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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争使用生化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一、 背景简介化学武器是指利用某些化学物质对人类和生物的毒作用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因为在实际应用中有毒物质多转化为气态，所以又被称为毒气武器。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立即着手研究和制造化学武器，在三十年代初即成为世界上有数的拥有化学武器的强国之一。为了实现吞并邻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者采纳了日本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的献计，从而确定了进行细菌战的战略，想以最省事的代价，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命令，侵华日军开始在中国战场上对中国军民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为补充其细菌战折大量需求，侵华日军先后在东北的哈尔滨和长春、华北的北京、华东的南京、华南的广州以及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设立大型的细菌战基地和工厂，又在我国63个大中城市设立分部和工厂。 侵华日军的细菌研究“成果”广泛用于战争中，曾在我国20个省内进行过细菌战。他们在进攻、退却、扫荡、屠杀难民、消灭游击队、摧毁航空基地等等方面，无不使用细菌战，在我国形成了疫病大流行，导致不少中国军民惨死。据统计，有据可查的就有27万无辜人民死于细菌战，军方的死亡人数还没有统计进去。由于疫病蔓延造成各地流行的，以及形成新的疫源地后造成多年疫病的流行，其死亡人数更是不计其数。七三一部队是侵华日军设在中国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也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支细菌部队，资料证实，这支部队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疯狂研制鼠疫、伤寒、赤痢、霍乱、炭疽、结核等各种病菌、并在至少5000名中、苏、朝战俘和平民的健康人体上，进行包括活体解剖和各种生物菌培养在内的大量惨无人道的实验[1].日军的化学战一方面是违背国际公约的历史问题，一方面是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危害的现实问题（遗留武器造成损害的民间索赔），而两方面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结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对日军的化学战进行分析，并阐述日本应就此承担的国家责任。二、 日本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理论分析（一）国际人道主义法关于作战原则和规则的规定：战争法是在战争中调整交战国之间，交战国与非交战国之间关系的准则[2].其主要内容有战争的开始和结束的规则、交战国应遵守的作战原则、作战手段和方法及对战俘、伤病者、平民的保护制度、中立法和惩治战犯等。其中，规范交战国应遵守的作战原则，作战手段和方法及对战俘，伤病者，平民的保护制度被称为“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仅适用于武装冲突，其目的是在不违背军事需求和公共秩序的条件下确保对人的尊重并减轻由战争所带来的痛苦。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确立了如下原则：1、 区分原则（principle of distinction）：（1） 区分合法交战者和平民：保护平民，在交战中不得将其作为攻击对象。（2） 区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以是否参与武力争斗来区分，不得将非战斗员作为攻击对象。（3） 区分战斗员中有战斗能力和丧失战斗能力的战斗员：不得将后者作为攻击对象。（4） 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不得攻击民用目标和民用物体。2、限制原则（principle of restriction）：要求交战国对作战方法和手段的选择遵守战争法的限制，不得实施法律所禁止或限制的方法和手段。3、相称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要求交战者所使用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应与预期的，具体的和直接的军事利益相称。4、军事必要（military necessity）和条约无规定不得免除国际法义务原则：一方面不得以“军事必要”来诋毁或破坏战争法规的义务。另一方面是不可以以条约无规定为由违反战争法规的义务。同时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下列作战手段和方法：1、 禁止使用极度残酷和过分伤害的武器：2、 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就是不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战斗员和平民、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不加区别地使用武力。3、 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指禁止使用旨在可能改变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的手段或方法。4、 禁止使用背信弃义的作战手段和方法：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7条规定：“禁止诉诸背信弃义行为以杀死、伤害或俘获敌人。以背弃敌人信任为目的而诱取敌人的信任，使敌人相信有权享有或有义务给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保护的行为。”（二）日本侵华战争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分析：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大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形：A 在大规模的战役中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达到军事目的的手段属于这种情况的如1938年的宜昌作战、武汉作战等。由于这种战役规模比较大，日军有计划使用化学武器，甚至在战争中进行化学武器实验，所以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包括准备和实际使用的化学武器的种类和数量等。B 在一般性的战争中或者是在较小规模的战斗中，日军根据情况机动地使用化学武器。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也有偶然留下记录的情况，多数情况下已没有具体的记载。当时双方的战争参加者虽然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有所涉及，但是难以找到具体的数据。