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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普遍性流传。
三从毛传所标兴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类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即兴句和应句同用某几个字，且句式完全相同。清代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类兴体的特点，如胡承珙说《小雅·采菽》是以“‘采其’‘观其’相因为兴”28 。姚际恒甚至认为这是确认兴体的明显特征，说《无将大车》“以‘将大车’而起尘兴‘思百忧’而自病，故戒其无。观上下同用‘无’字及‘祗自’可见。他篇若此甚多，此尤兴体之最明者”29 。这些看法都是从《诗经》文本中提炼出来的，值得重视。句法相因为兴，是四言体的特殊体式所决定的。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兴句取象和应句本文之间不一定有意义联系，主要是以“可以”、“不可”、“不”、“无”、“有”等字来点出其相因的句法关系，但实际上兴句和应句之间存在简单的逻辑照应。如《周南·汉广》以汉江“不可泳”和“不可方”、乔木之“不可休”兴游女的“不可求”，几类不相干的行为之间只是在达不到目的这一点上相互照应。《齐风·甫田》以“田甫田”而生莠兴“思远人”而心劳，亦戒其毋，上下同用“无”字，而且以“骄骄”和“忉忉”对应。与《无将大车》一样，不仅以句法显示二者逻辑的相应关系，而且还深入到一种难以明言的心理，把内心烦乱像长满了草一样乱糟糟的感觉微妙地表现出来了。《陈风·东门之池》以池“可以沤麻”兴淑姬“可与晤歌”，麻能使人联想到妇人绩麻的本分，两种行为方式之间虽有模糊的联系，但重点还是在“可以”的逻辑上。《陈风·衡门》以食鱼兴娶妻，固然出自鱼和室家有关的联想，但上下句同用“岂其”“必”字，重点还是在以相似的逻辑为兴。《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也是上下同用“如何”“匪…不”的句式，见出二者逻辑的相同点是做事成功必须依赖工具或中介。《墙有茨》后人多以为比，毛传标为兴，当是因为上下同用“不可”“也” 相因之故。《王风·扬之水》以“不流束薪”兴“之子不与我戍申”，也是以“不”相因为兴。因薪与婚嫁有关，也可理解成引起对配偶的思念，但《郑风·扬之水》却以兴兄弟之间的不信任，可见这两首诗兴的重点不在“薪”的寓意，属句法逻辑的相因对照。《秦风·无衣》以上下句“与子同”相因为兴，亦属此类。还有一种相因为兴，虽然在字面上没有上下句同用这些表示肯定否定或劝戒的字类，但是在内在逻辑上仍然显示出同样的上下照应关系。比如《诗经》中最多见的“山有…隰有…”的兴句，应句的内容往往与之无关，只是在“有”的句法逻辑上相因。如《唐风·山有枢》中“山有枢，隰有榆”兴“子有衣裳”，上下相因关系都用“有”字点出。但更多的是“有”字只见于兴句而不见于应句，下面所兴的实际上还是“有”的意思。《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兴的就是“西方”有“美人”;《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所兴的也是心里有“子都”，只是跳过了这一层，直接抒写不见子都的失望。其余如《秦风·车邻》《秦风·晨风》《小雅·四月》第四章都是如此。《大雅·酌》三章都以到“行潦”去取水起兴，水“可以��”、“可以濯”、“可以濯溉”，实际上也就是兴“岂弟君子”可以为“民之父母”。朱熹说:“‘丰水有虬，武王岂不仕。’盖曰:丰水且有虬，武王岂不有事乎?此亦兴之一体。”30 说明他也看到了这种以逻辑相因的兴体特征。《小雅·鹤鸣》毛传标为兴，认为是喻用贤的意思，所以后人都直视为比。其实这首诗并没有说明比义，也不一定就是喻用贤，可以有多种联想。全诗两章各九句四层取象，意思各不相关。但其间也是以别处之物“可以”移至此处的内在逻辑层层相因的:大泽中的鹤鸣可以传到旷野;深渊中的鱼可以来到洲渚;园里檀树下可以生出�木;他山之石可以磨玉。最后一层是前三层兴句的应句，本身又是一个比喻。由于相因为兴的兴句和应句在逻辑上的对应关系比较明显，上下句用相同的文字和句法又能更进一步突出这种对应感，而四言句式的构成是依靠虚字衬字形成二二节奏，两个半句一行，所谓上下句（整句）实际是四个半句凑成的上下两行，上下两行中除了“不”“可”这类关键字以外，一般还有多个虚字的重复，于是兴句和应句用相同的句式，节奏特别鲜明。所以四言体式利用句序来强化节奏感的典型特征，能在这类兴体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31 。五言的比兴虽然也有上下句用相同字面和句式的，但没有普遍使用，五言不需要用虚字、衬字来构成句式，即使上下句用相同字面和句式，也没有四言那种四句两行重复的节奏感。杜甫名作《前出塞》“挽弓当挽强”可说是活用了《诗经》这种以句法和逻辑相因为兴的手法。但是在一首四行的五言里，用两种不同的句式相因为兴，又没有虚字衬托，节奏就显得不如四言强烈鲜明。从这一点来说，这类兴体也可以说是应四言体诗化的特殊要求而形成的。毛传所标兴体中还有少数即事即景的兴体，按现代《诗经》学的解读，这类兴体的数量较多，远不止毛公所标的二十多首。这类兴与赋较难区别，因为都可以看作是抒情写事的组成部分。考察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四言体的特殊体式着眼。四言适于抒情而不适于叙事，即使叙事，也要以场面铺叙和抒情式的赞颂为主，才能发挥四言体的特长，形成鲜明的节奏感32 。四言体一般以四句两行一章为基本单位。最常见的是前两个半句以景或事起兴或譬喻，后两个半句即转入实说本义。正如朱熹所说:“盖兴是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说。上文兴而起，下文便接说实事。”33 “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34 上句下句都指两个半句合成的整句，上句虚起而下句实指，这是兴体每个基本单位的一般体制。而一首四言诗是由两个以上这样的基本单位叠加而成的。《国风》比较简单，大多只是两三个基本单位的重复，而《小雅》和《大雅》则多有长篇。《大雅》极少用兴，《小雅》有许多篇是国风的延长和扩展，结构就比较复杂。但即使是一章加长到六句八句或七句九句，也仍然保持首句虚而下几句实的基本结构。这种上虚下实的程式要求上下句式的整齐对应，恰与四言体式相辅相成，尤其适宜于多章重叠和复沓。所以兴体之多，几乎占《诗经》的一半以上（朱熹、姚际恒与毛公所标的兴体互有异同，但在毛公标示的116首以外，又增添了30多首兴体）。兴体的这种体制决定了即事即景起兴时，上句的虚写只能取一种物的某个特征或一个场景给诗人印象最突出的某一点，以最简单的语言描述出来。有些诗虚句取象十分精炼，对于实句所咏之事或情有点睛作用，如《郑风·野有蔓草》的虚句只写草野上露水盈盈，就把男女邂逅的环境以及美人“清扬”的气质都烘托出来了。《小雅·湛露》写朝阳晒干了露水，则是点出夜饮醉归的时间和背景。这类虚句和实句其实属于同一 情景的组成部分，但因为全诗是用两章或三章重复虚句和实句的这一基本组合，同时每章虚句描写露水的情状稍加变化以便换韵，于是在形式上就变成了典型的兴体。毛传所标的。《邶风·泉水》《邶风，北风》《风·柏舟》《郑风·风雨》《陈风·月出》，《小雅》的《车�》《斯干》《苕之华》《黍苗》《采绿》也都属于此类。由于其中不少上句明显是下句的背景描写，所以又被后人视为赋体。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上句写事写景的取象过于简单，而看不出它与下句的承接关系。这种情况比较容易被判断为兴体。因为一般认为兴的取象与应句不一定有明确关系。如《召南·行露》开头三句写夙夜踏着露水来往，非常难解，看不出它和后面两章实写女子指斥对方诉讼自己的内容有何关系，所以毛传以为兴。朱熹认为这三句实写男子的违礼之行，才引起下文的争讼，应是赋。分歧就在对这三句的理解究竟是虚写还是实写。《秦风·黄鸟》的虚句写黄鸟止于棘，与三良殉葬之事似乎无关。其实黄鸟在棘树上啼叫很可能就是从实景中取来的一个片断。娇小的黄鸟以其活泼的生命与强壮的三良被迫就死的情景形成一种对照，使诗人深有触动，于是以此为兴。《小雅》的《菁菁者莪》《蓼莪》《南山有台》《杜》都与此类似。因此前人判断这类即事即景的起头是否为兴，主要根据两点:一是上句和下句之间是否以虚对实的关系;二是复沓的各章是否以同样的上句重复开头。兴和赋的这种复杂关系在《小雅》里最为突出。一部分《小雅》由于内容的丰富，需要描写较多的景物、较大的场面和较长的过程，但是不能突破四言的基本表现程式，便将一个完整的场景切分成一个个上句虚下句实的基本单位，一个单位成为一章，连缀组合成诗。简单一些的如《小雅·我行其野》:全诗三章都以主人公独行野外，看见樗树茂盛，采摘野菜起兴，应句实写被弃的怨恨，感叹婚姻的不幸。无论是主人公的动作还是所取的植物，都与实句内容没有类比意义乃至感觉的关联。但三章合起来就是一个弃妇边采野菜便感叹自己命运的完整场景，与《卷耳》写思妇边采卷耳边思念丈夫的情景一样。《小雅·何草不黄》四章，前两章虚句写草黄草玄，后两章虚句写旷野中“非兕非虎”和幽草中藏着狐狸。如果把四章的虚句和实句分别连缀成章，就会发现虚句都是写征夫在旷野中所见原野之景，实句都是感叹征夫四方奔走、不得休息的苦处，与后世五言行役诗没有区别。只是由于四言的体式，才把完整的情景拆分成四个上句虚下句实的基本单位;加上前两章连用“何……不”相因为兴的句法，便化赋为兴了。较复杂的如《白华》，一般都说是申后遭周幽王疏黜的怨诗。八章的虚句取象中的白茅，菅茅，桑薪，鱼梁上的�和鸳鸯等，大都是与婚姻有关的比兴，实句都是思念和怨恨“之子”，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小雅》对《国风》比兴方式的吸取和综合。但是如果再联系取象中白云“露彼菅茅”、池水浸润稻田、鼓钟传于宫外、路上踩扁的石块等描写来看，又可以构成一幅远近分明的图画，可以看出主人公是在宫外的郊野上见到种种景色而无限伤怀，那些与婚恋有关的景象最能触动诗人，便尽量收拾入诗，于是形成了此诗比兴与赋交杂的结构。《小弁》与此类似，八章中前五章都是即目取景，有的与心情有关:寒鸦归飞的安闲反兴自己的不安宁、桑梓兴自己对父母的留恋、见潭水而兴自己如水流无依、鹿成群和雉呼偶，反衬自己孤独;但也有的景与下句所写心情没有直接关联，如周道上的茂草、柳树中的蝉鸣、清潭中的芦苇等等，可以看出所有取景，甚至包括第六章用于相因为兴的兔和行道上的死人在内，都是诗人在周道上独行所见。《四月》也是写南方行役的感叹，但时间跨度更大，景物中凡可寄寓心情的都尽量选入，剩下的景物描写便成为所谓无意义的兴。《小宛》各章的连缀似无章法，但联系起来，也可以看出其背景当是作者在田野上，看到鸠、脊令、桑扈等鸟儿捕虫、啄谷，百姓在地里采豆苗、虫子出土等景象，便取其中有所感触的物类为兴。全诗总的情绪是惶惶不安、战战兢兢，但各章所抒发的感慨却涉及怀念父母、贫病无计、行役辛苦、指斥昏乱、甚至教育后代等很多方面，由于思绪庞杂，就不易看出其虚句都是就眼前情景中取象。由以上诗例可以看出:由于《小雅》即事即景的起兴目的不在景色和场面描写，只是引起抒情，所以不按景色的远近层次排列，而是随手撷取与心情关合的物象，从而形成了赋比兴错杂的章法，各章之间也不一定有清晰的思理逻辑。如果与《小雅·吉日》对比，我们更可以看出四言体式和比兴的相互制约作用。《吉日》是从头到尾描写一天田猎的过程和场面，在诗经里很少见，可以说是全篇赋体。为了顺序描写这个过程，不用比兴，全诗只有前两章开头两个 字都用“吉日”，末章采用了两行相似的句式。全诗的句意衔接很顺畅，但各章没有形成节奏感鲜明的句序，这说明在不用比兴的时候难免丢失一些四言的典型程式。但是反过来看，在即事即景的兴体中，即使全诗以一个完整的过程或场景为背景，只要采用上句虚下句实、或相因为兴的句法，也可以变赋为兴。而在这种情况下，兴句和应句之间的意义关联往往是不一定的，这就形成了有意之兴和无意之兴掺杂在一起的现象。因此，即事即景的兴和赋往往是相对的，无须作硬性的界定和区分。四言体式的特征和初民观物的联想方式虽然使完整的场景往往要拆分成比兴的形式，限制了四言体在写景写事方面的表现力，但是也使四言产生了其他诗体所不具备的艺术效果。首先，由于兴句只能点出引发感兴的环境中某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其状景的鲜明简洁往往能达到极其含蓄传神的境界。如《秦风·蒹葭》写清秋时节在水边追寻“伊人”而不得的惆怅，伊人的似虚似实，追寻过程的曲折恍惚，经青苍的苇丛和凝霜的白露烘托，更能牵动萧飒缥缈的遐想。《召南·小星》《郑风·风雨》《唐风·葛生》《陈风·月出》等兴句写景都有类似的点睛效果，胜过无数笔墨。其次，比兴作为虚写的上句，在多章的复沓中稍加变化，在《国风》中往往为换韵的需要。《小雅》自觉地利用了这种长处，便可以大跨度地表现出时空的转换。如《小雅·采薇》前三章分别以“薇亦作止”“柔止”“刚止”起兴，由薇的初生、长大、变硬见出岁月的流逝，兴起战士久戍不归的“忧心”，这就增加了四言表现的张力。《小雅·四月》与此同理。再次，多章连接的四言比兴体可以因每章比兴取象的不同，而引起各种复杂的情绪，各章之间不一定有清晰顺畅的思理联系，这就形成四言长篇断续无迹的章法。《小雅·大东》是自觉利用比兴和四言体式以表现复杂内容的典范之作，不但组织严密，且章法新颖，突破了《小弁》《白华》《小宛》一类无序的长篇结构。第一章以取食起兴，“有�簋飧，有棘匕”与第七章“维南有箕”“维北有斗”在比兴取象的形貌性质上首尾呼应;“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引起第二章“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展示出周人掠取东人所必经的大路。第二章以织布起兴，第三章以运柴起兴，第四章写周人衣着光鲜，与第二章对比呼应;第五章在本章内再次对比周人和东人的饮食、衣饰，是对前四章的复沓。随即转入下半章和第六第七章对天象的描绘。这一转折的思路并不自然，只是为了引出一系列比喻:织女不成报章，牵牛不能服箱，天毕星如捕兔之网，南箕星不能簸糠，北斗星不能舀酒浆。不但如此，“箕张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挹取于东”35 ，这样就巧借天上星名，概括了东人的饮食衣服都被西人夺走的不平。全诗大体上前半篇实写东人被搜刮奴役之苦，后半篇用比喻从虚处讽刺西人。前后遥相照应，如“有天毕”、北斗的形状与开头的“有棘匕”;北斗舀酒浆与第五章的酒浆;织女星与第二章杼柚;牵牛服箱与第三章以车载薪，都有形貌或事理的关联。但是各章之间意脉时断时连，第五章本身的转折尤其突然，脉理的接续依靠前半实写和后半比兴的对应和复沓，以及隔章对比和首尾呼应，所以章法断续而富有变化。曹操的《短歌行》之所以具有转折腾挪、断续无迹的艺术效果，关键就在掌握了《小雅》利用比兴分割章节，各章思路转折比较自由的特征。曹植《赠白马王彪》虽是五言，却也运用了《小雅》在一个较长的行役过程中取即日之景为比兴，以多章上虚下实的基本单位相连缀的结构，分七章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他在回归东藩的道路上艰难困苦、满怀悲愤。他们都深得《诗经》的创作原理，把握了四言独有的表现特性。综上所述，解读《诗经》只要尊重文本的原义，《诗经》比兴的几种主要联想方式都很单纯直观。