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无论在学界还是在实际部门都有不同的理解。要使中国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除了要保持实体经济的稳定增长外，还必须从理论层面和战略高度去理解资本市场的作用问题。但目前，不少人对资本市场作用的认识还停留在“融资”、“套现”这种肤浅的层面，仅仅从融资额和融资比例的角度来评判资本市场的作用和地位，认为资本市场的作用并不大；还有不少学者用资本市场的融资额与银行的融资额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资本市场并不重要的结论。上述两种认识是不正确的，低估了资本市场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在过去的20年中，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还在与日俱增。概括来说，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
1.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的核心，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2010年，中国经济总规模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二位。2011年经济增长预计达到9.3%，GDP总规模约44万亿人民币，约7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5 000美元，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起点(一般认为，人均GDP 4 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国家的起点)。资本市场不仅从资本筹集、公司治理、风险释放、财富增长和提高信息透明度等方面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大大提升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可以这样认为，没有资本市场的发展，今天很多看起来很成功、很强大的企业，可能已经破产倒闭了。资本市场既是企业腾飞的“翅膀”，也是中国经济前行的动力。
2.资本市场加快了中国社会财富特别是金融资产的增长
经济的发展需要财富的集聚和优化配置，社会的进步需要以财富的大幅度增加为前提。以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发达，没有向投资者提供可自由选择的成长性资产。居民收入的增加主要靠增量收入，人们有了钱就存到商业银行，存量财富缺乏成长机制，带来不了多少新增收入。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不仅是经济成长的发动机，而且还创造了一种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财富成长模式，建立了一种经济增长基础上的人们可自由参与的财富分享机制。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加快了中国社会财富特别是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1990年，中国的金融资产只有3.8万亿元，证券化的金融资产可以忽略不计。到了2010年，中国的金融资产超过100万亿元，其中，证券化金融资产(股票+债券)接近40万亿元，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说，没有金融资产的快速增长，没有大规模的金融资源，要维持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是非常困难的。资本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融资源。
3.资本市场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经济要维持百年增长，没有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没有产业的转型，只想靠大规模投入，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经济增长除了科技进步是最根本的动力源以外，还要有一个使科技进步这个动力源发挥乘数效应的加速器，这就是现代金融。要让科技进步迅速有效地推动产业的升级，使传统产业转变成新型产业，金融的作用不可或缺。这种金融制度不仅要媒介资金供求，而且还要能创造一种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金融资源增长机制。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金融资源或者说金融资产的大规模增长是一个必要条件。大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需要大规模资本投入的，需要源源不断的金融资本的力量去推动，否则仅有科技进步是转换不成强大的生产力的。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基础、起点，现代金融制度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杠杆化的动力，是关键和加速器。
4.资本市场为中国企业的机制改革和竞争力的提升搭建了市场化平台
没有资本市场，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资本市场使单个股东或者少数股东组成的企业成为社会公众公司，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是一种彻底的企业制度变革，是一种观念的革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让中国企业摆脱了为所欲为、无知无畏的盲流心态，使中国企业逐渐形成既有约束又有激励的现代企业行为机制，在理念和行为机制上都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使上市公司成为理性的行为人。同时，资本市场也为企业的资产定价提供了一种合适的机制，中国企业的价值也得到了公正的评价。2011年，在全球公司市值排名100强企业中，有9家是中国的公司。在这种巨大的变化中，资本市场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5.资本市场推动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变革
所谓现代金融体系，是指以资本市场为基础构建的金融体系；所谓传统金融体系，是指以传统商业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也就是没有资本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不发达条件下的商业银行主导的那个金融体系。现代金融体系不仅是资源配置的机制和媒介资金供求关系的机制，而且还是一种风险分散机制。美国2008年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如果美国没有建立起现代金融体系和市场化的金融结构，那么，金融危机一定会引发美国经济更为严重的衰退。市场化的现代金融体系，实际上在配置全球资源的同时也分散了风险。以资本市场为核心构建的现代金融体系已然具有存量资源调整、分散风险和财富成长与分享三大功能。如果在金融体系中没有资本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欠发达，那么，一个经济体只能对增量资源进行配置，而难以对存量资源进行重组。金融体系对存量资源的再配置，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极大提升，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必须发展资本市场的根本原因。
6.资本市场提供收益风险在不同层次匹配的证券化金融资产
