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孟子》全书立论的根本点是“性善论”，核心是“仁政”思想。《寡人之于国也》节选自《孟子·梁惠王上》，是《孟子》体现“仁政”思想最重要的篇章。孟子针对诸侯纷争、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高瞻远瞩，独倡王道，论述了行“仁政”和“王天下”的关系，使之成为《孟子》全书的总纲。孟子一生经文纬武，胸藏韬略，不在其位而谋“仁政”，展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但在急功近利的战国时代，“仁义”治国的主张根本没有实现的社会基础。孟子积极用世，给后世留下了一幅完美的治国蓝图。他的思想，他的主张，可以作为千古“匡世的真言”。由《寡人之于国也》所想到的1.孟子说服梁惠王了吗？从历史记载上看，孟子在魏国都城大梁居住了一年多，当时，梁惠王应是将孟子作为贵客相待的，在梁惠王见孟子前后，他曾用惠施为相，进行改革，但效果不明显。相反，魏国先后出走了吴起、孙膑、商鞅、张仪、范雎、尉缭等名士，从国家人才大量流失情况可看出，当时的魏国政治腐败，梁惠王也是平庸昏聩的，因此，孟子虽然受到梁惠王的礼遇，但很难真正被赏识、重用。其次，梁惠王问政孟子，孟子劝他“施仁政，行王道”，排除国家功利主义，矫正时弊，对于这方面，梁惠王从各国革新的事件中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会因触犯到贵族的权益而受到激烈抵触，年老的梁惠王即使是心有余，也力不足，所以他不敢贸然推行孟子的主张。第三，梁惠王去世，孟子对新君襄王印象不好，“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见过襄王后认为这位魏襄王没有国君应有的威严，缺乏威严沉着的人君气度。面对这样一位国君，孟子虽然以浅显明白的语言向他宣讲仁政爱民的思想，但最终也是未见结果，不久，孟子就离开了魏国。2.孟子思想为什么不被采用？孟子的“仁政”思想总的指导原则，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构建和谐社会思想;同时也由“爱人”发展到珍惜一切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合理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强调物质需要是人们的第一需要，明确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孟子提出了“责任政府”的理念，出现问题了政府不能推卸责任。关于他的哲学理论，就本课而言，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的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先使人民“无饥”，再“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以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来认识“五十步笑百步”的道理，认识梁惠王的统治性质。所有这些都是极具典型意义的哲学思想。孟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了这些具有现代意识的政治观念，真是难能可贵。孟子所提倡的这些养民教民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即使到现在也具有进步意义。但在孟子所处的年代，是诸侯争霸、战争频繁、滥杀无辜、弱肉强食的社会，统治者的暴政带来的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现实。这从孟子的其他文章中可以看到的“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国君的生活状态都这样严峻，他们何暇顾及普通百姓的死活？所有这些思想，在情理上虽然是如此恰当和具有操作性，但对征战中的诸侯们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如果说陶渊明的世外桃源真的存在的话，可能关键在于“世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绝境”生存环境吧！3.孟子的“理想国”和孔子的“理想国”有什么_同之处？孔子没有明确说出要实现怎样的社会，他只认为当今是乱世，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可以看出来，直到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才给自己的老师勾画出了一幅美好的生活蓝图，这从“夫子喟然叹”可以感知到。这是一个自由、轻松、平和得没有一点生存压力的社会！是一种纯粹的理想社会。而孟子的“理想国”却是具体可感、有路可走的，分别从政治、经济、教育方面阐述，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而不是孔子的“大同社会”。孟子的理想是孔子理想的过程和途径，也是理论补充和完善;孔子的理想是孟子思想的终极目标！来源：作文周刊·高一读写版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产（恒产）便成为孟子推行仁政的当然要务，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实行仁政必须从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入手，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体系的框架而蕴涵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说来，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主张给民众百姓以足够的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使民众百姓能够自觉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保持社会处于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中，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就会铤而走险，“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9]民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10]孟子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和解释道德意识和观念产生的原因，肯定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愿望，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思维方法。孟子的这一表述是在继承其前辈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及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真实朴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民恒产”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满足民众百姓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具体说就是：（1）养老政策。孟子为有恒产者老有所养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好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还以文王善养老为例来说明：“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实，老者足以无失肉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12]这可以说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礼记》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对养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国早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养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土地政策。所谓土地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土地无论对广大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孟子把土地与人民、政事并列为诸侯的三宝，足见孟子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孟子主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3]。