“比”是从说明事义的目的出发，寻找类似的物象作出贴切的类比，即使不说出比义，象和义之间总有一个明确的联想点连接。“兴”是由眼前物象触发，兴起对事物的感慨。兴句和应句之间的句意承接关系或清晰或模糊，都能引起较丰富的联想，但均属于感觉、经验、简单逻辑的层面。由此反观毛公所标的兴体，凡是刻意在兴句和应句之间寻找曲折联系的解读，就必定陷于穿凿附会。可见毛公看到兴句和应句之间联系不一定明确的特点，是其功绩;而夸大并利用这一特征附会政教，则是其局限。隐语说努力发掘初民联想的深度，有所创获，但将比兴的联想固定在象征比附的思维方式上，而且混淆了诗歌与易象联想方式的差别，又失去了“兴”的美感和韵味。比兴是人类创作诗歌最自然的表现方式，任何时代的民歌都长于比兴。但在《诗经》里，比兴是作为两种基本的构思方式出现的，其运用的广泛和取象的丰富是后来任何一个时代的民歌都不能比拟 的。这是因为初民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主要凭藉感觉的敏锐和经验的积淀，这种基本的联想方式正是最适宜于比兴的。而四言作为最早的诗体出现，其体式的基本特征又决定了比兴常用的章句对应结构可以强化四言的节奏感，最充分地体现四言体诗化的优势，因此比兴与四言体式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与后代各种诗体使用比兴的性质都有所不同。比喻在后起的辞赋里更多地用于修辞，五七言诗处理情景关系不需要上虚下实、多层复沓的形式，“兴”原为兴发感动的本义也在山水诗兴起以后增添了新的内涵36 。“比兴”作为合称，又成为唐代诗歌革新中体现“风骨”的一个概念，转化为一种自觉使用的更富有理性意识的表现手法，比兴与诗歌体式的关系也就不再成为必然。这就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四言诗为什么和比兴结合得如此密切的原因。①赵制阳将汉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各种关于“兴”的解说归纳为义理说、声歌说、起势说三大类。见其《诗经赋比兴综论》页131，台湾枫城出版社1975年版。②《文心雕龙·比兴》。周振甫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③苏辙《诗论》解释“兴”时认为“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此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见《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五》，四部丛刊本。④郑樵《六经奥论》，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⑤朱自清在《兴诗的意见》一文中说:“因为初民心理简单，不重思想的联系，而重感觉的联系，所以起兴的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不相属，即是没有论理的联系，却在音韵上（韵脚上）相关联着。”见《古史辨》第三册。朴社1931年版。⑥刘大白《六义》说“兴就是起一个头，借著合诗人底眼耳鼻舌身意�的色声香味触法起一个头”，“有时候也自然合诗人本身有关系，不曾通过诗人底情绪或思想而合它混合在一起”。见《古史辨》第二册。⑦见徐复观《释诗的比兴——重新奠定中国诗的欣赏基础》，收入《中国文学论集》，第98页及100页，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⑧同①，页129。此外，赵沛霖先生受到闻一多先生“隐语”说的启发，从考察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入手，探索《诗经》中某些“兴象”如何由宗教观念内容发展成诗歌艺术思维中的习惯性联想，此说影响较大，但可惜例证不足，没有以《诗经》全部“兴象”的统计分类为立论的基础（见其《兴的源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90年代以来，研究比兴的缘起及其思维发生学的文章渐见增多，成为比兴研究继续深入的新动向，这些思考都或多或少受闻一多的影响。这里不一一胪列。⑨ 11见拙文《“毛公独标兴体”析论》，待发。⑩ 28胡承珙《毛诗后笺》，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995页。第1165页。12《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3 22钟月芳《春天、鱼、水与风诗的比兴》，香港太平洋（永航）柯式印刷有限公司1992年，第192页。 14如孙作云解《汝坟》末章，认为“鲂鱼 赤页 尾”是指鱼在交尾期间的一种生理现象，“王室如毁”指 礻某 社神庙的热闹景象。见其《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版。15 18闻一多《说鱼》，见《闻一多全集》第117—138页，开明书店1947年版。16 17 20 27李湘《诗经名物意象探析》（又名《诗经特定名物应用系列新编》）第1—3页。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19如胡承珙释《汉广》诗说:“诗中言娶妻者，每以‘析薪’起兴，如《齐南山》、《小雅·车》及《绸缪》之‘束薪’、《豳风》之‘伐柯’者皆是。此言‘错薪’、‘刈楚’，已从婚姻起兴，‘秣马’、‘秣驹’，乃欲以亲迎之礼行之，礼所谓婿‘御妇车’，‘御轮三周’是也。”（同⑩第52页）释《野有死�》又说:“今考婚姻之事，往往及于薪木。如汉广有‘刈薪’之言，南山有‘析薪’之句，豳风之‘伐柯’与娶妻同喻，小雅之‘觏尔’以‘析柞’为辞。此虽似以析薪者离同为异，娶妻者联异为同起兴，然窃意古者于昏礼或本有薪刍之馈。盖刍以秣马，薪以供炬”（同⑩第11页）。释《车�》篇也说:“诗中以析薪喻婚姻者，不一而足”（同⑩第1144页）。21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见《闻一多学术文钞·诗经研究》第18页和第14页，巴蜀书社2002年版。该文甚至说鱼笱“类似女阴”，这样具体的联想和类比不但发挥过分，而且与诗意也并不切合。23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易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24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25赵沛霖《兴的源起》，第75页。26关于诗和易的关系，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诗经》学者论及。但大多侧重在二者思维方式相同的方面，本文不能一一列举。此外，隐语说论诗多引《周易》中的《彖传》和《象传》甚至王莽时期的《焦氏易林》为证，而且夹杂着许多主观的推测和假设，这是不科学的。《彖》阳《象》的作者虽然不能考定，但哲学界公认为产生于战国时代，不能据以证明与《诗经》时代周人的观念相近，因此笔者只取卦爻辞的本文加以论证。29姚际恒《诗经通论》卷11，中华书局1958年顾颉刚点校本。30 33《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31 32关于四言体“句序”的论述，参见拙文《论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六期。34《诗传遗说》卷2，见徐乾学等辑《通志堂经解》（十七）第9984页，台湾大通书局1969年版。35欧阳修《诗本义》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6参见拙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第六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这是中国古代员早的一首情诗，据说产生于周朗初年，远今D 有约3000年的历史了。稍有文化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这首诗、不 喜爱这首诗的。要论中国古代诗歌的知名度和影响，恐怕没有第二 首——即便是窟代那些员优秀的绝句、律诗——能够和它相比。 相传《诗经》是孔子删定的，这虽然不一定可靠，但孔子至少没 右栋筋岔首法民千《吉经)的崇高地位，并且确实曾经在t论语》一 书中以它为代表赞扬全部t待经)d中和”适度的审美品格。读了这 首待，我们应该对远古先民相早期儒家的性爱观有一个比较正确 的认识。 这不是一首一般意义的情诗．比起一般意义的招待来，它有着 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待中所表现的男女之爱，既有对性的自然欲 望，更有对情的伦理追求。诗的头两句，从水鸟雌雄求偶的呜叫触 只生景，含菌地表达了性爱的自然本能。其中“辗转反例D9苦苦思 恋，说明了这种性爱的强烈感性特征，绝非纯屑理性现象。对此我 们不必讳言，像孔子以后的伪道学那样，甚至曲解这首诗，说它．4 是“求爱”，而是“求贤。。不过性爱在这首待中的确即便是基础的东 西，也不是主要相重要的东西。“窃宛淑女，君子好遂”．“留宛”，幽 朔也，‘被”，善良也。就是说，性格幽炳、心地善良的妨骸，是年少 “君子”的好配偶。其中没有提到外貌之类．当然我们并不搭除这 位姑娘长得很美丽的可能，但使这位“君子”朗情爱藏并一心想与 之相伴终生的重要原因不是这个，即不是她的外在美，而是她的内 在美，这就是e诗序》所谓“不淫其色”。章今天的话来说，女人不能 被看作单纯的性1 这首诗从一开始到末荤都把性爱的最裔形式——婚姻，提到 了员显著的位置。“遂”不是情人，而是配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 爱情的配偶。人们常常有一种误解，容易笼统地说中国古伐的婚姻 没有爱情的前提和基础，结合的双方遵从的是“父母之命，煤油之 亩”，即便有爱情，也只是婚姻的产物、所谓“先结婚，后恋爱”，其实 这是封建礼教对性爱和婚姻的一种异化．从t关唯)这首诗增来，中 国人最早的婚姻是十分肯定其爱情前提的，待中写男方“求之不 得”，反映了女方的迟迟相许，还有一个“g瑟友之”的阶段，说明双 方“钟鼓乐之”的美满结合是经历了爱情的考验和孕育的。现在有 些人以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馅的蛹姻”是一个新观念，其实 这个道理我们的老祖宗在两三千年前就已经俺碍了，并且虽然受 书中以它为代表赞扬全部t待经)d中和”适度的审美品格。读了这 首待，我们应该对远古先民相早期儒家的性爱观有一个比较正确 的认识。 这不是一首一般意义的情诗．比起一般意义的招待来，它有着 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待中所表现的男女之爱，既有对性的自然欲 望，更有对情的伦理追求。诗的头两句，从水鸟雌雄求偶的呜叫触 只生景，含菌地表达了性爱的自然本能。其中“辗转反例D9苦苦思 恋，说明了这种性爱的强烈感性特征，绝非纯屑理性现象。对此我 们不必讳言，像孔子以后的伪道学那样，甚至曲解这首诗，说它．4 是“求爱”，而是“求贤。。不过性爱在这首待中的确即便是基础的东 西，也不是主要相重要的东西。“窃宛淑女，君子好遂”．“留宛”，幽 朔也，‘被”，善良也。就是说，性格幽炳、心地善良的妨骸，是年少 “君子”的好配偶。其中没有提到外貌之类．当然我们并不搭除这 位姑娘长得很美丽的可能，但使这位“君子”朗情爱藏并一心想与 之相伴终生的重要原因不是这个，即不是她的外在美，而是她的内 在美，这就是e诗序》所谓“不淫其色”。章今天的话来说，女人不能 被看作单纯的性1 这首诗从一开始到末荤都把性爱的最裔形式——婚姻，提到 了员显著的位置。“遂”不是情人，而是配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 爱情的配偶。人们常常有一种误解，容易笼统地说中国古伐的婚姻 没有爱情的前提和基础，结合的双方遵从的是“父母之命，煤油之 亩”，即便有爱情，也只是婚姻的产物、所谓“先结婚，后恋爱”，其实 这是封建礼教对性爱和婚姻的一种异化．从t关唯)这首诗增来，中 国人最早的婚姻是十分肯定其爱情前提的，待中写男方“求之不 得”，反映了女方的迟迟相许，还有一个“g瑟友之”的阶段，说明双 方“钟鼓乐之”的美满结合是经历了爱情的考验和孕育的。现在有 些人以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馅的蛹姻”是一个新观念，其实 这个道理我们的老祖宗在两三千年前就已经俺碍了，并且虽然受 诗三百篇中，《泰风》多表现尚武精神和慷慨悲壮的北方份调、 在风诗中，独具一倍。而《蘸蓖卜‘诗所表现的内容、情思和彦埔，在 豪迈质朴的秦风中又另成一种格调。 这是一首记传千古，极其优美的情诗。是t诗经)情诗中的名 篇。 台湾畅销小说作者琼瑶女士，在小说及电影t在水一方)lPP根 据此诗篇写成的流行欧曲《在水一方》，曾在人们口头反复传唱，人 们熟悉这首诗的诗意。 ‘ 北方，秋天的早晨，河之滨，绿草黎蓉，白雾茫茫，有一个人独 自在河边徘徊，他吟唱着一首爱情之欧，寻觅他心中的爱人。 越过几千年，有多少人心系远方，重复他的咏叹：“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这首诗最打动人心之处在主人公寻求爱情的执警，路途的险 远阻挡不了他，一次次的失败也没能使他退却，他上下求柬，不畏 艰辛。“伊人”在诗中，田是指心中的爱人，同时，hb更可以作为人类 美好理想的象征。诗中饱含着我们人类对美好的人生境界的向往 与追求，以及理想与现实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冲突．诗的主人公，对 爱情的执警追求，也正可以代表人类世世代代对真理，对科学，对 完善的人格，对祟高的理想境界的追求，虽然人类永远无法达到理 想境界的终极彼岸，但人类在不断接近着这一境界，在不断的追求 过程中经受警苦难与欢乐，使灵魂不断升华。 这首爱情诗，唱出了人类永恒的理想与追求主题。 正如日本电视连续剧t血疑》中男主人公大岛茂所盲：因为有 了希望，人类才克服重置困难，走到今天。一个人可以一无所有， 但是不能没有希望，希望是灵魂的依托。失去理想与追求，现代人 将带着迷茫的眼神，永远找不警精神的家园。 曾几何时，民族的浮躁，价值体系的倾斜与混乱，实惠与短期 功利遮盖了理想的光解。而今，我们终于看到，在沉沛泛起的河面 上，理想浮出水面。五月，鲜花盛开的时候，者歌又在耳酵响起，“上 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今天终天见了太阳”，白毛女的歌声不也咱 回了我们的理想吗?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颗心，这跟心说求英好的爱铅， 美好的人生，美好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并不美好”，这是房龙先 生的哲学著作《宽容》最后一章的标题，但是，我们怀抱着美好的理 想，并且为理想而不懈追求。 当高尚、正直、善良、美好……这些词汇又回到了人间时，我们 的心灵也又一次激荡着，理想在远方，梦在远方，她使我们的人生 格外美丽。希望和追求，将给我们的心灵永恒的慰赣，使我们度过 难关，走向成功和胜利，使我们的灵魂永远在高处。 理想在召唤。
