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行政管理的发展正处于由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变过程之中。传统行政的一些固有特征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而经济全球化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给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对行政管理也不例外。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国行政管理的发展正如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必然要受到全球化这一趋势的影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行政管理在以下十个方面临着严重挑战。
一、对“物本行政”的挑战
“物本行政”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特征之-行政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人还是物？或者说应以什么为本？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这是行政管理实践的出发点，也是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在中国的行政文化中，往往更多地强调“物本”,即以物质财富为本位。具体讲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是在政府行为的目的问题上，把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作为政府行为的最终目的。在近代中国社会，由于经济落后而被动挨打，希望国家富强成为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期望政府能够领导国民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起来，这是近代中国行政文化的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当时国家和政府的首要任务。十年“文化大革命”致使我国经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政府痛定思痛，果断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英明决策。二十多年来，党和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如教育经费短缺，很多人无钱治病等。在某些政府官员看来，政府行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而没有看到物质财富创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在政府职能问题上，过分强调政府促进物质财富增长的职能而忽视政府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的职能。一般来说，政府主要有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职能。尽管在不同的时期政府的职能有所侧重，但任何时期都不应该对其它职能予以偏废。然而，从我国政府职能发展的历程来看，确实存在着常常因重视某一职能而偏废其它职能的现象。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政府因过分强调政治职能而忽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职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政府将全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意味着政府职能的侧重点是经济职能。但由于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片面理解，政府在充分发挥经济职能促进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对其它职能重视不够，尤其是对社会管理职能重视不够。
三是在政府绩效评价问题上，过分强调政府在促进物质财富增长方面的绩效而忽视政府在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方面的绩效。评价政府绩效总离不开一定的标准，在改革开放以前，各种各样的政治指标成为评价政府绩效的主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自然也会发生变化，经济指标成为评价政府绩效的主要指标。问题不在这里，而在有些地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把经济指标当成了唯一指标，而经济指标也是不全面的，换成了单纯的GDP指标，有关社会服务、公共管理的其它指标则没有引起够的重视，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1"。以上几点表现的实质在于政府在管理上过分地“重物轻人”，没有看到政府促进物质财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政府强化经济职能，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物质财富增长了，政府却不能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人民群众的需要也不可能得到更好的满足，至少很难实现现有物质条件下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这种“重物轻人”的行政管理与全球化时代各国正在走向趋同的“以人为本”的行政伦理是不相吻合的，因而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必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二、对“全能行政”的挑战
中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特征之二是“全能行政”。所谓“全能行政'从一般意义上而言，就是认为政府是一种“全能”政府，即有能力全面地对社会和个人行使权力并负有全面责任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对社会和个人事务什么都会管、都应该管，也能管好。从实质上而言，这种“全能行政”是一种“无限行政”，这里的“无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假定政府具有无限的管理能力，也就是全面管理社会的能力。我们知道，从理论上讲，任何具体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他或她总要受到其所处的时代及环境条件的限制。然而，人类作为不断发展的认识和实践主体而言，它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与改造能力则可能是无限的。全能行政的主张者们正是把这种理论上假定的人类的最终认识与实践能力当成了政府现实所具有的能力，并在行政管理实践中予以推行，从而使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这就出现了所谓行政权力资源配置过剩的问题。