孟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众能够世世代代安心于土地劳作，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国家才会稳定，君主地位才会巩固。（3）渔业政策。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倡导渔盐之利。孟子长期游学于齐国，深受齐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样，孟子主张开放湖泊河塘，“泽梁无禁”，任人捕捞，百姓就会增加渔业产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现象的出现，应制订禁渔措施，如在规定的时间里禁止捕渔，不得用密网捕渔等，如果按照这一措施执行，则“鱼鳖不可胜食也”[15]。（4）林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渔业政策一样，在林业上，孟子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椁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识中，林木并非永久性资源，不可任意无节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时令进行砍伐，“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渐进，林木才有再生长的时间，长此以往，“材木不可胜用也”[16]。材木不可胜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尽孝道。因为在孟子看来，“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谓当大事。”[17]孟子“制民恒产”的几项政策措施可以说是对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制民恒产”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主张发展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显然，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齐文化对孟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耕社会，对商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但在对待商业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落后的，认为发展商业生产势必会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于逼迫百姓弃商返农[18]。孟子认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换中才能实行其商品价值，这与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对贩运中的商品不必征收关税，“去关市之征”[19]，而对欺行霸市的奸商行为，则必须征之关税，“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0]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外，同时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提出的“市价不贰”的主张，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了批判。许行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基础提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尽管孟子的理论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许行辈的批判却击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对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的强调，表明在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纯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响的儒家，而是熔铸了各家各派思想精华的儒家，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发展方向的儒家，同时也使儒家在与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民有恒产只是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因为没有恒产，其他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给了百姓足够的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就可以太平无事，就可以顺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恒产的同时，还要辅之于取民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制民恒产与取民有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合则美，分则伤；两者共同构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怎样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确的主张。首先，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21]，“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时期，土地归国家和王者所有，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谓的“田里不鬻”制度。自春秋以来，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各国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论语》中就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4]可见，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早期，国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对什二税制度，并从历史上的先圣先王那里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税率比鲁哀公时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在孟子看来是合理的税率。税赋征敛关乎国计民生，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26]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因此，孟子并不反对民众对国家应承担的正常的赋税义务，并不认为赋税越低越好，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貊）道”。孟子认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国则可，放之中原华夏之地则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则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限制在民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够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29]。从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设定的经济利益原则可以看出，孟子不但为统治者在大政方针上设计了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治国步骤，不论其所设定的政策原则可行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其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
