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夺取金牌总数第一；田径、三大球等高含金量项目的表现，尽量好一些；这样具有重大意义的目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为此，需要切实改善体育行政管理。
关键词：北京奥运会;体育行政管理;二元训练理论;一元训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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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夺取金牌总数第一；田径、三大球等高含金量项目的表现，尽量好一些；这个目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金牌不是评价奥运会的唯一因素，却无疑是主要因素之一；高含金量项目水平对评价体育强国更有重大意义。）历史上曾经百多年饱受屈辱（包括 “东亚病夫”的蔑称）而当前正在崛起中的中华民族，能够在奥运大平台上展示出这样的软实力，对于人民增厚平等和自尊感，以进一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增强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是百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体育为国立功，此其时矣！能不能做到，就在于能否理顺关系，团结和协调全国的有关力量。作为体育战士，就像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一样，这是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即使需要克服再大一点困难，花尽最后一点精力，也是心甘情愿的。在这样的形势下，能否做到、做好，关键就在于体育行政领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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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体育运动发展百来年，运动成绩水平有了大幅度进步。促使成绩水平进步的主要原因有二：人力和物力的投入；训练方法的改进。
运动竞赛的胜负，基本上由投入和训练方法这两大因素决定之。“投入”的对立面，就是“投入不足”；如果不存在“投入不足”，就看谁的训练方法更先进了。www.133229.CoM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训练方法决定了运动成绩水平。刘翔的辉煌和中国田径大多数项目的沉闷，首先就在于，各自所采取的训练方法大不相同。在这里可以看到：训练方法的能动性和重要性。
几十年来，中国的体育运动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在体制上，中国主要靠国家行政，西方主要靠社会。在大量的低含金量项目上，中国夺得了国际优势；这主要靠“充分投入”，超越于西方的“投入不足”。在高含金量项目上，西方基本不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中国在训练方法上的落后，就暴露出来了。高含金量项目成绩水平的差距，从根本上看，主要是训练方法的差距。新中国建立已近六十年，训练方法的差距，不能继续简单地归结于历史原因，而应该主要地归因于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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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坛与中国体坛，在行政管理上存在明显区别：国际体坛的训练工作，理论对于实践，虽然具有影响力，却并无行政约束力。中国体育行政所认定的训练理论，对于训练实践，却具有很大的行政约束力。
国际体坛与中国体坛训练理论的核心内涵：“运动成绩由体能＋（加）技术构成”，这是全面化的“二元理论”。“体能与技术是同一本质的不同侧面，两者不能彼此分离”，这是专项化的“一元理论”。不同理论决定了不同的训练方法、特别是训练大方法。
半个世纪以来，国际体坛与中国体坛领导层所认定的训练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是“二元训练理论”。同时，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开始，在中国民间，还逐渐孕育出系统形态的“一元训练理论”；而国际体坛则尚无。
由于行政管理方式上的不同：国际体坛的训练实践中，存在着进化运动（主要由于教练员对训练工作具有充分的自主权）。中国体坛的训练实践，则基本上不存在进化运动。
无数事实表明：国际体坛训练实践进化运动的发展走势，是从“二元训练理论”潜在地趋向于“一元训练理论”。而中国体育行政却仍然持“二元训练理论”。这就在相同理论认识的掩盖下，运行着相反的实践动向。不但如此，中国体育行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对民间的“一元训练理论”萌芽，还进行了有规模、有声势的“大批判”；这就更加加大了对于训练进化运动的阻断力度，加深了与国际训练实践相反的发展动向。
上述差异，就使中国体坛的训练方法，对国际体坛处于“被迫尾随”的局面。这在高含金量项目上，尤其明显。时间的流逝导致积重难返，以至于不得不采取引进洋教练的办法。由于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认识，而引进的选择和实行也难免认识的影响（如期望被引进者“态度谦虚、便于领导”等等）；所以，这种引进，只能缓解、并不能扭转“被迫尾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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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者不弱，弱者不来。对于奥运赛场来说，胜败可能就在毫厘之间。对于赛场上的中国选手，增强一点就可能获胜，坑害一点就可能落败。（对于小胜、大胜、惜败、惨败……等等结果差别，也存在着类似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体坛无数实践事例证明，“二元训练理论”可以坑害选手，“一元训练理论”可以增强选手。（刘翔的扬威全球，中国足球的屡战屡败，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对于业外人士，不能苛求辨别这一点；对于体育岗位上的领导，若始终不能辨别这一点，将无以对历史交代。