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4曰，“货币法制的意义及作用，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和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吴念鲁，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石俊志,天津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东北亚学刊》副主编姚同发，天津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副所长马兰等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会议。
由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魏本华主持另有部分媒体记者到场采访会议开始，郭庆旺院长与姚同发副主编分别代表联合主办方致辞郭庆旺院长表达了学院对财政金融史的高度重视,并期待主讲人石俊志先生作为财政金融学院的特邀教授,长期指导学院财政法制史的研究工作姚同发副主编代表天津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东北亚研究所所长信金爱研究员致辞,并介绍了天津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现已公开出版的刊物《东北亚学刊>,表示愿意围绕东北亚研究这一主题,积极推动与会专家学术成果的发表。
一、以史为纲：中国古代货币法制与王朝兴衰
主旨演讲人石俊志研究员就其新近出版的专著«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发表了题为“中国古代的货币法制，的主题演讲报告从秦汉初期的货币立法原则、货币法制赋予中国古代铜钱货币信用性质、朝廷运用信用货币实施货币政策三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货币法制。
石俊志研究员指出，中国古代的货币法制始于秦、汉初期。这一时期形成了三项重要的货币立法原则：(P禁盗铸:朝廷垄断铜钱铸造权，严禁百姓铸造;(2)禁毁钱:禁止百姓销毁流通中的铜钱;(3)大小钱等价流通:法律保护朝廷铸造铜钱的流通，各级官府及百姓，对铸造的优劣不同的铜钱，不得有所选择,必须同样接受这三项原则对于后世的货币。
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货币法制赋予了中国古代铜钱信用货币的性质从货币法制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铜钱与纸币的区分只是制造材料的不同，二者同为法定非称量货币，与黄金、白银等法定称量货币相对应。
铜钱的信用货币性质进而使得朝廷实施货币政策成为可能秦、汉初期三项货币立法原则的确立,使中国古代的铜钱具备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功能，使中国古代各王朝拥有了运用铜钱铸行和调节铜钱轻重手段实施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可能。
许多现代学者认为，通货膨胀只与纸币密切关联，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过多的铸币会自发地退出流通形成宝藏，因此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石俊志研究员基于货币法制的比较考察指出，这一学说对于19世纪欧洲通行的金本位制是符合的，但并不适用于中国古代铜钱因为金本位制规定了百姓自由。
铸造黄金铸币的原则，而中国古代铜钱在全国流通的初始就确立了三项原则，百姓不能自由铸造和销毁铜钱，因此不能形成铜钱总量适应市场需求的自发调节机制。历史上，中国古代多次出现过通货膨胀，也多次出现过通货紧缩。
二、以史为鉴:货币法制史研究对当今的启示
主旨演讲之后，与会专家学者就货币法制史的研究主线、铜本位的根源、中西货币史的比较、中华法律体系^货币演进、货币法制史对当今的借鉴意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张杰教授高度评价了石俊志研究员的演讲，特别是在其研究中还原了铜币非称量信用货币的性质，并以此作为中国货币法制史的主线，可谓正本清源在此基础上,张杰教授基于中国货币史的特点，提出了四个问题与之探讨。
第一，中国货币的法制史到底是以货币制度为主线恰当，还是以法制史为主线更为恰当?
第二，中国铜本位的法律根源是什么?交子是真正的纸币，还是只是铜本位的特殊表现形式而已?张杰教授指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助于解答中国钱荒和西欧银荒的不同，也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长期维持低值本位，而西方较早过渡到了贵金属本位。
第三，如何解释中国货币史上少存款而多窖藏，以及历代王朝遇到财政危机时，多采取增税或增发货币，而非依靠借贷?张杰教授认为，正是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这一特点，导致了中国货币的金融合约制度非常薄弱，影响到了金融数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第四，如何在对中华法律体系的正确认知基础上研究货币制度的演进?张杰教授认为，中华法律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折中习惯法和成文法的体系，包含了儒家、道家和法家的元素货币史上的许多争论，如货币是应统一铸造，还是应放民自铸,就可以分别用儒家的性善论和法家的性恶论来解释。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经济政策与财政金融管理项目主任张之骧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演进过程也受到了西方各国的货币制度选择的影响。
天津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副所长马兰充分肯定了中国货币法制史研究对当前的借鉴意义。她指出，货币体系与汇率政策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最引人瞩目的问题之一，如何通过对货币法制史的研究，探究货币体系与汇率政策中的本源性问题，对现行货币体系中诸如黄金价格剧烈波动，曰本通过大幅汇率贬值的手段刺激经济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值得广大专家学者进一步思考。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吴念鲁指出，石俊志研究员的4著揭示了货币制度的演进与历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吴念鲁教授引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的古训，提出中国古代货币法制史对当今货币政策的八个启示性问题。第一，如何评价欧洲各国主动放弃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货币主权，建立货币同盟?第二,中国古代的各个小国之间的货币是如何流通的?第三，美元信用本位体系下，核心货币国是如何掠夺和创造财富的?第四，支付手段的过剩与不足同经济周期之间是什么关系?第五，中国古代是如何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第六，铸币税是货币的存量还是增量，与国民收入的关系如何?第七，联系到人民币的可兑换问题，有必要研究历史上如何确定汇率机制?第八，黄金价格的涨跌是相对于美元信用的，所以应当承认黄金的非货币化问题。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系讲师董昭华博士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视角，对石俊志研究员的观点做了回应董昭华博士指出，在国际货币史上，一战前的曰本、印度等国与二战之间的大部分金本位国家采用的_是金汇兑本位制，该制度与中国古代通过货币立法原则来征收铸币税的逻辑如出一辙以曰本为例，日元通过与英镑保持固定的比价，并在伦敦存放英镑资产或黄金作为平准基金，实行了以英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居于该体系核心的英国有效地从位于体系下层的日本聚敛了财富;而位于体系下层的曰本为了维持外部平衡，则需要付出更多的调整成本。在当前的货币体系中，美元等少数货币居于货币体系的顶端，依然是一个近似于N_丨体系的金汇兑本位制，因此美国等国的货币政策仍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外汇资产安全。
与会专家学者经过热烈讨论，深入探讨了中国货币法制史研究对于理解当今货币体系与货币政策的本源性问题，以及进一步指导我国货币政策实践的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最后,与会专家学者就欧洲主权债务等热点问题回答了现场记者的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