C 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迫害手段日军对当时抗日力量所控制的地区进行扫荡时，经常使用化学武器对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进行攻击，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敌后根据地和日军与抗日力量相持的地区。日本方面的文件中对此有所记载，但更多是反映在中国方面的资料里。当时，“毒瓦斯”这一名词也在民间流传，就是由于这一原因。第一、违反“区分原则”和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1、 应区分合法交战者和平民2、 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平民和民用物体不应成为攻击对象。平民居民和平民个人应享有免受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危险的一般保护。平民居民本身以及平民个人不应成为攻击对象，禁止以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民用物体不应成为攻击或报复的对象。民用物体是指非军事目标的物体。对通常用于民用目的的物体，如礼拜场所、学校、房屋或其他住处，是否用于军事行动有怀疑时，该物体应推定为未被这样利用。禁止对平民居民所不可缺少的物体进行攻击、破坏、移动或使其失效，保护文物和礼拜场所，保护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如堤坝和核电站。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第25条规定：“禁止以任何手段攻击和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第27条规定：“在包围和轰炸中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可能保全专用于宗教、艺术、科学和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纪念物，医院和病者、伤者的集中场所，但以当时不作为军事用途为条件。”日军在侵华战争过程中经常使用化学武器对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进行攻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人身伤亡，生化武器不仅针对我国人民解放军、民兵、志愿军，而且对普通居民也不放过。不仅针对军事目标，也对居民村落释放大量毒气，对该原则和规则的违反不言自明。第二、违反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和禁止使用极度残酷和过分伤害的武器的规则：极度残酷和过分伤害的武器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1899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规定特别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同年《海牙第二宣言》宣布禁止使用窒息性瓦斯或毒气弹之投射物。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也做了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的规定。1925年《禁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日内瓦议定书）不仅重申了上述条约的规定，而且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细菌作战方法”。正如前文所述，侵华日军的细菌研究“成果”广泛用于战争中，曾在我国20个省内进行过细菌战。他们在进攻、退却、扫荡、屠杀难民、消灭游击队、摧毁航空基地等等方面，无不使用细菌战，在我国形成了疫病大流行，导致不少中国军民惨死，显然违反了该规则的规定。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方法和手段是战争法规的一项新规则。它是根据保护人类环境这一基本原则确立的。根据1977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改变环境的技术是指，通过蓄意操纵自然过程，改变地球或外层空间的动态组成或结构的技术。改变环境的作战方法是指在作战中运用上述技术，以改变气候、引起地震或海啸，破坏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1977年的第一附加议定书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从而妨害居民的健康和生存的作战方法和手段。生化武器的投放，在整个中国领土范围内造成了极大的环境污染。毒剂使得土壤受到污染，染毒土壤中含有毒剂及其降解物质，会严重影响土壤的生态平衡，进而影响动植物生长。大气和水源的污染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今年8月4日在我国齐齐哈尔市发生的“芥子气”事件便是日军使用生化武器的后果。尽管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时77年公约尚未订立，但根据马尔顿斯条款（Martens Clause）（见下文），日军仍应承担责任。第三、违反“相称原则”：该原则要求交战国不得进行过分的或不成比例的攻击，不得使用引起过分伤害和不必要痛苦的作战手段和方法。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即使使用常规武器也足以实现其侵略的目的，而大规模的使用生化武器明显与其军事目标不成比例。第四、国际人道主义法是强行法，无条约规定不能免除日军义务：条约无规定不得免除国际法义务原则，一方面要求交战国未参加的国际条约，交战国不得违反其中的人道主义规则。另一方面，也不得以条约未规定违背人道主义义务。1899年和1907年两个《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序言中指出， “现在还不可能对实践中所出现的一切情况制度一致协议的章程，但另一方面，缔约各国显然无意使没有预见到的情况由于缺乏书面的规定就可以听任指挥官任意武断行事。在颁布更完整的战争法规之前，缔约各国认为有必要声明：凡属他们通过的章程中没有包括的情况，平民和战斗员仍应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和管辖，因为这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之间制定的惯例、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和规则属于国际强行法范畴，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国际强行法为国际社会成员作为整体接受与承认，以维护最重要的、全人类的基本利益和社会公德为主要目的，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均具有拘束力，对任何与其相冲突的法律都有否决效力。因此，在二战中日本单方面退出大量禁止生化武器公约，并不能免除其承担国际义务。