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引导外资银行增加东道国的信贷可得性,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是目前理论和政策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和国内信贷供给的关系，从市场均衡结果、社会福利、成本效率等几个角度对外资银行进入发展中的东道国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必然增加一国的总体信贷水平、也并不必然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成本效率和整体社会福利，甚至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关键词：外资银行;信贷可得性;中小企业融资;社会福利
一、 导 言
由于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益的
［1，2］。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
detragiache、tressel和gupta
［10］的理论模型认为在监督高端借款者上拥有优势的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使该部分借款者获益，但其进入可能恶化其它借款者的境况并且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降低，另外该模型还表明如果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越大，则该国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就越少。petersen和rajan
［11］从关系型信贷的角度研究了外资银行进入对总信贷水平的影响，认为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市场竞争会加剧，以往建立起来的关系型融资关系就会受到破坏，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会降低，社会的总信贷水平也会下降。WWW.133229.cOm但dell’ariccia和marquez
［12］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却得出了恰好相反的结论，认为当国内银行面临着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时，国内银行会通过向建立了关系型借款关系的客户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使得市场的总体信贷水平上升，所有借款者都将从外资银行的进入中获益。国内王博
［13］根据转型时期我国银行和企业的基本特征，建立了一个包括家庭——企业——银行的三部门两期模型，讨论了单纯的贸易部门开放以及贸易和金融部门的同时开放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不同效果，认为允许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增加总体信贷水平和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
（二）实证研究方面
一方面由于外资银行的进入会直接增加一国的信贷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国内银行信贷影响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国内总信贷水平的影响呈现混同性的特征。一项关于企业家的调查研究表明，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企业的信贷约束水平将会降低
［14］。giannetti和ongena
［15］对东欧国家的研究同样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所有的企业都会获益，虽然信息透明度较高的大企业的获益更为明显。papi和revoltella
［16］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信贷主要是提供给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因为对当地私有部门信息的评估非常困难，很多企业缺乏透明性甚至无法得到相关信息，外资银行通过“摘樱桃”行为，挑选最优质的借款人，尤其是来自母国的公司。clarke等
［17］通过对拉丁美洲国家信贷行为的研究表明，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相比在平均水平上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更少，虽然这在拥有较大外资银行份额的国家并不是事实。weller和scher
［18］利用bis的银行业统计资料，对107个发展
p=1[]λs[]λs+λb+πλb[]λs+λb
=1[]π+(1-π)λs[](1-λh)（3）
对比式（1）和式（3），并且注意到λh>0,1-λh-λs>0的事实，易证λh+λs>λs[]1-λh，因此混同均衡的利率水平rb总是小于p，因为在非混同均衡下eh类的企业被甄别出来并且被排除在混同均衡之外，此时银行必然要面对一个更加恶化的借款者的集合。
四种均衡的结果总结如下：
a．混同均衡，如果r>rp且rh>rp，此时为混同均衡，所有的项目都获得了融资，并且没有任何监督成本被支付。
b．分离均衡，如果rh
c．准混同均衡，如果rhp,并且rs d．借贷约束均衡，如果rhrh,并且r<min［rs,p］，此时均衡为银行仅监督拥有硬信息的eh并向其提供借款，企业es和eb都不能从银行获得任何融资。
（三）允许外资银行进入的信贷市场均衡分析
考虑外资银行进入的情况，假定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相比由于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在监督拥有硬信息的企业emh上具有成本优势，用ch-δ表示，但由于关系型贷款、地理、文化、习俗等原因而在监督拥有软信息的企业es上存在劣势，其成本用ch+δ′表示，其中δ>0,δ′>0。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定当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在提供服务方面不存在差异时，企业会选择到本国银行借款。
很明显，前面提到的四种均衡结果的结论依然成立，除了在rh的定义中将银行监督拥有硬信息时所花费的成本ch替换为ch-δ，相应的其它情况亦是如此。由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拥有硬信息的企业eh以更大的概率被分离出去，混同均衡变得更加不可能。在仅有国内银行的非混同均衡中，由于结果不依赖ch，因此当这三个可能结果出现时参数取值并不发生任何变化。
下面让我们考虑信贷在本国银行和外资银行之间的配置。如果均衡结果依然是混同均衡，此时没有任何监督成本发生，则外资银行拥有的良好的监督硬信息的技术则是无关紧要的，所有企业将仅从国内银行那里借款，形成国内银行供给所有市场份额，而外资银行不提供任何信贷的结果，此时总的信贷总额为1。而在其它情况下，拥有硬信息的大企业eh，由于在外资银行处能够获得更好的贷款条件，将在外资银行处借款，而其它企业则在国内银行处借款。在准混同均衡条件下，总的信贷总额为1，外资银行所占份额为；在分离均衡的条件下，总的信贷总额为λh+λs，外资银行所占份额为λh[]λh+λs；而在信贷约束均衡d下，信贷总额为λh，外资银行所占份额为1。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进入，国内借贷市场的总体信贷水平呈下降趋势。实际上由于eh和es在各国比例上的异质性，这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至于一个国家究竟处于上述讨论的四种均衡结果的哪一个，则主要取决于监督成本的大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外资银行的份额越大的国家，国内的私人信贷就越少。
