意识地转嫁到网络经济的头上而刻意避开知识经济这个用词，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它应该被视为哲学的耻辱。
首先，知识经济有可能扭曲人类知识的本性。
知识的资本化运作改变人类的经济生活，也改变着知识的产生机制，并疯狂地挤压不能资本化的知识。只要知识的产生机制不是为了创造而是为了生产，只要知识的取向以利润为标准，整个非功利
的人文科学、基础科学就将面临这样的困境，如果它们不想或者不能为资本化的知识而讴歌那就只能逐渐式微，并最终将被清理出科学的门户。能够资本化的知识与经济捆绑在一起，它们力量的耦合就会放大到这样的地步，会使知识经济领域之外的知识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此时资本化的知识就会束缚其他知识，限制它的发展，直到把它们挤出知识圈子。
知识经济对知识的处理就是将其编码化、外在化，最终实现它的商品化。这一处理直接导致这样的后果。能够编码化、商品化的知识处于优先地位，不能被编码化、商品化的知识被淘汰出局。一方面，能够编码的知识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市场领域中孕育出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反过来又强化了可以编码的知识并开拓了新的市场领域，也使得自身成为经济增长点和新经济法则的代言人，可怕的是知识与经济的强强联合建立起自己的话语霸权，知识即经济，经济即知识，并通过这种话语霸权对其他知识加以规约，为后者确立生存标准。这一标准包括两个层面：第一，知识必须能够技术化，并进一步商品化，这是质的规定性；第二，这种知识商品能在市场中完成自我增值，越大越好，这是量的规定性。基于这样两个方面，未来社会的转型将以技术革新的加速而日新月异，知识不仅是人与自然、社会的中介，而是与自然、社会并驾齐驱的“客观世界”的核心部分而具有本体论意义。个人与自然、社会的交流将在这一领域里进行。知识经济中知识将是可怕的力量，它具有知识，技术与经济的三重身份，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它打破了传统知识的界限，它不需要哲学思辨来提供合法化保障，它只通过优化系统的性能来自我强化，通过自我强化取得合法的社会性地位，它肆无忌惮地对知识信息进行强制性的加工与处理，把整体性的知识肢解成片断化的信息。它直接参与真理意志的重塑，轻而易举就改变了真理的价值取向，也对伦理、正义、道德进行重新诠释，这种知识还将渗透到教育领域，教育的目的不再是文化的培养、情操的陶冶和思想的激励，而是挖掘和生产各种技术分开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社会权力的分配也将服务于这种知识的分化，权力不再表现为对物的占有、对人的占有，而是对知识的占有。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科学研究与开发体系使得生产的功利性直接让渡给科学，它们相互确证，使其都取得了双重的合法身份，一切有害的知识都有可能粉墨登场。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说：“现在的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好象是异端邪说。”这种毁灭性、灾难式的知识一经产生，就是无法消灭的。
需要特别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向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如今社会科学的所有思辨在知识经济中的知识面前俯首称臣，此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合而为一，但这种合一是以一方吃掉另一方为代价的。另外还可以预见，以后的所谓知识是分等级的，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能够迅速转化为经济的知识，它将一统天下，而这种一统天下的知识将把人类载向何方？
其次，知识经济也不能直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社会成员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二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发展，不因为一部分人的发展限制了另一部分人的发展。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人并不是生活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就是社会。然而在知识经济社会里，基础科学前景黯淡，传统的社会科学将出局，取而代之的是能够经济化的技术知识，这个结果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知识经济把现实生活中的人分成两大部分，即“知本家”或者资本家(本质上是一样的)，另一种是不懂得信息技术的人，他们不能从事编码与译码活动，在这一次人类历史上的强制分工面前，他们的生存境遇将会是怎么样的呢，它们将在知识经济社会充当什么样的阶级或阶层呢？
每一种新技术的诞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类社会分工，这本无可厚非，这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这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所不同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分工，人们还有选择的余地，不能从事工业生产还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失去土地的农民还可以成为工人，因为他们并不是一无所有，还有劳动力；而在知识经济社会里，不懂得编码与译码的人连基本的劳动力也不具备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所有，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资本家去剥削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别人去剥削。剥削之所以存在着是因为剥削的条件存在着，工人同资本家的联系是必然的，在知识经济社会里，有什么样的超级链接把不懂得编码与译码的人联系在一起呢？放眼于世界这种人何其多也，试想，如果他们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技术操作，又不甘心自生自灭，必定会扮演社会的激进角色，那么天下局势又将如何呢？
对于那些知识经济的精英来说，他们的境遇也好不了多少，在这个单一的世界里，一切变得单一化了，知识为了迎合经济首先得向知识靠拢，向知识接近，受技术影响，受技术规范。追求科学，追求真理这种最崇高的精神生活成了鼠标的机械点击，人类丰富多彩的实践生活简约成实验室里的操作。人类发明了技术，技术又主宰着人类生活，此时人类所能体会的是技术造成的个人主体的客体化，个人对技术的强烈依赖。无论技术对人类多么友好，都使人变得无足轻重，只作为技术的附庸而存在着，“人类已经附属于技术的发展并在技术的重负之下。”
最后，知识经济的到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一切科学技术都是人与自然的中介，物化的科学技术也就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的具体形态。人们对知识的挖掘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用自然界的物质与能量来维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肯定的是人们所获得的知识会越来越多，但在一定时空内，自然界所能提供的物质财富是一定的，知识本身不能代替物质，也不能代替能量，它只是更有效地利用物质与能量的一种方式，这个效率不会超过百分之百。作为生产方式的知识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高效利用现有资源，但只要有利益集团的存在，只要他不是把利益建立在全人类的基础之上，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根本性改善就不可能实现，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时代仍然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竞争，而它的动力就是利己主义。利益集团一定会利用知识经济的高生产率占有大量的自然资源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知识经济的结果将进一步激化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有人抱有这样的奢望，幻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经济的进一步扩展，人与自然的紧张状态就会得到缓解与释放，但人类历史已经昭示这只能是一种幻想，也永远是一种幻想。理性不可能通过理性复兴，知识的基本缺陷和技术的内在不足不可能通过更多知识与技术来消除。即使到了知识经济全面开花的那一天，人类也需要衣食住行，知
识也解决不了制造业与建筑业的原料问题。目前美国的科学技术最发达、知识经济也最成熟，即他们最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但现实告诉我们，美国的自然资源消耗也是最高的，自然界在目前科技水平所支撑的知识经济的产出也只能维系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富裕的物质生活。如果依美国的这种生产方式为模板，并在全球进行复制，整个地球就会立即崩溃。
三、建立人本主义知识经济的发展新模式
人类自产生以来，便踏上了寻求自由的漫漫长路。人类的初衷是利用科学来实现人的自由，确证人的尊严。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人类的自由意志被无知所蒙蔽，在技术时代人又沦为技术的奴隶。当然我们批判那种无视物质手段的进步，一味沉浸在精神自由的人，将永远留在梦幻，实现不了真正的自由。人类的科学思想史已经昭示：人类意志每次朝着自由迈进一步，总是意味着放弃另一部分自由。在知识经济初显的今天，这种对自由的选择仍然被浓厚的功利色彩遮蔽了，因为我们的选择仍然还是通过单向度的追求物质财富来实现精神自由，对手段的追求异化成对目的的压抑。人的精神特质流失了，精神物质二象性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人作为人已经消失，只能作为一种功能性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