能不能辨别，对备战北京奥运会是现实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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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元训练理论”的原创者之一，几十年来，我从未停止过一次次向中国体育行政领导进行申述。因为，作为已被打入另类的“一元训练理论”，在体育行政未解除批判态度——在实践者存在害怕沾边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获得与“二元训练理论”平起平坐的学术竞争地位的。而人为制造着的这种学术壁垒，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这些申述，绝大部分杳无回音。少数几次，有好心的领导答复我：交给“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去了。于是我们看到，在创新训练理论与训练实践者之间，横亘着不止一道闸门：体育行政、以及为行政决策服务的“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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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关部门我以为是体育的学术庙堂。它能够促使训练方法进步吗？能够欢迎或至少是容忍新生的“一元训练理论”吗？让我们来看看历史和现实：
第一，在新中国体育史上，从朱建华、崔文华到刘翔……有哪一桩重大成功，是在中国体育学术庙堂的经典精神（“二元训练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有哪一桩不是反映专项化征途上的里程碑——突破“框框”取得的？突破谁的“框框”？不就是“体育学术庙堂”自己的“框框”吗？
第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元训练理论”在中国民间刚刚萌芽的时候，不就是由体育学术庙堂打头，才搞出来这次“大批判”，欲一举浇灭这个“星星之火”的吗？四十多年来，不断地打击压制“一元训练理论”的多少次申述努力的，不仍然是这个学术庙堂吗？
第三，由“二元”走向“一元”，虽然是国际体坛训练实践进化运动半世纪来的发展大趋势。但是，在国际体坛理论界，迄今尚无成形的“一元训练理论”呈现（主流理论仍然是“二元训练理论”）。在这样的学术形势下，中国体育学术庙堂，谁敢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眼前得失，主持正义，揭竿而起，欢迎创新理论呢？更何况其背后，还存在着深刻的学术“范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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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创新，必然激起是是非非。这是否能由原来的学术权威进行公正的判断呢？
库恩引用大科学家普朗克“悲伤的”话语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胜利并不是靠使它的反对者信服和领悟，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反对者终于都死了，而熟悉这个新科学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托马斯．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36页。）库恩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艰巨研究中得出：具体的认识，是与认知思维的“范式”密切联系着的。沉陷在旧“范式”中的、过时的“科学家”，即使已经接触到了新鲜的事实，也不可能认同创新的科学真理。科学创新，首先要突破认知思维的旧有“范式”。
可见，依靠原来的体育学术庙堂权威，来推举创新的训练学理论，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我国体育学术界的独特问题，而是世界科学界认知运动中的一项普遍规律。
四十多年来，“一元训练理论”得到无数的、显著的实践事实的证实和支持，却不能获得我国体育学术庙堂的认可，这正好证明了库恩的结论。同时说明，“一元”、“二元”两种训练理论，并非简单的、浅显的认识区别；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范式”鸿沟，它们是不可通约的。
体育行政对于训练理论的重大论争，需要从“范式”演进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对待。对于创新理论，不能漠不关心，不能下意识地拒斥，更不应该简单地交给学术庙堂包办，而应该敏锐地尊重训练实践的判别。科学真理是必须依靠实践、而不是依靠原来的学术权威来进行识别判断的。只有实践，才是最公正、并负有最高判断责任的法官。实践标准，这是进步的动力。这就需要给予创新和实践相互间，结识、结合、互动的自由和方便；需要给予、而不是扼杀有关的条件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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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创新、特别是封闭实践者对于创新思想的可能接触机会，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严重失误之一；允许、欢迎并鼓励理论和知识的创新，藉以尝试解决实践难题，这正是现代文明的伟大内涵之一。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精神状态，需要改进和改革。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古国（考古新发现又前推了几千年）。这是同它的优秀的民族精神状态分不开的。中国儒家，主张仁爱、教化、威权、宽容、自强、贡献社会，在这样的精神主导下，历史地成就起伟大的民族。但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唯上、唯书”，讲究大一统，就是一个突出表现。创制，被规范为“上面”的事情。这就严重地抑止了创造性、特别是中下层的创造性；严重削弱了核心竞争力。
《论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认识民众也是知识和智慧的创造性源泉，缺乏民主思想。这与“唯上智与下愚不易”是一致的。久而久之，这就不仅是“认知”问题，也是“秩序”（面子、排场）、甚至是“政治秩序”的问题了。结合着对“内圣外王”的讲求，不但是创造性，甚至连知识，也似乎变成统治者和上层的专利了。并认为：若民间搞起创造性，就有“僭越”的嫌疑。若允许、鼓励创新争论，就会予人以“乱糟糟”的印象，予人以社会不稳的危险印象。
