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国际间交易、结算与支付时所采用的货币制度，它是将各国经济联系起来的纽带，其作用在于维护外汇市场的秩序和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提供国际信贷以应对遭遇的冲击①。一般而言，国际货币体系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货币本位的选择，包括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资产的选择；二是汇率制度的选择，即各国货币间的汇率安排以及各国货币与国际货币的汇率安排；三是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涉及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方式、责任分配以及机制对经济的影响等；四是国际货币发行机制，主要指合意的国际流动性的度量与提供。
现代国际货币体系诞生于19世纪后半期的金本位制，二战结束后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使世界经济步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繁荣期，但1971年该体系在石油冲击和经济危机下瓦解，国际货币体系随后进入“无体系的体系”——牙买加体系，在这期间汇率频繁波动，货币战、货币投机、货币与国际收支危机层出不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再度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与热议，并成为以二十国集团(G20)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各国同意在长期内致力于“构筑一个更为稳定和更具活力的国际货币系统”，在短期内致力于通过快速行动“构筑一个更由市场来决定的全球汇率系统，提升汇率的灵活度以体现经济的基本面状况，避免汇率长时间失准，限制通过低估币值来进行竞争”②。本文将以此为背景，从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入手，重点评析与比较金融危机后所提出的若干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并就中国的战略选择进行简要的分析与展望。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改革方案
1960年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R. Triffin)出版了《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特里芬难题”，即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存在的美元流动性与美元币值稳定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由此，特里芬预测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必将走向崩溃的结局。他的预言不幸言中，20世纪60年代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固有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并最终于1971年解体。为此许多国际组织与经济学家纷纷提出改革建议，以试图弥补和修复国际货币体系。
1.特里芬的改革方案——国际管理通货制度
特里芬主张由世界中央银行发行的信用货币取代美元和黄金作为国际货币。他主张首先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造成世界中央银行，以其作为未来国际货币的发行和管理机构。其次，鉴于各国对国际货币价值的担忧，在初期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一种有价值保证的信用国际货币。为此，要求会员国存入其持有的20％黄金储备，逐步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第三，在前两个步骤的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取消其所发行的国际货币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实现由国际信用货币取代美元和黄金，从而克服特里芬难题所造成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特里芬方案脱胎于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备选方案——凯恩斯方案③，继承了凯恩斯方案的优点，但也未能有效克服凯恩斯方案的缺陷，既然凯恩斯方案最终未能入选，那么特里芬方案仅仅停留在纸面之上也不会出乎人们的意料。
2.复古方案——回归金本位
主张恢复黄金本位国际货币地位的理由主要是认为货币必须包含自身价值，而信用货币的泛滥只能不断加剧货币体系的动荡和通货膨胀，因此回归金本位制能够避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各种不公平现象。回归金本位制有两种方案：一是重新恢复国际金本位制；二是建立新金本位制。Rueff和Hirsch等经济学家支持前者④，他们提出将黄金价格至少提高两倍，以便于美国收回国际货币体系内的所有美元。在美元被全部收回之后，各国国际收支余额全部用黄金结算。在他们看来，金价的提高会刺激黄金的产量，从而能够保证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充足的流动性，不会影响世界经济与贸易的正常发展。但是抛开黄金的储备量与产量问题不谈，这个方案的主要问题在于提高黄金的美元价格意味着各国手中的美元储备大幅度贬值，这显然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接受的，何况美国也绝不允许黄金彻底取代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因此，该方案的失败也是意料之中的。
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如Lutz、Harrod等)则主张采用改良的金汇兑本位制，即所谓的新金本位制⑤。这些学者主张将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造成为一个“多种货币储备体系”，即增加储备货币的种类，同时加强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在此基础上，进而推出由中央银行担保的用本币按固定汇率购买的黄金远期合约，以此作为新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这样就能避免黄金产量对国际货币供应的限制。新金本位制的问题在于黄金储备在全球的分布本来就不平均，发达国家拥有全球80％以上的黄金储备，因此，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就缺乏发行货币的基础，其货币与金融利益被漠视。可见，上述两种复古方案并没有化解国际金本位制的内在矛盾，反而催生了新的不公正问题。所以，国际货币体系重新回归金本位制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3.混合储备单位方案