投资者拥有自主选择投资品或资产的权利，这既是一国市场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金融市场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给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具有充分流动性且信息透明的金融产品，是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落后的金融体系，不发达或者缺失的资本市场，是不可能让投资者实现其对多样化金融资产进行选择的要求的，进而也不可能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金融压抑有种种表现，其中对投资者自主选择金融资产权力的压抑，是金融压抑的典型形式。资本市场的大发展，将彻底释放这种压抑，从而使金融投资行为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这正是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源泉。
因此，
在未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体系发展的核心任务，是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未来1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背景
资本市场的发展离不开经济、金融等因素的支持。综观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中国资本市场在面临较大挑战的同时，也将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总体而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未来面临的市场结构因素和经济、金融环境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资本市场已步入真正意义上的全流通时代
股权分置改革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全流通时代，恢复了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功能，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和全面开放奠定了基础。全流通时代的开启，将会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一系列深刻的影响。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将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放在IPO融资上，存量资源再配置的功能很弱。全流通之前的那些年代，每一次收购兼并重组都是掏空上市公司资源的掠夺性行为，而在全流通的背景下，资本市场的存量资源配置功能将凸现，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功能得以恢复，这将为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中国资本市场将长期面临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
资本市场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离不开适当的货币环境。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货币环境是：外松内紧、宽紧交替。所谓外松，是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和经济的严重衰退。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副产品，全球经济进入了货币宽松或者说流动性过剩的时代，大宗商品和黄金价格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到处充斥着不断贬值的货币。所谓内紧，是指为应对通胀，与国际主要货币量化宽松的政策相对应，中国的货币政策将始终会对通胀保持高度警惕，稳健而趋于偏紧的货币政策会周期性地被采用。与其他市场不同，资本市场是资金交易的市场，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存在相对过剩的流动性，因此，在宏观经济基本面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说货币流动性过剩，将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带来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虽然从2010年10月起，我国开始实施稳健的但实际上是趋紧的货币政策，流动性有所收紧，但整体的通货宽松的趋势仍然存在。
3.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持续性的巨大融资需求
由于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中国股票市场承受着很大的融资压力，其中，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需求巨大且持续。通常情况下，为保持每年8%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国每年的新增贷款都在8万亿元以上。按照巴塞尔协议Ⅲ和银监会的相关要求，8万亿元新增贷款要消耗5 000亿元的核心资本，其中上市银行占整个银行的比例大概是70%～75%，也就是说，上市商业银行每年可能要在资本市场融资3 000亿～4 000亿元。商业银行巨大的资本需求，一方面有利于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张，从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将影响投资者的投资信心，资本市场再次沦为“圈钱”的机制。二是会加剧我国资本市场的结构性矛盾。目前我国资本市场金融企业市值已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市值的40%左右，这一结构显然不合理(美国资本市场市值位居前列的是微软、苹果等高科技企业以及沃尔玛等消费性企业等)，如果商业银行继续融资的话，无疑会加剧这一结构性矛盾，对市场形成巨大的压力。市场之所以要承受如此巨大的融资压力，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金融改革和创新停滞不前有关。唯有进行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和创新，才能解决这一矛盾。
4.中国资本市场面临实体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影响
从2000年开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10年，从2011年开始，我国至少还将维持10年的高速增长。在维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进行结构性转型，由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逐步转变为以内需拉动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为主，由外向型增长转变为内向型增长，由粗放型发展逐渐转变为集约型发展等。这些结构性转型，将会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区域经济发展、消费需求增长等方面得到具体体现。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构性转型及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持续动力。
5.中国资本市场面对不断开放和国际化的内在要求