好的方面可以发扬、铭记，不足之处也要注意甄别。 孟子为亚圣，主要以思想传世，对后世影响很大。 孟子生前虽未能实现其平治天下的愿望，但他的思想是上承孔子、下启荀子的先秦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对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同时对东西方文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孟子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孟子》一书中。性善说，是孟子思想的基石，它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之中。为人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提供了可能；为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人的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主张人生来都是善良的，都具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的发端。 “施仁政，行王道”是他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系统阐述了“仁政”型社会和谐理论，这一理论以经济和谐为基础，以道德和谐为核心，以上下和谐为主干，以善政善教为两翼。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重民轻君”是他“仁政” 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还十分注意人格修养，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性格塑造，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孟子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更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心。他赞扬禹稷的救世精神，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认为，生命与义，都是人所珍贵的，当生命与义不可兼得时，应当舍生取义。 在教育思想上，孟子非常重视培养贤才，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最大的乐事。他认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他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教育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特别强调学习过程中要有独立思考和见解。 孟子离开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他的性善说成为中国传统人性论的主流；他的王道、仁政学说，历代王朝奉为施政准则；他的良知说，启发了宋明理学的革新派；他的养气说，为后来心性论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料；他的仁者无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为后世外交军事的最高指导原则；他关心农业生产，使人民不饥不寒，几千年来被为政者奉为圭臬；他的社会和谐理论是中国古代社会和谐理论的代表，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孟子的思想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在国外也得到广泛传播，由于地理与政治的原因，《孟子》一书首先同其他儒家经典一起传入了高丽、日本、越南等国。孟子的思想学说在西方也得到广泛的传播，早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就把《孟子》译成拉丁文传回本国。随后，《孟子》又相继被译为法、德、英、俄等文，在西方诸国刊行。牛津大学把《孟子》中的篇章列为公共必修科目。伦敦大学把《孟子》列为古文教本。面对西方现代化后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许多西方学者对孟子的思想学说特别是道德心性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从中找出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办法。 孟子是邹城市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孟子》一书早已成为世界文明的瑰宝，孟子不仅属于邹城、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产（恒产）便成为孟子推行仁政的当然要务，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实行仁政必须从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入手，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体系的框架而蕴涵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说来，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主张给民众百姓以足够的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使民众百姓能够自觉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保持社会处于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中，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就会铤而走险，“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9]民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10]孟子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和解释道德意识和观念产生的原因，肯定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愿望，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思维方法。孟子的这一表述是在继承其前辈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及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真实朴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民恒产”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满足民众百姓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具体说就是：（1）养老政策。孟子为有恒产者老有所养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好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还以文王善养老为例来说明：“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实，老者足以无失肉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12]这可以说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礼记》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对养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国早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养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土地政策。所谓土地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土地无论对广大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孟子把土地与人民、政事并列为诸侯的三宝，足见孟子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孟子主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3]。