你看一下，然后自己写，不能依靠别人哦！诗经·采薇 诗经 采薇 shī jīng cǎi wēi （原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 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猃狁孔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译文： 采薇采薇一把把，薇菜新芽已长大。说回家呀道回家，眼看一年又完啦。有家等于没有家，为跟玁狁去厮杀。没有空闲来坐下，为跟玁狁来厮杀。 采薇采薇一把把，薇菜柔嫩初发芽。说回家呀道回家，心里忧闷多牵挂。满腔愁绪火辣辣，又饥又渴真苦煞。防地调动难定下，书信托谁捎回家！ 采薇采薇一把把，薇菜已老发杈枒。说回家呀道回家，转眼十月又到啦。王室差事没个罢，想要休息没闲暇。满怀忧愁太痛苦，生怕从此不回家。 什么花儿开得盛？棠棣花开密层层。什么车儿高又大？高大战车将军乘。驾起兵车要出战，四匹壮马齐奔腾。边地怎敢图安居？一月要争几回胜！ 驾起四匹大公马，马儿雄骏高又大。将军威武倚车立，兵士掩护也靠它。四匹马儿多齐整，鱼皮箭袋雕弓挂。哪有一天不戒备，军情紧急不卸甲！ 回想当初出征时，杨柳依依随风吹；如今回来路途中，大雪纷纷满天飞。道路泥泞难行走，又渴又饥真劳累。满心伤感满腔悲。我的哀痛谁体会！ 诗经·采薇赏析（节选）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yù）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雨：下的意思 昔：从前 矣：（语气助词） 依依：形容树枝柔弱，随风摇摆的样子。 菲菲：雪花飞舞的样子。 (译文) 回想当初出征时，杨柳依依随风吹； 如今回来路途中，大雪纷纷满天飞。 (注释) 昔：从前。 矣：语气助词 依依：形容树枝柔弱，随风摇摆的样子。 思：语气助词。 霏霏：雪花飞舞的样子。 赏析一: 这是诗经里一个著名的句子，它像一幅画，把一个出门在外的旅人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出门时是春天，杨树柳树依依飘扬，而回来时已经是雨雪交加的冬天。在一年的当儿，他经历了什么已经尽在不言中了。 赏析二: 《采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历代注者关于它的写作年代说法不一。但据它的内容和其它历史记载的考订大约是周宣王时代的作品的可能性大些。周代北方的猃狁（即后来的匈奴）已十分强悍，经常入侵中原，给当时北方人民生活带来不少灾难。历史上有不少周天子派兵戍守边外和命将士出兵打败猃狁的记载。从《采薇》的内容看，当是将士戍役劳还时之作。诗中唱出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的情怀。 全诗分三章，前三章叠出，以采薇起兴写薇由作而柔而刚，而戍役军士远别家乡，历久不归，思乡之情，忧心不已！作者写道：山薇啊，你发芽了，出生了，我们总该回家了吧！但转眼又是一年，我们都顾不上家室，这却是为何呢？为了猃狁入侵之故，我们连好好坐上一会儿也来不及，也是为了猃狁之故。我们需要攻战！又到了采薇的时候，薇叶长大了，枝叶柔嫩，这下总该回家了吧！心里的忧伤如此炽烈，为战事奔波，我们戍期未定，谁难替我们带回家信！山薇长得粗壮刚健了，这下该回家了吧！已是阳春十月了！可是王事没完，还没法闲暇，忧伤的心情好不痛苦，却无人相慰劳！四、五两章是写边关战事繁忙、紧张：那盛开的花是什么？是棠棣之花。用花之盛起兴，喻出征军伍车马服饰之盛：那好大好大的是什么？那是将士的军车，兵车既已驾起，战马高大雄健，战事频繁，军队又要迁徙，岂敢定居？驾着四匹昂首高大的公马，军将们坐在战车上，步兵们蔽依车后，战马威武雄健，兵士手中的象骨的弓和鱼皮箭袋时时佩在身边，猃狁的侵战如此强大猖狂，马能不日日加强戒备？这两章写的是猃狁的匈悍而周家军队盛大的军威，纪律严正，卒伍精强。但是戍役的生活也是艰辛而紧张的，这些都是作者用写实的笔法来写的。第六章则笔锋一转，写出征人在还乡路上饱受饥寒，痛定思痛的哀伤心情：想起出征之时，那依依杨柳，枝茂叶盛，而此时风雪归程，路远，天寒，又饥，又渴，可谓十分狼狈而又凄苦。晋人谢玄把“昔我往矣”四句论为三百篇中最好的诗句。在文学史上影响极大。常为后世文人反复吟唱、仿效。由于《诗经》素以浑厚、质朴著称，这类如此凄婉动人的作品确属不多。因而它便成了《诗经》抒情作品的一个典范而为历代文学家所称颂。 这首诗的主题是严肃的。猃狁的凶悍，周家军士严阵以待，作者以戍役军士的身份描述了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遣戊役，守卫中国，军旅的严肃威武，生活的紧张艰辛。作者的爱国情怀是通过对猃狁的仇恨来表现的。更是通过对他们忠于职守的叙述——“不遑启居”、“不遑启处”、“岂敢定居”、“岂不日戒”和他们内心极度思乡的强烈对比来表现的。全诗再衬以动人的自然景物的描写：薇之生，薇之柔，薇之刚，棠棣花开，依依杨柳，霏霏雨雪，都烘托了军士们“日戒”的生活，心里却是思归的情愫，这里写的都是将士们真真实实的思想，忧伤的情调并不降低本篇作为爱国诗篇的价值，恰恰相反是表现了人们的纯真朴实，合情合理的思想内容和情感，也正是这种纯正的真实性，赋予了这首诗强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从写作上看，它和诗经的许多作品一样用以薇起兴的手法，加上章法、词法上重沓叠奏，使内容和情趣都得以层层铺出，渐渐深化，也增强了作品的音乐美和节奏感。全诗有记叙，有议论，有景物，有抒情，有心理描写，搭配错落有致，又十分妥贴，因此《采薇》一篇确是《诗经》中最好的篇章之一。（姜亮夫） (作者介绍)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编纂成书，据说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定的。《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 《诗经》所录诗歌多来自民间，据说，周朝设有专门的采诗官，采集民歌，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诗经》中大部分诗歌都出于此。另一部分则为公卿、士大夫向周天子所现之诗，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其中，部分诗歌曾有人考证其作者，有臆断者，有有理有据者，不过不很重要。至于《诗经》编撰者，有以为周公者，现在看来无法成立。另有孔子删诗的说法，也没有说服力。 《诗经》所录诗歌时间跨度长，从西周初年直至春秋中叶，涵盖地域广泛，黄河以北直至江汉流域的都有。汉时，先有鲁、齐、韩三家时，立于学官，后有《毛诗》。《毛诗》盛行后，齐、鲁韩三家诗先后亡佚。历代解《诗经》者颇多，较好的有宋朱熹《诗集传》、清王夫之《诗经俾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慊《诗三家义集疏》等。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诗经》作品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肃的一部分，北到河北省西南，东到山东，南到江汉流域。 成书过程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姬旦所作。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诗谱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600年。 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选，有“王官采诗”和“孔子删诗”的说法： 王官采诗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忙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 孔子删诗 这种说法见于《史记》，据说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诗经》。 现在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 体例分类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 风、雅、颂 《风》又称《国风》，一共有15组，“风”本是乐曲的统称。15组国风并不是15个国家的乐曲，而是十几个地区的乐曲。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桧、齐、魏、唐、秦、豳、陈、曹的乐歌，共160篇。国风是当时当地流行的歌曲，带有地方色彩。从内容上说，大多数是民歌。作者大多是民间歌手，但是也有个别贵族。 对于《雅》的认识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也有人说“雅”与“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称呼。还有观点认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乐。《雅》共105篇，分为《大雅》 31篇和《小雅》74篇。《雅》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歌。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有赞颂好人好政的，有讽刺弊政的。只有几首表达个人感情的诗。但是没有情诗。 《颂》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认为可能是西周时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鲁颂》4篇，认为可能是鲁僖公时的作品；《商颂》则认为是春秋以前宋国的作品。 赋、比、兴 “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经过。“比”是打比方，用一个事物比喻另一个事物。“兴”是从一个事物联想到另外一件事物。 毛诗序 西汉初年，传授诗经的主要有四家。一是鲁国人申公，一是齐国人辕固，一是燕国人韩婴。但是这三家著作除《韩诗外传》，都已不存。另外一家就是毛诗。即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现存的毛诗每篇都有一个题解，叫做“小序”。其作者大部分已不可考。现在一般都认为解说文字除少数几篇可信以外，大部分都不可信。但是毛诗序对后人的影响非常大。古人做诗、写文章用典都爱用里面的解释。 评价与影响 《诗经》对中国的文学史、政治、语言、甚至思想上都起著非常深远的影响。 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孔子认为，研究诗经可以培养联想力，提高观察力，学习讽刺方法，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从而达至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古代，《诗经》还有政治上的作用。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经常用歌诗或奏诗的方法来表达一些不想说或难以言喻的话，类似于现在的外交辞令。 诗经开启了中国数千年来文学的先河，亦开创了中国多年以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作品。 现在对诗经的研究更多用来考察古今音韵的不同，或者用来研究上古时期的历史。而古今研究《诗经》的著述更是汗牛充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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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为吻合。正因为“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故女主人公反复咏叹之，此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咏也。引文见《大序》）。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他们认为：“这是一位女子叙述她和情人定情过程的诗。首先叙述他们二人的关系，是由请子嗟来帮忙种麻认识的。后来又请他的父亲子国来吃饭。到明年（应说‘第二年’）夏天李子熟的时候，他们才定情，子嗟送她佩玉，作为定情的礼物。”[3]这种说法，笔者大体赞成，但仍有疑问。首先，这种说法固然解释了诗中何以出现两个男人的名字，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子国既为子嗟父，女主人公直呼恋人父，就显得不恭。据我所知，《诗经》中没有直呼恋人名字的诗篇（一般用代称），更何况连姓带字，更何况称恋人之父连姓带字？其次，笔者认为此诗作为叙事诗欣赏还不如作为抒情诗欣赏，因为作为抒情诗欣赏不须那么多猜测，我主张，“丘中有麻”、“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首先应作为起兴手法来理解，这是国风多数诗篇常用的表现手法，其次《诗经》的起兴虽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但并非与所咏之事毫无关联，恰恰相反的是往往是有所关联，如这首诗的起兴，就反映了季节的变换，“丘中有李”寓意爱情的成熟，“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正如《卫风·木瓜》所写：“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非报也，永以为好也。”《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闻一多先生信之不疑。他认为“将其来食”之“食”是性欲的廋语，古谓性的行为曰“食”，如《株林》“朝食于株”，而“将其来施施”，《颜氏家书·书证》：“江南旧本单为施”，闻氏认为施指天施地生之施，亦是性欲的廋语（见《风诗类钞》）[6]。果真如此，施与食对文同义，全诗皆为四字诗句。这是极有可能的，从风格上来说，《诗经》里不乏大胆、泼辣的爱情诗篇，从结构上来，全诗唯一的五言诗句“将其来施施”在诗中也显得不相称。可能是因为古人误解了施字之义，故又加一施字，这样一来，“将其来施施”就有语法问题了，因为他处不再有“来施施”的说法，按上古汉语语法，只能说，施施而来，或曰其来施施，或如《孟子》言：“施从良人之所之”、“施施从外来”，置于介宾短语前。从口气、语法、结构、古训等方面全面权衡，笔者认为《丘中有麻》作为一首爱情诗，最无疑义。既然《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那么诗中所歌咏的男子如是二人甚至是父子二人，那是不可思议的。