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至1952年7月，邓小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委兼前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负责解放和经营西南的全面领导工作。根据党中央要求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的指示，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切合当时实际的、收到了良好效果的货币、粮食、税收和贸易等方针政策，比较清晰地看出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的财政金融思想。
一、注意财经困难，重视金融战线的货币斗争
1949年底还在湖南常德整训期间，邓小平在为二野前委起草的《关于西南新区财经工作的指示》中就指出：初入西南，财经工作将是一切工作的中心，这一工作做不好，其他一切工作要陷入被动。，，n](p.3)他说：我们进入西南之初，就地解决数十万大军的粮秣及经费发行，不免造成混乱，四川虽称天府之国’，但正值冬末春初春荒就要到的时候，囤粮会发生困难，我们的新政权尚未能马上掌握全面，与群众联系又少，友邻区的物资支援因交通运输困难也极其有限。但在开支方面，除了进入西南的数十万大军外，尚有当地被接收的政教经工人员六十万，俘虏或收编军队及军事机关估计四十万，其开支超过入西南部队三四倍，在这样大的财政开支下，短期的物价可能继续上涨，市场不易稳定，我们又缺乏有准备的物资做支持。
邓小平敏锐地分析指出，“这些困难的焦点，将集中表现在货币斗争上。”一方面在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财政开支全部要靠发行解决，另一方面为安定民生，恢复生产，建立新的西南人民经济秩序，并取得西南人民经济的领导，必须扫清一切杂币，禁用银元，而确定人民币为唯一的合法货币。这个任务在客观上的困难，是要和银元这一个较为顽强的敌人作斗争，主观上的困难，是在开始的时候，人民币以盲目的价格姿态与群众见面，以猛烈的发行数量向市场拥进，而同时又缺乏较有系统的物资支持，在物价上极端被动。
为避免或减少新旧交替时期的混乱与损失，邓小平果断指示进入新区后财经工作上要抓住三个环节:迅速征收公粮、加强税收及展开贸易工作。(当时的文件和报纸普遍使用“公粮”一词，来指作为农业税的粮食，“税收”一词则专指工商各税。一笔者注)首先要争取主动的是粮食和税收，必须迅速停止各自筹借的混乱阶段，配备强有力的机构，进行囤粮和恢复一切税收，减轻发行上的被动，而且由税收组织回笼，支持发行。在征收粮食时带征一部分人民币，在广大农村内造成对人民币的群众性的需要，打开人民币的农村市场。征款同时布置掌握物资，大批收购农产品，使人民币流入农民手中，从而再以这些农产品支持人民币。这样做一方面既能完成财政任务，争取到财政上的主动，一方面也可解决发行问题上主观方面的困难，打开货币市场，争取到物价上的主动。邓小平强调这一策略的意义在于“三者并进，也就同时完成了货币斗争的任务。”
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市场是完成货币斗争，建立新的金融秩序的重要标志。西南解放后，按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支持人民币发行的各项措施相继实施。首先运用行政力量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废止其他货币。鉴于一般城市人民早因金圆券、银圆券狂剧贬值，对之毫无信心，市场交易、银行贷款，房屋抵押，几乎多以本身有一定价值的银元为给付单位，人民币在西南遇到的顽强敌人，不是破产的金圆券或银圆券，而是己成公私主要通用货币的银元这一具体情况，邓小平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坚决的手段，迅速消灭银圆券，然后把工作重点放在有步骤的禁用银元上的策略。1949年12月10日，由重庆市军管会发布布告，宣布人民币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即日起废止银圆券，持有者可按银圆券1元兑换人民币100元的比价限期收兑。[2(p.8)对于随之而来的挤兑风潮，邓小平果断决定不管群众手里有多少银圆券都要如数兑付，并设法调集人民币2000亿元沉着应战，取得货币斗争的首场胜利，稳定了社会，获得了民心。