孟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众能够世世代代安心于土地劳作，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国家才会稳定，君主地位才会巩固。（3）渔业政策。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倡导渔盐之利。孟子长期游学于齐国，深受齐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样，孟子主张开放湖泊河塘，“泽梁无禁”，任人捕捞，百姓就会增加渔业产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现象的出现，应制订禁渔措施，如在规定的时间里禁止捕渔，不得用密网捕渔等，如果按照这一措施执行，则“鱼鳖不可胜食也”[15]。（4）林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渔业政策一样，在林业上，孟子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椁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识中，林木并非永久性资源，不可任意无节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时令进行砍伐，“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渐进，林木才有再生长的时间，长此以往，“材木不可胜用也”[16]。材木不可胜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尽孝道。因为在孟子看来，“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谓当大事。”[17]孟子“制民恒产”的几项政策措施可以说是对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制民恒产”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主张发展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显然，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齐文化对孟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耕社会，对商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但在对待商业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落后的，认为发展商业生产势必会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于逼迫百姓弃商返农[18]。孟子认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换中才能实行其商品价值，这与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对贩运中的商品不必征收关税，“去关市之征”[19]，而对欺行霸市的奸商行为，则必须征之关税，“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0]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外，同时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提出的“市价不贰”的主张，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了批判。许行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基础提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尽管孟子的理论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许行辈的批判却击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对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的强调，表明在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纯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响的儒家，而是熔铸了各家各派思想精华的儒家，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发展方向的儒家，同时也使儒家在与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民有恒产只是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因为没有恒产，其他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给了百姓足够的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就可以太平无事，就可以顺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恒产的同时，还要辅之于取民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制民恒产与取民有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合则美，分则伤；两者共同构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怎样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确的主张。首先，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21]，“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时期，土地归国家和王者所有，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谓的“田里不鬻”制度。自春秋以来，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各国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论语》中就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4]可见，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早期，国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对什二税制度，并从历史上的先圣先王那里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税率比鲁哀公时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在孟子看来是合理的税率。税赋征敛关乎国计民生，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26]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因此，孟子并不反对民众对国家应承担的正常的赋税义务，并不认为赋税越低越好，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貊）道”。孟子认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国则可，放之中原华夏之地则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则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限制在民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够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29]。从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设定的经济利益原则可以看出，孟子不但为统治者在大政方针上设计了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治国步骤，不论其所设定的政策原则可行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其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
