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1992年至2014年我国中部六省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得出财政金融危机后，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从2011年起开始下降。最后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解决办法。
一、引言
改革开放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3倍多，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在这种强劲发展的势头下，区域之间的发展却极不平衡。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首次出现东快、中慢、西中的格局，其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92%、 8.53%、9.0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较中，西部一直明显高于中部，中部面临着即将“塌陷”的尴尬局面。如何加快中部崛起已成为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于2008年在全球蔓延后，那些处于开放初期、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较弱、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了全面的冲击。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恰好如此，进而使得处于新常态时期我国的整体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均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那么金融危机对中部地区整体经济的影响如何，全要素生产率这两个时期的变化如何等，准确分析这些问题对中部地区整体发展以及进一步推动中原崛起战略的前景和规划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为此，本文运用索罗残差的方法计算出中部六省的全要素生产率，限于篇幅，具体计算过程不再赘述。
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析
整体分析：从六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散点图，即图1，可以看出，总体上六省的TFP增长趋势基本上是分三个阶段，1992-1997年左右下降阶段，1997至2011是不断上升，而2011年之后是保持平稳或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金融危机后已有个别省份出现负值，并且出现负增长的省份逐步增加，到2014年，中部六省的TFP已全部呈现负增长。90年代TFP的下降的估计结果和学者张军(2002)对1991-1998年全国的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估计结果是相当一致的，对其下降原因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讨论。2000年至2011年TFP的持续不断上升，TFP的增长率也基本保持稳步增加(除个别省份的某些年份有下降，如安徽省2005年增长率为负值)，表明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外出口的贸易壁垒下降等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步向依靠创新和技术推动方向转移。对于以农业为主导的中部地区而言，加入WTO后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力度使得这一地区的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改善。对于2011年以后TFP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在金融危机后，经济的持续增长更多地是依靠要素投入，这与政府在此阶段的大规模投资建设相一致。金融危机后，我国迅速出台了四万亿刺激经济政策，很多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企业即所谓的僵尸企业本应该倒闭，却死而复燃，造成投资过度，效率低下，进而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又因为经济变量通常具有滞后效应，所以在2011年之后这一弊端逐步显现出来。这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提出了挑战。
局部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湖南省的TFP远远高于其余五省，这是因为其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所占比重大，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带动整体生产率的提高，长期以来湖南省的产业层次相较于其他五省较高，1992年开始，第二产业比重稳步超过第一产业，1999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三次产业格局呈现为“三、二、一”，这是其余五省都不能比拟的。金融危机后，湖南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2008年的12.32%骤降到2009年的 3.45%。2010-2011年基本维持在10.5%左右，但是自2013起开始出现负增长。湖北省、安徽省和江西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幅度相较都不大，其变化趋势与湖南类似，即从2000年到2011年基本保持稳步增长，从2011年开始趋于稳定。其次山西省和河南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2008 年到2009年均为负值，TPF明显下降，2009年到2011年上升，2011年之后继续下降。对于山西省而言，因为我国东部沿海省份受世界经济增长趋缓，对能源产品需求萎缩，加之能源产品价格跌宕起伏，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作为能源工业为主的山西省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显著。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2011年后，六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的下降，给了我们很多启示：这与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动力过强，地方间恶性投资竞争有必然联系。很多地方政府给予一些以濒临破产的企业大量优惠，如工业用地采用政府低价甚至零地价转让，税收减免等，由此滋生出了大量的“僵尸企业”，使得要素利用率下降，这种没有从制度或者技术上根本改变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冲击的强势发展，它的可持续性有待商榷。就目前我国纷纷响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状来看，这种弊端以逐步显现出来：目前中国近38个行业已经形成了大量过剩产能，如：有色金属、钢铁、水泥、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就中部六省而言，河南省农业，山西省的煤炭、钢铁行业，江西省的水泥行业等都首当其冲。
鉴于上述分析，大量的资本投入的确是当地经济在短时间内快速繁荣起来，但是要素生产率的低下使得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短视行为，由此造成了大量产能过剩的浪费。所以，新时期下，在我国改革的深水区中，中部地区应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勇于割除那些经济利润低下的“僵尸企业”，消化各种库存，淘汰落后产能，矫正供需结构错配显得尤为重要。同时需要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手中的可支配收入，使居民敢与消费、愿意消费，以需求拉动代替投资驱动，并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现有城市化水平。另外，从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进步和制度环境的本质来看，中部六省需要加强实施科教兴省措施，提高人力资本，以创新驱动发展。
作者：梁倩倩 来源：商情 2016年2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