根据国家发展战略，我国将把上海市建设成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其核心功能已从货币结算和货币交易转向了资产交易和财富管理。所以，对中国而言，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实际上也就是资本市场的大发展和国际化，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将拥有巨大的发展机遇，这在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在19世纪中前期以后，作为当时新兴国家代表的美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乐园，吸纳了欧洲对外投资的绝大部分。从表1可以看到，在19世纪，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尽管在某一时期，国际资本流入美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但仍然可以看到外国资本净流入占美国资本增量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另外有数据显示，1790-1900年间，外国资本输入占美国国内资本净值的比率接近5%，其中，1870-1900年间所流入的外国资本占到80%左右，这也充分说明了在19世纪后期美国吸纳国际资本的速度在明显加快。[2]
资本是具有趋利性的，没有有效的投资渠道，或者说缺乏保值升值的渠道，是不可能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外国资本蜂拥流入美国，与其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是分不开的。从表2可以看到，作为美国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为外国资本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尤其是直接投资和铁路债券。1843-1914年间，直接投资和铁路债券增加极为迅速，从1843年为0分别增至12.1亿美元和39.34亿美元。
国外资本的流入，促进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从表3可以看到，无论是上市公司数目，还是发行的股票数目，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均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伦敦证券交易所，从而奠定了20世纪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循环系统：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伴随着工业大革命的浪潮，作为后起之秀的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美国资本市场的跨越式发展，美国资本市场的跨越式发展为海外资本提供了保值增值和财务管理的渠道，从而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本流入美国，海外资本对美国股票、债券的投资，无论是规模还是所占比重，都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海外资
本的流入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步入一个良性循环，如图1所示。在这个良性循环系统中，美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海外资本的流入是重要的环节。
因此，在将上海市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同时，中国资本市场将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三、未来10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重心
1.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战略目标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将以上海—深圳资本市场为轴心的中国金融市场建设成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市场增长极，并将上海建设成全球新的金融中心，全面实现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届时，中国资本市场将呈现以下特征：
(1)中国资本市场将是全球最重要、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国际性金融资产交易市场之一。上市公司总数将达到4 000家左右，其中，主板市场上市公司为2 000家左右，国际板、中小板、创业板将达到2 000家左右。股票市场市值将超过100万亿人民币，证券化率超过100%；其资产将成为全球投资者所必须配置的核心资产。
(2)中国将形成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资本市场结构系列。其中，股票市场结构将更趋合理，债券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资本市场上品种多样，流动性好，具有良好的资产配置功能。
(3)中国将形成涵盖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国际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包括新三板)在内的多层次股票市场(权益类市场)结构系列。股票市场的透明度将日益提高，流动性充分，具备财富储备的功能。B股通过必要的改革将实现与A股的合并，B股市场将退出历史舞台。
(4)投资者队伍将进一步发展，类型趋于多样，功能日渐多元化，规模不断扩大。在投资者中，机构投资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会进一步上升，由目前的25%左右上升到50%左右，在市场交易中起主导性作用。在机构投资者中，由于风险与收益之间约束机制的不同，私募基金的作用将日渐凸现，超越公墓基金在市场上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国外(境外)机构投资者的作用亦明显提升；个人投资者中将出现百亿级的投资者。
(5)市场功能进一步改善，将从关注增量融资(IPO和增发)过渡到关注存量资源配置(并购重组)，市场更具持续性和成长空间。市场波动将表现出与经济周期政策趋势和国际市场波动大体协调的状态，这与2007年大幅度波动和2007年至2011年的波幅不断收敛、波频显著增加的市场特征有明显不同。这种波动特征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开始进入相对成熟期。
有种种迹象表明，全球新的金融中心正在向中国(上海)转移。综观全球经济发展的脉络和金融中心演进的路径，全球经济发展重心的变化是一部金融中心转移的历史。从威尼斯商人到阿姆斯特丹郁金香，从伦敦的工业霸主到纽约的华尔街奇迹，金融中心用几个世纪的时间，从欧洲转移到北美洲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世纪中后期全球新的金融中心似乎显示了向东京转移的愿望。然而，新的金融中心似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欣赏东京的美景和富士山的壮丽，转而移向有着灿烂文明和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中国。全球新的金融中心的形成和中国金融的崛起将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经济这样一个大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中国(上海)成为全球新的金融中心，成为全球金融新的增长极，已经势在必然。