孟子的仁政思想及现代意义摘 要： 孟子作为儒家的一位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尤其是仁政说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本文先从性善论进行阐发，说明了性善论是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然后分别从经济、政治、教育方面来解析孟子的仁政思想，从而透视出其思想对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的现实意义。关键词： 孟子 仁政思想 现代意义孟子，名轲，邹人，是战国中期的儒家学派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据说他是鲁国孟孙氏之后，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孟子的思想，是通过子思而上承孔子，他对孔子非常地敬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孟子的学说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成为儒家学派其中一位主要的奠基人。一、性善论为孟子仁政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性善”是孟子学说的中心思想，也是其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由于孔子和孟子所处的时代不同，他们所面临的和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有不同的。在春秋时期，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在人性的问题上，孔子只是指出了所有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不过是后天的学习和环境的不同而使人们有所不同罢了。到了战国时期，由于阶级斗争的剧烈化，人性问题尤显突出了，人们充分地暴露了在思想品德方面的差异。当时的思想家们为了解决所面临的这一社会问题，便展开了对人性的探索，考察人性与现实的关系。于是，对人性的讨论，便成了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内容。孟子认为人性生来就是善的，并在此问题上展开了与告子的辩论。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他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从告子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以水来比喻人性没有所谓的善与不善的区别。孟子也以水来比喻人性，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不仅认为人性是善的，还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善端”，如：“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把这“四心”看成是“四端”的萌芽。并把这“四端”进行扩展，形成了仁、义、礼、智等道德，而且他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认为人的善性是一种内在的、自然的，与外在的因素无关。因此，孟子以具体事例来为此观点进行论证。他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故孟子由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推论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然后行不忍人之政，孟子的“仁政”观便由此而产生，为此，他做了详细的说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来源：文教资料
仁政王道之光 ----从《齐桓晋文之事》看孟子思想礼崩乐坏，诸侯纷争，战乱频仍，百家争鸣。历史的车轮呼啸碾过尘封的记忆，超越时空的对话带领我们聆听亚圣孟子灵魂的真谛。孟子名轲，邹国人，降生于那个古老而纷扰的年代。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没落为士后受学于孔子之孙，在战国时期把儒家学说继承流传，发扬光大。孟子在各国游说政治主张不被采纳时他不贪恋名位，毅然罢官而去，着书立说，广招门徒，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将来，而后与他的弟子们把自己的学说整理成书，即为《孟子》。位列四书，流传至今。《孟子》的出现，是古典散文从章到篇的划时代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不管是义正言辞的说理文也好，高谈雄辩的辩论文也好，幽默的谐趣的讽刺文也好，都具有明畅、犀利的风格。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站在士的立场上将他的政治主张、哲学理论、教育纲领等穿插其中，读之醍醐灌顶，令人受益匪浅，回味无穷。知识浅薄，接触的过孟子精髓不过是冰山一角。从最初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用兵观再到“鱼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就义观；以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人生观，孟子的思想延续至今，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那篇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齐桓晋文之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文中勾画的是一副多么温馨祥和的图景；书中讲述的又是一个多么浅显而深奥的道理。在那个兵戈相向的年景，诸侯各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人民陷于战乱的水深火热之中，食不果腹，颠沛流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路有饿殍。”广大下层民众在战争，贫穷，饥饿的夹缝中步履维艰，却还是摆脱不了苛政峻法的剥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所以，孟子提出“仁政”观点，民本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全书中很多篇章都彰显了这种“人民性”，他能够超越阶级的束缚，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分析利害关系，为民请命，是孟子学说进步性的一个体现，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统治者要想恒久稳固，长治久安，首先要“得民心”，“合民意”，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对于人民的需要要满足他们，给予他们充分的生产资料，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因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想要顺应时势的发展，在动荡多变的世界上立足。都应该“制民之产，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方能“王天下”。这种的仁政学说的基础是以是“仁、义、礼、智”四德为标志的“性善论”，推行仁政的关键是人们注重自己的灵魂修养，“养浩然正气”，国君“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友爱互助，那社会秩序自然井然有序，文明之气随之蔚然成风！仁政和民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王道。王道亦是孟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在本章中，孟子就是通过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方式，循序渐进鼓励齐宣王舍“霸”图“王”，分析了以力求霸必定失败保民而亡必定成功的两种既然不同的结局。这种王道的思想也同样贯穿于《孟子》中的其他的篇章：比如《寡人至于图也章》中孟子针对梁惠王自满于移民，移粟的矜功思想，用五十步笑百步的生动比喻，规劝他回归事物本质，施行王道才能“望民加多”，孟子曾多次借喻梁惠王实行王道，众所周知的“缘木求鱼”典故，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再如《夫子当路于齐章》中，承接本章，孟子对公孙丑首先表示鄙视霸道的态度，反映出当时人们迫切要求统一的呼声；还有《宋小国也章》中点明了“王政”就是同情人民疾苦，替人民做好事，就像尧舜殷汤一样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戴，就算国再小也不怕大国侵略；另外《易其田畴章》《齐王问卿章》中多次提到实行的王政施行后“老有所养”，“路不拾遗”“民胞物与”其乐融融的社会景象……无不在方方面面直接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王道思想。虽然在弱肉强食，称霸争雄的春秋战国有些不切实际，脱离潮流。