第五、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关于保护战俘和战时平民的制度：规定战俘待遇的公约在当时主要有：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根据公约的规定，战俘自其被俘至其丧失战俘身份前应享受人道主义待遇，不得将战俘扣为人质，禁止对战俘施加暴行或恫吓及公众好奇的烦扰；不得对战俘实行报复，进行人身残害或肢体残伤或提供任何医学或科学实验……。根据1899年和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的附件规定：交战国对继续居留在境内的居民应给予人道主义待遇，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得把他们安置在某一地点或地区，以使该地点或地区免受军事攻击；不得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对他们施加压力，强迫提供情报；禁止对此等平民施以体刑和酷刑，特别禁止非为医疗的医学和科学实验；禁止实行个体惩罚和扣为人质……。二战期期间，日军组建的“731”毒气部队在至少5000名中、苏、朝战俘和平民的健康人体上，进行包括活体解剖和各种生物菌培养在内的大量惨无人道的实验，是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公然违反。三、 日军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应承担国家责任国家责任是指国家对其国际不当行为所应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原则上需同时具备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要素。1、某一行为依国际法可归因于国家。2、一国的行为违背了该国负担的有效国际义务。根据上文所述，日军侵华战争使用生化武器违反了其所应承担的人道主义义务。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的《国家责任条文草案》用11个条款对对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做了系统的说明。「1」根据该草案第五条规定，“为本条款的目的，任何国家机关依该国国内法具有此种地位者，其行为依国际法应视为该国的行为，但以该机关在有关事件中系以此种资格行事为限。”这种国家机关不论在国家组织中处于何种地位，只要在有关事件中以国家机关的资格行事，即使在该事件中逾越了国内法规定的权限或违背了其活动的指示，其行为依国际法均应视为其所属的国家的行为。「2」在许多国际法学者看来，武装部队具有国家机关的地位，《奥本海国际法》第8版和第9版均明确指出：“武装部队是维持该部队的国家机关，因为设立武装部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权威和安全。”「3」尤其是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就“在尼加拉瓜境内及针对尼加拉瓜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的实质问题所作的判决中特别认定，由美国政府机构和军事人员实施、计划、指挥和支持的在尼港口布雷……等行为均可归因于美国并因而被视为美国的国家行为。因而日军的侵略行为应视为其国家行为。日本应对其行为承担国家责任。全球化对国际法的影响全球化对当代国际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已是不争之事实。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两极对峙的冷战时代的结束，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人类真正进入了全球共存与竞争的全球化时代，由此而出现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生态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等诸多全球化现象。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它，大凡一个明智的人都不否定它的存在，特别是在经济方面。[1]全球化不可避免地给法制带来冲击，引起法制的变革甚至革命。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等现象的出现，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的演变，给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新问题，要求法律制度作出回应，予以调整和解决。[2]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部分，也应对全球化问题作出反应。在国际法学领域的问题是，全球化对于国际法究竟具有哪些影响？国际法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本文仅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其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以引起共鸣。一、国际经济法领域全球化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在国际经济法范围内，全球化的影响表现在非国家行为体（含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已越来越多地介入本属于主权国家内部管辖的事务，或者表现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逐步被剥夺。而在非国家行为体中，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跨国公司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为甚。全球化促进了生产的全球分工，在经济、贸易领域各国的联系程度较之以往更甚，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一些国际经济组织便借机将其“触角”延伸至成员国主权管辖的内部事务。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2年作出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在该组织地位的决定，裁定南斯拉夫联邦已不复存在，由其分裂的五个共和国为前南斯拉夫在该组织的财产和债务继承者。该决定与其说是裁定一个主权国家在该组织的成员资格，不如说是决定和宣告一个主权国家是否存在。当一个国家处于内乱或武装冲突时，并在该国境内少数民族或几个民族纷纷要求独立的情况下，政府间国际组织通过审查成员国地位的方式作出原国家消亡并作出承认新国家的正式决定，这在冷战之前实属罕见。[3]以泰国为例，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其贷款以实行经济稳定计划，但条件是由它监督泰国的财政预算，要求泰国进行改革并实行企业私有化。再如韩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提供贷款帮其渡过金融危机，但韩国必须接受的条件是：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进口限制，保证政府不干涉中央银行工作等。实质上这些国家的主权已受到了削弱。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是世界贸易组织。根据世贸组织规则，世贸成员不得随意制订关税税则，非关税措施的制订也要遵循相关规定，成员国采取的技术标准和措施要顾及世贸组织有关协定并要有透明度，等等。