总之，从目前国内外经济、市场环境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情况看，中国资本市场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也要求我们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市场发展背景，围绕未来的发展战略目标，调整政策重心。
2.扩大规模、优化结构的供给政策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重心①
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使中国开始向资本大国的方向迈进，而资本大国的地位对中国资本市场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并使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可持续，必须调整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重心，寻找基于全球视野和战略目标实现的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支点。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由于缺乏对发展资本市场的战略意义的深刻认识，需求政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主导型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主导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需求政策又演变成以抑制需求为导向的政策。市场如果出现了持续性上涨，通常都会被归结为是由过量的需求造成的，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出台抑制需求的政策，以防止所谓的资产泡沫化。如果长期实施这样的需求政策，必然严重压抑资本市场的成长，使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在较低的层面上不断地复制一个个运行周期。在这样的政策环境支配下，资本市场既没有任何发展，也不可能对实体经济的成长和金融体系的变革起到任何积极作用。中国1990-2005年的资本市场基本上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要使中国资本市场走出原有的无效率的运行周期，除了必须进行制度变革和厘清战略目标外，还必须制定与战略目标相匹配的发展政策，寻找推动中国资本市场持续稳定发展的政策。总的来说，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倾向一定是发展性政策，其核心理念是基于供给增长的供求协调发展的政策。中国资本市场供求协调发展的政策支点在于扩大供给、优化结构并合理地疏导需求。单一抑制需求的政策和不顾市场承受能力的单边供给扩张政策都是不可取的。
在中国，未来发展资本市场的政策重心应该是增加进入市场的增量资金，或者说，供给政策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主导型政策。这种在资本市场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供给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实现的途径主要有：
一是继续推进海外蓝筹股的回归，包括在海外市场未上市流通的存量股权以及回归后在A股新发行的股份，适时推出国际板。目前在海外上市的国企蓝筹股仍未回归A股的还有：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招商局、中国海外等，这其中有些是红筹股，如中国移动等。红筹股回归A股虽然目前仍存在一些法律障碍，如发行主体与《公司法》和《证券法》有关规定的衔接等，但这些障碍可以通过国际板的设立得以缓解。当然，还存在A股市场与香港市场的规则协调等问题，但从总体看，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加强两地监管的协调，红筹股回归A股的障碍都能予以消除。
国际板的推出从短期看会对市场带来一定的供给压力。在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的市场条件下，要慎重推出“国际板”，在人民币还没有成为完全可
自由交易的货币前，国际板也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二是包括央企在内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关联优质资产的整体上市。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20年历史中，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实行的是额度控制下的发行上市模式，由于额度控制的原因，这些上市公司资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经营上的非独立性，以至于与母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成为一种普遍行为。由资产非独立性衍生出的关联交易通常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规避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损害，同时，也为了使上市公司具有源源不断的资源并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市场主体，应当鼓励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关联优质资产，借助上市公司这个平台，实现整体上市。
三是着力推进公司债市场的发展。债券市场特别是公司债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公司债市场不发达的资本市场，在结构上是残缺的，在功能上也是畸形的，既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公司资本结构管理，也会损害资本市场的财富管理和风险配置功能。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环境有利于公司债市场的发展。发展公司债市场的关键在于改革落后、僵化、过时的公司债发行管理体制，建立市场化的透明的公司绩效管理体制。可以预计，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司债市场在中国会有快速的发展。
四是不断推进中小板、创业板市场的发展，完善其制度和规则，特别是要完善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当前，要加快推出创业板市场的退出机制，如果没有退出机制，创业板市场的泡沫就很难消除。只有建立了便捷、有效的退出机制，才能抑制投机行为，形成有效的风险机制。
五是推进场外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包括股指期货在内的具有不同功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不断规范和发展。
3.疏导内部需求、拓展外部需求是中国资本市场需求政策的基本内容