二是从政府具有无限的管理能力出发，致使政府的行政权力无限制地深入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作为公共权力的行政权力侵犯私人权利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按照现代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原理，行政权力作为一种公共权力，主要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然而，在我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行政权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法制建设，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承认私人领域的存在，并承诺保护个人权利，但由于行政权力惯性的作用，在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还常常会发生行政权力侵犯私人权利的事例。
三是在理论上假定政府是一个具有无限责任的政府，认为政府应该为社会、为个人负有全面责任。但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政府不可能具有无限的能力，因而要为社会和个人承担无限的责任也是做不到的。同时，由于政府对社会是否负责、应该在哪些方面负责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因而它也不会真正地去负无限的责任。但这种政府为社会和个人负无限责任的观念会削弱社会和个人的责任感从而会导致责任真空。
一般说来，从人类历史上看，真正的全能政府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王和封建帝王对老百姓可以全面行使权力，但那个时代权力与责任是分开的，统治者并不对其统治下的老百姓负有全面责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资本主义的宪法第一次承认政府的权力是受限制的，并从法律上确定了政府只能是有限政府而不可能是无限政府或全能政府。我国没有经过真正的资本主义时期，作为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有机组成部分的有限政府制度尚未形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极大地强化了人们的全能政府理念。以至于我国在改革这种政府管理模式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直至今天，“全能政府”的管理模式依然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在全球化时代，建立“有限政府”已成为必然趋势，我国必须加快速度改革现有的政府管理模式，以适应全球化的要求。
三、对“经验行政”的挑战
“经验行政”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特征之三。在我国，二十多年前人们一般将行政管理谓之为“万金油”，将行政管理者谓之为“万金油”干部，其意思是说，行政管理是既不要学问也没有专业的一种职业，行政管理者全凭自己的经验在处理各种事务。这就是教科书上说的“经验行政”。“经验行政”是与“科学行政”相对应的，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以经验作为行政管理的基本依据，排斥科学理论的指导。行政管理需要一定的经验，科学的行政管理也不排斥经验，因此注重经验对行政管理的重要作用并不是经验行政的错误，经验行政的错误在于没有理论的指导或排斥理论的指导。我国今天的行政管理与二十多年前相比，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我国行政管理理论研究中断了三十余年自恢复至今还只有二十余年的历史，目前很多理论研究尚欠深入且普及程度较低，我国离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行政管理还有较远的距离，在一定意义上说还带有经验行政的色彩。
第二，它以手工式的操作技巧作为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排斥科学技术手段与方法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运用。在漫长的行政管理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创造了很多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传统的、经验式的方式方法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和质量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量的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手段被运用于行政管理过程之中，如通讯技术、信息技术等，尤其是电子政务和办公自动化的出现，使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的科学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当前我国在电子政务和办公自动化方面也呈蓬勃发展之势，但由于受到原有观念和现有技术、经费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131。视科学的行政管理制度建设和专家参与。由于经验行政主要是依赖行政管理者个人的经验进行行政管理，认为行政管理的效率与质量是由行政管理者个人的经验决定的，因此，往往不太重视科学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建设。这就造成经验行政与人治行政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与法治行政则难以相容。同时，这样的行政管理者由于过于信任自己的行政经验，往往对于专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应有作用不易理解，有意无意排斥专家对行政过程的参与，因而常常造成决策的失误。
以上几点表明，经验行政是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的。因为全球化的行政管理需要广阔的视野去面对全球公共问题，而经验行政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而仅凭个人的经验是不可能提供如此广阔的视野的;同时，全球化的行政管理需要运用现代通讯、信息等技术手段去处理全球公共问题，这是单凭手工操作方式的经验行政所无法完成的；全球化的行政需要一整套国际公认的、能够普遍遵守的行政管理规则，历史证明经验行政也不可能提供这些规则。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验行政必然会被科学行政所取代。
四、对“低效行政”的挑战