它的大量政策触及到过去属于成员国国内管辖的排他领地，其范围延伸到一向为国内专属管辖的行业。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以及我国先入关、后入世的谈判加速，我国将逐步降低关税并在一些专属我国企业涉足的行业允许外资介入，如律师、金融、电信等行业，其结果是由国家主权原则得出的国内独立权受到了侵蚀。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的主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其影响也不容忽视。当今跨国公司已经发展为影响和左右世界政治经济过程的实力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它们的财力和能量甚至超过了一些中小民族国家。[4]全球化使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减少运营风险而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最佳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这就需要到其他国家投资，需要利用该国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资源配置能力和领土管辖权。经济全球化以跨国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如果主权国家为了保护本国民族经济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其结局可能是跨国公司撤回投资，把资本转移到有较小贸易障碍、能获得更大利益的地区。面对全球化和发展本国经济的强大压力，主权国家不得不作出让步。但也应看到，有些跨国公司甚至通过收买和培养代理人的方法插手主权国家的内政，左右东道国的政治进程和经济政策走向。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1973年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以及英国石油公司在1953年帮助推翻伊朗摩萨德政府中所起的作用即是很好的例子。可见，跨国公司可能成为制约民族国家主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主权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协调好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的矛盾已成为全球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订的。全球化时代需要发展中国家介入，这样才能不致使其游离于国际经济运行规则之外，才能使全球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就当前而言，相互依存态势深化和全球化进程主要外化为国际经济机制的广泛建构，而参与国际经济机制不仅本身意味着国家不再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制定经济政策，在对外经济行为中受有关规则的制约，而且鉴于国际经济机制的体制和“游戏规则”均主要由西方国家决定，发展中国家在参与机制的同时，客观上处置天然财富和资源的主权能力却因此而下降，从而为其在世界市场上寻求发展机会而付出代价。[5] 如一国国内企业产权的多样化使国家难以确定民族工业的范围，传统的保护民族工业的经济主权内容大为弱化，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国家对其管理和控制越来越无能为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经济主权。而众多全球性经济问题，如自然资源的日渐枯竭、跨国跨地区的灾害和饥荒、生态平衡等的解决都超越了个别或部分国家的主权能力范围，迫使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主权意识，包括弱化“自由处置天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绝对主权思想，以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实现。国际刑法领域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加速了各国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跨国商业犯罪、贩毒、恐怖主义等。这些问题早已超出国界，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通过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即可予以说明。针对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发展而不断增多的国际犯罪现象，1998年在罗马外交会议上签署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按照《规约》规定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对《规约》所列罪行享有普遍性、强制性的管辖权。但《规约》规定的这种管辖权不是以国家自愿接受法院管辖权为基础，而是在不经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对非缔约国的义务作出规定：这违背了国家主权原则，不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13]《规约》还规定检察官享有自行调查权，而且赋予个人、 非政府组织、各种机构指控国家公务员和军人的权利。这种启动程序将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意志置于国家主权之上，将很有可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14]该《规约》一旦生效，据其建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将成为全球第一个真正统一的刑事法院，尽管它的管辖权只限于灭绝种族罪、反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但它的主要矛头无疑针对国家及其权力者，签署、批准规约的成员国意味着其主权要受到一定限制，原来对《规约》所列国际犯罪有普遍管辖权的国家在签署《规约》后，这部分权力就要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将主权国家的行为纳入法院管辖权的事实是对绝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另外，联合国针对一些国家的内战而建立的国际刑庭亦可说明这一点。此外，全球化对国际法的影响，还表现在随着时间的推进，在国际法内将会出现一些新分支，如国际发展法、国际合作法等。六、结束语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法律，全球化对国际法必然要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关键在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对国际法如何认识。