但王道主张的“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天下归往”却为统治者设计了一条较为科学和清醒的统治道路。在当时为缓和阶级矛盾，客观上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部分要求，对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先承孔子的“仁”，为政以德，后被董仲舒异化为“天人感应”的思想，作为儒家学说的思想主流，和“礼”并用于封建社会的统治之中，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与大多儒学思想一样，王道受时代的制约，却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其一，王道思想片面的强调了“仁”和“徳”，没有考虑到社会所处的客观现实，忽视了法学的作用；其二，受“性善论”驱使太过注重人的自身操守，强调发挥人的自制力和能动性，具有一定的主观唯心的倾向；其三，社会大背景从分裂走向统一，战乱在所难免，孟子笼统反对一切武力有些过于盲目，不如墨子的“非攻”主张来的科学；其四，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儒家所提倡的“德政”和“道德感化”不利于有力地加强中央集权，难以实现国家统一，孟子在那时所勾勒的“大同社会”只能成为一种单纯美好的设想；其五，仁政和儒学都是为小农经济占基础的封建社会服务的上层建筑，所谓的仁政爱民，是一种有阶级的“小爱”而不像墨家所推崇的那种“兼爱”。“民贵君轻”的思想只不过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工具罢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对于当今社会，王道中的某些闪光的思想，仍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其中就包含了现在很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的雏形，指出开发索取要有节制，把握好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要爱护自然，保护生态，既要保证当代人的生产生活需要，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的生存资料供其繁衍生息。这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有先声先导之妙，可见孟子超凡的远见和惊人的卓识！还有孟子和世世代代的儒学家门孜孜追求的那个最高理想社会----大同社会。里边畅想的当大道也就是“王道”施行的时候，能“天下为公”，人们能“讲信修睦，各得其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东晋诗人陶渊明所期待的世外桃源，还有西方盛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当时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社会形态所要求的程度时，一切不过只是镜花水月般蓬莱仙境罢了。但毕竟在那段民不聊生的黑色日子里，能或多或少的在精神上给予身心困苦的人民大众以安慰。而现在不同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时代的日趋进步，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把这个追寻了千年的理想变为现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我们将“王道”的精神发扬光大，依然强调社会道德。但这种以德治事的思想是以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和物质财富为基础，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保障，依法治国为方略的。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完成中华名族的伟大复兴。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不是纸上谈兵的官文！“仁政王道在，光焰万丈长”，虽历经历史的洗涤，时光的锤炼，正真的精华也不会因年代的沧桑而褪色！“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让我们学着领悟的圣人思想汲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奋发图强，开创明天的辉煌！
十大伪专家是许宪春、张兴海、丁佐宏、董藩、陈浩、陶澍、孟晓苏、王福重、赵燕菁、李剑阁。
1、许宪春
许宪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代表言论：低收入群体可以出租闲置房或用私家车拉活来增加收入。
2、张兴海
张兴海，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代表言论：建议年轻人都进厂打工，鼓励支持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这样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不能只考虑个人收入。
3、丁佐宏
丁佐宏，月星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常委、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商会副会长。代表言论：66岁至79岁仍是中年，鼓励60岁以上老年群体再就业。
4、董藩
董藩，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代表言论：坚决不能取消预售制，因为预售制可以减少烂尾楼。
5、陈浩
陈浩，经济学家。代表言论：国内家庭平均总资产都很高。
6、陶澍
陶澍，中国科学院院士。代表言论：农民不能烧火做饭；不能烧炕取暖。所产生的烟雾的危害比甲醛的危害还大，所以建议农村不能用柴火烧火做饭了，都要用天然气。
7、孟晓苏
孟晓苏，中国房地产之父、享受国务院津贴、北大经济学博士、中房集团原董事长。代表言论：中国老百姓拿出三分之一的存款买房，中国经济就可以恢复了。
8、王福重
王福重，北大博士。代表言论：农民不能用收割机割麦子，会污染环境，农民贫穷是因为农民懒堕。
9、赵燕菁
赵燕菁，厦门大学教授。代表言论：适当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
10、李剑阁
李剑阁，经济学家。代表言论：我们不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低工资是我们的优势，老百姓工资太高了，应该降到合理水平。
暂未公布。孟晓苏，男，1949年12月出生于苏州，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教授。孟晓苏博士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秘书（1983年到1990年）、原国家进出口检验局副局长（1990年到1992年）、原中房集团董事长（1992年起）、原幸福人寿董事长（幸福人寿创办人）。全国人大原委员长万里秘书、中房集团原董事长，现担任汇力基金董事长、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
孟晓苏博士：孟晓苏博士是集高级领导干部、卓越企业家、著名学者于一身的著名爱党爱国公知人士。孟晓苏博士1949年12月出生，出生在苏州，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教授。孟晓苏博士是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的秘书（1983年到1990年）、原国家进出口检验局副局长（1990年到1992年）、原中房集团董事长（1992年起）、原幸福人寿董事长（幸福人寿创办人）。现担任中房集团理事长、幸福人寿监事长、汇力基金董事长、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执行副会长等职务。他被媒体誉为“中国房地产之父”。
1978-1981在山东章丘四中学习；1981-1986年在山东医科大学（现山东大学）学习，获学士学位；1986-1989年在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学习，获医学硕士学位；1994-1995年在菲律宾大学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2-2005年在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学习，获卫生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英国撒赛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进修和工作。孟庆跃教授先后在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地区防疫站和卫生局工作（1989-1992），山东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讲师, ），山东医科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山东医科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政策研究所（教授，），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中心主任，），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导，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执行主任，），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导，院长，）。
