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合肥市人大常委会首次设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汪伦才案件”实施监督，查清了“汪伦才案件”的真相，使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涉案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得到查处，维护了司法公正和法律的尊严，提高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社会反响强烈，全国多家新闻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或转载，其中《合肥晚报》的“汪伦才案件系列报道”还被全国人大评为2001年度宣传人大制度好新闻一等奖。
采用特定问题调查这一法定形式，对社会反响强烈的具体案件实施监督，是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成立以来的首次，这是个案监督形式的的一次勇敢尝试和重大突破。这一成功的实践为个案监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例。
一、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法律规定的强硬的人大监督形式
所谓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查证某个重大问题而依法定程序组织的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会；第五十二条规定：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提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全体会议决定。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过。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从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这是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强硬的监督措施，它的特点在于：一是特定问题调查不同于人大的一般调查，它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职能的活动。二是特定问题也不同于一般问题，它是指某项特殊或重大的问题。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就“汪伦才案件”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正是因为这一案件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述特性。“汪伦才案件”缘于1996年11月肥东县财办下属企业负责人汪伦才与承包人王某某因承包结算引起的争吵撕拉案件。这起原本普通的民事纠纷，由于一些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规范，个别司法人员在办案中置公民权益于不顾，不能公正司法，致使案件性质变为刑事案件，历时三年多才作出终审裁定，给当事人及其家庭带来极大伤害。虽最终裁定受害人无罪，但有关部门不追究作假诬陷者的法律责任，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得不到应有赔偿；案件涉及市、县两级公、检、法机关以及市、县两级卫生部门和法医鉴定单位，涉案面广，社会影响大。我市人大常委会正是抓住了“汪伦才案件”的这些典型性，运用特定问题调查这一监督形式实施监督。其目的不是单纯为一个案件或给汪伦才一个说法，旨在通过这一案件的调查和深入剖析，找出我市司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监督和促进司法部门切实做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和公正司法，自觉维护法律尊严，推进依法治市进程。
二、依法办事是成立特委会监督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
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是实现法治的关键。包括权力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自觉做到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权威。作为行使立法和监督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依法治国中起主导作用，更应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监督。
一是坚持依法开展监督的原则。监督个案重在事实和证据，关键是证据要有法律效力。特委会的调查非一般意义上的调查，要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仅需要取证的方式符合法律程序，更需要使证据符合法律要求、具有法律效力。特委会对“汪伦才案件”中的关键证据的查证，一方面请公安刑侦人员参加，一方面走访多名专家，并到省和国家级的司法鉴定部门进行鉴定取证，使得证据的取得符合程序，经得起推敲，为常委会的依法监督案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坚持事后监督的原则。人大对司法机关具体案件的监督，其法律界限就是不妨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我市人大常委会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在司法机关对“汪伦才案件”最终裁定后实施的监督。因此不仅没有代替或干扰司法机关独立办案，而且充分运用法律规定的间接手段达到监督目的。这一点也得到司法部门、法学界专家学者的广泛认可。
三是坚持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这是由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决定的，也是保证人大个案监督工作的公正性、权威性的关键。我市人大常委会在特委会的提起、组织、调查、处理等四个环节的决策上，都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集体审议决定，杜绝了监督行为个人意志化。
四是不直接处理问题的原则。人大要做到监督不越位，就不能代行行政、检察和审判机关的权力，否则就会出现职责不清、越俎代庖情况。汪伦才案件特委会在实施调查时，只查与案件有关的问题，对于其他问题只听不查或建议依法举报，由有关部门另案处理。查清问题后，涉及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只在特委会的调查报告中提出处理意见，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后，交由“一府两院”处理，对处理不到位的，再通过审议意见书的形式督促“一府两院”进行整改，并要求报送处理结果。
三、严谨细致是特委会开展工作必须坚持的作风
坚持严谨细致的作风，既反映的是工作态度，也体现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人大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人大行使监督权力的法定形式，其监督的对象是本行政区域内重大违法失职事件或其他重大事件。因此，更应自觉坚持严谨细致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查清案情真相，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客观公正的处理，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一是强化组织。特委会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查清案情，特委会成员和工作人员的配备十分关键。为此，要选择那些业务素质好、政治素质高、纪律观念强、有吃苦耐劳精神的同志组成调查组。我市人大常委会根据案情的需要，挑选有多年司法领导工作经验的同志和相关工作委员会领导及法律工作者共8人组成了特委会。特委会成员专业结构互补，彼此团结协作，有效地完成了任务。
二是精心准备。特委会监督是事后监督，开始监督距案发时间一般都较长，加上特委会监督的案件案情往往也比较复杂，这就给特委会的调查取证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因此，调查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进行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制定调查方案、落实调查经费和交通工具等。为了保证特委会投入工作后能在计划的时间内查清案件真相，我市人大常委会给特委会的工作以极大的支持，不仅在经费和交通工具等方面给予优先保障，还邀请法律界的专家给调查组集体“充电”。特委会为保证初战必胜，也没在急于行动，而是先关起门来研究“战略战术”，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调查取证方案。明确了调查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对调查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预测，并定出应对措施。由于准备工作扎实有效，为下一步的调查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深入细致调查。特委会调查的事项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和个人的行为，调查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抵触和人为设置的障碍，如果只是在浮在表面查，很难查到案件的真实情况，必须深入进去刨根问底，方能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确定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应负的责任。为查清“汪伦才案件”的真相，特委会调阅了肥东县公安局、县法院、县检察院以及合肥市中级法院、市公安局法医室近20册案件卷宗；分析对比了公安、检察部门当时所作的40多人次的证人、证言笔录；先后听取了合肥市、肥东县有关部门关于案件办理情况和肥东县财办对“汪案”善后工作处理意见的汇报，以及肥东县医院对另一当事人诊疗情况的说明；对案件主要承办人、案件当事人进行了集体或个别调查。调查范围涉及10多个单位、50多人次和十几名法医学专家。为确定另一当事人是否因“脾破裂”而造成轻伤，特委会成员专门携带其病史资料和有关案件卷宗，远赴上海，请国家司法部授权进行刑事科学鉴定的单位——华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王的伤情进行鉴定。经过两个多月深入细致的调查，终于查清了整个案情。
四、对特定问题调查的处理要跟踪监督到底
人大运用特委会监督具体案件，其目的就是保证错案和执法过错得到依法查处和纠正，使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得到依法处理，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不查处或查处不力，执法犯法、徇私枉法就难以从根本上杜绝，个案监督就会半途而废，就起不到教育和警示作用。汪伦才案件特委会经过两个月深入细致的调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汪伦才案件调查报告》，明确提出五条处理意见。根据调查报告和委员的审议意见，常委会作出了《关于汪伦才案件调查报告的决议》，既增强了监督的刚性和力度，便于执行机关把握处理的尺度，又便于权力机关跟踪监督。在“一府两院”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贯彻落实人大决议情况后，市人大常委会又作出了《对“一府两院”贯彻落实〈关于汪伦才案件调查报告的决议〉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意见”对“一府两院”落实决议充分肯定的同时，针对少数部门认识不到位、处理不到位的情况，又提出四条处理意见，要求“一府两院”认真办理，并将办理结果报下次人大常委会。在市人大常委会的跟踪督促下，“一府两院”分别落实了人大常委会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意见。
合肥市人大常委会运用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形式监督重大的人民群众关注的司法案件，不仅增强了人大监督工作的刚性和实效性，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且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次生动、具体的、有说服力的宣传。其意义已超过了对这一具体案件处理的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