笔者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处理全球化与国际法的关系时，要坚持以下几点：首先，国际法调整的国际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尤其是对主权的冲击最为显著。主权作为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或被侵蚀，或被让渡，或被削弱，故坚持绝对主权的观点目前看来已不可取。坚持绝对主权，也就意味着坚持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物和发生的事件享有排他的、最高的管辖权。我们应坚持各主权国家进行国际交往必须遵循“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侵犯”、“互不干涉”的基本准则。绝对主权理论在历史上有过巨大的促进作用，对二战以后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捍卫自主权、维护民族独立也具有一定的屏障和保护作用。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被纳入了国际性、世界性的轨道，国家绝对主权理论也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一方面，全球化给各国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制约着各国的发展，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两者处于互动之中。也就是，全球化对国家绝对主权学说提出了挑战，在全球化风起云涌、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社会正在形成的过程中，那种将国家利益仅仅局限于强调维护自己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已经不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现实和趋势了。[15]因此， 全球化状况下的国际关系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尊重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而为达到这一目标各主权国家就要作出牺牲，让渡部分主权，这样才能及时地使自己融入国际社会，使自己在全球化过程中不至于落伍，以实现更大的国家利益。其次，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是受到一定限制、制约的，而主权的制约者正是主权国家本身。只有国家自愿让渡部分主权的行为才是符合国际法的，而在外力作用下被迫放弃或让渡部分主权则是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国际社会，本身就要有一定的付出，通过参加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缔结条约等形式，让渡部分主权，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国家自愿作出的，因此是符合国际法的。但也应看到，让渡主权的领域是有限的，在一些较为敏感的国际安全、政治领域，如核试验、核监控、削减武器等，则应坚持主权的不可分割性。主权的让渡与否是以国家自身利益为前提的，这与以前的主权观念相比有了变化。因为，国际法中的主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的产物，同国家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理解国际法中的主权要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不要幻想用固定不变的模式来要求它。固定不变的观念难以理解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主权的发展变化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主权不是永恒不变和静止的，而是动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16]再次，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加上国际间交往的频繁，在国际法领域内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国际环境法、国际发展法、国际合作法、第三代人权等。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仅靠一国的力量是不行的，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为它们致力于保护的目标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一国单方面的利益。而事实上，我们今天讲的全球化和全球化挑战，就是指立足于人类整体论和人类共同利益论的全球化。它着眼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凸现人类的共同价值与共同利益。[17]这些反映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法新问题和法律制度如何规范将成为以后国际关系中谈判的焦点。但无论如何，坚持国际法基本原则是首先应当遵守的。最后，全球化的发展，使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多，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已在国际法的某些部门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某些国际法规则的形成其作用不可忽视。如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法中的作用即可予以说明。但需要指出的是，非国家行为体无论如何发展，在国际法律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主权国家。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国家仍是国际法的制定者，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主体，仍然在国际关系中唱主角。那种强调非国家行为体而忽视国家在国际法中的作用是错误的。总之，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要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研究，囿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不但不能促进全球化和国际法的发展，只怕其作用可能适得其反。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作家。山东清平（今临清）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季羡林 中国语言学家、作家、文学翻译家。生于1911年8月6 日。山东省清平县（现改归临清市）人。