孟郊，字东野，唐朝人。
名字：孟郊
出生年份：751年
逝世年份：814年
出生地点：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
祖籍：平昌（今山东临邑东北）
现存诗歌500多首，以短篇的五言古诗最多，没有一首律诗。代表作有《游子吟》。艺术上不蹈袭陈言，或擅长用白描手法,不用典故词藻,语言明白淡素，而又力避平庸浅易。
孟郊（751—814），字东野，唐代著名诗人。湖州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人，祖籍平昌（今山东德州临邑县）。先世居洛阳（今属河南洛阳），后隐居嵩山。孟郊两试进士不第，四十六岁时才中进士，曾任溧阳县尉。由于不能舒展他的抱负，遂放迹林泉间，徘徊赋诗。以至公务多废，县令乃以假尉代之。后因河南尹郑余庆之荐，任职河南（河南府今洛阳），晚年生活多在洛阳度过。唐宪宗元和九年，郑余庆再度招他往兴元府任参军，乃偕妻往赴，行至阌乡县（今河南灵宝），暴疾而卒，葬洛阳东。张籍私谥为”贞曜先生“。扩展资料：孟郊的文学成就：1、诗歌题材在内容上，孟郊的诗超出了大历、贞元时代那些狭窄的题材范围。固然，他的诗的主旋律是中下层文士对穷愁困苦的怨怼情绪，这是他屡试不第、仕途艰辛、中年丧子等生活遭遇决定的；但他还是能透过个人的命运看到一些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以诗来反映这些生活。2、诗歌思想孟郊接过元结一派手中的复古旗帜，在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上继续宣扬其复古思想。他宣扬仁义道德，歌颂尧舜古风，批判浇薄时风和叛乱犯上，处处显示出一个伟岸君子的姿态，对时俗采取一种不合作态度：“耻与新学游，愿将古农齐。”他所结交的官僚和朋友，如郑余庆等也大多是些重道德，守古遣的人物。3、诗歌艺术其一，古朴凝重，避熟避俗。孟郊诗歌与当时盛行的浅俗流易不同，具有古朴凝重的特点，在古朴自然中又营造出新鲜的艺术效果。孟郊惯用白描，《洛桥晚望》“天津桥下冰初结，洛阳陌上人行绝。榆柳萧疏楼阁闲，月明直见嵩山雪”笔力高简，历来为人称道。
【简介】孟郊（751年－814年），字东野，唐代诗人，唐朝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汉族。现存诗歌500多首，以短篇的五言古诗最多，没有一首律诗。代表作有《游子吟》。有“诗囚”之称，又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祖籍平昌（今山东临邑东北）。先世居洛阳（今属河南）。父庭玢，任昆山县尉时生郊。孟郊早年生活贫困，曾周游湖北、湖南、广西等地，无所遇合，屡试不第。贞元中张建封镇守徐州时，郊曾往谒。46岁（一说45岁），始登进士第，有诗《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然后东归，旅游汴州(今河南开封)、越州（今浙江绍兴）。贞元十七年（801年），任为溧阳尉。在任时常以作诗为乐，作不出诗则不出门，故有“诗囚”之称，不事曹务，还被罚半俸。元和初，河南尹郑余庆奏为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定居洛阳。60岁时，因母死去官。郑余庆镇守兴元，又奏为参谋、试大理评事。郊应邀前往，到阌乡（今河南灵宝），暴病去世，时为元和九年，孟郊的朋友韩愈等人凑了100贯为他营葬，郑余庆派人送300贯，“为遗孀永久之赖”。张籍私谥为贞曜先生。唐人认为孟诗是“元和体”的一种，“元和已后”，“学矫激于孟郊”（李肇《唐国史补》）。唐末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他为“清奇僻苦主”。宋诗人梅尧臣、谢翱，清诗人胡天游、江湜、许承尧，写作上都受到他的影响。对孟诗的评价，持褒义论的，韩愈、李观以后，有贯休、黄庭坚、费衮、潘德舆、刘熙载、陈衍、钱振锽、夏敬观等；持贬义论的，有苏轼、魏泰、严羽、元好问、王闿运等。他和贾岛都以苦吟著称，又多苦语。苏轼称之“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后来论者便以孟郊、贾岛并称为苦吟诗人代表，元好问甚至嘲笑他是“诗囚”（《论诗三十首》）。今传本《孟东野诗集》10卷，出自北宋宋敏求所编刊，黄丕烈所藏北宋蜀本，已不可见。陆心源所藏汲古阁影宋精本，今归日本。通行本有汲古阁本，闵刻朱墨本。《四部丛刊》影印杭州叶氏藏明弘治本。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末附孟郊年谱、遗事辑录。注释有陈延杰《孟东野诗注》，夏敬观选注《孟郊诗》。事迹可参考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夏敬观《孟东野先生年谱》、华忱之《唐孟郊年谱》。孟郊专写古诗以短篇五古最多。其中有的诗反映现实，揭露藩镇罪恶，如《征妇怨》、《感怀》、《杀气不在边》、《伤春》等；有的关心人民疾苦，愤慨贫富不均，如《织妇辞》、《寒地百姓吟》等；有的表现骨肉深情，如《游子吟》、《结爱》、《杏殇》等；有的刻画山水风景，如《汝州南潭陪陆中丞公宴》、《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枋口柳溪》、《石淙》、《寒溪》、《送超上人归天台》、《峡哀》、《游终南山》等；有的写仕途失意，抨击浇薄世风，如《落第》、《溧阳秋霁》、《伤时》、《择友》等，还有的自诉穷愁，叹老嗟病，如《秋怀》、《叹命》、《老恨》等；而“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一类诗，虽反映了世途艰险，但也表现了作者偏激的心情。孟诗艺术风格，或长于白描，不用词藻典故，语言明白淡素而又力避平庸浅易；或精思苦炼，雕刻奇险。这两种风格的诗，都有许多思深意远、造语新奇的佳作。但也有些诗过于艰涩枯槁，缺乏自然之趣。他和贾岛齐名，皆以苦吟著称，唐人张为称他的诗“清奇僻苦主”，而苏轼则称“郊寒岛瘦”。后来论者把孟、贾二人并称为苦吟诗人的代表。今传本《孟东野诗集》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有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夏敬观、华忱之均著有其年谱。一生困顿，性情耿介，诗多描写民间疾苦和炎凉世态。语言力戒平庸，追求瘦硬奇僻的风格。【诗歌风格】人们曾把孟郊与韩愈并称“韩孟诗派”，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尚古好奇，多写古体诗。但孟郊所作，多为句式短截的五言古体，用语刻琢而不尚华丽，擅长寓奇特于古拙，如韩愈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而韩愈的七言古体最具特色，气势雄放而怪奇瑰丽。他们的诗都很有力度，但韩愈的力度是奔放的，孟郊的力度则是内敛的。他更多地学习了汉魏六朝五言古诗的传统，正如李翱所说，“郊为五言诗，自汉李都尉（陵）、苏属国（武）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因此，与大历、贞元诗人相比，他更接近汉、魏风骨；而与他之后的韩愈、李贺相比，则又较多地保留了大历、贞元诗风的痕迹。这并不是说孟郊只是一味模仿汉魏六朝诗风，在学习古代诗歌艺术的同时，他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内容上，孟郊的诗超出了大历、贞元时代那些狭窄的题材范围。固然，他的诗的主旋律是中下层文士对穷愁困苦的怨怼情绪，这是他屡试不第、仕途艰辛、中年丧子等生活遭遇决定的；但他还是能透过个人的命运看到一些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以诗来反映这些生活。其中有的揭露、针砭了社会上人际关系中的丑恶现象，有的则尖锐地揭示了贫富之间的不平等。如《寒地百姓吟》以“高堂捶钟饮，到晓闻烹炮”与“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两相对照，《织妇辞》描写了织妇“如何织绔素，自着蓝缕衣”的反常现象。他写这种诗常有很深刻的心理体验，如《寒地百姓吟》中“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之句，实非泛泛纪述民间疾苦者可比。应该说，在杜甫之后，孟郊又一次用诗歌深入地揭露了社会中贫富不均、苦乐悬殊的矛盾。孟郊还有一些诗描写了平凡的人伦之爱，如《结爱》写夫妻之爱，《杏殇》写父子之爱，《游子吟》写母子之爱，这些题材已经在很长时间内被诗人们忽视了。