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汉时期最为著名的理财家桑弘羊，他是重商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家中最为独特的一位。自元狩三年(前120)起，终武帝之世，桑弘羊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统管中央财政、辅佐汉武帝近四十年，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保障抗击匈奴战争胜利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军事外交政策，大力加强国家的经济发展，促进汉武帝“富国强兵”政治目标的实现。桑弘羊财政经济思想，不仅对古代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当前增进我国国力、完善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桑弘羊财政金融政策措施
1.盐铁专卖
食盐和铁器是普通百姓家里的生活必须品，这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盐铁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为重要的经济、财政和金融问题，在古代西汉社会尤为重要，而桑弘羊提出的解决方案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由于盐铁的生产、运销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所以政府要施行专卖，就需要具有实际经验的工作人员参与。西汉政策采取了以高管厚禄的方式去吸收—部分肯和政府合作、能效忠于政府的大盐铁商人进行合作。在当时最高的财政长官(大司农)郑当时的推荐下，家境十分富裕的齐国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南阳铁商孔仅被招之长安，分别负责管理盐铁事务，着手盐铁专卖。而桑弘羊作为汉武帝的侍中，积极参与盐铁专卖的策划及政策制定，充分展示了他经济管理的才干，三年之后桑弘羊就被提拔为大农丞(副手)。
盐铁专卖前期，汉武帝颁布法令：“山海者，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之盆”[1]，即把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并且交给一个政府机构一少府来管理。这些自然资源开采和利用所获得的利益收归国家所有，不进入皇帝的私人金库，这些税收主要用来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这就改变了西汉前期采取的政策：“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丰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2]
国家对其中的一些资源进行垄断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是全部行业)，其中最为重要是的是国民经济支柱性行业和产业，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调控，可以尽量避免风险和恶性竞争等问题。但国家如何控制资源，如何进行合理开发，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桑弘羊在这一方面率先进行尝试，并取得了成功。
盐与铁的专卖方法有异。盐的专卖采取民制官收的做法：招募愿意煮盐的平民自己准备费用煮盐，官府提供煮盐的工具一煮盐用的盆(铁锅)，煮成的盐由官府按盆定价，其盐则全部收归国有。为了管理好盐专卖事业，在产盐地设置了“盐官”管理，盐铁官称为令长，副手称丞，级别相当于县令或县长。铁的专卖方法是：铁矿的开采、冶炼和铁器的铸造，则是由官下面的吏指挥有一定年限的罚作苦工的罪人来开工，同时还征伐一部分民夫来从事生产和运输。此外，还有一部分工匠来做技术指导，一起参与制作铁器农具。这些生产的铁器全归官府所有，由官府运销。同样，设置铁官进行管理，不出铁的地方则设置小铁官，负责废铁的回收、冶铸，和铁器的专卖工作，由所在县的县官来兼管。
盐铁专卖后期，桑弘羊取代了孔仅直接管理盐铁。桑弘羊进一步推进了更多的盐铁专卖的政策。首先，桑弘羊于元封元年扩大了各地盐铁官的设置，凡是当时产盐的重要地方都设官管理。盐铁官的任务主要管理生产、分配和办理大规模的转运;由产地分运到销售地，则有各地地方官负责。盐铁官分配给各地不同数额的食盐和铁器，各地自己派车前来装运，一直分配到县;其次，在有条件的地方，官府卖盐的同时也特许一些中小商人在交纳“专卖税”的条件下，按照官府所规定的价格把盐卖与消费者，这样的做法既保证盐利入官，又利用了商人的销售网络，是实际可行的。
由于铁器具有军事意义，铁器的生产和销售在桑弘羊看来都是“非众庶所宜事也。”所以，铁器都由官府自己设点销售给需求者，在零售环节上也派出了商人经销的可能性，如“吏数不在，器难得，远市田器，则后良时”[3]，可证铁器由官府自产自销。这样，盐铁专卖大大改善了西汉政府的财政状况，为当时汉武帝抗击匈奴提供重要的财政来源。实行盐铁官营一年后，财政状况便有了明显的好转。“1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榆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今大夫君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4]，这比那些饮鸩止渴的财政解决方法，如卖官、买罪赎刑等方法高明许多。
具体而言，盐铁官营政策一刀切断了原先民间私营盐铁业的发展道路，将利润丰厚的盐铁业纳入到为王朝财政和王朝政治服务的轨道。汉武帝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及其强力运作，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经济运作的经典模式，对中国传统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封建王朝，由于各种原因出现财政困难时，总是会想到汉武帝的成功经验，或者直接继承，或者有所创新。自唐宋以后，盐铁酒茶等行业的垄断经营，成为封建王朝官营工商业的主要形式，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掌控着主要的社会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
2.改革货币制度
在金属本位货币时期，货币制度的设计比当今的信用货币制度要复杂得多，涉及到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问题是：第一，金属货币的铸造权问题，即货币由谁制造，是由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官方还是私人来铸造的问题;第二，各种贵金属货币之间的比率协调问题。
事实上，西汉的汉武帝时期亦面临着上述问题。当时西汉政府在货币问题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货币大量由私人铸造。既有私人小作坊的铸造，又有富商大贾进行铸造，还有地方的封建诸侯也在铸造。这样就造成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一是市场的货币增多，造成物价飞涨，即“钱益轻薄”;二是格雷欣法则效应：劣币驱逐良币。在市场上流通的都是被盗磨的管钱和质量参差的私钱。在这样的情形下，汉武帝从元狩三年到元鼎二年的五年时间里，进行四次重要的币值改革：白金币和三铢钱;郡国的五铢钱;赤侧钱;白鹿皮币。但这些改革都没有成功，盗铸依然风行，如“而吏民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与此同时，每经过一次币值改革，商人就乘机大肆抢购物资，操纵物价，谋取暴利，助长了市场的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桑弘羊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在汉武帝支持下宣布废除以一当五的赤侧钱，实行货币改革。一方面禁止郡国铸钱，另一方面统一货币，命令前各郡国销毁以前的各种旧钱，融化为铜，并上交到中央[5]。