第二、打击金银投机，收兑金银外币。1950年1月20日重庆市军管会又颁布《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人民储存金银，但不得用以计价、行使流通与私相买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为尊重其历史习惯，仍允许流通，并允许其以银元向国家银行兑换人民币。[2](p.6)在西南财经委员会的统一指导下，云南成立禁银委员会，川南等地成立经济工作队大力开展宣传运动并联合公安机关，依靠群众，对扰乱金融市场的案件，进行严厉查处。仅1950年上半年就收缴非法黄金1219595两，银元1319900元，白银5676930两，美钞100万元。到1953年共收兑黄金1341632两，银元36030164元，白银17573966两，美钞168万元。
第三、征收公粮带征款，扶持土特产运销。废止银圆券、禁用银元后，人民币在大中城市占领了阵地，但在广大农村一时还没有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农民更愿采取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于是一切发行均迅速返回几个主要城市，导致城市货币多，物价波动。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国民党统治时长期的通货膨胀，使得农民普遍重货轻币。此外物物交易盛行也有其客观原因:在减租、退押及土改未实行前，农民一般是很贫困的，购买力和储蓄力很弱，少数多余的粮食土产是农民可以换取人民币的唯一来源，但在一定时期内，国营贸易尚无法完全满足农民的收购要求，大中城市私营贸易也未能面向农村，小城镇商业还未完全恢复，农民的土产无法出手。
为促进货币下乡，3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发〈关于纳粮民户可以人民币抵交公粮的通告》，对及邻近大中城市的县，按9.8折缴纳，凡属交通不方便及距大中城市较远的县份，均按9.5折缴纳。[2]p263月20日西南区财政会议又进一步具体规定，此项折款任务共达8.5亿斤，计分配川东1亿斤、川南1.5亿斤、川西0.5亿斤、川北2亿斤、云南2亿斤、贵州1.5亿斤。[4](p_3)在土特产运销方面除了加强国营贸易外，西南区行还采取优惠贷款组织私商下乡的办法，既带动人民币下乡又有效地鼓励私商调整经营方向，沟通城乡交流。到年底土产输出已基本上恢复，约计全年公私输出主要土产共七千余亿元，猪鬃出口达三万担，打破了历史记录。桐油输出四万吨，青麻输出四万五千担，五倍子输出六万五千担，均超过抗战以来最高记录。其他土产一般均超过1948年及1949年记录。
通过财政、贸易、银行等部门的协调配合，1950年秋后人民币不仅占领了全区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及特产区域的市场，且开始向各县城及中心集镇推进，有些地方还渗入乡村。到1953年底除西藏、云南的部分边沿地区、四川茂县专区的阿坝地区尚有银元、藏钞及半开市场以外，全区己成为巩固的人民币的统一市场。
二、加强公粮税收，实现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平衡收支和稳定物价是财政金融工作的重要任务，而物价的稳定，也必须建立在财政收支平衡的基础上，才是稳固的。在指挥货币斗争的同时，邓小平高度关注财政收支情况，及时纠正干部的思想偏差，扭转了税收征收落后的严峻局面。
在财政收入方面，邓小平提出要解决财政困难靠减少开支是有限的，还得从増加收入方面打主意，加强公粮税收。他指出，“不收不行，不收就达不到收支平衡，平稳物价，物价就会继续波动，人民生活就会继续损失。过去共产党员不会收税，认为收税是不光荣的事，这是很坏的思想，国家建设及财政开支，只有依靠农工两税，不能建筑在只发票子上面。票子发得多，就反映到物价上。过去收得很少，只靠发票子，结果人民吃了亏，解决的办法就是收税。
然而征收工作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截止7月份公粮入库245500万斤，合原定任务的60%;税收征收则更困难，入库合米53800万斤，相当于原定任务的21.5%。[8](1126一27)在7月20日召开的全区工商厅局长会议和8月2日召开的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大会上，邓小平对税收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客观行，税法实施细则不统一，征收手续烦琐和混乱。
第二、在城市里的人民还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逃漏税现象严重，另外土匪扰乱影响也很大。第三、干部少、组织弱，税收政策执行不好。外面一般都说我们“政府政策好，中层干部少，下面胡乱搞”，这就证明我们干部很弱，主要表现在方法不好，主观性强(命令主义)。[9](p.13)第四、误解调整工商业政策，放松税收工作。邓小平特别提出，最近半个月内各地税收任务完成得很差，7月份半个月内全区完成数仅及应征数20%5、6月份一般都是完成60%至70%,最差地区也达40%至50%,但7月份上半月只完成20%这就看出我们工作上仍有危机，税收工作同志误解了调整税收是可以少收税或放松税收工作，以为税收工作是不足轻重的了，这是错误的看法必须及时纠正。第五、干部情绪受到打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开始收税的时候都叫得很凶，报纸上也登得很多，干部情绪受了动荡，不大敢收税。
