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上讲，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其一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的思路，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行政建设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邓小平同志的行政思想有待于我们加以深入地发掘和总结，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实践中求得理论的指导。
一、社会主义的行政本质在于为人民服务
确立行政本质的意义在于明确行政的基本的性质与方向。正如古德诺所言，政治是政策的制定，行政是政策的执行。一个国家的政治性质决定了这个国家行政管理的本质，因此，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本质。社会主义的行政本质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性质所决定。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的本质特征，在于服务，在于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为人民服务视作为其生存的最根本的基础资源。为此，她奋斗了几十年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执政地位的改变，也使得有些人逐渐淡漠了对这一观念的认识。’种种苗头，在建国后的若干年里就逐渐出现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邓小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曾尖锐地提出:“我们进了城，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他说:“如果不是做官，而是当人民的勤务员，那就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同志将这一干部行政作风问题看作是事关我们国家性质的大问题，是与我们党的特点直接相联的大问题。他强调指出，懂得并抓住我们行政管理的本质，我们“就可以避免沾染官气，就可以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将来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就可以使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4页。以下凡引本书仅指出其卷数与页码)
服务不是说说而已，要真抓实干。对于我们广大的干部而言，就是要贯彻毛泽东到群众中去的要求，倾听群众的呼声。对于官僚主义的作风，邓小平同志是深恶痛绝的，他详细地指出了其危害性，称之为“令人无法容忍”。(第二卷，第327页)他曾干脆地说:“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第三卷，第121页)这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领导的实质，既包括了上级的领导对下级的领导的服务。也包括了人民的干部对广大的人民的服务。而后者，则正是社会主义中国行政管理的本质问题。
二、社会主义的行政要从大局着眼
行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微观的枝节，而且在于宏观的视野，在于站得高，看得远，在确保全局的背景下解决细节问题。这就是行政管理所要关注的行政境界问题。在这一方面，邓小平同志是杰出的榜样。邓小平同志在有关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上，高瞻远瞩，体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的风范。落实到行政管理方面，就是其崇高深邃的行政境界观。
邓小平同志指出:“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第三卷，第124页)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强调局部服从大局的观念，这既是历史的经验，更是当代的要求。强调领导集体的同志，“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间题。”(第三卷，第298页)邓小平同志深知，当代世界，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相互联系的，这是一个大局。针对这个大局，邓小平同志在结束十年动乱后又及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把中国带到迅速发展的世界中去。从国内来讲，经济建设也是大局，针对这一大局，邓小平同志提出“经济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第二卷，第194页)各方面的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对于地区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沿海与内地要服从交互支持这个大局。
行政大局不仅是对大局而言的，而且对处理具体的行政事务都有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的行政境界观就不仅体现在中国国家发展的大的方面，而且体现在行政管理的各个具体的方面。如基于“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第三卷，第30。页)邓小平同志提出“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他说，“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强调从观念解放和制度改革入手，“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第三卷，第321一7页)这一思想对于我党人事的新老交替，保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推进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社会主义的行政要处理好边界问题
行政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区分各个管理条块之间的界限，这就是所谓行政边界间题，它是行政控制的协调的基础，对于行政执行的效率来讲，关系很大。这种行政边界是多层次、多方向的。从纵向来看，有传统的中央与地方等边界，有条条内部的上下边 界，等等;从横向来讲，有部门之间的边界，有地方与地方之间边界，有一地方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边界，有党政关系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行政边界，等等。这也是我们党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比较注意却始终未能完全做好的事。邓小平同志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注意着这一问题，并在这方面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远在根据地时期，针对当时根据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现象，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党的优势不等于党员包办;党的领导不等于“党权高于一切，’;党员多数不等于万事大吉。提出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与监督政策，强调党组织和政府机关要相互团结、相互尊重、各施其职。邓小平自己作为军队的高级政治干部，充分尊重军事行政首长的权限，他与刘伯承同志多年默契和谐的工作关系一直为党内所称道。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又关注起党政关系问题，提出“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第二卷，第321页)这些重要构想，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政关系在80年代的重新调整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指导和身体力行地带动下，中国的行政机构和人大体制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建设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
针对权力过分集中所导致的一些行政边界不清的间题，邓小平同志提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第二卷，第321页)发起并推进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中分清职责、下放权力、转变政府职能、维护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运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重新界定和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条块之间的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社会主义的行政有一定的规律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之间总是有规律可循的，行政管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行政管理的一般规律，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存在的，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规律就起着作用;其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背景下，除了一般的行政管理的规律外，有没有自己特殊的规律，这方面，邓小平同志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规律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行政管理要从实际出发，是行政规律中最重要的规律。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继承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大的方面来讲，他一贯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国外的先进经验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建设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实际上是一项巨大的宏观行政管理工程。相应地，行政管理必然的内在要求也必须是从实际出发。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邓小平同志才反复强调要学习有用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对行政管理内在要求的一项总结。