Bernstein于1963年提出建立一种全新国际储备货币的方案⑥：由各国将本国货币存入IMF的一个特殊账户内，以换取IMF所发行的国际货币——混合储备单位(Composite Reserve Unit, CRU)。CRU由11种主要货币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组成，其价值由黄金保证，作为黄金的补充货币用于参与CRU方案国家的国际结算与支付。Bernstein主张维持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但美国必须消除国际收支赤字。在他看来，CRU的使用既能满足世界经济对国际货币的需求，又能帮助美国减少逆差，从而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因此，有学者认为CRU方案就是日后IMF特别提款权(SDRs)方案的前身⑦。
4.Roosa债券方案
Roosa主张通过发行债券来维持和加强布雷顿森林体系⑧。所谓Roosa债券是指以外国货币为面值，销售对象为外国政府的一种中期债券，美国政府承诺按照固定比价用黄金为这些债券的价值提供背书。其目的是用Roosa债券代替美元作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储备品种，以减少外国政府对美元的需求和美国所持黄金被挤兑的压力。该方案的实质是继续维护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只要美元地位不受到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就会更加稳定，从而无需进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但是，用美国债券代替
美元其实只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一旦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各国政府肯定会在市场抛售Roosa债券，其与美元贬值的影响是一样的。因此，Roosa债券方案仍不能在长期内解决特里芬难题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困扰，它在市场上的反应平淡。
5.世界美元本位方案
Kindleberger认为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只是由于会计方法造成的，国际社会对美国这一问题的关注是不合适的，因为美国作为世界的中央银行在会计意义上的赤字不能反映其实际的国际收支头寸。如果会计核算能够考虑到美国在这个互利的金融体系中的中介作用，并且重新审视其实体经济规模，那么美元不会因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而失去强势货币的地位，它依然能够满足世界经济的需求⑨。鉴于此，Despres、Kindleberger、Salant和McKinnon等经济学家建议实行世界美元本位以解决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存在的问题⑩。按照他们提出的方案，美元的黄金价格不再由官方决定，而是通过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各国通过汇率政策来调节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从而以国际收支差额的形式获取本国合意的美元储备。由于国际收支由市场和其他国家政府来决定，美国政府在制定本国经济政策时无需再考虑本国的国际收支问题，而只需考虑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以维持本国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地位。只要美国经济发展能够保证美元的购买力，各国政府就愿意持有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无需改革。然而一旦美国经济陷入危机或衰退，美元贬值就不可避免，这与由什么机制形成美元的黄金价格无关，因此世界美元本位也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案。
6.商品本位货币方案
Hart、Kaldor和Tinbergen还提出一种用商品本位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基础的方案(11)，主要以大宗商品构成国际货币的商品篮子，如玉米、大豆、小麦、原油等。这种货币的好处在于其价值会跟随篮子商品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其价值不但有实物作为担保，而且与黄金产量受制于自然条件相比，大宗商品的供给约束较小，从而使商品本位货币更能适应世界经济的增长需要。该方案的缺陷在于篮子商品每年会因储存、变质等问题引起大量的成本，一旦国际货币体系完全采用商品本位货币，每年的成本相当于60亿至80亿美元(12)。如此巨额的实施成本使各国很难接受这一方案，从而退回到信用货币本位(13)。
上述六种方案未能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命运，绝大多数方案也只是停留在建议上，从未投入过实践。究其原因，要么是不能真正解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核心矛盾，要么是在政治上和技术上还存在诸多问题。换句话说，这些方案或者没能找对病根从而不能对症下药，或者找到了病根但开出的药方却又不在药房的存货之中。
二、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牙买加体系下的货币错配、货币冲击与国际收支危机的混乱使得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愈加急切。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焦点问题逐渐集中到美元本位制问题上来，改变美元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权成为重中之重。从目前各方提出的改革方案看，可以分为改革派与改良派两类。
1.改革派方案：构建超主权国际货币
包括特别提款权(SDRs)、替代账户机制和单一货币机制三个子方案。
特别提款权方案最早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IMF提出的旨在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种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目前SDRs已投入使用多年，但影响仍然有限。这种方案的主要优势在于国际货币由超主权货币充当，从根本上解决了特里芬难题的困扰；主要劣势在于方案自身的缺陷使得SDRs的吸引力很低，很难在短期内获得国际社会与市场的认可。在最近结束的G20戛纳领导人峰会上，各国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s的篮子货币组成要基于其在当今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并要求最晚在2015年对SDRs的一篮子货币构成进行重新评估，让更多符合标准的新币种进入。
针对特别提款权方案的缺陷，IMF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关于设立替代账户的讨论。它的基本原理是各国将本国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存入IMF开设的替代账户中，IMF向各国发放以SDRs记值的债务凭证作为交换。在替代账户中，IMF会将各国存入的外汇储备从短期美国国债转换成期限更长的美国国债，按照SDRs的利率向存款国支付利息。其实质是建立由IMF管理的“基于SDRs的一个全球外汇储备开放基金”，投资国可将本国的外汇储备投入替代账户以获取特别提款权。替代账户为特别提款权方案提供了一种具体实施的办法，能够提高其吸引力，也有利于消除世界经济中过剩的美元。但是，该方案在政治、技术和制度等方面还存在着制约因素，使其至今未得到应用(14)。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Bergsten等学者再次提出了此建议。