邓小平真诚地说：应当承认这些干部热情负责，积极工作的精神是好的。站在我的地位，应当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感谢。某些问题是应当由我们来负责的，只怪下面不好是不对的，下面应负责的工作中的命令主义，这一点必须迅速的予以纠正，但主要是上层指导有毛病，现在计划研究改正，中财委对于调整税收己有指示，西南财委的任务就是按照中财委的规定执行调整，埋怨税收工作人员，使税收工作人员失掉信心是不对的。[9](.13)
邓小平的讲话，打消了税务干部的思想顾虑，鼓励了税务干部的工作热情。经过近万名税务工作者的努力1950年下半年的税务工作有很大的进展，到年底公粮税收都顺利地超额完成，税收入库16167亿元，合米27亿斤，完成任务107%公粮入库38493亿元，计42亿斤，完成任务105%。
在财政开支方面，解放之初全区军政人员仅衣食办公等经常费用一年即需76亿斤米。由于税收工作局面没有打开，造成巨大亏空，半年内被迫由中央贴补10亿余斤。为减少开支，邓小平提出，“平衡收支的主要一条办法是核实人数。……譬如西南，有的起义部队一下说十万，一下说九万，最后只有三、四万，其中虚数很大。”[7(p_14)经过核实起义部队人数，各机关精简整编，部分地方武装复员，军政人数减少了50万人，但仍亏欠军费2000余亿元，军队生活困难，领不到菜金，各种事业费都受到限制。因此为了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百多万人的吃和穿，第二是支援战争，第三是搞建设，包括学校等经费在内，数目是很小的。邓小平坦率地讲：目前只能做到这些事，我们还不可能挤出更多的钱搞工业，挤出很多钱搞工业，就得通货膨胀，就得物价波动。而从群众身上拿，公粮税收己经喊重了，才只能达到收支平衡，再多拿钱显然亦不可能。并且即使说挤出钱搞工业，搞什么呢?产出的东西，卖给谁呢?全国还有三万万人口地区，没有搞土改，农民的购买力极低，即使造出来东西，也卖不掉。既没钱又卖不掉，这就是困难的所在。同时战争虽基本结束了，但战费还不能少。比如我们解放西藏就是例子，解放西藏的战费一笔，就比百万军队渡长江的战费及60万军队进军西南的战费还要大”[)(p-12)
在稳定物价方面，邓小平认为2月份、7月份物价波动除投机分子伺机而动外，通货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通货多的原因是收入少、开支大。他指出，财政依靠中央补贴是不能持久的，不能设想不收税而靠发票子来解决财政开支(以现7000万人口计算每人1万元即须7000亿票子，每人5万元，即须3万5千亿)我们的年税收即达1万5千亿票子，如果不收税而投放钞票，其结果成何局面是不难设想的。[9(p_^15。他还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税收的意义比公粮重要，因为要平稳物价、平衡收支，重点在于现金方面，现金收支能平衡才能达到平稳物价，公粮虽也能达到这个目的，但因为是实物，社会需要量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不象税收收的现金来得有效。半年来税收虽仅收了5亿斤，但在平衡收支稳定物价上起的作用不小，今后财政工作重点应当转移到税收上面。[10(p.23)
三、强调全局观念，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财政金融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増加收入、节约支出，改变财政开支要中央补贴的落后面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他曾说：市场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等这些经济问题也遇到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其思想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第一、强调战略观念、全局观念。例如，他在指挥货币斗争时主张公粮、税收、商业三者并进;在分析公粮税收情况时他指出，在公粮方面，三月底到四月全国完成了70%,—共150多亿斤，己完成110亿斤，所差49亿斤中，西南就占30亿。全国范围内，都没有问题，只要麦收下来，就差很少了。只要西南努力一把，(现在西南还差27亿斤左右)全国税收情况，无论华东、中南、全国很大一个数目直至今天为止，只完成了百分之八。