自幼就学于济南市，1930年毕业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的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格廷根大学从著名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格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交通断绝，无法回国，即应聘在格廷根大学任教，并从著名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或称焉耆 -龟兹语）。1946年初夏返抵上海，应北京大学之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 季羡林于 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起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1979年起任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80年起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1年任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1984年起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1985年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季羡林精心研究中世印欧语言，有突出的成就。 ①在印度中世语言（包括阿育王碑铭用语、巴利语、俗语和混合梵语）形态学方面，他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一文；他发现并证明印度中世语言中语尾 -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犍陀罗语的特点之一，著《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 -am向-o和-u的转化》(1944)一文；他还发现并证明不定过去时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的语法特点之一，著《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年代与来源的标准》(1949)一文。 ②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他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他还阐明原始佛教采用放任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以及与语言问题相联系的印度佛教史上的其他问题。有关论文已编成《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一书。 ③在吐火罗语的语义研究方面，他通过对《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与其他语言的异本的比较，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写成《〈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一文。1980年以来，他开始研究和译释新疆博物馆收藏的吐火罗语 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已发表《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等5篇论文，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季羡林的论著还有《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1982)、《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1981)、《商人与佛教》(1985)等。季羡林又是勤奋的文学翻译家，他直接从梵文翻译了《沙恭达罗》(1952)、《五卷书》(1959)、《优哩婆湿》(1962)、《罗摩衍那》（7卷，1980～1984）,还著有《罗摩衍那初探》(1979)一书和《〈罗摩衍那〉在中》(1986)一文。他在梵文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他还从巴利文、英文和德文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译本有《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93年3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贡献。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995年11月，“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会”成立。夫人：彭德华。
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埃�泄�幕哪��恋匾汛?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
论文的致谢部分让网友感动，作者虽然身处极度贫困却从来没有放弃求学的心，一路坚持最后取得了博士文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们生活中遇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难道比作者都难吗
揭密中科院一博士论文走红的背后的秘诀：把书念下去，别让心中的灯熄灭
01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二十二载求学路，一路风雨泥泞，许多不容易......”
这几天，一段来自博士论文“致谢”部分的文字，突然冲上热搜，平淡朴实的文字直抵人心，看得无数人眼角湿润。
相信每一个耐心看完文字的人，都会为之动容，作者寥寥几笔便勾画了其一段凄苦艰难的人生经历， 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打鸡血的毒鸡汤，有的只是历经岁月挫折洗礼后的从容自信。
可不管今日有何等成就，内心如何淡然，那也是一段让人心疼极了的过往。
作者的原生家庭，真的可以用寒门来形容。
出生于四川省一个贫困的小山坳，不到12岁时，母亲便早早离开，父亲也常年在外，生活鲜少被照料，多是靠自己。
即使是病到不能自己去医院，父亲也只是让自己扛。
就这样在风雨飘摇的人生路上，自己坚持自己努力了很多年。
期间，人生中重要的人：相依为命的婆婆、计算机启蒙老师、对自己照顾有加的师母，都一一离开人世。
人情冷暖、生离死别让人多有无奈和痛苦，可贫穷却几乎压垮了他。
高中之前，主要经济来源靠夜里抓黄鳝、周末钓鱼、养小猪仔和出租水牛。下雨缺伞、冬天缺衣，方圆十里的小河用脚丈量过无数次，被狗和蛇追......
可就是这样努力维持生计，有时候黄鳝还是会被父亲偷卖，换成了酒和肉。
记不清有多少次，因为现实压力而觉得快要扛不下去了，但内心一个简单的信念一直支持着他： 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
但人活着光靠信念未免过于理想化，对一个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贫寒学子来说，生活怎么可能容易？
一个又一个酷暑寒冬，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一点又一滴生活琐碎，少年的骄傲，一点点被消磨......