单一货币制度构想由Cooper首先提出(15)，他认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应当是一种单一货币制度安排，为此必须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单一世界货币当局的存在。世界货币当局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全球中央银行，其管理机构由各国政府代表组成，投票权根据各国经济规模确定，每五年重新确定一次投票权。关于未来的单一世界货币，他强调其发行权必须由世界货币当局掌握，但对于货币的其他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他还认为可以先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实现单一货币制度，然后再扩展至全球，从而建立起新的国际货币体系。Rosensweig于2009年提出的单一全球货币(Single Global Currency, SGC)方案与Cooper方案类似(16)。前者认为采用单一全球货币可以有效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并彻底消除外汇储备。由于全球只使用一种货币，则各国都能享受到SGC的收益。该方案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改革方案，它将使主权货币消失。
综上，改革派方案是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颠覆，必然会遭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受益方国家的强烈反对。美国经济实力尽管遭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其头号大国的地位在短期内不会动摇，它也不会轻易放弃包括享有美元铸币税的“战略问题管理权”，因此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将会是一条漫漫长路。
2.改良派方案：实行多元化国际货币
改良派方案在承认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基本架构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国际货币的多元化来改善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代表方案是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区域货币合作方案。最优货币区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
代关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的争论。当时，以Fried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在价格刚性的条件下，采用浮动汇率制度才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17)；而Mundell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所有货币都采用浮动汇率安排时，货币存在的意义也就消失了，因为国际贸易中稳定的价格锚已不存在，交易将倒退到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因此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会大大增加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成本(18)。Mundell认为各国货币当局应按照生产要素流动性的标准联合起来组成最优货币区，并实行单一货币和固定汇率。随后McKinnon和Kenen等分别从经济开放度和产品多样化的角度补充了最优货币区建立的标准(19)。
欧盟一体化特别是欧元的投入使用证明了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实践价值，也为其他地区的货币合作树立了榜样。区域货币联盟能够整合多个国家的实力，不但能促进区域内部大市场的形成与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还能提高货币联盟对外谈判的话语权。欧元诞生后对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主地位的挑战充分说明了区域货币合作对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促进作用。
在上述基础上，Mundell又提出了“全球金融稳定三岛”的构思(20)。它的实质是通过构建一个以美元、欧元和日元构成的G3货币联盟最终形成新的国际货币体系。G3货币联盟首先要逐渐减少彼此汇率的波动，然后逐步从浮动汇率制过渡到固定汇率制度，使全球货币体系稳定下来，并最终在此基础上创造单一国际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鉴于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支配地位在短期内还将继续存在，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渐进演变的国际货币体系所受到的政治与经济阻力会相对较小，因此被认为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最有可能被接受的情况。
三、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的评析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单单是利益攸关方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政治力量的博弈。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种政治势力纷纷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出建议，代表性方案包括SDRs方案、替代账户方案和区域货币合作方案(21)，表1对这些方案进行了详细的对比，下文将着重从储备货币供应、币值稳定性、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与美元关系、货币政策自主权等五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论述。
1.储备货币供应
能否提供足够和适量的国际清偿力是衡量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储备货币供应不能满足世界经济对国际清偿力的需要，则会限制全球经济的发展，也会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失效。国际金本位制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全球黄金产量的下降。相反，如果储备货币供应超过世界经济对国际清偿力的需要，则会造成全球性通货膨胀和金融体系的动荡，进而削弱国际储备货币的信用水平。