即使不是一首爱情诗，也同样令人费解，“贻我佩玖”者是谁呢？故姚际恒、方玉润有“嗟”为语助说，立意弥合这一矛盾，而黄焯先生有互足说，立意解决这一问题。《毛诗郑笺平议》焯案：“首章《传》云：‘丘中硗确之处尽有麻麦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传》统三章为言，则次章之麦，卒章之李，皆以为子嗟所治也。其知子国为子嗟父者，以卒章称子嗟为‘彼留之子’，明次章子国为子嗟父矣。诗有重章互文以足意者，此篇次章言子国，盖下省‘之子’之语，末章言‘之子’，盖上承‘子国’为言，意皆谓彼刘子国之子，而为子嗟之变文耳。”[7]黄氏发明《毛传》，指出名字不同其因在于变文以协韵，是正确的。不过，窃以为不必如此征实也，子嗟、子国无非是女主人公恋人名字的代称而已，正如《郑风·山有扶苏》之子都、子充，无非是美男子的代称而已。《传》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窃谓嗟、国、都、充是常用字，可以想见是当时的男子取字的常用字，如子产之父就叫子国，至于子都，《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也”，春秋郑大夫公孙阏即字子都，都，美也，《诗》曰：“洵美且都”（见《郑风·有女同车》），充亦有美的意思，古人认为充实而有光辉，是美也，嗟，嗟叹之，以上诸字，以其常见，故诗人信手拈来作为美男的代称或情人的代称，故子国、子都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无多少关联。同样，《鄘风·桑中》亦更换所思者之名以协韵，诗是以一个男子的口气写的，首章云：“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次章换云“美孟弋矣”，卒章更言“美孟庸矣”。朱子曰：“姜，齐女，贵族。”《陈风·衡门》曰：“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孟姜为美女的代称，用来称呼情人。孔颖达疏《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曰：“美女而谓之姬者，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后，子孙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为妇人之美称。”[1]陈奂《诗毛氏传疏》考订，“淑”为“叔”之误，陆德明《经典释文》本作“叔”[8]，叔姬如孟姜也，孟（伯）、仲、叔、季为排行，古代女子无名无字，故称之排行和姓。孟姜、子都为代称，大家不会怀疑，孟弋、孟庸、子充根据文理，亦为代称，是不必去考证也无法去考证是否实有其人的。同理，子嗟之名亦不可考。如承认《山有扶苏》、《桑中》换名以协韵，则《丘中有麻》换名以协韵，极有可能。综上所述，我们可知，这类男欢女悦之词，多半以男女一方的语气写出，诗中主人公的情人名字均为代称，并非实名。后世犹有此风，如《孔雀东南飞》、乐府民歌《陌上桑》里的“罗敷”即为美女的代称。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传》以子国为子嗟父，并无实据，不过是从下文“彼留之子”猜测出来，其实“子”在《诗经》指男子或女子比指儿子更为常见。笔者认为，“之子”，是子也，有如《东方之日》“彼殊者子”之“者子”。王引之《经传释词》曰：“之，是也。故《尔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为“者”之借词，《说文》曰：“者，别事词也。”不过，之字在《周南·桃夭》“之子于归”中显然是指示代词，“彼留之子”、“彼殊者子”中的之字、者字指代意义已虚化最后，笔者想从文学语言的角度，通过对诗的修辞以及句法研究，对《丘中有麻》“留”通“刘”说予以献疑。如果“留”通“刘”作为姓氏，“彼留子国”、“彼留子嗟”、“彼留之子”这样的句子不仅无文采可言，实在不象诗句，而且《诗经》也没有这样的句型。“留”本可通“刘”，如《大雅·常武》“不留不处，三事就绪”，陈奂《诗毛氏传疏》：“留，古刘字。《武》，《传》云：‘刘，杀也。’处，犹安止也。《传》意以诛其君，释经之留。吊其民，释经之处。两不字，皆发声也。”[8]留也是姓氏，《广韵·尤韵》：“留，姓。出会稽。本自卫大夫留封人之后……”，一说即古刘字。我认为这是可信的。但我认为《丘中有麻》中的“留”通“刘”，就诗之本事而言，《传》并无实据，故朱熹、姚际恒、方玉润不从《传》说。如上文所述，称人以字，表示尊敬，再加上姓氏，则有画蛇添足之嫌，若是晚辈称长辈，还显得不恭。更重要的是，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语句不顺，有点类似的句子有《陈风·东门之枌》“子仲之子”，但后者流畅一些，诗人何不曰彼留氏之子或彼子国子？窃以为“留”可通“懰”，因为《陈风·月出》“佼人懰兮”之懰字，《经典释文》本作刘，刘当是《诗经》原字，心旁为后人所加，《说文》无懰字，懰亦作嬼，《埤雅》：“嬼，妖也。”《广韵》：“嬼，美好。”妖亦美好也。表示杀的意思，《说文》有镏字，古书亦借用留字，如《荀子·议兵》：“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按理，表示美的意思，古书自然也可能借用留字、刘字，因为刘、镏皆从留得声。声符相同，古多通假，之所以如此，有两种情形，一、声符是古字，后人加意符，形成形声字，许多古今字就是如此形成的；二、当时古人以字代词时，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有规范化的要求，更何况，匆促之间也来不及深思熟虑，求其音同音近可矣，故声符相同者而多借用现象。加之，国风是民歌，采风者记下来苛求其字字本字，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今天采风，也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民歌，也像古代的民歌一样，有些词，是本无其字的。故《诗经》中一篇之内尚且本字、借字同现，何况是不在同一篇呢？古书中刘、镏、榴、瘤、鶹皆有借用留[10]的现象，最初本无其字也；又刘，为木名，字亦作榴（与石榴有别，见《尔雅·释木》），《文选》左太冲《吴都赋》“ 榴御霜”，榴，一本作刘；古“浏亮”亦作“溜亮”，流亦通留，因为刘、留、流同音也。《文选》潘安仁的《笙赋》：“懰檄籴以奔邀，似将效而中匮”，李善注引《埤苍》：“懰，留宿也”，懰自然是留的借字。由此观之，留与刘、懰本可相通。刘或懰字表示美貌，《诗经》中仅《月出》一例，似乎是孤立的用例，但如果我们把与其音同音近的一系列词联系起来来看，它是不孤立的。《月出》用刘字，不过是借音，毫无疑问，当时有这样一个词表示美的意思，与留、刘同音，其本字当为僚也，《说文》：“僚，好皃”（即美貌）。《月出》首章僚字、卒章燎字，与懰字互文同义，陈奂曰：“燎，当作嫽。……《方言》、《广雅》云：‘嫽，好也’。”《说文》：“嫽，女字也。”[8]，嫽与嫽音义同，因嫽是美好义，故女人用做表字。此三字同声同为来母，上古韵部同为幽韵，好亦幽韵字。窃以为僚、懰、燎三字民歌本为一词，载之于书，写成了不同的字。从留得声的字，多有美的意思，应该不是巧合，留，流也，《诗经·郑风·溱湋》“浏其清矣”，水以清而流动为美，人们常以行云流水以喻文章流畅之美，马跑得快，今人犹说“跑马溜溜”，亦并非无因也，溜溜本是形容流水的，形容马，行云流水意也，故古俊马曰骝；瑠，琉璃，流光溢彩，故曰瑠、琉；琉实际上也是从流得声，旒亦如此，旗之飘扬似流也，故古之冕饰或垂玉，造字为上下结构，上为流字，下为玉字，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自上而下，动则逶迤，若水流也”，字亦作鎏，经典借用旒字，鎏还可指美金也；柳字得声之由亦如此；璙与留、流同音，《系传》曰：“金美者谓之璙，然则璙亦美玉也”[10]；榴为安石榴的简称，本是外语借词，古人借用留然后造榴字，不为无因，因为石榴子光溜溜的。综上所述，从古人用字的习惯上来说，《丘中有麻》“留”可与《月出》“刘”（懰）相通，而皆为“僚”之借字。如上所述，“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义有不安，但如通“懰”（从共时的角度应该说通“僚”），表示美貌，如此句型，则《诗经》中不显得孤立，如《月出》“彼姝者子”。窃以为“彼留之子”与 “彼姝者子”不仅结构完全相同，而且意思也相同。《诗经》中结构相同的句子还有《秦风·黄鸟》“彼苍者天”，而《苑柳》“有苑者柳”，《小宛》“有漼者渊”之类的句子句前用词头“有”，窃以为此处“彼”已虚化，与“有”并无实质差别，这种句型可以表示如下：彼（有） 形容词 之（者） 逻辑主语。亦有不用词头者而形容词重叠者，如《四牡》“翩翩者鵻”，《皇皇者华》、《菁菁者莪》、《裳裳者华》、《渐渐之石》（首句与标题同）。亦有“彼”置于形容词之后者，如《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信南山》“信彼南山”。大体相同的句子还有上文提到的“彼美淑姬”、《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以及《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此三句与“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同。由此观之，《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整齐而有变化，而按旧说，则会打破这种整齐的美感。如果“留”通“懰”，那么这些诗句就不再是简单地呼喊对方，而是在诗句中带有赞美和欣赏的字眼（此种情况《诗经》中比比皆是），那么此诗用反复和呼告的手法，这实在是女主人公深情的流露。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女子盼望意中人亲近她，最终如愿以偿，对方赠送佩玖作为定情物，故她情不自禁地唱出这首歌。每章中间二句，是呼告，也是叹美之词，或因情之所系，或因盼之心切，或因意中人“贻我佩玖”而内心喜悦，故反复咏叹之。主要参考文献：[1]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333，第337页[2]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新1版，第47页，第84页[3]程俊英, 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70页，第216页[4]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201-202页[5]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05页[6]闻一多.闻一多全集·风诗类钞[M].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2年8月，第13页[7]黄焯.毛诗郑笺平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72页[8]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613，367，628页[9]汉语大字典[M].武汉, 成都：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缩印本，第1061页[10]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7页，第5页[11]向熹.诗经字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第515页
三从毛传所标兴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类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即兴句和应句同用某几个字，且句式完全相同。清代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类兴体的特点，如胡承珙说《小雅·采菽》是以“‘采其’‘观其’相因为兴”28 。姚际恒甚至认为这是确认兴体的明显特征，说《无将大车》“以‘将大车’而起尘兴‘思百忧’而自病，故戒其无。观上下同用‘无’字及‘祗自’可见。他篇若此甚多，此尤兴体之最明者”29 。这些看法都是从《诗经》文本中提炼出来的，值得重视。句法相因为兴，是四言体的特殊体式所决定的。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兴句取象和应句本文之间不一定有意义联系，主要是以“可以”、“不可”、“不”、“无”、“有”等字来点出其相因的句法关系，但实际上兴句和应句之间存在简单的逻辑照应。如《周南·汉广》以汉江“不可泳”和“不可方”、乔木之“不可休”兴游女的“不可求”，几类不相干的行为之间只是在达不到目的这一点上相互照应。《齐风·甫田》以“田甫田”而生莠兴“思远人”而心劳，亦戒其毋，上下同用“无”字，而且以“骄骄”和“忉忉”对应。与《无将大车》一样，不仅以句法显示二者逻辑的相应关系，而且还深入到一种难以明言的心理，把内心烦乱像长满了草一样乱糟糟的感觉微妙地表现出来了。《陈风·东门之池》以池“可以沤麻”兴淑姬“可与晤歌”，麻能使人联想到妇人绩麻的本分，两种行为方式之间虽有模糊的联系，但重点还是在“可以”的逻辑上。《陈风·衡门》以食鱼兴娶妻，固然出自鱼和室家有关的联想，但上下句同用“岂其”“必”字，重点还是在以相似的逻辑为兴。《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也是上下同用“如何”“匪…不”的句式，见出二者逻辑的相同点是做事成功必须依赖工具或中介。《墙有茨》后人多以为比，毛传标为兴，当是因为上下同用“不可”“也” 相因之故。《王风·扬之水》以“不流束薪”兴“之子不与我戍申”，也是以“不”相因为兴。因薪与婚嫁有关，也可理解成引起对配偶的思念，但《郑风·扬之水》却以兴兄弟之间的不信任，可见这两首诗兴的重点不在“薪”的寓意，属句法逻辑的相因对照。《秦风·无衣》以上下句“与子同”相因为兴，亦属此类。还有一种相因为兴，虽然在字面上没有上下句同用这些表示肯定否定或劝戒的字类，但是在内在逻辑上仍然显示出同样的上下照应关系。比如《诗经》中最多见的“山有…隰有…”的兴句，应句的内容往往与之无关，只是在“有”的句法逻辑上相因。如《唐风·山有枢》中“山有枢，隰有榆”兴“子有衣裳”，上下相因关系都用“有”字点出。但更多的是“有”字只见于兴句而不见于应句，下面所兴的实际上还是“有”的意思。《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兴的就是“西方”有“美人”;《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所兴的也是心里有“子都”，只是跳过了这一层，直接抒写不见子都的失望。其余如《秦风·车邻》《秦风·晨风》《小雅·四月》第四章都是如此。《大雅·酌》三章都以到“行潦”去取水起兴，水“可以��”、“可以濯”、“可以濯溉”，实际上也就是兴“岂弟君子”可以为“民之父母”。