“低效行政”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特征之四。效率是管理的生命，当然也是行政管理的生命。效率不高甚至效率低下，一直是我国政府和行政管理研究者乃至全社会都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在所有的行政管理案例研究中，低效率的案例是最多的，也是最容易找到的。在中国传统行政管理中，低效行政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有学者对中国税务部门的行政成本与美国税务部门的行政成本做过比较，仅仅就人力成本而言，2000年中国税收1.5万亿元人民币，而税务人员是100万人，美国税收远较中国多，而税务人员仅10万人。无论从每万元税收所含的人力成本来看，还是按税务人员在国家总人口所占比重来看，中国税收的人力成本都远高于美国税收的人力成本14。这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行政成本的状况。其实，由于我国行政机构庞大，行政官员众多，加之管理制度不合理、不健全，以及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浪费，目前我国的行政成本几乎达到了社会无法忍受的程度。二是办事拖拉。在我国行政机关中，常常一两天就应该办好的事情，往往拖上一两个月，这种现象在过去是司空见惯，现在通过多次改革虽然有所好转，但远未达到根本好转的程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如官僚主义作风;有体制和制度方面的问题，如机构臃肿，责任不明等;也有利益方面的问题，如有利的事各个部门抢着干，没利的事则相互踢皮球。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三是公共资源运用不讲效益。由于当代中国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事实上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公共资源。然而由于政府行政缺乏应有的效率机制，造成对公共资源的浪费惊人。尽管目前我国的年税收已达3万亿元，然而这些钱的使用却并没有产生人们所期望的社会效益，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说公众是不满意的。直到2005年在教育方面，我国还没有真正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医疗卫生方面政府投入的比例反而越来越低，由20世纪80年代的30%左右降低到20世纪末的8%以下，而在欧洲这一数据一般在80-90%,连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这一数据也在45%左右。
这里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低效率的行政管理与全球化所要求的行政管理是格格不入的。众所周知，全球化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信息传递速度加快、各国间联系加强，因此各国政府不仅要对本国发生的问题作出快速反应，而且要对世界上各国发生的问题作出快速反应，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高效的行政系统是行不通的。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必然会挑战低效行政，要求各国政府建立一个高效的行政管理系统。
五、对“管制行政”的挑战
“管制行政”是一种排斥民主参与的行政，这可看成中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第五个特征。有人这样来描述中国的行政管理:“管理管理，就是官来管你”，这确实是对中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生动写照。这种按长官意志行动的、以“命令一服从”为特征的“管制式”行政管理模式,不重视民主参与机制，其运作方式就是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具体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政管理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一个“管”字，并且通常被理解为政府官员对老百姓的管理。在中国传统行政管理中，由于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管理往往被理解为上对下的管理，普通群众往往被排斥在行政管理主体之外，而只能成为行政管理的客体或对象。虽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在行政管理实践中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往往被行政管理者所忽视。
第二，由于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是一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单向关系，公众参与行政管理的渠道不畅，参与的机会较少，因而群众的利益得不到充分表达和维护。近年来，我国政府在行政管理民主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然而，由于受传统行政家长制文化的影响，政府官员对于公众实质性参与行政管理还抱有消极态度，公众参与行政管理的积极性也不高，加之制度建设滞后，因而政府重对公众管制而轻公众参与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行政管理的民主化在很大意义上还流于形式。
第三，行政管理是通过层层贯彻上级命令的方式来实现的，尤其是在行政执行方面更是如此，管制行政的特征在这里表现得更加明显。行政执行离不开行政命令，在行政执行过程中行政命令是必不可少的。同样，行政执行过程中上下之间的行政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目前行政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重命令、轻沟通。甚至在有些行政管理者看来，行政执行过程就是一个简单地服从行政命令的过程。这种在行政执行过程中单纯依赖行政命令的作法也是以“命令一服从”为特征的管制式行政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民主潮流可谓‘浩浩荡荡”，行政管理也不例外。随着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信息瞬息万变，任何个人单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已无法对这些信息进行正确的处理，这就意味着“管制行政”时代必将终结;全球化时代也是一个利益多元化时代，人民需要表达利益，需要通过行政参与来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就预示着民主行政时代即将到来。
六、对“暗箱行政”的挑战
“暗箱行政”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的第六个特征。所谓“暗箱行政”就是指政府的行政管理事务、方法、程序和操作过程不对社会公开，而是由政府的内部人员进行内部决定和实施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在我国的传统行政管理过程中，这种“暗箱操作”的行政管理模式又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行政管理事务、方法、程序和操作过程不对社会公开。由于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政府与其说是一个为公众服务的机关，倒不如说是一个社会管理与控制机关，而中国式的管理往往又带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我们强调了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这样一种理念，但由于受原有的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加之我们的政府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习惯于在保密状态下运行，要真正实行行政公开非常困难。
二是行政信息严格保密。任何一个国家对于部分行政信息的保密是必要的，但保密范围过大，从政治上讲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从经济上讲，降低了信息的利用价值。有资料表明，我国的信息80%以上掌握在政府手里，但真正得到有效利用的价值不到2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不但垄断了大量信息，而且对其中相当部分信息实行高度保密。直到2005年9月上旬我国才宣布不再把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列入保密范围。既然像由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一类的数据都被高度保密，那么对于政府机关内部的信息和与政府自身利益有关的信息(特别是那些对政府有负面影响的信息)就更是高度保密了。