在特别提款权方案中，SDRs的供应由IMF每五年评估一次世界各国对储备货币的需求，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增发SDRs。这种方式固然使得储备货币的供应更加有序，特别是集体决策能降低核心国家对储备货币供应的干扰，但是五年一次的评估所形成的政策时滞会影响IMF货币政策的效果，也不利于应对突发性的全球流动性紧缩。另一方面，IMF还可以进行SDRs的特别分配，这是对常规的一般性分配的补充。但是这种方式也存在制度问题，根据IMF章程，特别分配必须要得到85％以上加权赞成票的批准才能通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SDRs的特别分配就是由于美国国会始终未能批准IMF的章程修改案，拖延了10年之久才能得以实施。因此，特别提款权方案所设置的储备货币供应机制缺乏弹性，不具备内生自适应设计，储备货币的供应与需求无论在静态和动态上都很难完全匹配。
在替代账户机制中，SDRs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美元、欧元、日元等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国际货币是并存关系，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在替代账户机制中会受到更多的约束从而抑制了这些国家不恰当的货币政策行为。SDRs供应主要受到替代账户参与国的意愿和替代账户机制的自身建设和运行管理的影响。参与国愿意投入的外汇储备越多，则SDRs的供应越多；替代账户自身盈利水平的提高也会吸引更多国家加入替代账户机制。替代账户方案的储备货币供应由参与国各自的投入程度共同决定。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其手中持有的SDRs都是各国根据自身情况所选择的合意数量，不会受到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国家的直接影响。从替代账户的运行机制来看，储备货币的供应方式是动态和内生的，能够随时调整，从而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至于区域货币合作方案，低于货币联盟层级的合作方式不涉及储备货币的供应，但能减少合作国家对储备货币的需求和依赖，从而能够间接约束主要国际货币国家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货币联盟层级的区域货币合作对储备货币供应的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加储备货币的品种，在区域整合基础上推出的区域货币自诞生之日就自动成为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二是加强国际货币间的竞争，从而促进储备货币的供应更加稳定和有序；三是货币联盟区的货币当局为了保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通常将内部目标作为区域货币政策的重点，从欧元区的经验来看，维持一个稳定的低通货膨胀水平是货币区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于新的区域货币而言要自我审慎控制货币的发行。
2.币值稳定性
稳定的币值是一种适宜的国际货币的前提条件。在这个问题上，三种方案各有千秋。SDRs方案和替代账户方案采用的都是超主权货币。SDRs价值是由货币篮子决定，其币值的稳定性取决于审慎的货币政策和货币发行机构的信用。在超主权机构的管理下，SDRs货币政策是独立的，不会因为某一个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影响到全球储备货币的供应。此外，由于使用了超主权货币，SDRs方案与替代账户方案不存在特里芬难题，其币值更加稳定，不会受到某一国家内外部经济失衡的影响。这两个方案的缺陷在于，SDRs的币值稳定性都不是来自于实体经济的支撑，而主要取决于货币篮子的稳定程度，其核心是各国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与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美元之所以在牙买加体系下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根源还是在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因此，SDRs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区域货币合作的币值稳定性情况比较复杂。以欧元为例，归根结底，欧元也是一种超主权货币，欧元价值的稳定性来自于欧元区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实力，不仅包括内在稳定性，还包括外部稳定性。随着欧元区国家经济趋同程度的提高和欧洲政治一体化建设的推进，欧元价值的内在
稳定性程度将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欧元的外部稳定性主要通过与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来体现。从以往的政策趋向来看，欧洲央行更重视欧元的内在稳定性，例如欧元区的年均通货膨胀率在大多数时间内都能维持在2％的政策目标之内，而对于欧元汇率的稳定却采取了所谓的“善意忽略”的态度。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及欧元区内部长期隐藏的竞争力疲软、财政纪律松弛、经济结构不平衡以及监管奖惩不利等一体化的制度缺陷充分暴露出来，将严重影响到欧元的内外部稳定性。欧盟与欧元区成员需要进行深刻的结构改革与制度变革来复苏经济，提升竞争力，振兴欧元，这是对其他致力于区域货币一体化国家的重要教训与借鉴。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
国际收支失衡对内部经济会产生严重的冲击，失衡的调节责任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完全由赤字国家承担。对于赤字国家而言，只有通过牺牲内部经济才能恢复外部平衡，这样做的代价很大。因此，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更合理的安排。在上述三种国际货币改革方案中，SDRs方案和替代账户方案没有明确规定盈余国和赤字国在国际收支失衡调节上各自的责任，只是通过严格的储备货币发行机制和国际政策协调来消除国际收支失衡对经济的影响。
在区域货币合作进程中，适当的汇率机制设计可以明确区域内部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方式和义务。例如，作为欧洲货币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欧洲汇率机制就是一种对称性的调节机制，参加欧洲汇率机制的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汇率波动如果超过了规定的上下限时，这两种货币的中央银行都必须在外汇市场上同时对其进行干预。当建立货币联盟之后，货币区成员国的国际收支调节压力减少，这是由于逆差国家利用了货币政策统一的外部性，能够获取廉价资金来弥补本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对于区域货币合作而言，更重要的是货币区整体对外部国家的国际收支调节能力。在这方面，区域货币合作更多地体现出防御作用，它并不能改变全球货币体系的游戏规则，只是通过集合成员国的力量来加强整个货币区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能力。
4.与美元的关系