朱熹说:“‘丰水有虬，武王岂不仕。’盖曰:丰水且有虬，武王岂不有事乎?此亦兴之一体。”30 说明他也看到了这种以逻辑相因的兴体特征。《小雅·鹤鸣》毛传标为兴，认为是喻用贤的意思，所以后人都直视为比。其实这首诗并没有说明比义，也不一定就是喻用贤，可以有多种联想。全诗两章各九句四层取象，意思各不相关。但其间也是以别处之物“可以”移至此处的内在逻辑层层相因的:大泽中的鹤鸣可以传到旷野;深渊中的鱼可以来到洲渚;园里檀树下可以生出�木;他山之石可以磨玉。最后一层是前三层兴句的应句，本身又是一个比喻。由于相因为兴的兴句和应句在逻辑上的对应关系比较明显，上下句用相同的文字和句法又能更进一步突出这种对应感，而四言句式的构成是依靠虚字衬字形成二二节奏，两个半句一行，所谓上下句（整句）实际是四个半句凑成的上下两行，上下两行中除了“不”“可”这类关键字以外，一般还有多个虚字的重复，于是兴句和应句用相同的句式，节奏特别鲜明。所以四言体式利用句序来强化节奏感的典型特征，能在这类兴体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31 。五言的比兴虽然也有上下句用相同字面和句式的，但没有普遍使用，五言不需要用虚字、衬字来构成句式，即使上下句用相同字面和句式，也没有四言那种四句两行重复的节奏感。杜甫名作《前出塞》“挽弓当挽强”可说是活用了《诗经》这种以句法和逻辑相因为兴的手法。但是在一首四行的五言里，用两种不同的句式相因为兴，又没有虚字衬托，节奏就显得不如四言强烈鲜明。从这一点来说，这类兴体也可以说是应四言体诗化的特殊要求而形成的。毛传所标兴体中还有少数即事即景的兴体，按现代《诗经》学的解读，这类兴体的数量较多，远不止毛公所标的二十多首。这类兴与赋较难区别，因为都可以看作是抒情写事的组成部分。考察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四言体的特殊体式着眼。四言适于抒情而不适于叙事，即使叙事，也要以场面铺叙和抒情式的赞颂为主，才能发挥四言体的特长，形成鲜明的节奏感32 。四言体一般以四句两行一章为基本单位。最常见的是前两个半句以景或事起兴或譬喻，后两个半句即转入实说本义。正如朱熹所说:“盖兴是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说。上文兴而起，下文便接说实事。”33 “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34 上句下句都指两个半句合成的整句，上句虚起而下句实指，这是兴体每个基本单位的一般体制。而一首四言诗是由两个以上这样的基本单位叠加而成的。《国风》比较简单，大多只是两三个基本单位的重复，而《小雅》和《大雅》则多有长篇。《大雅》极少用兴，《小雅》有许多篇是国风的延长和扩展，结构就比较复杂。但即使是一章加长到六句八句或七句九句，也仍然保持首句虚而下几句实的基本结构。这种上虚下实的程式要求上下句式的整齐对应，恰与四言体式相辅相成，尤其适宜于多章重叠和复沓。所以兴体之多，几乎占《诗经》的一半以上（朱熹、姚际恒与毛公所标的兴体互有异同，但在毛公标示的116首以外，又增添了30多首兴体）。兴体的这种体制决定了即事即景起兴时，上句的虚写只能取一种物的某个特征或一个场景给诗人印象最突出的某一点，以最简单的语言描述出来。有些诗虚句取象十分精炼，对于实句所咏之事或情有点睛作用，如《郑风·野有蔓草》的虚句只写草野上露水盈盈，就把男女邂逅的环境以及美人“清扬”的气质都烘托出来了。《小雅·湛露》写朝阳晒干了露水，则是点出夜饮醉归的时间和背景。这类虚句和实句其实属于同一 情景的组成部分，但因为全诗是用两章或三章重复虚句和实句的这一基本组合，同时每章虚句描写露水的情状稍加变化以便换韵，于是在形式上就变成了典型的兴体。毛传所标的。《邶风·泉水》《邶风，北风》《风·柏舟》《郑风·风雨》《陈风·月出》，《小雅》的《车�》《斯干》《苕之华》《黍苗》《采绿》也都属于此类。由于其中不少上句明显是下句的背景描写，所以又被后人视为赋体。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上句写事写景的取象过于简单，而看不出它与下句的承接关系。这种情况比较容易被判断为兴体。因为一般认为兴的取象与应句不一定有明确关系。如《召南·行露》开头三句写夙夜踏着露水来往，非常难解，看不出它和后面两章实写女子指斥对方诉讼自己的内容有何关系，所以毛传以为兴。朱熹认为这三句实写男子的违礼之行，才引起下文的争讼，应是赋。分歧就在对这三句的理解究竟是虚写还是实写。《秦风·黄鸟》的虚句写黄鸟止于棘，与三良殉葬之事似乎无关。其实黄鸟在棘树上啼叫很可能就是从实景中取来的一个片断。娇小的黄鸟以其活泼的生命与强壮的三良被迫就死的情景形成一种对照，使诗人深有触动，于是以此为兴。《小雅》的《菁菁者莪》《蓼莪》《南山有台》《杜》都与此类似。因此前人判断这类即事即景的起头是否为兴，主要根据两点:一是上句和下句之间是否以虚对实的关系;二是复沓的各章是否以同样的上句重复开头。兴和赋的这种复杂关系在《小雅》里最为突出。一部分《小雅》由于内容的丰富，需要描写较多的景物、较大的场面和较长的过程，但是不能突破四言的基本表现程式，便将一个完整的场景切分成一个个上句虚下句实的基本单位，一个单位成为一章，连缀组合成诗。简单一些的如《小雅·我行其野》:全诗三章都以主人公独行野外，看见樗树茂盛，采摘野菜起兴，应句实写被弃的怨恨，感叹婚姻的不幸。无论是主人公的动作还是所取的植物，都与实句内容没有类比意义乃至感觉的关联。但三章合起来就是一个弃妇边采野菜便感叹自己命运的完整场景，与《卷耳》写思妇边采卷耳边思念丈夫的情景一样。《小雅·何草不黄》四章，前两章虚句写草黄草玄，后两章虚句写旷野中“非兕非虎”和幽草中藏着狐狸。如果把四章的虚句和实句分别连缀成章，就会发现虚句都是写征夫在旷野中所见原野之景，实句都是感叹征夫四方奔走、不得休息的苦处，与后世五言行役诗没有区别。只是由于四言的体式，才把完整的情景拆分成四个上句虚下句实的基本单位;加上前两章连用“何……不”相因为兴的句法，便化赋为兴了。较复杂的如《白华》，一般都说是申后遭周幽王疏黜的怨诗。八章的虚句取象中的白茅，菅茅，桑薪，鱼梁上的�和鸳鸯等，大都是与婚姻有关的比兴，实句都是思念和怨恨“之子”，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小雅》对《国风》比兴方式的吸取和综合。但是如果再联系取象中白云“露彼菅茅”、池水浸润稻田、鼓钟传于宫外、路上踩扁的石块等描写来看，又可以构成一幅远近分明的图画，可以看出主人公是在宫外的郊野上见到种种景色而无限伤怀，那些与婚恋有关的景象最能触动诗人，便尽量收拾入诗，于是形成了此诗比兴与赋交杂的结构。《小弁》与此类似，八章中前五章都是即目取景，有的与心情有关:寒鸦归飞的安闲反兴自己的不安宁、桑梓兴自己对父母的留恋、见潭水而兴自己如水流无依、鹿成群和雉呼偶，反衬自己孤独;但也有的景与下句所写心情没有直接关联，如周道上的茂草、柳树中的蝉鸣、清潭中的芦苇等等，可以看出所有取景，甚至包括第六章用于相因为兴的兔和行道上的死人在内，都是诗人在周道上独行所见。《四月》也是写南方行役的感叹，但时间跨度更大，景物中凡可寄寓心情的都尽量选入，剩下的景物描写便成为所谓无意义的兴。《小宛》各章的连缀似无章法，但联系起来，也可以看出其背景当是作者在田野上，看到鸠、脊令、桑扈等鸟儿捕虫、啄谷，百姓在地里采豆苗、虫子出土等景象，便取其中有所感触的物类为兴。全诗总的情绪是惶惶不安、战战兢兢，但各章所抒发的感慨却涉及怀念父母、贫病无计、行役辛苦、指斥昏乱、甚至教育后代等很多方面，由于思绪庞杂，就不易看出其虚句都是就眼前情景中取象。由以上诗例可以看出:由于《小雅》即事即景的起兴目的不在景色和场面描写，只是引起抒情，所以不按景色的远近层次排列，而是随手撷取与心情关合的物象，从而形成了赋比兴错杂的章法，各章之间也不一定有清晰的思理逻辑。如果与《小雅·吉日》对比，我们更可以看出四言体式和比兴的相互制约作用。《吉日》是从头到尾描写一天田猎的过程和场面，在诗经里很少见，可以说是全篇赋体。为了顺序描写这个过程，不用比兴，全诗只有前两章开头两个 字都用“吉日”，末章采用了两行相似的句式。全诗的句意衔接很顺畅，但各章没有形成节奏感鲜明的句序，这说明在不用比兴的时候难免丢失一些四言的典型程式。但是反过来看，在即事即景的兴体中，即使全诗以一个完整的过程或场景为背景，只要采用上句虚下句实、或相因为兴的句法，也可以变赋为兴。而在这种情况下，兴句和应句之间的意义关联往往是不一定的，这就形成了有意之兴和无意之兴掺杂在一起的现象。因此，即事即景的兴和赋往往是相对的，无须作硬性的界定和区分。四言体式的特征和初民观物的联想方式虽然使完整的场景往往要拆分成比兴的形式，限制了四言体在写景写事方面的表现力，但是也使四言产生了其他诗体所不具备的艺术效果。首先，由于兴句只能点出引发感兴的环境中某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其状景的鲜明简洁往往能达到极其含蓄传神的境界。如《秦风·蒹葭》写清秋时节在水边追寻“伊人”而不得的惆怅，伊人的似虚似实，追寻过程的曲折恍惚，经青苍的苇丛和凝霜的白露烘托，更能牵动萧飒缥缈的遐想。《召南·小星》《郑风·风雨》《唐风·葛生》《陈风·月出》等兴句写景都有类似的点睛效果，胜过无数笔墨。其次，比兴作为虚写的上句，在多章的复沓中稍加变化，在《国风》中往往为换韵的需要。《小雅》自觉地利用了这种长处，便可以大跨度地表现出时空的转换。如《小雅·采薇》前三章分别以“薇亦作止”“柔止”“刚止”起兴，由薇的初生、长大、变硬见出岁月的流逝，兴起战士久戍不归的“忧心”，这就增加了四言表现的张力。《小雅·四月》与此同理。再次，多章连接的四言比兴体可以因每章比兴取象的不同，而引起各种复杂的情绪，各章之间不一定有清晰顺畅的思理联系，这就形成四言长篇断续无迹的章法。《小雅·大东》是自觉利用比兴和四言体式以表现复杂内容的典范之作，不但组织严密，且章法新颖，突破了《小弁》《白华》《小宛》一类无序的长篇结构。第一章以取食起兴，“有�簋飧，有棘匕”与第七章“维南有箕”“维北有斗”在比兴取象的形貌性质上首尾呼应;“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引起第二章“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展示出周人掠取东人所必经的大路。第二章以织布起兴，第三章以运柴起兴，第四章写周人衣着光鲜，与第二章对比呼应;第五章在本章内再次对比周人和东人的饮食、衣饰，是对前四章的复沓。随即转入下半章和第六第七章对天象的描绘。这一转折的思路并不自然，只是为了引出一系列比喻:织女不成报章，牵牛不能服箱，天毕星如捕兔之网，南箕星不能簸糠，北斗星不能舀酒浆。不但如此，“箕张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挹取于东”35 ，这样就巧借天上星名，概括了东人的饮食衣服都被西人夺走的不平。全诗大体上前半篇实写东人被搜刮奴役之苦，后半篇用比喻从虚处讽刺西人。前后遥相照应，如“有天毕”、北斗的形状与开头的“有棘匕”;北斗舀酒浆与第五章的酒浆;织女星与第二章杼柚;牵牛服箱与第三章以车载薪，都有形貌或事理的关联。但是各章之间意脉时断时连，第五章本身的转折尤其突然，脉理的接续依靠前半实写和后半比兴的对应和复沓，以及隔章对比和首尾呼应，所以章法断续而富有变化。曹操的《短歌行》之所以具有转折腾挪、断续无迹的艺术效果，关键就在掌握了《小雅》利用比兴分割章节，各章思路转折比较自由的特征。曹植《赠白马王彪》虽是五言，却也运用了《小雅》在一个较长的行役过程中取即日之景为比兴，以多章上虚下实的基本单位相连缀的结构，分七章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他在回归东藩的道路上艰难困苦、满怀悲愤。他们都深得《诗经》的创作原理，把握了四言独有的表现特性。综上所述，解读《诗经》只要尊重文本的原义，《诗经》比兴的几种主要联想方式都很单纯直观。“比”是从说明事义的目的出发，寻找类似的物象作出贴切的类比，即使不说出比义，象和义之间总有一个明确的联想点连接。“兴”是由眼前物象触发，兴起对事物的感慨。兴句和应句之间的句意承接关系或清晰或模糊，都能引起较丰富的联想，但均属于感觉、经验、简单逻辑的层面。由此反观毛公所标的兴体，凡是刻意在兴句和应句之间寻找曲折联系的解读，就必定陷于穿凿附会。可见毛公看到兴句和应句之间联系不一定明确的特点，是其功绩;而夸大并利用这一特征附会政教，则是其局限。隐语说努力发掘初民联想的深度，有所创获，但将比兴的联想固定在象征比附的思维方式上，而且混淆了诗歌与易象联想方式的差别，又失去了“兴”的美感和韵味。比兴是人类创作诗歌最自然的表现方式，任何时代的民歌都长于比兴。但在《诗经》里，比兴是作为两种基本的构思方式出现的，其运用的广泛和取象的丰富是后来任何一个时代的民歌都不能比拟 的。这是因为初民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主要凭藉感觉的敏锐和经验的积淀，这种基本的联想方式正是最适宜于比兴的。而四言作为最早的诗体出现，其体式的基本特征又决定了比兴常用的章句对应结构可以强化四言的节奏感，最充分地体现四言体诗化的优势，因此比兴与四言体式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与后代各种诗体使用比兴的性质都有所不同。比喻在后起的辞赋里更多地用于修辞，五七言诗处理情景关系不需要上虚下实、多层复沓的形式，“兴”原为兴发感动的本义也在山水诗兴起以后增添了新的内涵36 。“比兴”作为合称，又成为唐代诗歌革新中体现“风骨”的一个概念，转化为一种自觉使用的更富有理性意识的表现手法，比兴与诗歌体式的关系也就不再成为必然。这就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四言诗为什么和比兴结合得如此密切的原因。①赵制阳将汉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各种关于“兴”的解说归纳为义理说、声歌说、起势说三大类。见其《诗经赋比兴综论》页131，台湾枫城出版社1975年版。②《文心雕龙·比兴》。周振甫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③苏辙《诗论》解释“兴”时认为“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此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见《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五》，四部丛刊本。④郑樵《六经奥论》，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⑤朱自清在《兴诗的意见》一文中说:“因为初民心理简单，不重思想的联系，而重感觉的联系，所以起兴的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不相属，即是没有论理的联系，却在音韵上（韵脚上）相关联着。”见《古史辨》第三册。朴社1931年版。⑥刘大白《六义》说“兴就是起一个头，借著合诗人底眼耳鼻舌身意�的色声香味触法起一个头”，“有时候也自然合诗人本身有关系，不曾通过诗人底情绪或思想而合它混合在一起”。见《古史辨》第二册。⑦见徐复观《释诗的比兴——重新奠定中国诗的欣赏基础》，收入《中国文学论集》，第98页及100页，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⑧同①，页129。