这与所有权问题是一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物质财富都归属于最高统治者。他可任意地予取予求（没收），而民众和臣下的财富，均须仰赖于最高统治者的恩惠，是不具有法律保障的。郑和下西洋，秉承的完全是皇帝的意旨；这与哥伦布的自主创新，并且同国王签订有规定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协议，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其后果也就完全不同了。
在欧洲中世纪，也存在过与中国传统相似的问题。所以，哥白尼等科学家，正是由于其发现、发明、创新，遭受了残酷的惩罚。然而，经过政治和社会变革，西方的这类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经过文艺复兴等文化运动，群众思想也已基本解放。这就进入了现代社会：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从蒸汽机到电算机，风起云涌；从《国富论》到《资本论》，都可以自由出版流行。这就出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空前涌现的历史时代。作为下层职员的亚当•斯密，可以被英国首相尊奉为先生；革命导师马克思，可以被西方社会评价为千年知识分子的首席。
在我国，面临任何难题，群众总是盼望圣人和救世主的出现，而不是解放自己的创新精神去解决。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是，其制造业内容，却主要是仿制和组装型制造，而并非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制造。其要害，就在这里。
党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召唤。这既是重大的经济改革和建设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改革和建设问题。陈云同志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15字箴言的核心，就是要改革民族的精神状态，使普通人也能够焕发出自由的精神，进行独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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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工作由认知、操作、反馈观察三个环节构成。反馈观察就是再认知，三环节实际是两因素。
历史上，训练工作表现出经历训练、经验训练、科研训练三种状态：“经历训练”就是第二次照着第一次重复，徒弟照着师傅重复。“经验训练”就是重复中有改进，而并非简单的重复；它的持续运行，就会演化成训练方法的进化运动。“科研训练”就不是谈重复，而是按科研规律，进行训练工作的认知和操作；这就有可能实现训练方法的改革和跨越。三种状态的区别，是由认知状态的不同所决定的。
从大面上看去：国际的训练工作，主要处于“经验训练”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所称道的“二元训练理论”缺乏科学性，从而缺乏由理论认识指导训练革新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由于其训练理论不具有行政约束力，允许实践中存在进化运动，这就可以在经验中进步（不顾与其所称道的训练理论是否相背）。我国的训练工作，主要处于“经历训练”状态。其所以如此，主要由于在行政干预下，“二元训练理论”具有极强的行政约束力。
然而，同时我国民间，还存在“科研训练”的星星之火。例如，六十年代的南京体院体操班；又如，崔文华、刘翔等训练工作之辉煌成功。这些训练，与“一元训练理论”是符合的，与“二元训练理论”是抵触的。在民间一隅逐步系统发展的“一元训练理论”，是我国的一项独特优势。若把它贯注到大面训练的“认知”环节中去，有可能将“经历训练”改革为“科研训练”。这就可以争取到更多一点的“增强”，更少一点的“坑害”。对于备战北京奥运会来说，这是不容忽视的。
当前我国训练方法发展的关键，在于坚决贯彻“政业分开”，解除对训练创新的束缚。这就是：行政管理尊重创新和教练员自主权，取消阻碍创新的行政干预。例如，训练工作是否需要由行政来规定方针？如果说需要，这只能是目标性质的方针，这就是“身体健康”和“更快、更高、更强”这样一类。而不能制订限定着训练方法，却反把目标蒙蔽的“方针”。训练工作属于复杂巨系统，它十分需要多环控制，使各个环节均具备自主的灵活控制能力。如若全国统一限定（规定）训练方法，就把单环控制强加给训练工作，使方法凌驾于目标之上；除非聪明的教练员在“下有对策”掩护下进行自主调节，就必然会导致落后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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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的各种机具装备，迅速地发展着“工作能力”：像“万吨水压机”，突出表现了某种单一的“能力”；像“无人驾驶作战飞机”，突出表现了复杂的“智能型能力”。这个“智能型能力”是以机具内部的智能化为前提。
运动训练所发展的“体力”，由于是由人体所发出的，其本质都属于“智能型能力”。不仅是对外反应，而且同时是内部调整改善。不光篮球、足球等项，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智能型能力”，即使是赛跑、举重等项，所比赛的也都是复杂的“智能型能力”：刘翔比赛能力的“智能型”，十分明显；王军霞之被称为“东方神鹿”，崔文华之被称为“笑面虎”，从群众的称谓中，也均透露出其能力的智能性质。即使是人体一条腿的蹬伸，均需要生理、生化和组织结构等等层面的无数种因素在空间上、时间上的复杂配合。竞赛中胜出的能力，就反映了这种配合的更高的巧妙性；训练，就在于如何智能地提高这个巧妙性。这就需要多种多样的知识和智慧（特别是科学前沿知识和哲学智慧）之富集、综合、研究。“三从一大”单一强调对于训练耐受性的无节制的蛮拼，排斥多侧面、多层次知识和智慧的选取、富集、运作，这是非常不符合人体特性的。堵塞、排斥多种相宜措施，促使整体向低智能型偏转，阻碍运动能力的可能发展高度。退一万步说，“三从一大”即使作为可供选择的训练方法的一种，其选择，也只能由单个教练员自己作出，而不能由行政、特别是总局这样的国家一级的体育行政来规定。以免排斥了创新所必需的每个教练员的自主权，从而消失了灵活性、智慧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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