三是行政管理过程主要是在行政系统内部封闭式运行。从广义上讲，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即使它有开放的一面，也主要是对政党等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开放，而没有真正对社会实行开放。行政管理过程从信息的收集到决策、执行与监督，主要是在这个封闭的行政系统内部完成的。当然，在行政监督方面相对于行政决策来说要开放一些，但也主要是以内部监督为主。从理论上讲，在我国对政府的监督有官方的内部监督和非官方的社会监督，但实际上是以内部监督为主，社会监督则相对滞后。
行政公开是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公开透明原则是WTO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中国作为已经加入WTO的国家之一，必须遵循WTO框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161。目前我国政府在推动行政公开、政务公开方面已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也遇到了一些阻力。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必须克服这些阻力，努力建立一个真正的透明政府。
七、对“人治行政”的挑战
式中，领导者的思想观念、个人意志等主观因素在公共行政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几千年以来中国行政管理的主要特征。在今天，这种人治行政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对我国的行政管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具体说来，人治行政模式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行政管理的基础权威来自领导者的个人权威。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总是离不开一定的权威资源，没有一定的权威，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就建立不起来。问题在于，这种权威从何而来？在法治论者看来，这种权威当然只能来源于法律。在人治论者而来，这种权威就是领导者个人所具有的，是由领导者的权力或个人魅力所产生。谁的职位最高，权力最大或最具个人魅力，也就最有权威。
二是权大于法，以政策代替法律，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领导者个人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行政管理过程表现于行政权力运用过程，即运用行政权力来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过程。法治行政论者认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由法定的政策制定机构决定。而人治行政论者则认为，政策制定是领导者的一个运用谋略或策略的过程，行政领导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或理念决定政策的内容，并认为法律缺乏弹性，而政策则可以随机应变，从而把政策变成一种高于法律的手段。
三是道德说教与服从个人权威相结合的行政运行过程。行政管理者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道德教育作为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是必要的。但人治行政模式则把这种必要的道德教育变成了上对下的一种道德说教，作为维护领导者个人权威的一种手段。由于人治行政是以个人权威和严格的等级制为基础的，因此提倡忠于领导、服从领导个人权威是行政过程得以运行的重要前提，而道德说教正是建立这样一个前提的重要手段。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这种人治行政管理方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机制作用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就是法治行政，因为市场经济关于建立统一市场的要求需要法律来加以规范，需要由法律权威来代替个人权威，以保持行政管理权威的稳定性。
“八、对“缺信行政”的挑战
以人治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模式。在人治行政模“缺信”即缺少信用或信用不够，是相对于诚信而言的。诚信是构成现代行政管理的基本要件之一，也是对政府、对行政管理者进行约束的一种道德要求。在中国的儒家行政思想中，也提倡政府和官员要“取信于民”。然而，由于在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中，整个行政管理是建构在以严格的等级制为特征的人治基础之上的，政府与人民之间、官员与百姓之间处于一种完全不平等的等级关系之中，因而在事实上政府对人民、官员对公民不存在以守信与受信的双方平等为前提的制度化的信用关系。在实际的行政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缺信”行为，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朝令夕改。政令泛指政府的政策及其它指令，它既是政府对社会公众的一种要求，也是政府对社会公众的一种承诺。作为政府对社会公众的一种要求，如果朝令夕改，就会使社会公众无所适从；作为政府对社会公众的一种承诺，如果朝令夕改，则意味着政府放弃了这种承诺，是一种典型的不守信用的行为。因此，政府政策的稳定性，是建立信用政府的基本要求。但在我国，政策朝令夕改的现象曾经屡见不鲜，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诚信形象。
二是官方与民众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信用合同，政府对民众的承诺是单方面的，政府收回这种承诺也是单方面的。因为政府与民众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信用合同，因此政府是否兑现这种承诺也不受信用合同的限制。例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政府就以相关文件的形式承诺到20世纪末使财政投入的教育经费达到GDP的4%,然而直到2004年，我国财政投入的教育经费还仅仅达到GDP的3.4"%。
三是政府违背承诺不受法律追究。由于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信用合同关系，因此政府违背自己对社会公众的承诺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司法机关更不可能追究政府违背承诺的法律责任。因此，我们的很多政府官员没有对政府的承诺一定要兑现的意识，这就造成了政府的信用大大下降181。今天人们之所以发出了要建立诚信政府的呼声，就在于现实中存在着很多政府不诚信的现象。