此外，赵沛霖先生受到闻一多先生“隐语”说的启发，从考察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入手，探索《诗经》中某些“兴象”如何由宗教观念内容发展成诗歌艺术思维中的习惯性联想，此说影响较大，但可惜例证不足，没有以《诗经》全部“兴象”的统计分类为立论的基础（见其《兴的源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90年代以来，研究比兴的缘起及其思维发生学的文章渐见增多，成为比兴研究继续深入的新动向，这些思考都或多或少受闻一多的影响。这里不一一胪列。⑨ 11见拙文《“毛公独标兴体”析论》，待发。⑩ 28胡承珙《毛诗后笺》，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995页。第1165页。12《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3 22钟月芳《春天、鱼、水与风诗的比兴》，香港太平洋（永航）柯式印刷有限公司1992年，第192页。 14如孙作云解《汝坟》末章，认为“鲂鱼 赤页 尾”是指鱼在交尾期间的一种生理现象，“王室如毁”指 礻某 社神庙的热闹景象。见其《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版。15 18闻一多《说鱼》，见《闻一多全集》第117—138页，开明书店1947年版。16 17 20 27李湘《诗经名物意象探析》（又名《诗经特定名物应用系列新编》）第1—3页。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19如胡承珙释《汉广》诗说:“诗中言娶妻者，每以‘析薪’起兴，如《齐南山》、《小雅·车》及《绸缪》之‘束薪’、《豳风》之‘伐柯’者皆是。此言‘错薪’、‘刈楚’，已从婚姻起兴，‘秣马’、‘秣驹’，乃欲以亲迎之礼行之，礼所谓婿‘御妇车’，‘御轮三周’是也。”（同⑩第52页）释《野有死�》又说:“今考婚姻之事，往往及于薪木。如汉广有‘刈薪’之言，南山有‘析薪’之句，豳风之‘伐柯’与娶妻同喻，小雅之‘觏尔’以‘析柞’为辞。此虽似以析薪者离同为异，娶妻者联异为同起兴，然窃意古者于昏礼或本有薪刍之馈。盖刍以秣马，薪以供炬”（同⑩第11页）。释《车�》篇也说:“诗中以析薪喻婚姻者，不一而足”（同⑩第1144页）。21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见《闻一多学术文钞·诗经研究》第18页和第14页，巴蜀书社2002年版。该文甚至说鱼笱“类似女阴”，这样具体的联想和类比不但发挥过分，而且与诗意也并不切合。23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易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24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25赵沛霖《兴的源起》，第75页。26关于诗和易的关系，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诗经》学者论及。但大多侧重在二者思维方式相同的方面，本文不能一一列举。此外，隐语说论诗多引《周易》中的《彖传》和《象传》甚至王莽时期的《焦氏易林》为证，而且夹杂着许多主观的推测和假设，这是不科学的。《彖》阳《象》的作者虽然不能考定，但哲学界公认为产生于战国时代，不能据以证明与《诗经》时代周人的观念相近，因此笔者只取卦爻辞的本文加以论证。29姚际恒《诗经通论》卷11，中华书局1958年顾颉刚点校本。30 33《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31 32关于四言体“句序”的论述，参见拙文《论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六期。34《诗传遗说》卷2，见徐乾学等辑《通志堂经解》（十七）第9984页，台湾大通书局1969年版。35欧阳修《诗本义》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6参见拙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第六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周代，礼教初设，古风犹存，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尚少禁忌，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周礼。媒氏》）在《诗经》中有许多男女恋情诗，而恋人之歌，多集于《国风》。国是地区、方城之意，风即指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风》取材于各地的民间歌曲，反映了当时各地的民俗风情。而男女恋情，人之天性，所以在《国风》中也颇多涉及。 《诗经》第一首便是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以《关雎》为始篇，列来众多注家的评价多为淑女以配君子，说明在我国古代爱情便成为了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 《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歌由内心的感发所产生，而爱情是人类最纯真的感情表露，也是最值得用诗歌来歌颂的。《诗经》中的爱情诗类型多种多样，涉及到爱情的酸酸甜甜：有写幽会亲昵的《邶风。静女》，有写情侣春游的欢快的《郑风。溱洧》，有写两情野合欢娱的《召南。野有死》，有写饱含思念的《王风。采葛》，有写情女想情郎的《郑风。子衿》，有写情侣闹别扭的《郑风。狡童》，有写意中人不可求空余恨的《周南。汉广》，有写表现意中人难以亲近的《秦风。蒹葭》，有写失恋苦涩的《召南。江有汜》，有写遭到家长干涉的《郑风。将仲子》，还有反抗家长干涉的《王风。大车》。从以上的这些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的爱情诗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快乐与挫折痛哭，在阅读中我们能够体会出诗歌中充满坦诚、真挚的感情。 在爱情诗歌中很多是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她们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大胆的而且热烈的，这也许是因为那时古朴的民风使然吧。如《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读后给人一种民生纯朴的感觉，《诗经》里这一篇仅用短短几句对话，便把情人相戏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除了以女性口吻来写的以外，以男性口吻来写的诗也很能体现女性在恋爱中开爱的情趣。如《邶风。静女》这首诗便以男子的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乐趣：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踯躅。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美之为美，美人之贻。
表情符号的使用也有一定的规范和约定，不同的符号在不同的文化和语境中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例如，西方文化中的“拇指向上”符号表示赞同或喜欢，但在东方文化中则可能被视为侮辱。因此，在使用表情符号时需要考虑到文化和语境的差异，以避免产生误解或冲突。表情符号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的移动运营商NTT DoCoMo推出了一些基本的表情符号，如笑脸、心形等。这些表情符号最初只能在NTT DoCoMo的手机上使用。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表情符号也逐渐普及到其他的手机和操作系统中。总的来说，表情符号是一种简单而又有趣的数字语言，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表达情感和意义。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表情符号的使用和影响力也将不断扩大和深化。2007年，苹果公司在首款iPhone中添加了表情符号的支持。这一举措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也为表情符号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应用的兴起，表情符号也成为人们日常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07年，苹果公司在首款iPhone中添加了表情符号的支持。这一举措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也为表情符号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应用的兴起，表情符号也成为人们日常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表情符号是一种简单而又有趣的数字语言，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表达情感和意义。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表情符号的使用和影响力也将不断扩大和深化。2007年，苹果公司在首款iPhone中添加了表情符号的支持。这一举措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也为表情符号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应用的兴起，表情符号也成为人们日常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总的来说，表情符号是一种简单而又有趣的数字语言，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表达情感和意义。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表情符号的使用和影响力也将不断扩大和深化。如今，表情符号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语言，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中传达情感和意义。随着技术的发展，表情符号的数量和种类也不断增加，从最初的几十个到现在的数千个，涵盖了各种各样的情感和主题。2007年，苹果公司在首款iPhone中添加了表情符号的支持。这一举措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也为表情符号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应用的兴起，表情符号也成为人们日常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华为主题里面修改，从在线主题下载一个含有字体的主题，传到电脑上，把原来的hwt格式改为rar，解压，会弹出窗口（记住，不要解压到文件夹，意思就是不要解压出来），然后找到一个fonts文件夹，双击打开，把里面的字体删掉，再添加一下自己喜欢
因为大多数人已经习惯emoji这个主题。有三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其一，近九成受访职场人在社交沟通表达中习惯使用Emoji等表情，非文字的职场社交沟通补充已经成为刚需。其二，外资/合资企业中高频使用Emoji等表情的人群占比达，国有企业次之，政府/公共事业单位中几乎不使用Emoji等表情的人群占比最高，反映了职场人对表情符号的使用受场合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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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探讨突破认知的书籍对个人成长的影响——以《时间简史》为例摘要：突破认知的书籍能够挑战我们的思维方式，启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世界和自我。本文以《时间简史》为例，探讨了突破认知的书籍对个人成长的影响。通过对书籍内容的分析、对读者反馈的考察，发现突破认知的书籍能够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拓展读者的知识面和视野，增强读者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推荐突破认知的书籍作为个人成长的重要资源。关键词：突破认知、书籍、个人成长、《时间简史》1. 引言突破认知的书籍能够挑战我们的思维方式，启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世界和自我。在当今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读书已成为个人成长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时间简史》为例，探讨突破认知的书籍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并探讨如何通过阅读突破认知的书籍实现个人成长。2. 《时间简史》的内容分析《时间简史》是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所著的一本科普书，涉及宇宙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多个领域。该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了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和探索。通过对书籍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该书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含了多个学科和领域，内容深入浅出，易于理解，具有很高的科普价值。同时，该书在讲解科学原理的过程中，也反思了科学的局限性和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能力。3. 