这次新钱具体由不久前从少府中独立出来的、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来制造，部分拨归大农使用。造币厂设在上林苑内，由水衡所属的钟官、辩铜令、技巧令三官分别负责铸造、审查成色和铸币的技术工作。由于新钱是由上林三官合力铸造的，所以又称“上林钱”或“三官钱”，并规定三官钱是唯一合法的钱币，“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货币由此归于统一。
铸钱最初用陶苑，再翻造铜范，陶苑的刻制由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能够的工匠来担任，所以三官钱很难仿制，同时三官五铢钱的实际重量与票面价值相符，所以适合市场的需求，同时还采取了一些防范私人铸造的技术。总之，由于工序复杂，一般的盗铸人员因成本过高，无利可图，所以私人盗铸基本上销声匿迹。
单一货币能够很好地消除多种货币之间比价波动的风险。由于古代金融货币的发行来于金属产量的多寡，这样各地方王国的货币就会与中央政府的货币发生比价波动，这就会造成货币币值的稳定性不足，从而引发实体经济的混乱。统一货币的发行可以部分地减少这些由于贵金融产量所造成的货币风险;另外，中央政府收回其货币的铸造权后，中央政府会有很大的一笔收入，即铸币税。而当时汉武帝正面临对匈奴作战缺乏经费的困境，所以也部分地解决了财政困难问题;再者，中央统一货币后，会使得全国的货物流动更加畅通，商人的全国物资流动由于不存在货币换算的困难变得更为容易。
在桑弘羊的正确改革下，继承和发展了秦始皇统一货币的政策，建立了比较健全的货币制度，真正地把铸币权集中到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手里，真正实现了币制统一，从而安定了百姓生活，有效制止了私人铸钱行为，打击了地方豪强势力和分裂割据势力，使国家能够有力地控制地方政府，从经济上巩固了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
二、桑弘羊财政、金融政策的当代价值
桑弘羊作为中国古代最为有名的理财家之一，任职期间推行的财政、金融政策，对增强当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完善宏观经济调控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增加国家的财政税收应该具有可持续性。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因此，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汉武帝时期，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使得原来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出现许多问题。中国古代思想中，儒家和道家对经济采取的态度大致相当于经济自由放任主义，如《老子》所说的“上无事而民自富”，这样国家财政的收入变得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北方匈奴的屡次入侵，对匈奴进行战争回击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也需要大量的国家财政支出。桑弘羊适时地实行盐铁专卖、货币改革后，国家中央政府掌握了大量的收入，既保证了抗击匈奴的军费供给，又增加了积蓄以备不时之需，还兴修了一部分水利设施，造福于民。
桑弘羊采取盐铁专卖的政策，使得国家对自然资源采取垄断地位，当时盐铁专卖的确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既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铁器供应，同时又促进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在思考增加国家税收问题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方式来暂时的增加税收，要考虑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只有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才能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得以持续增加。
第三，在制定财政、金融政策时不仅要考虑经济和市场因素，同时还要考虑到政治和社会因素。桑弘羊在盐铁专卖以及货币改革问题上，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还涉及到国家内部和国际问题的思考。首先，盐铁专卖和货币改革具有防止贵族诸侯、豪强地主借工商业来扩充经济力量以对抗中央的作用。经济权力的下移，会造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盐铁专卖和货币改革两项措施，杜绝了这种情形的发生，并且还使得中央相对于对方更加强大。盐铁专卖和货币改革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给企图闹分裂、搞割据的地方势力断绝利源，从而消除了隐患;此外，这两项措施使得这些豪商大贾们，不能再聚众于深山穷泽之中，不能形成庞大社会利益集团，因而在社会治安上甚至在政治上不易对中央构成重大威胁。两项措施大大增加了国家收入，使得国家安全获得重要的保障。桑弘羊的改革，使汉武帝抗击匈奴的政策得以顺利地进行。
毋庸置疑，桑弘羊的财政金融改革为我们留下了深刻启示，在制定一项财政、金融政策时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前瞻性。即这一政策是否能具有可持续性，是否能够更进一步的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去破坏实体经济的发展。汉武帝时代的盐铁专卖政策，虽然大大地增加国库收入，但民间私营工商业经济的发展空间则变得更加狭小，他们既无力与官营国有工商业相抗衡，也无法独自发展壮大，缺乏独立性，处于劣势地位和附庸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社会发展缓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一个政策的制定，需要时效性与可持续性的相结合;第二是利益协调性。一项财政、金融政策的推出以及执行，事实上涉及到社会各个利益阶层的协调，如何实现各阶层利益之间的和谐是一项政策成功的重要体现。利益协调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8]当代社会我们提出要提高科学决策的能力，即在制定政策和出台改革措施时，要注意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既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又要高度重视和落实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特别对困难群体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桑弘羊的政策事实上给出部分答案：一项政策的制定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等等，所以政策的制定需要综合权衡各种利益，之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最优的政策制定方案;第三是广泛性。在制定一项财政、金融政策时，它必然会涉及到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要充分考虑到这些方面，政策的制定才具有可操作性。
“开始于汉代的专营经济政策，对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晚唐以来每一个重要王朝都对盐的征税或垄断生产设立了复杂的制度，因为盐是一种生活必须品，是可以来的稳定财源”，“后来各王朝政策的这类基本特点，可以说是汉代财政革新的遗产“。[9]桑弘羊的专卖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中国古代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讨论其政策的制定和影响，对于构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和谐建设等都具有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