SDRs方案的初衷是补充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数量上的不足，替代账户方案的目标是使SDRs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在许多学者和国际组织看来，SDRs是替代美元充当储备货币较好的选择，为了更好地推广SDRs则必须引入替代账户机制。而美国学者还认为替代账户机制是既能减轻美元负担又能维持美元地位的一种有力工具。
特别提款权与美元的关系十分微妙，其目前状态十分尴尬。一方面，SDRs投入使用长达近40年的时间，已经成为各国官方外汇储备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占全球储备货币很小的份额)；另一方面，SDRs由于只是记账支付货币，几乎从未在金融市场上发挥过真正的作用，因此它不能构成对美元的挑战。但国际货币体系的外围国家一直将SDRs作为一种重要的改革方案。特别是此次金融危机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都呼吁扩大SDRs的使用规模与程度，从而作为摆脱美元的手段之一。同时，在替代账户中SDRs被看作是维持美元霸主地位而不会挑战美元的一种储备货币。对此美国学者的观点是：在严重全球失衡的情况下，美元充当国际货币所付出的成本过大。为了促进美国的经济复苏，必须减轻美元的负担，因此SDRs有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至于区域货币合作，无论合作的结果是创立一种新的区域货币还是使用区域内某国现有的货币充当区域货币，都会冲击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但这种冲击并不一定意味着取代美元。区域货币能否取代美元的地位取决于许多因素。从欧元模式来看，区域货币是可以与美元共存的，也具备超越美元的潜力。若是按照Mundell和McKinnon等学者关于未来世界货币区联盟的构想，美元作为多元货币体系的一极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因此，区域货币合作的结果与美元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可能是共存关系，但也没有经验证据能够否认替代美元的情况。
另外，从国际货币体系中本位货币的演变历史来看，一种货币代替另一种货币的国际货币地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的经济实力早在19世纪末便已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美元取代英镑却是在此之后的近半个世纪才完成。由此可见，货币地位的变化往往要迟于经济地位的变化，而这之间的时滞被认为是世界货币历史惯性作用的结果(22)。因此，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中需要设置一种强制转换本位货币的条款，如果试图通过竞争来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可能会过于庞大以至于改革失败。
5.货币政策自主权
在SDRs方案中，国际货币发行和国际货币政策均由IMF制定。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必须向IMF让渡部分货币政策自主权才能保证SDRs方案的顺利实施。因此IMF是否能代表世界各国的利益成为问题的关键。按照现有的IMF份额来看，IMF的话语权仍由发达国家所掌握，特别是美国还掌握着一国否决权，所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份额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键因素。
替代账户方案中SDRs的发放是通过资产置换进行的，各国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向IMF置换货币以获取合意数量的国际货币。因此，替代账户能够保证各国实施自主的货币政策，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过多干扰。
根据欧盟的经验，区域货币一体化必须要求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和货币政策的统一(特别是独立的单一中央银行)。在区域内部，各国的经济政策必须进行协调，对各国每年的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失业率等核心经济指标规定明确的标准，只有满足这些指标的国家才能加入区域货币联盟，而且在加入联盟后也必须继续遵守这些规定。联盟内部国家必须受集体行动的约束，因此各国在货币政策的自由度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仅仅在货币政策上的统一还远不能实现货币区内部经济的健康发展，财政同盟的建立以及严格执行财政政策纪律才能保证货币区的稳定和发展。其他较低层次的区域货币合作也需要参与国进行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相互协调。因此，区域货币合作方式将会不同程度地制约参与国的政策自主权，合作层次上升到货币联盟的国家将必须完全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权。
四、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中的策略
国内政策界与学术界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研究起步较晚。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学者开始逐渐关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剖析
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和不公平之处对外围国家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进而要求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货币新秩序。部分学者提出了我国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的原则性措施，如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反对霸权货币的存在、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等(23)。有的学者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与国际货币体系联系起来，研究人民币国际化能为中国带来的具体收益(24)，并将区域货币合作方案作为应对当前美元本位制的首选方案(25)。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进入高峰。尤其重要的是，周小川以中国央行行长的身份在央行网站高调提出了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的意见，指出只有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才能克服困扰国际货币体系多年的特里芬难题，并建议以IMF的SDRs方案作为构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他认为本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是“创造一种与主权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按照“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的改革原则，在现阶段应采用SDRs方案作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第一步。为此，周小川还为增加SDRs方案的吸引力提出了多项建议，如推进SDRs与其他货币的清算、使用SDRs对大宗商品进行贸易计价、发行SDRs债券等。周小川建议的背后逻辑是采用主权信用货币充当储备货币就会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即特里芬难题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储备货币发行国不能同时兼顾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世界各国对储备货币的需求，同时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由于多余自由度的缘故不能通过汇率手段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因此，必须创造一种超主权货币来替代美元充当储备货币的角色，从而消除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风险。