《时间简史》对读者的影响通过对读者反馈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时间简史》对读者的影响很大。首先，该书能够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促使读者重新审视世界和自我。其次，该书拓展了读者的知识面和视野，增强了读者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最后，该书让读者意识到科学的局限性和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促使读者对科学的发展和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能力进行深思。4. 阅读突破认知的书籍的意义突破认知的书籍能够拓展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视野，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我们重新审视世界和自我。在当今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阅读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个人成长途径。阅读突破认知的书籍能够帮助我们不断提升自我，增强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让我们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和竞争优势。5. 结论本文以《时间简史》为例，探讨了突破认知的书籍对个人成长的影响。通过对书籍内容的分析、对读者反馈的考察，我们发现，突破认知的书籍能够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拓展读者的知识面和视野，增强读者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我们推荐突破认知的书籍作为个人成长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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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文化 的论文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茶文化的两千字论文，一起来看看。
茶文化园景观设计 方法 研究
摘要:
以茶文化内涵为基础，提出以物质层面———茶 种植 、茶加工、茶销售、茶器皿和以精神层面———茶艺、茶诗词、茶境、茶 传说 为切入点的8种茶文化园景观设计方法，以期为茶文化园景观设计提供借鉴。中国自古就有 饮茶 的习惯，茶与中国人的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茶文化为主题设计的景观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关键词:
茶文化园;景观设计;方法
茶文化为主题的景观多出现在茶种植、加工、销售所在地，或观光茶园，为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景观设计和展示提供了物质和文化基础。目前对茶文化园景观设计研究相对较少，如周小苹等在《生态观光茶园景观创设》一文中对四川牛辗坪生态观光茶园的景观创设提出了独特见解[1];曾涛等在《北部湾的后花园———广西世外茶园园林景观设计》一文中指出景观、项目设置要以地方茶文化为根源，设计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茶景观[2];王慧等在《陕西西乡枣园生态观光茶园规划设计》中着重研究了观光茶园在功能设计与艺术精神上如何达到完美契合的问题[3];李琛在《茶园文化景观设计》一文从茶文化的社会价值入手，结合其特有的文化要素，融合“得天自成”生态景观设计理念，提炼出茶园文化景观的艺术表现特征[4];邵琦在《汉中西乡茶园文化景观设计》一文中指出茶园文化景观设计应该考虑文化属性、自然属性、景观形式展示、科学的施工过程、综合管理规范等五个方面[5]。此外，学者在茶馆室内装修上也有一定研究，如王奉慧在《双秀公园竹溪茶室景观分析》一文中，通过分析茶景园林实体要素在室内装修中所占的比例， 总结 了各景观要素在环境营造中的作用，并对不足之处提出修改建议[6];杨巍在《论现代茶馆的园林景观生态设计》一文提出景观设计及景观布置在茶馆氛围营造中的重要作用[7]。另外，唐黎标的《简论园林艺术在茶馆的运用》也阐述了山、石、水等景观元素在表现茶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8]。从相关文献的研究可知，园林景观、茶文化主题的景观在观光茶园及茶馆室内装修中已经渐渐进入研究的视野，景观所发挥的作用也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在此背景下，如何进行茶文化园景观设计，采用何种设计方法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该文尝试在分析目前茶文化园景观现状的前提下，提出8种茶文化园景观设计的常用手法。
1茶文化的内涵及茶文化园景观的价值
茶文化从广义上讲，是指在茶叶发展历程中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物质内涵，是指茶的种植、培育、采摘、烤制、销售等具有技术含量的科学技术内容;其精神内涵，是指茶的品种、品尝、礼仪、民俗以及有关饮茶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人文科学内容[9]。文化价值。茶文化园景观是以茶文化为主题而设计的景观建筑小品，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茶文化历史，既是对茶文化的传承，也是对部分难忘历史的再现，如茶马古道动感雕塑园、陆羽亭等。以景观的形式展示中国茶文化，更加生动形象，帮助游客记忆，同时展示方式的多样性也增加了游客的参与、互动性，让大家在娱乐中学习茶文化知识，领略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此外，部分茶文化主题的景观有再创历史文化的作用，如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实景演出，形成了茶文化演出的“印象”派效应，必将为人们所铭记。经济价值。观光茶园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茶叶盈利和宣传推广方式，它通过氛围的营造、体验性活动的开展、特色旅游项目的设置，为茶园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其中茶园氛围的营造、旅游项目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茶文化园景观来实现的。如自然型的茶田迷宫、茶田画等，人文型的动感雕塑、文化长廊、文化景墙、特色瞭望塔等，为园区招揽了更多的游客，活跃了园区的氛围。旅游价值。茶文化园景观可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类。自然型的观光茶田清新静谧、绿影叠叠，置身其中仿若隔世仙境，成为广大游客向往的旅游佳境。人文型的实景演出高潮迭起，绚丽的舞台灯光为观众呈现了一席绝佳的视觉盛宴;创意景观小品、造型独特的建筑景观、别具匠心的茶文化体验互动活动，为茶园和旅游区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充分发挥了茶文化园景观的旅游价值。
2茶文化园景观现状及设计原则
茶文化园景观现状
我国现有的茶文化园景观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成功的茶文化园景观案例不多，普遍存在趋同化与雷同化现象，属于“CTRL+C”+“CTRL+V”或微改动版“CTRL+C”+“CTRL+V”。究其原因，大体可归纳为4点:设计初期没有进行详细的项目地块及所在区域设计元素考察，设计成为无根的浮萍;设计开展时没有明确整体形象的定位与塑造，缺乏主题创意与文化特色[10];设计方与委托方地位不对等，基本属于设计方按照委托方想法把效果图表现出来，物质功能性与文化艺术精神无法契合;施工方专业性较低，大部分情况是小包头+大小工的组合，对施工细节及材料不重视[11]。
茶文化园景观设计原则
因地制宜原则。充分考虑广义的“地”，包括项目地的地形地貌、地理位置、气象气候、地的主人等，对“地”研究得越透彻，设计成果越有特色。天人合一原则。新创造出的景观需与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意境和艺术效果，从空间布局、虚实对比、形势把握、材料选择等方面入手，反复用心推敲。以人为本原则。茶文化园景观的建设最终是供人使用，因此应借助现代技术手段掌握使用人群的行为规律，以此设计真正为人所用的景观。创新原则。立足当地茶文化特色和民族风情，对景观的设计进行创新，使其特色化[12]。
3茶文化园景观设计方法
茶文化园的景观设计以茶文化为主题，围绕茶文化内涵展开景观的创作。基于此，提出的茶文化园景观设计方法亦分为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以茶种植、茶烤制、茶销售、茶器皿为切入点;精神层面，以茶艺、茶诗词、茶境、茶传说为切入点。
以茶种植为切入点的设计方法
茶田自身就是一座生态自然的艺术品，景观设计可以通过改变茶田的布局方式，或方、或圆、或异形等几何形状布置，形成不同形状的茶田景观，拉近人们与自然的距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功效.
以茶烤制为切入点的设计方法
茶文化园的景观设计可以采用制茶的加工工具为原型，通过抽象、美学、设计等技术知识的运用，设计出独具特色的茶文化主题的景观。如将绿茶制作过程中用到的晒茶筛子，设计为茶园瞭望塔的形式，既体现当地茶文化特色又使得设计有根可循;或将筛子作为休憩亭的顶部遮阴物，阳光透过竹条之间形成斑驳的倒影，增添了静态亭廊的动感;仿造炒茶炉灶的造型，通过将其内部挖空，放入射灯的方法，设计另类景观地灯等。
以茶销售为切入点的设计方法
享誉国内外的茶马古道是茶贸易的独特方式，所形成的“茶马古道”是当今世界海拔最高的贸易通道。茶文化主题的景观可以通过雕塑设计再现古代“茶马古道”上商人运茶、卖茶的场景，或通过仿造古代“茶马古道”景象，进行实景复原，让游客亲身体验古代“马帮”艰辛的贸易之路。
以茶器皿为切入点的设计方法
中国南方饮茶颇为讲究，相比北方的大碗喝茶，更多了一份情趣和享受。仅饮茶需要的器具就分为置茶器、理茶器、分茶器、品茗器、涤洁器及其他的煮水器、茶壶、盖碗等，彰显了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也为景观设计提供不少的素材，如以茶壶作为喷水景观、以阵列式的茶碗作为观光茶园的景观小品、以茶勺作为雕塑原型进行抽象等，设计师可充分发挥 想象力 ，形成特色景观。
以茶艺为切入点的设计方法
茶艺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包括茶叶品评技法和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以及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整个品茶过程的美好意境，其过程体现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茶文化园的景观设计可以从茶艺表演的全过程中取材进行雕塑设计，同时，茶艺师的服装配饰等物件，可以通过放大尺度方法设计为景观小品。
以茶诗词为切入点的设计方法
中国作为茶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种茶、饮茶历史，也留下了许多咏茶、品茗、斗茶、采茶的诗、词、歌、赋、 成语 、 歇后语 等宝贵财富，如《一字至七字诗•茶》《茶赋》《七碗茶歌》等。茶文化园景观设计可从这些非物质文化中寻求灵感，形成设计元素，传承中国茶文化精髓，如茶歌赋互动长廊、主题茶楼等景观建筑。
以茶境为切入点的设计方法
茶与禅的结合，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道奇特的景观。“吃茶去”“茶禅一味”“和敬清寂”“自在精舍”等，已经成为禅茶文化的经典话语。一杯茶中，禅意盎然，有人生的三昧、有佛学的感悟，有茶人的心情与品味。通过营造宁静祥和的禅景来打造特色景观，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观光茶园所推崇。禅境的营造要深刻领悟佛学的精髓，它似有似无、或静或动，朴实无华、宁静高远，言简意赅又发人深思。置身其中，可以平和心境，感悟人生。
以茶传说为切入点的设计方法
以地方茶文化相关传说、历史名人雅士，作为景观设计的依据。如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实景演出，便是根据武夷山茶叶救助赶考秀才，秀才高中后重返武夷山道谢这一历史传说编排而成，该实景演出已成为赴武夷山旅游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年收入上亿元。此外，人们也设计了很多实体景观建筑，以纪念“茶人”，如湖北天门市为了纪念茶圣陆羽，建设了陆羽亭、文学泉、涵碧堂等景观建筑小品。每每置身亭间，抚亭浥泉，品茗饮茶，令人流连陶醉，感叹中国茶文化之博大精深。
4结论
茶文化园景观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景致独特、情趣高雅的视觉盛宴，同时它也是实现茶园休闲观光价值的主要载体，是改变传统茶园单一农产品生产功能的重要方式。本文通过深入挖掘茶文化相关知识，系统地总结了茶文化园景观设计的8种方法，分别是以茶种植、茶加工、茶销售、茶器皿、茶艺、茶诗词、茶境、茶传说为基本进行设计，以期为茶文化园景观设计提供参考。
作者：王泽发 刘金燕 单位：泉州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周小苹，杨海军.生态观光茶园景观创设[J].安徽农学通报，2011(13):153-154.
[2]曾涛，周凡.北部湾的后花园———广西世外茶园园林景观设计[J].花木盆景:花卉园艺，2011(7):39-41.
[3]王慧，肖斌，张云鹏，等.陕西西乡枣园生态观光茶园规划设计[J].西北林学院学报，2010(4):205-208.
[4]李琛.茶园文化景观设计研究———以汉中西乡茶园文化景观设计为例[D].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5]邵琦.茶园文化景观设计研究———以汉中西乡茶园文化景观设计为例[J].福建茶叶，2016(5):144-145.
[6]王奉慧.双秀公园竹溪茶室景区景观分析[J].西北林学院学报，2004(3):143-145.