与供给政策的主导作用相匹配，中国资本市场的需求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积极疏导内部需求。要不断调整金融资产结构，推动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金融资产结构由单一的银行存款向银行存款和证券化金融资产并存的格局转变。不断提高证券化金融资产在全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是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二是大力拓展外部需求。引进境外投资者，逐步提高境外投资者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投资比重，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实现市场供求关系动态平衡的重要措施，对中国资本市场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1)积极疏导内部需求是中国资本市场需求疏导政策实施的基本着力点。我们必须摒弃长期以来形成的抑制需求(即抑制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政策理念。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已经进入金融资产结构大调整的时代，投资者期盼着收益与风险在不同层次匹配的多样化金融资产的出现。在金融资产结构发生裂变的今天，投资者越来越偏好收益与风险在较高层次匹配、具有较好流动性的证券化金融资产，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势。正确的政策应是顺势而为，而不是逆势而动。
所谓内部需求，是指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对各类金融资产的需求，而疏导内部需求则指的是基于投资者对证券化金融资产的偏好，通过政策的引导，使其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资本市场以改革传统金融资产结构的过程。在这里，内部需求分为增量需求和存量需求。增量需求仅指投资者现期收入减去现期消费之后的剩余部分对证券化金融资产的需求，而存量需求则指的是投资者存量金融资产结构调整过程中对证券化金融资产的需求。疏导增量需求提高增量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比例，是资本市场需求疏导政策的第一步，也应是近期的政策重点。而通过调整存量金融资产结构以疏导存量需求、不断增加存量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规模，则是资本市场需求疏导政策的战略重点。
(2)不断扩大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度，积极稳妥地拓展外部需求。逐步形成一个与巨大潜在供给规模相对应的外部超级需求，是中国资本市场需求政策的另一个战略重点。同时，在资本市场需求政策的设计中，必须处理好需求(资金)的输出和输入之间的关系，即政策的重点是需求(资金)输出还是输入？实际上，需求(资金)输入是重点，就如同供给政策中扩大供给是重点一样，需求(资金)输出不是中国资本市场需求政策的核心要义。从这个意义上，发展QFII和RQFII比发展QDII的意义更重大。
四、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暗淡无光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经济在2010年增长10.4%的基础上继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为9.2%，与此同时，2011年中国股票市场(以上证指数为例)则在2010年下跌了14.3%的基础上继续下跌21.7%。从已有的表现看，中国资本市场很难说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国资本市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原因是什么？如何让中国资本市场回归常态？的确到了需要认真思考的时候了。
概括地说，中国资本市场长期低迷、偏离常态的原因，主要是：认识不清、战略模糊、政策边缘、供求失衡、信心匮乏。其中，认识不清、战略模糊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的问题，而政策边缘、供求严重失衡是直接原因，结果必然导致投资者信心严重匮乏、市场极度低迷。
要让投资者有信心进入这个市场，让市场回归本源，回到正常发展的轨迹，除了要端正认识、明晰战略之外，还必须制订与战略目标相匹配的政策措施。从当前情况看，调整失当的政策，制订、实施有利于稳定并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措施至关重要，这是拯救处在颓势状态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关键所在。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政策调整的核心内容是：增加进入市场的增量资金，改善市场运行的政策环境，适当调整相应的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适时放缓市场供给增长的速度。具体说来，主要是：
1.适当增加和提高战略性资金进入市场的规模和比例
这些战略性资金包括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和部分商业保险资金。从目前市场状态看，这些资金有序进入市场，既能稳定市场，还有很好的投资价值，风险较小。
2.鼓励大股东增持股份，不断扩大QFII和RQFII进入市场的规模，修改IPO前股东减持股份的规则，使其具有一定的约束性
适当调整并完善上市公司特别是股权分置改革后新上市的公司IPO前股东减持套现规则，从而使上市公司IPO前股东减持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性。
QFII制度已实行8年，目前规模为216.4亿美元，需要审视并修改有关QFII制度，适当降低门槛，扩大规模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境外人民币规模越来越大，虽然在2011年12月中国政府批准RQFII进入中国市场，但规模很小(初期试点额度约人民币200亿元)，境外人民币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投资的热情很高，应有序引导并扩大规模。RQFII的建立和进入中国市场投资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即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形成)。
3.积极改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环境
这里说的政策环境主要指：
(1)货币政策环境。从经济增长、价格变动趋势和资本市场发展角度看，当前仍然偏紧的货币政策应回归到常态化的货币政策。21%的存准率仍是偏紧货币政策的重要标志，应择机适当下调存准率。当前可保持利率水平的相对稳定。
(2)红利分配政策。上市公司是有盈利的，应强制性要求进行分红，由当前的三年累计现金分红占报告期一年利润的40%改成占三年累计利润的30%～40%，并将现金分红比例与再融资有机结合在一起，强化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功能。
4.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严厉打击各种违规违法行为
(1)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质量，打击各种形式的恶意的虚假信息披露行为(骗子行为)，防范信息披露的技术性遗漏、差错，当前，这在中小板、创业板市场尤为重要，要保证市场信息的公开性。
(2)打击各种形式的内幕交易行为(小偷行为)，重点在于监控IPO前股东之减持行为和保荐人及其关联人之投资行为，以维护市场的公平性。
(3)打击各种形式的操纵市场行为(强盗行为)，重点在于防止大股东及利益相关者并购重组对市场带来巨大的波动，以保证市场的公正性。
5.适当放缓市场供给增长速度，以修复处在严重失衡状态的市场供求关系
(1)暂缓国际板的推出。
(2)适当放缓IPO步伐，有序调整大规模再融资的频率和规模。
(3)审视中小板和创业板的经验教训，调整中小板、创业板的发行频率。
只要进行上述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中国资本市场就有望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中国资本市场的战略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注释：
①关于资本市场供给政策及后面要论述的需求政策，详细内容可参见吴晓求等：《中国资本市场：全球视野与跨越式发展》，10～1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