其实，中国以何种形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关键在于我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发展路径的判断。我们认为要实现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彻底改革，在改革进程中最大化中国的利益，就必须认清各种方案所代表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如前文所析，以超主权国际货币取代美元的方案(如SDRs方案)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由于这些国家的利益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遭到的不公正损失最大，因此它们迫切希望打破发达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垄断。维持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替代账户方案反映了美国的利益，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美国自然不希望美元失去国际货币的地位。区域货币方案反映了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的利益，这类国家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受到的损失没有发展中国家那么大，所获得的利益也没有美国那么多，它们所期望的是增强本国货币与美元分庭抗礼的能力与潜力，从而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这些国家既有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动力，又不愿完全改变现有的货币安排，选择了一条较为温和的改革道路。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认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基本立场与战略如下：首先，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在长期中是不可持续的，我国对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避免被美元拖入更大的困境之中；其次，超主权货币方案和国际货币多元化方案都是可以接受的改革方案，尽管它们各自均存在着一些问题与难点，但能够有效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并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趋势；最后，我国一方面应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为建立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而努力，另一方面，中国需要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与国际化的进程，特别是在东亚区域合作框架下加强货币合作，只有提高人民币的地位与作用，中国才能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进程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26)。
综上，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后，世界经济形势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提升，而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后传统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则相对下降。国际社会应该以本次金融危机为契机，逐步深入探讨国际货币体系的新一轮治理改革。它必须在主要利益攸关方之间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才能够完成，尤其是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需求。建立一个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全球的共同理想目标更是任重道远，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同时，作为更能反映地缘政治与经济版图的可行方案，推进区域货币合作在中长期内也是一个促使国际货币体系渐进有序改革的方式之一，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为此中国应继续加快人民币在区域化与国际化方面的进程。
收稿日期：2011-11-08
注释：
① Eichengreen, B., 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G20法国戛纳峰会宣言，2011年11月4日。
③ 凯恩斯方案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建立一种名为Bancor的数十种商品价格构成的货币篮子充当超主权国际货币；二是建立国际清算联盟(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 ICU)。前者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避免采用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所形成的内在缺陷，又不会像黄金那样因自然条件限制而不能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后者的重要意义在于国际清算联盟通过一系列规则的制定使得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责任由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共同承担。
④ Rueff, J. and F. Hirsch, "The Role and Rule of Gold: An Argument", 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47, 1965.