[7]杨巍.论现代茶馆的园林景观生态设计[J].福建茶叶，2007(1):42-43.
[8]唐黎标.简论园林艺术在茶馆的运用[J].广东茶叶，2004(3):16-17.
[9]康乃.中国茶文化趣谈[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173-183.
[10]吴军，李鹏波，臧真荣，等.中学校园环境景观设计初探[J].山东林业科技，2006(2):81-82.
[11]李琛.茶文化景观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J].现代园艺，2014(7):79-80.
[12]石洋.茶文化产业园景观设计研究[J].福建茶业，2016(5):171-172.
茶文化传播茶名翻译研究
摘要:
中国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作为茶源国，中国茶文化的话语权却在国际交流的平台上日益失势。这种局势出现的原因部分在于茶叶名外翻过程中的混乱。从文化视角来看，这种混乱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茶叶分类范畴不通约;另一方面源于单品茶叶名外翻过程中的文化流失以及不一致性。通过对以上翻译问题的透视与解析，藉此对茶叶类别以及单品茶叶名翻译提出可行性方法。
关键词:
茶文化;茶名翻译;不通约性;分类范畴
中国作为茶叶的故乡有着悠久的茶文化历史。自唐代茶圣陆羽撰写《茶经》始，饮茶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需求，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随着唐朝茶诗的盛起，茶慢慢渗透进中国 传统文化 的血脉之中，与传统“儒、释、道”精神交融，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东方茶文化。然而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后起之秀的英国“下午茶”文化与日本的“茶道”文化日益争鸣并占领了主流文化话语权，为各自国家的文化身份与形象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反观之下，当代中国“茶文化”自鸦片战争后在国际舞台上日渐衰退，其主流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文化话语权逐渐失势。这种局面的形成涉及众多因素，其中茶叶译名乱象丛生是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从文化视野下，对茶叶名现行翻译状况进行述微，剖析茶叶分类范畴的不通约性所带来的翻译问题，并讨论了如何在具体茶叶名翻译过程中再现文化并塑造文化身份，以期为中国茶文化在国际交流过程中他者身份的塑造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茶叶名翻译现状述微
迄今为止，茶叶的发现与利用在中国已经有了五六千年的历史，它于16世纪才被欧洲人所知，作为外来语通过音译进入印欧语系。作为舶来品的茶叶名在印欧语系中的翻译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其中随着各国茶文化的平行发展，茶逐渐融入各自的文化血脉中，成为各自的文化符号，而非一种单一的所指。本节将茶叶名置于各自的文化语境中对比异同，进行阐释并分析茶名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以求从文化视角找到可行性的译法。
二茶叶名翻译分析
1.茶类不可通约性造成的翻译混乱。
由于当初茶叶进口地区方言的差异，茶的英译主要有两种发音，一种源自厦门方言语系(Te/Tay)，而另一种则来自于广东话语系(Cha)。厦门方言“Te”经由航海技术发达的荷兰人传入欧洲，经历了“te，tee，tay，tea”并用的时期，到最后采用“tea”来统一称谓。(程启真，2010:P21)在国际文化舞台上，茶叶传到各国以后，形成了各自的茶文化，而且由于饮用方法不同，各个国家所青睐的茶叶品种也各不相同。全球百分之八十是红茶，主销欧美、大洋洲地区;其次是绿茶，最受中国及西非、北非等国人们的喜爱。近年来，绿茶在欧洲市场也开始回温，再次是乌龙茶，除中国外，主销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国坤，2004:P104)从茶类来看，欧美国家并未对其细分，只有红、绿之辨别。而中国的茶叶分类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期，随着新的茶品的出现，不断地进行细化。在明朝分为绿茶、黄茶、黑茶、红茶，而清朝则创制了白茶、青茶。(陈椽，1979:P44)以上中国的茶类划分主要是参考加工过程中茶多酚氧化程度的不同。对于这几大类茶名的翻译，由于东西方分类范式不一，造成茶类翻译出现了以偏概全，所指不一的情形。
(1)翻译中的红黑之辩。中国六大茶类中的红茶是由武夷岩茶简化了加工程序发展而来的一种全发酵茶。最早的红茶产自附近村镇的小种红茶。最早进入英国市场上的红茶则是武夷茶，这在国王威廉三世的牧师约翰•奥维格顿(JohnOvington)的《论茶的种类和品质》中有所记载:“第一种茶武夷茶(Bohea)，中国人也称它为武夷(Voui)。此种茶叶颜色偏小，叶子较小，冲泡后茶汤一般呈褐色或红褐色。在中国，人们生病的时候或有健康保护意识的人往往在感觉体制虚弱时，就只喝这种茶。”(ovington，1732:P144)奥维格顿在撰写这篇 文章 时只有中国这一个茶源国，印度和斯里兰卡还没有生产茶叶。因此，在十八世纪前“Bohea”被用来指代中国红茶的总称。但是随着中国的闭关锁国以及印度和斯里兰卡等红茶产地的出现，中国红茶逐渐淡出了国际市场。中国的六大茶类划分成形之初，多是按照茶叶的汤色划分，如绿茶绿汤、红茶红汤、黄茶黄汤，以此类推红茶在命名之初，虽是黑叶红汤，但是取其汤色，将其命为红茶。但是随着印度和斯里兰卡红碎茶的引入，武夷红茶(即中国红茶)的淡出，西方人取其叶色将其命为“黑茶”(Blacktea)。而国内茶叶外翻过程中多采用归化译法将红茶译作“Blacktea”。这种翻译方法使得六大茶类中的黑茶，即后发酵茶陷入尴尬的境地。为了厘清红黑之别，多数译者将黑茶译作“Fermentedtea”(后发酵茶)或是“Darktea”(深色的茶)。采用后发酵茶来译介黑茶，是按照发酵程度来进行范畴划分的不得已做法。这种译法使得茶叶的分类范畴主次不分，因为如若按照发酵程度划分，则分为不发酵、全发酵、半发酵，而后发酵的黑茶，与前发酵的白茶，中发酵的青茶和黄茶隶属于半发酵茶系类。如果将其译作“Fermentedtea”，并与“Greentea”“blacktea”等并置将造成茶类系统分类的混淆，而这种茶叶总类译介时候的混淆则造成单个品种的混淆，例如安化黑茶被译为“AnHuaBlackTea”。而如果将黑茶译作“Darktea”(深色茶)，与“Blacktea”“Whitetea”等并置，以Dark替代“黑”，终将无法凸显黑茶的特色，使得黑茶的英文名与其他五类茶迥异。作为茶叶起源国以及茶类最丰富的国度，我国在输出茶文化的过程中，理应肩负起“正名”与“分类”的重任，在茶名翻译的过程中不能采用“西方为中心”的归化译法，这种译法使得茶叶在国际上分类混乱，范式不通，使得国内的其他茶叶一直在茶叶交流与传播的舞台中处于边缘地位。国内将红茶默认的译作“Blacktea”，并且将其视为一个跨文化的谈资 教育 英语学习 者的时候，英国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红茶已经直接译作“Redtea”。(Needham，2000:P544)这种正名行为为茶叶统一范式奠定了基础，也对恢复我国茶文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大有裨益。因此，红茶的译法并非流于表象的“受众的接受问题”，而是紧系国际茶叶范畴分类与中国茶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重要问题，红黑之辨的溯源性理应得到译者的重视，这对于泱泱茶文化的回归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2)青茶翻译之“乌龙”。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介于红茶(全发酵茶)与绿茶(不发酵茶)之间。按照发酵形成的色泽分类为青茶。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乌龙茶就是青茶的俗称。而在国际茶品译介的过程中，也鲜少将其译作“Darkgreentea”，而是按照惯例采用音译法将其译作“Oolongtea”，与其他几类同列。但是实际上乌龙茶即是乌龙茶类总称，又是单个茶品名，也是茶树的品种之称。正是因为其意思以及涵盖面存在的争歧，后续的茶叶领域学者采用了青茶作为这种半发酵茶的总称。而因为历史因素的发展，隶属于乌龙茶的大红袍与铁观音等茶叶，因其海内外的传播效度之广，使得作为总称的乌龙茶与它下面的分支含混不清，孰总孰分已经界限模糊，甚至有些学者指出，乌龙茶作为大红袍与铁观音的上义词，是划分中的好坏不分。(陈椽，1979:P44)而如果在国际交流的舞台上，使得“Darkgreentea”作为半发酵茶的总称，使得乌龙茶成为青茶中一个分支，这样不仅能够规范茶叶的分类系统，而且使得茶叶的分类依据不言自明。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我国茶文化在输出中最为棘手之事当属茶类总称的界定以及统一。厘清茶类总称后才能够使得各个茶类下的茶品在翻译的时候有据可循、有法可依。而茶类统一英文名称，必须先给红茶“正名”，青茶“立目”。
2.单一茶品名翻译的混乱。
茶界素来就有“茶叶学到老，茶名记不了”的说法。而单品茶叶的命名也是各具特点，有表达名茶品质特点的，例如茶类品种、造型、色泽、滋味、香气等命名。如佛手、三杯香。有显示地方特色的，表达强烈的地方、区域性。如西湖龙井、庐山云雾茶等。表达文化特色，暗示历史背景和文化史实，如文君绿茶、普陀佛茶等。以物喻名，如遂昌银猴、竹筒香茶等。(施海根，1995:P5)而对于各色茶名的翻译仍未统一。如武夷岩茶，有译作“BoheaRocktea”“Boheayantea”“WuYiYanTea”以及“WuYiRockTea”等译法。这些纷繁芜杂的译法终究需要统一才能够杜绝一茶多名的状况发生，在国际上塑造名茶的地位以及经济价值。而笔者认为，作为茶文化身份的内核，茶名的翻译应该注重茶文化以及审美的转换。茶从来不只是一种物质凝聚物，更是一种精神凝聚体。在译介每一个茶名时，要注重茶名的追根溯源以及文化蕴意的再现。本文试分析几例，以传达单种茶叶名的译法。绿茶中的“西湖龙井”命名时采用了“地名+地名”的方法，由西子湖和龙泓井圣水得名。而西湖这一地名在国际上已被译作“WestLake”，并以“淡妆浓抹总相宜”闻名。如果翻译过程中将其采用音译译作“XiHu”，一方面茶叶的产地无从得知。而茶名中“西湖”一词所产生的审美想象也随之消失，成为一种陌生的拼音所指。而“龙井”一词源于龙泓井，翻译该词的时候如果采取意译“Dragonwell”(龙的井)。在中西方文化中，“龙”所蕴含的文化意向大相径庭。在中国，“龙”是威严、权利的象征，蕴含积极的所指。而欧洲国家“龙”多意指残暴、凶猛等特征，与负面信息相挂钩。考虑到积极文化形象的塑造以及茶叶在国际上的推广等因素。“龙井”因此应采用音译法，来规避文化之间差异。自古名山出名茶，以地名或者山名来命名的茶叶品种很多，如韶山韶锋、南岳云雾、祁门红茶、金竹云峰茶等。这些地名与山名在翻译的过程中应采用目前通用译法，而不能为求便利，纯粹的采用拼音，使得茶叶出产地方、区域文化在外译的过程中消失殆尽。山名、水名、地方名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保留，采用通用译法体现出来。这样在推广过程中，通过茶名就能溯其源头，探索其背后的地方文化。而以历史背景与文化史实命名的茶叶，如文君绿茶、普陀佛茶、西施银芽、八仙云雾、东坡毛尖等。这些茶叶名均含有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其文化内涵寓意深厚，如文君绿茶，因其产自西汉才女卓文君的故乡，即四川省邛崃县而得此温文尔雅的芳名。而在这些茶叶外译的过程中，也应该力求重新展示其中的历史文化蕴意。如文君绿茶在外销过程中应采取厚译法。即“WenJunGreenTea”(WenJunisatalentedfemaleinthehistoryofChina)。这种文化内涵的备注使得茶叶名称由来以及历史蕴意得到了再现，在茶叶外销的过程中，对于中国的文化外传也能够起着重要作用。而以物喻名的茶叶在翻译的时候也应以茶文化传播与茶叶外销为目的，力求将茶叶与文化紧密结合，以此来使中国的茶文化在国际交流的平台中逐步的标新立异，获取一定的话语权，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身份。
结语
通过上文的描述性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茶文化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在当今国际交流的平台上仍需强化其地位，构建起标新立异的文化身份。这种身份欠缺的部分原因在于茶叶种类范畴的不通约性所造成的翻译混乱，以及单个茶叶名翻译的不统一，翻译过程中不重视文化的再现等因素。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作为茶源国的我们应该积极推行新的范畴分类译法，这种新的范畴分类译法不仅有利于其他茶种的推广，也能够杜绝单个茶叶名翻译的混乱。对于单品茶叶名的翻译应该注重茶叶名中文化因素的再现，这些文化因素有利于中国茶文化身份的重构以及推介。
作者：刘珍珍 单位：淮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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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坤.茶文化概论[M].浙江: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
[3]陈椽.茶叶分类的理论与实际[J].茶业通报，1979，1(2).
[6]施海根.中国名茶图谱:绿茶篇[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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