还好，他没有被生活打倒。
02
许多人说，看完这段致谢，不禁想到了《活着》里的福贵。
是的，和福贵一样， 我们为之热泪盈眶的，不仅仅是他们凄苦的人生境遇，更是因为历尽千帆后的平静与坦然，依然保有对生活的热爱。
他在致谢中写道： 希望还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不辜负一生吃过的苦。最后如果还能做出让别人生活美好的事，那这辈子就赚了。
即使曾经身处困顿，也愿意变成光，照亮别人。正如网友说到， “他的世界本无光，他把自己活成了光” 。
昨天，央视新闻也对这篇致谢信进行了点评： 这篇《致谢》让人看到奋斗最好的样子。
随后，作者的身份也很快曝光。
工学博士黄国平，201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在腾讯公司人工智能实验室“腾讯AI Lab”担任高级研究员。
有网友透露： 他的学术造诣很高，目前已是这个领域里绕不过去的大牛。
显然，这个曾经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寒门学子，已经通过读书彻彻底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03
还记得，去年那个在山坡上裹着棉衣，在山坡上找网上网课的的女孩吗？
在去年的高考中，范天兰以理科成绩644分被西南大学录取。
西南大学，国家首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双一流”农科联盟成员高校。
顶着名校的光环，不说未来前途一片光明，但最少未来可期
我们常问，读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位中科大的博士和“山坡找网女孩”，用他们的经历给出了答案。
出身寒门，父母离世，光脚上课，每一次的暴击，都没有击退他求学的意志；
疫情突至，信号太差，冒雪找网，这些困难，只是愈发让她坚持不懈。
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近年来，“读书无用论”的观点喧嚣尘上。甚至网络上曾一度流行一个词 “做题家” 用来讽刺那些传统教育体系下成为“学霸”的人。
“做题家”原本指注重纸面效应而忽略其实际效应的人，但却莫名其妙被理解成： 一群努力学习拿到了高学历，却生活未达到预期的人。
他们甚至被放大到中国教育体系下认认真真走完这一系列的学生代表。
然而，不管你承认与否，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孩子来说，走完传统教育的路，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白岩松曾说： 不读书，你拿什么和别人拼？财富还是智慧？经验还是人脉？这些你都有吗？
很感谢这位博士能把自己二十二年来的求学生涯，如此动人地描述出来，那一路走来的坎坷，如今看来都是岁月留在口袋里的一把糖。
常常有人说，寒门难出贵子。
但，寒门不读书，也许永远没有改变的可能。
“把书念下去，走出去，不枉活一世”！
一篇论文主要是讲述了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大家都非常喜欢，也激发了大家对学习的兴趣。
是因为这位博士用最普通的文笔，以最质朴的感情写出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所以才是导致他论文非常火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论文里面其实是记载了很多他自己的一些实践生活的，都是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而且他的论文也是写的相当精彩。
不知不觉间又到了毕业季，很多的高校的毕业生都在忙着修改论文，就在这几天，中科院博士的一篇论文走红网络，看哭了千万网友，毕业论文是一个学生对自己学业的总结，网友们在看了这篇论文纷纷表示把书念下去，不枉活一世。
熟悉毕业论文的人都知道，一般在写完论文之后还会有一部分”致谢“，这一部分就是用来感谢自己生活中对自己有帮助的同学家人导师和陌生人，就是一些对自己的论文有帮助的人，对自己写论文有构思及其作品的完成有贡献的人，我想很多人的毕业论文都差不多，一般就是感谢朋友，同学导师之类的，但是这位博士他不一样，因为致谢这一部分是论文里面相对比较轻松的部分，诚然也是有部分大学生别出心裁，写了一些让人感兴趣的事情，但是今年就有这样一位博士靠自己的毕业论文致谢部分火遍了全网，他的致谢写得并不搞笑，也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 他只是平平淡淡的写下来自己的生活经历，却看出了千万的网友，网友评价到把书念下去，不枉活一世。
有人会感到疑惑是什么论文让人这么感动，其实这位中科院博士就是用很平淡的语言写下了自己二十年的求学经历，这位博士的家庭环境并不好，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里，在他12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家出走了，17岁的时候父亲也是遭遇车祸离世了，虽然生活很惨，但他并没有放弃，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博士，靠着自己一路走来，他从西南大学到中科院自动化所，他曾经无数次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但他还是赌了一把，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
在很多的网友看到了致谢辞之后表示上天不会辜负努力的人，有很多的网友提议拍成一部电影，让这种精神传递下去，内容可能平平无奇，但是精神上绝对是惊涛骇浪 。这真的让人心生敬佩之情。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一篇博士毕业论文火遍了整个互联网，而在这一篇论文最后的致谢中，作者并没有想别的论文那般普通的写完了致谢内容，而是描写了为了读大学的艰辛日子，因此让很多网友感到触动。当我们读到致谢的第一句：“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就能够体会到作者当时心怀感激的心情。