⑤ Lutz, F. A.,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and the Multiple-Currency Standard”, 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41, 1963; Harrod, R., Alternative Methods for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Brussels: European League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1961.
⑥ Bernstein, E. M., “A Practical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serves”, Quarterly Review and Investment Survey, No. 4,1963.
⑦ 陈彪如：《国际货币体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⑧ Roosa, R. V., Monetary Reform for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⑨ Kindleberger, C. P., “Balance-of-Payments Deficits and t
he International Market for Liquidity”, 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46, 1965.
⑩ Despres, E., C. P. Kindleberger and W. S. Salant, The Dollar and World Liquidity: A Minority View,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6; McKinnon, R. I., “Private and Official International Money: The Case for the Dollar”, 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74, 1969.
(11) Hart, A., N. Kaldor, and J. Tinbergen, “The Case for an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 in Proceedings of the 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Vol. III, United Nations, 1964.
(12) 此成本是按照1973年美元购买力计算的。若按现在价格水平计算，考虑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全球通货膨胀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其成本会大大增加。
(13) Williamson, J. H., “Surveys in Applied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83 (331), 1973.
(14) 郑联盛：《替代账户机制：历史、涵义与约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 09029，2009年。
(15) Cooper, R. N., “A Monetary System for the Future”, Foreign Affairs, Vol. 63(1), 1984.
(16) Rosensweig, J. A., Single Reserve Currency: An Analysis of the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with Implementing a Single Reserve Currency, Global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2009.
(17) Friedman, M.,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18) Mundell, R. A.,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 4, 1961.
(19) McKinnon, R. I., “Private and Official International Money: The Case for the Dollar”, 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74, 1969; Kenen, P., “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 Eclectic View”, in R. I. Mundell and A. Swoboda eds., Monetary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9.
(20) Mundell, R. A.,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0 (3), 2000.
(21) 此外，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建议在SDRs方案基础上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并按照替代账户方案改进SDRs；Stiglitz也建议创建一种超主权货币来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而俄罗斯则建议通过国际货币多元化来改革现有体系；法国也提出了相似的意见，并提出加强国际间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以实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目标。
(22) 杜朝运、叶芳：《集体行动困境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基于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国际金融研究》2010年第10期。
(23) 参见徐忠、孙青：《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中国的选择》，《世界经济》1999年第4期；王楚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原则》，《金融研究》2001年第2期；钟红：《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与中国的对策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06年第10期。
(24) 陈雨露、王芳、杨明：《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货币国际化：美元的经验证据——兼论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25) 高海红：《当前全球美元本位：问题及东亚区域解决方案》，《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
(26) 李稻葵和尹兴中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缺陷在于未能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和影响，而人民币国际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未来的国际货币格局很有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态势，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中长期内我国推动并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有效方式。参见李稻葵、尹兴中：《国际货币体系新架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研究》，《金融研究》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