其中《游子吟》是一首真挚深沉、感人至深的小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艺术手法上，孟郊的诗歌中出现了大历、贞元诗歌所没有、在这以前也不曾有过的新特点，即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中所说的“钩章棘句，掏擢胃肾“式的险奇艰涩。这一方面与他刻意求工，精思苦吟有关，另一方面与他心情郁闷、情绪低沉有关。在《夜感自遣》中，他说自己“夜学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苦苦地写诗，就必然要道人所未道，刻意寻求新词句，用过去诗中少见的僻字险韵与生冷意象；而心理的压抑、不平，使得他所追求的新的语言表现多带有冷涩、荒寞、枯槁的色彩和意味，从而尽可能把内心的愁哀刻划得入骨和惊耸人心，如：老虫干铁鸣，惊兽孤玉咆（《秋怀十五首》之十二）；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瘦攒如此枯，壮落随西曛（同上之五）；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同上之二）；蜿蜒相缠掣，荦确亦回旋。黑草濯铁发，白苔浮冰钱（《石淙十首》之四）；劲飙刷幽视，怒水慑余湍（同上之十）。在这些诗中，他精心选用了“剸”、“梳”、“印”、“刷”等令人感到透骨钻心的动词与“峭风”、“老虫”、“病骨”、“铁发”、“怒水”、“劲飙”、“黑草”、“冰钱”等感觉上属于暗、冷、枯、硬的意象相配，构成了一组组险怪、生硬、艰涩的句子，传达了他心中难言的愤懑愁苦。对于孟郊的诗风，历来的评价相去甚远。如韩愈、李翱固然对他褒扬有加，而后世如元好问却称之为“诗囚”（《论诗三十首》），苏轼更将其诗譬喻为外壳坚硬而嚼之无味的“空螯”（《读孟郊诗》）。但平心而论，孟郊诗的语言独创性是无可否认的。宋人许顗《彦周诗话》谓其“能杀缚事实，与意义合，最难能之”，就是对他能以强有力的语言改造客观事物的形态以表现自我的心理表示赞赏，这确非易事。当然，孟郊也有平易朴素、自然流畅的诗作，但这些诗作在当时并不太引人注目（尽管《游子吟》等诗在后世被广泛传诵），倒是上述风格的诗作，在内容上、语言上都显示了元和年间诗歌创作的新变化、新特点。好奇尚险的诗风在韩愈手中有了进一步发展并蔚为风气。孟诗现存500多首，以短篇五古最多,没有律诗。艺术上不蹈袭陈言，或擅长用白描手法,不用典故词藻,语言明白淡素，而又力避平庸浅易；或“钩章棘句，掐擢胃肾”（《墓志》），精思苦炼，雕刻其险；如韩愈所说“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答孟郊》)，一扫大历以来的靡弱诗风。其中有的诗篇反映时代现实、揭露藩镇罪恶，如《征妇怨》、《感怀》、《杀气不在边》、《伤春》等;有的关心人民生活、愤慨贫富不平,如《织妇辞》、《寒地百姓吟》等;有的表现骨肉深情,如《游子吟》、《结爱》、《杏殇》等;有的刻画山水风景,如《汝州南潭陪陆中丞公宴》、《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枋口柳溪》、《石淙》、《寒溪》、《送超上人归天台》、《峡哀》、《游终南山》等;虽然社会生活内容不同,都思深意远，造语新奇，体现了孟诗的特色。有些作品如《秋怀》等，则情调不免低沉；“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一类诗句，虽反映了世途艰险，但也表现了狭窄的心情。【孟郊小故事】小孟郊巧对挫钦差唐朝时候，武康县出了个才子叫孟郊。这个孟郊出身微贱，但读书用功，方才出众。一年冬天，有个钦差大臣来到武康县了解民情。县太爷大摆宴席，为钦差大人接风。正当县太爷举杯说“请”，钦差大人点头应酬的辰光，身穿破烂绿色衣衫的小孟郊走了进来。县太爷一见很不高兴，眼珠一瞪喝道：“去去去，来了小叫花子，真扫雅兴。”小孟郊气愤地顶了一句：“家贫人不平，离地三尽有神仙。”“唷！小叫花子，你甭狮子开大口，我倒要考考你。我出个上联，你若对得出，就在这里吃饭。若是对不出，我就判你个私闯公堂，打断你的狗腿。”钦差大臣阴阳怪气地说。“请吧。”小孟郊一点也不害怕。这钦差大人自恃才高，又见对方是个小孩，便摇头晃脑地说：“小小青蛙穿绿衣”小孟郊见这位钦差大臣身穿大红蟒袍，又见席桌上有一道烧螃蟹，略一沉思，对道：“大大螃蟹着红袍”钦差一听，气得浑身象筛糠，但有话说在先，又不好发作，便对县官说：“给这小儿一个偏席，赏他口饭，看我再和他对。”这老钦差三杯老酒落肚，又神气活现开了，他斜了一眼小孟郊，又阴阳怪气地说：“小小猫儿寻食吃”小孟郊看着象馋狗啃骨头似的钦差大臣，又看着拍马溜须的县太爷，心想，你们这帮贪官污吏，便怒气冲冲地回敬道：“大大老鼠偷皇粮”。钦差大臣、县太爷一听吓得目瞪口呆，出了一身冷汗。原来他们吃得正是救灾的银子呢，只好做贼心虚了。【作品欣赏】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结爱心心复心心，结爱务在深。一度欲离别，千回结衣襟。结妾独守志，结君早归意。始知结衣裳，不如结心肠。坐结行亦结，结尽百年月。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列女操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贞妇贵殉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井中水。【注释】①梧桐：传说梧为雄树，桐为雌树，其实梧桐树是雌雄同株。②殉：以死相从。【简析】��这是一首颂扬贞妇烈女的诗。��以梧桐偕老，鸳鸯双死，比喻贞妇殉夫。同时以古井水作比，称颂妇女的守节不嫁。此诗内容或以为有所寄托，借赞颂贞妇烈女，表达诗人坚守节操，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之品行。然而，就全诗看，从题目到内容的全部，都是为了明确的主题的。就诗论诗，不能节外生枝，因此，不能不说它是维护封建礼教道德的，是属于封建糟粕的，应予批判。【“郊岛”】 【注音】：jiāo dǎo中唐诗人孟郊、贾岛的合称。孟郊比贾岛大28岁，是贾岛的前辈诗人。但他们都是遭际不遇，官职卑微，一生穷困，一生苦吟。孟郊“一生空吟诗，不觉成白头”(《送卢郎中汀》)；贾岛“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相传他“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他们又都是韩愈的诗友。韩愈对他们的诗也都很赞赏，说孟郊诗“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荐士》)，贾岛诗“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但重视郊较过于岛。郊、岛二人偶有诗相投赠，在当时并不齐名。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孟郊为“清奇僻苦主”，贾岛则为“清奇雅正”的升堂七人之一。宋代欧阳修始以两人并举，谓“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书梅圣俞稿后》），苏轼有“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之论。二家诗“清奇”“悲愁”，造语刻炼，白描不用词藻，是共同之处。但孟郊诗以五古为主，不作律诗；贾岛诗以五律为主，古体较少；孟郊对社会生活观察较广，感情较深，有关心国事民生的作品；贾岛则生活较窄，对世事较冷淡，一味枯寂幽峭，情调凄黯，是不同之处。潘德舆以为“郊岛并称，岛非郊匹，人谓寒瘦，郊并不寒也”(《养一斋诗话》)。此论有代表性。但贾岛对后来的影响大于孟郊：晚唐五代被诗论家称为“贾岛时代”（闻一多《贾岛》），宋代“九僧”、“四灵”，明代“竟陵派”，清代“浙派”，学贾岛成为流派；学孟郊的只是个别的诗人。
孟郊诗风的异同的开题报告的格式(通用) 由于开题报告是用文字体现的论文总构想，因而篇幅不必过大，但要把计划研究的课题、如何研究、理论适用等主要问题说清楚，应包含两个部分：总述、提纲。 1 总述 开题报告的总述部分应首先提出选题，并简明扼要地说明该选题的目的、目前相关课题研究情况、理论适用、研究方法、必要的数据等等。 2 提纲 开题报告包含的论文提纲可以是粗线条的，是一个研究构想的基本框架。可采用整句式或整段式提纲形式。在开题阶段，提纲的目的是让人清楚论文的基本框架，没有必要像论文目录那样详细。 3 参考文献 开题报告中应包括相关参考文献的目录 4 要求 开题报告应有封面页，总页数应不少于4页。版面格式应符合以下规定。 开题报告 学生： 一、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2、 现实意义 二、 论文综述 1、 理论的渊源及演进过程 2、 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 国内研究的综述 4、 本人对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 论文提纲 前言、 一、 1、 2、 3、 二、 1、 2、 3、 三、 1、 2、 3、 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 一、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 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究概况 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五、预期的结果 六、进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