这篇论文致谢之所以能够这么火，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作者黄国平对于自己经历的描述，以及自己心中对于能够读书的一种渴望与感激。看完他的论文致谢后，我们脑海中对于这种情景似乎相当熟悉，回头一想，那便是高中所学的《送东阳马生序》。作者宋濂当时也是“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 ”、“足肤皲裂而不知 ”，和黄国平家徒四壁，为了赚取读书费用抓黄鳝、养小猪崽如出一辙。
看到这里，许多读者不免同情他的悲惨身世。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悲惨少年，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自己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样他才可以“不辜负这一生吃过的苦”。而这样一位怀着理想的少年，如今进入了我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的腾讯工作。而未来的他也必将有着光明的前途，因此从这样一位少年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确实是知识改变了命运。
而黄国平也是非常感谢网友们的关注，并且写了一封回信。从黄国平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无助、悲惨与痛苦，但是也看到了渴望，努力以及生存下去的冲劲，他身上的品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值得，也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他是我们许多人的榜样，是知识改变命运最好的例子。
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写一种生动性，让人觉得印象很深刻，真实性也很完美，所以特别喜欢，迅速走红。我也感觉这篇论文很好
中科院一博士论文走红。这是因为这篇致谢中写满了他求学之路的辛酸，但是历经万难的他，没有一点埋怨，依然心存美好。
揭密中科院一博士论文走红的背后的秘诀：把书念下去，别让心中的灯熄灭
因为这个论文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大家都觉得可以从论文中找到自己的想法。
一则“博士生毕业论文致谢”的微博真的的刷爆了各个社交网络平台，而这边文章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惹得不少的网友表示，真的是对不屈服的倔强的故事主人公给打动。甚至落下眼泪。
这篇文章主要的讲述了自己的求学经历，从小在煤油灯下读书的他，将进入大学学习计算机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在文中也写出自己在实现自己的目标过程中人生的悲欢起伏，最后成为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在读博士。字里行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于自己坎坷艰辛的一生而充满无限希望，追寻自我后的“满足”。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二十二载求学路，一路风雨泥泞，许多不容易。如梦一场，仿佛昨天一家人才团聚过。出生在一个小山坳里，母亲在我十二岁时离家。父亲在家的日子不多，即便在我病得不能自己去医院的时候，也仅是留下勉强够治病的钱后又走了。我十七岁时，他因交通事故离世后，我哭得稀里糊涂，因为再得重病时没有谁来管我了。同年，和我住在一起的婆婆病故，真的无能为力。她照顾我十七年，下葬时却仅是一副薄薄的棺材。另一个家庭成员是老狗小花，为父亲和婆婆守过坟，后因我进城上高中而命不知何时何处所终。如兄长般的计算机启蒙老师邱浩没能看到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对我照顾有加的师母也在不惑之前匆匆离开人世。每次回去看他们，这一座座坟茔都提示着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
人后的苦尚且还能克服，人前的尊严却无比脆弱。上课的时候，因拖欠学费而经常被老师叫出教室约谈。雨天湿漉着上课，屁股后面说不定还是泥。夏天光着脚走在滚烫的路上。冬天穿着破旧衣服打着寒颤穿过那条长长的过道领作业本。这些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不是考试后常能从主席台领奖金，顺便能贴一墙奖状满足最后的虚荣心，我可能早已放弃。
这一路，信念很简单，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世事难料，未来注定还会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但因为有了这些点点滴滴，我已经有勇气和耐心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理想不伟大，只愿年过半百，归来仍是少年，希望还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不辜负这一生吃过的苦。最后如果还能做出点让别人生活更美好的事，那这辈子就赚了。
把读书当做唯一的信仰的他，终于在经历各种的意难平，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自己，这是何其的幸运。希望每一个深陷泥泞的你、我、他都能够向阳而生。
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论文里面其实是记载了很多他自己的一些实践生活的，都是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而且他的论文也是写的相当精彩。
这篇致谢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广泛热议，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生命力的坚韧性，他就像一颗被洒落在悬崖边上的种子，虽然生活环境艰苦、发芽之路挫折不断，但凭借着不屈服的力量，与命运负隅顽抗，终将长成悬崖上的参天大树，这份坚毅、这份执着无不让人感叹。他的成长之路也映射了千千万万从山村里走出来，与命运做顽强斗争的我们一群人。
是他在毕业论文最后的致谢，感动了很多人，而这段致谢也讲述了他曾经接受了很多人的帮助，一步一步怎样走到现在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