为此他提出，“全国的财政看西南，中央的财政概算，能否全部完成，关键全在西南。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西南地区的实际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对于有些人批评税务干部的任务观点，邓小平认为这问题要从两方面来说，(一)任务观点是对的，是必要的，它本身并无错误，干一件工作如无任务观点是不对的。无论任何人干任何工作都应当有一个任务和目标，革命工作者想完成革命事业，资本家想赚钱，这些都是他们的任务，是没有错的，而且要达到目标还非有任务观点不可。有些同志谈到别人的批评，就认为任务观点错了，就不要任务观点了，不要任务观点就等于不要收税，不要财政平衡，不要物价稳定，不要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建设工作的恢复与创办，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财政收支平衡，金融物价稳定，社会秩序安定和工商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就必须要收税，就必须要任务观点。(二)在另一方面任务观点虽然有了，但要看如何去执行任务。有些同志把任务和政策对立起来，他们认为既然要完成任务就无法执行政策，要讲政策就无法完成任务，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7月份的税收较6月份少收了50%，这就意味着7月份我们减少了五成任务观点。我们明确认识没有任务观点不行，只讲任务不讲政策也不行，只有执行政策才能完成任务，各地征收公粮的经验就是这个道理很好的证明。凡是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就是充分的运用了各界代表会、农民代表会发动了基本群众，掌握了乡保长，运用社会力量，团结乡村知识分子，对守法地主加以表扬，对落后地主加以说服，对顽固地主施以社会压力以至法律制裁，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完成了任务，而且也团结各阶层人民巩固了统一战线。凡是工作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是脱离群众，不团结运用社会力量而实行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的方法，结果是地主更加顽抗，大家随之观望，社会舆论混乱，政府孤立，匪特分子和恶霸地主便乘隙而起，胁迫群众武装对抗。税收的情形也和这个是一样的，只要能正确的掌握政策，认真收认真调整，不多收也不少收，扩大税源，严缉偷漏，团结与依靠正当的工商业者，就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总之，在新区极其艰苦的经济展开过程中，邓小平充分显示出他作为战略家总揽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领导能力。在他的正确领导下，西南的财政工作由最初的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走向平稳有序、积极发展。农业税方面,1951年收入49亿斤，合人民币48658亿元，1952年收入50亿斤，合人民币34127亿元;工商各税方面，1951年收入35890亿元，1952年收入45161亿元。[3](p20一21)财政收入的稳步増长为巩固新生的政权，建设人民的新西南提供了可靠保证。而这一时期在地方财经工作方面的实践经验无疑对邓小平稍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有深刻影响。例如，1954年1月25日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邓小平就特别强调，照顾全局，从实际出发，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对于如何开展地方财政工作，他说：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例如粮食的征购，只要把战略问题和全局问题摆开来，就可以得到解决。他还主张财政部门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财经工作人员要善于节约，善于把钱用到主要方面去。[12(p19卜200)这些理论的形成显然与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在财经工作方面的成功实践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