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的诚信问题提出了严重挑战。随着我国加入WTO组织，中国将全面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之中，从而使中国的市场与世界的市场接轨。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诚信经济，如果没有诚信，市场的游戏规则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我国要真正参与全球化的经济过程，政府必须首先树立信用意识，建立诚信政府。当前我国政府在诚信建设方面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此项工作还任重道远。
九、对“轻责行政”的挑战
尽管政府不可能为社会承担无限的责任，但政府既然向社会行使了一定的权力，就应该为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观察，就不难发现，在中国这个传统社会中，政府对公民更强调的是其义务，而公民的权利往往被忽视；与此相对照的是，政府的权力往往被放大，有时甚至是无限加以放大，而政府的责任则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重权轻责”成为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意识非常淡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行政机关及其官员重视的是权力，而责任意识则要淡薄得多，面对责任总是相互推诿。在我国行政管理现实中，当某项工作需要承担较大的责任时，我们的行政机关或行政官员总是将这件事情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谁也不愿承担责任，从而致使本来很快就能办好的事情久拖不决，这也是造成我国行政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建设滞后，甚至长期以来事实上不存在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在一个法制完善的国家，政府部门及行政官员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当一个行政部门或政府官员因失职造成损失时，必须由相应的机关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人治”色彩较浓，政府部门和行政官员的责任是不明确的，往往没有法律上的硬性规定，所以一直没有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责任追究制。近几年来，我国已开始建立行政责任追究制，一些地方政府已着手制定相应的条例，但全国还缺少统一的行政责任追究法，因此，要建立法治意义上的行政责任追究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是在行政责任追究的实践方面存在着避重就轻的现象。如上所说，虽然我国长期以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责任追究制，但不等于没有行政责任追究的实践，只是这种行政责任追究的实践带有明显的“人治”特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在行政责任追究的实践中，也存在着避重就轻的现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与“人治”行政也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因为行政机关和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没有法律上的严格规定，即使有相关规定也非常含糊、抽象，这就为在行政责任追究方面避重就轻留下了空间。
正是由于行政机关及其官员责任意识淡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建设的滞后和行政责任追究实践中的避重就轻，造成了我国行政管理中重权轻责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我国加入WTO后，我们已经全面地卷入了经济全球化过程。市场经济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政府必须真正承担起重大的责任。经济全球化对“轻责行政”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为应对这种挑战，我国必须加快建立责任型政府的步伐，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
十、对“非廉行政”的挑战
廉洁奉公是对行政管理以及行政管理者的基本要求。目前，总的说来，我国绝大多数从事行政管理的公务员是能够做到廉洁奉公的。但是不可否认，在我国行政管理的现实中，行政管理的不廉洁现象还大量存在，这些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部分行政官员贪污受贿现象屡禁不止。在当今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案件中，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数量最多，其中又以贪污受贿案件为最。近几年查处的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犯罪案件几乎都与贪污受贿有关，涉案金额少则几百万、多则数千万。更有甚者，有相当部分官员将在国内的贪污受贿所得转移到国外，造成大量的人民币外流。据公安部统计，截止2004年年底，中国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人民币，目前抓回的贪官仅仅70余人，追回的金额更是微不足道。
二是官场上买官卖官已非个别现象。目前在我国官场上存在的大量受贿现象，就其受贿源而言，一部分属于外源贿赂，即源自于自官场外的人员向官员受贿，例如，刘方仁的亲属易某借助刘方仁的权势帮助商人刘志远以低于净资产的价格得到世纪中天国有股的股权后，易某从刘志远那里得到了500万元的贿赂;另一部分属于内源贿赂，即源自于官场内的成员向其上级受贿，如在辽宁发生的马德案中，绥远市属下的一位副处级官员向当时作为中共绥远市委书记的马德送去30万元贿赂，然后马德利用其职权将这位行贿人提升为某县县长。这种内源式贿赂，多半与买官卖官有关。
三是部分行政官员追求享受，生活腐化堕落。在目前已经查实的绝大多数腐败案件中，多数贪官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情妇或“二奶”。例如，作为权倾一方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竟有一个理发小姐郑某做情妇，刘方仁身上所发生的很多贪污受贿案都与这个情妇有关；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的贪污受贿案与他的情妇李平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更有甚者，有的贪官包养多个情妇，生有多个孩子，过着“三妻四妾”的腐朽生活。
随着中国加入wro,中国作为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员，必须参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竞争，而腐败必然会削弱我国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因为政府官员的腐败既会增加我国经济运行的成本，也会降低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信用，破坏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全球化与反腐败全球化是相辅相成的，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种全球化的反腐败浪潮更是对中国政府存在的某些官员腐败现象提出更直接的挑战。
胡象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