四、 外资银行进入的成本效率
和社会福利分析
（一）成本效率与外资银行的进入
如果我们用管理费用（overhead costs）来表示成本效率的指标，在外资银行的进入导致经济的均衡从混同均衡向其它均衡演化时，管理费用必然上升，然而这种上升却不一定是福利恶化的。
考虑成本效率和外资银行进入的关系，该模型的结果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不同均衡类型下的成本效率与外资银行进入状况的关系可详见表3。
表3 成本效率和外资银行进入的关系 []混同均衡[]准混同均衡[]分离均衡[]信贷约
束均衡[]监督成本与
总信贷的比率[]0[]λh(ch-δ)[]λh(ch-δ)+λscs[]λh+λs[]ch-δ外资银行
市场份额[]未定[]λh[]λh[]λh+λs1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如果经济的均衡是从准混同均衡向分离均衡演变，则监督成本就会上升。而随着外资银行份额的不断提高，均衡将由分离均衡向信贷约束均衡演化，相应的监督成本则会出现下降。实际上，由于各个国家所处的均衡位置的不同，我们无法就成本效率和外资银行进入份额得出任何一成不变的确定关系。
（二）均衡的福利分析
由于存在逆向选择，初始均衡必然并非社会最优，那么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否减轻市场扭曲，增进社会福利呢？结果是未定的，主要原因是在外资银行进入的情况下，拥有软信息的企业es的境况不但不会变好，而且有时会变坏。
如果我们将社会福利定义为：社会福利＝总产出－投资成本－监督成本。那么考虑非混同均衡的情况，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监督硬信息的成本由ch下降到ch-δ，使得混同均衡对于eh不再具有吸引力，此时均衡结果是非混同的。那么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均衡结果能否发生变化呢，比如从分离均衡变为准混同均衡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当混同均衡被排除掉以后，均衡结果将不再依赖于参数ch，所有最初的均衡结果是分离均衡的将依然是分离均衡，其它情况亦如此。对于企业es和eb来讲，均衡支付并未发生任何改变，而对于企业eh而言，由于其支付了更低的利率，因此其境况会变好。所以如果初始均衡不是混同的，则外资银行的进入具有福利增进的效果，但福利收益的分配不是均匀的，它将被拥有硬信息的大企业所独吞。
如果最初的均衡结果是混同均衡，且监督企业eh的成本非常低，则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混同均衡将不再是最终的均衡结果。在监督拥有软信息的企业es的成本也较低的情况下，均衡将由混同均衡a变为分离均衡b，此时eb类企业将不再获得融资，总的信贷水平下降，但其对总的社会福利的影响是模糊的。其大小取决于不借款给eb类企业的收益同监督其它企业所花费的监督成本的大小的比较。其中社会福利会下降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监督成本eh可能会小于通过较高的成本对eb类企业的补贴。由于成本还包括了监督es类企业的的成本和考虑到eb类企业的项目获得成功后的租金所形成的机会成本，在ch=rp-1条件下所发生的由混同均衡a向分离均衡b的变迁如果是社会最优的，那么就必须要求在监督硬信息方面的成本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
在监督拥有软信息的企业es的监督成本非常大且逆向选择的成本却非常小的条件下，均衡将由混同均衡演变为准混同均衡c。此时将es和eb类企业相分离将是无利可图的，总的信贷水平不变，而由于增加了额外的监督eh类企业的成本，致使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下降。
在监督软信息的成本和逆向选择的成本相对于项目的总收益r都较大时，均衡结果将由混同均衡a演变为信贷约束均衡d，此时由于es和eb类企业都将不再获得融资，总的信贷水平必然下降，然而此时对社会总体福利的影响却是模糊的。其大小取决于不再为eb融资所获得的收益同监督eh的成本以及失去为es类企业融资所获得收益的比较。实际上在监督拥有硬信息企业的成本ch很高时，将会导致社会总体福利的下降。
五、 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外资银行倾向于借款给拥有硬信息的大企业而不是拥有软信息的中小企业［14］。在本文中，我们构建了一个解释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模型，结果表明：由于外资银行在监督硬信息方面具有成本优势，但在监督软信息方面处于劣势，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总的信贷水平、成本效率和社会福利有可能得到改进，但这种结果并不是自然而然就一定成立的。对于模型的某些参数而言，外资银行进入的“摘樱桃”效应可能会非常明显，而该效应会减少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增加银行的管理费用并最终有可能造成社会福利的降低。
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的国内信贷水平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它既可能带来信贷紧缩，也可能带来信贷扩张。在信贷紧缩情况下，外资银行进入在促进东道国国内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技术，提高效率的同时，又很好的抑制了这些银行的盲目投资和信贷，因此，是有利于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相反，若外资银行的进入仅仅导致更多信贷扩张作用和市场的过度竞争，则外资银行和东道国的国内银行必将一起陷入“扩大贷款——违约风险增加——不良贷款增加”的恶性循环中，使东道国的经济、金融领域出现过热现象，相应的金融体系则走向脆弱。
据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要解决在金融开放尤其是外资银行进入过程中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不仅要从增强中小企业实力、建立完善的担保和社会征信体系等增强中小企业自身资信水平的方面出发，还要考虑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背景，解决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不愿给中小企业贷款的问题。不能仅仅采取国家信贷政策指导、政府政策鼓励等短期的强制性、半强制性方法，更重要的是要采取治本的策略，从解决商业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对中小企业 “惜贷”的成因入手，通过经济的或半经济的综合手段，改善商业银行经营的外部市场环境，促进商业银行（包括外资银行）主动向中小企业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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