行政决策的科学化问题也是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的规律。邓小平同志在决策前十分重视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如对于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邓小乎同志在肯定的同时，要求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和讨论。在充分吸取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策。
经常性工作对行政工作的完整性、稳定性与正常开展起着重大的作用。做好经常性工作，看似简单，其实是行政管理中的一项重要的规律。邓小平同志在各种场合都十分注意强调要做好经常性的工作。“现在党的工作、群众性工作要着重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经常工作的制度要恢复，没有制度工作搞不起来。”各部门的工作一定要管本行，议大事。做好经常性的工作，说到底，就是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这就会导致“丢掉了我们各行各业应该死死抓住不放的事情。”(以上见第一卷，第293一296页)。
五、社会主义的行政要有权威
一个行政主体有否权威，将决定其能否有效地运用行政的影响力资源对行政过程中输入输出间各个环节、要素等进行管理、监督、限制、命令、保障或支配。它对行政行为的最终完成有强烈的影响。中国特色的行政权威的要义在哪里?邓小平同志总结我党多年来的行政经验，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从行政主体并最终结合行政行为的制度化，丰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控制经验。
中国是个超大社会，中国共产党是个有5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管理是一个巨大的行政和社会的系统工程。因此，没有一个有力的有核心的党和国家的行政领导集体是不行的。邓小平同志透彻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样一个领导集体，对于中国社会的整合，对于行政的有效运作，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把这一问题看作是“最关键的问题”，认为“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第三卷，第310页众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建立一个领导集体的同时，指出这个领导集体要有一个核心。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三卷，第310页)
有了领导集体及其核心，并不等于行政主体的问题都已解决。这里还有一个行政主体即这个领导集体能不能坚持的问题。也 就是说这个领导集体有没有权威和威信。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也作了非常深刻的思考，提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第三卷，第277页)他提出，“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第三卷，第319页)
行政权威的保障与威信的形成与维护有很大的关系，而政绩对形成威信作用显著。因此，邓小平同志谆谆教导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迅速建立政绩。(第三卷，第30。、317页)同时，维护威信还需要下级主动维护中央的威信。邓小平同志坚决批评了那些不顾组织原则侵害行政威信的现象。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此对中央权威的维护作了专门的阐述，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邓小平同志行政权威思想的一个贯彻。
六、社会主义的行政是一种技术
列宁曾经指出:“政治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34页)作为受政治决定的行政管理也同样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作为科学，要遵循一定的行政规律;作为艺术，则要讲究一定的具体管理的技术规则。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管理也是一种技术。，’(第三卷，第“页)既然是技术，就与宏观的行政管理不同，它应包括许多细致的方法。基于丰富的行政经验和深刻的理论洞察力，邓小平同志的行政技术观是非常丰富的。
行政技术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行政的制度化建设。邓小平同志始终十分重视制度化建设的问题。
首先是领导制度何题。早在1980年，针对行政效率的低下、行政领导的老化等状况，他首先提出从制度上着手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劫、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将它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次，在具体的管理办法上，强调克服官僚主义以适应大生产的背景。更鉴于经济建设日益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邓小平同志要求广大干部“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同上，第150页)根据不同的部类，用不同的管理办法。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再次，由于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的要求，其中许多不适合于发展的技术要抛弃，而外国的先进的方法要学。怎么学?邓小平同志提出:“在全国的统一的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逐步推开。”(同上，第150页)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试。
最后，重视信息沟通是邓小平同志行政技术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当前正实现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要求便是信息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七十年代末，他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的一个初衷就是信息问题。他说“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第三卷，第306页)因此，在行政工作中牢牢抓住信息问题，对管理质量的提高意义非常重大。
七、社会主义的行政要有评估标准
一项行政管理的任务如何，直接影响行政目标的实现，为保证行政质量，推进行政发展，就需要对行政的过程、结果等进行评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既要反映其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还要注重行政的实际效果。在长期的行政活动中，邓小平同志逐步形成了他的行政评估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是评估标准问题。
邓小平同志曾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把握，提出了评判各项工作标准。他曾经说过，“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第三卷，第23页)在南巡讲话中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卷，第372页)“三个有利于”既是各项工作的判断标准，当然也是行政评估的标准。
这一评估标准，实际上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具体化。这样一来就去除了一切唯意志主义的或感情化的标准，使整个行政工作的真实效果明晰化了。本着这一精神，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等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就能充分地在行政工作中得到具体体现，由此，对行政工作中的其他方面将会有大的推动。
八、社会主义的行政要注重创新
行政的发展与创新是行政工作获得持久生命力的基本保证。邓小平同志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的成效。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针对计划体制下出现的一些弊端，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问题，到80年代中期，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又及时地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在80年代后期大力开展的行政改革。邓小平同志行政创新观核心有:
首先，行政机构要增强活力。邓小平同志指出:“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三卷，第240页)如何增强?邓小平同志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一个是人的问题，即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办法就是废除终身制，建立正常的干部选拔和退休制度。第二个是机构本身的问题，要精简机构，转变职能。机构要简单一点，强调“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对体制的革命”(同上，第396一401页)。
其次，具体工作要敢于试，大胆试。7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在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的时候就提出“一定要建立一个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第二卷，第25页)尽管当时有其特定的针对性，但这一思想的意义却超越了当时，一直为邓小平同志所看重。因而在南巡讲话中再次提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第三卷，第374页)错了可以改。事实上，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正是他对其一贯倡导的行政创新观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