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贵州当前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论文摘要：构建贵州当前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论文网
论文关键词：构建,贵州,当前,农民,增收
　　增加农民收入是个事关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的大局的重要问题，它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关系到本世纪前二十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1997年以来，我国及贵州省农民收入增长处于缓慢增长阶段，受农产品价格总体回升以及2004－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等政策的正面影响，2004年初开始，农民收入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农民收入问题，不能只看到即期的应急措施产生的增长，而要在长期发展的层面上，看到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以利于对症下药，科学的分析问题。而农民收入要保持这种增加势头还相当困难，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农民增收面临很大的压力。因此，如何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当前，农民收入增加的最主要因素有农业生产能力、农业基础建设投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水平。本文从三个方面入手，借鉴国外农民增收方式的成功经验，如国家对农业、农民实施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和保护措施等,通过理论以及实证分析，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构筑中国及贵州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1．问题的提出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逐步摆脱了短缺经济时代商品匮乏的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已由原来的受资源供给约束向愈来愈受市场需求约束的转变。l997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为尽量降低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党中央、国务院于l998年及时地提出了扩大内需、开拓市场的发展方针，并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之相配套，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在中国无疑最大的市场在农村，最大的需求是农民。因此，启动和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就成为开拓国内市场的重中之重而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但经过几年的努力，农村市场并未出现人们预期的购销两旺的局面，农村市场启而不动，甚至在扩大内需、启动市场的呼声中农村市场份额还呈下降之势。
　　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慢是国内需求不振的重要原因，农村购买力上不去，已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制约因素。近几年来，政府陆续采取各种措施为农民减负，以期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2004年1号文件、2009年l号文件和2010年1号文件及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2010年1号文件的颁布。从2006年的元月开始，全国取消农业税，戴在中国农民身上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的沉重“枷锁"彻底销声匿迹了。
　　近年来，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农业、农村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即收入增长快慢与否的问题。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正如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稳住了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并且，2005年1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在2006年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发〔2010〕1号），构筑长效机制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因此研究和探讨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构筑中国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是现实的需要，经济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对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理论意义。针对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一问题，国内学术理论界己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诸多增加农民收入，构筑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措施和政策建议。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逐步摆脱了短缺经济时代商品匮乏的困扰。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慢是国内需求不振的重要原因，农民购买力上不去，已成为扩大内许的主要制约因素。占我国总人口2/3的农民收入如果长期上不去，购买力提不高，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就十分困难。城市工业开工率不足、下岗人员增多、产品大量积压等无不与农民收入低、增长慢，农村市场发育缓慢有重大关系。这直接导致了城市经济发展和扩张的放慢，又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农外就业步伐的放慢，进而使农民来自非农收入的增长速度减慢。

针对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慢已经对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政策的绩效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形成重大制约的现状。
　　贵州是“欠发达、欠开发”的内陆山区省份，近年来，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贵州国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贵州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农业、农村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即收入增长快慢与否的问题。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研究和探讨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构筑贵州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是现实的需要，经济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对贵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理论意义。
　　2．贵州农民收入的变化特点分析
　　首先，课题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变动的基本态势进行描述，从收入增长波动和收入构成波动两方面考察了农民收入的变化。分成了5个阶段，在各个阶段中，农民收入有着不同层次的起伏。其次，课题就收入的各种不同项目对收入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于历史数据的分析和总结，我们可以发现现在我国农民收入存在着几个大的问题：
　　1．农民收入水平低。2．农民收入增长缓慢。3．农民收入来源构成不合理。4．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5．第一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收益差距不断扩大。6．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7．农民收入的个人差距不断扩大。
　　农民收变化与农村改革息息相关。随着每一次生大农村改革，农民收入稳定攀升。一般而言，政策都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即从政策实施到效果显现，中间有一个过渡期。本课题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分界点，分析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特点。
　　农民收入不同项目对收入增长的贡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农民总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构成，其中家庭经营收入又有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之分，对1978年以来的关于农民收入的部分数据进行了考察。分析可得，一般年份对总收入增长贡献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并且收入各组成部分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年际间有较大波动，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家庭经营收入贡献率基本上是先增后减。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贡献率相对较小，但是在近期表现出增强的趋势。家庭经营收入中农业收入的贡献率在1985年前呈增强趋势，由1980年的44.44%迅速增加到1985年的81.35%，而1985年后贡献率在1990年增加到82.94%之后逐渐减弱，2003年时降低到58.78%。非农收入贡献率1990年前呈明显上升趋势，1990年时达到最大值49.38%,1990年后在有一定波动呈下降趋势，1995年至1999年下降迅速，由1995年的47.32%下降到1999年的23.98%。1999-2000年间又有明显上升，2000年时达到26.33%。2000年之后又逐年下降。这也与本章第一节分析的农民收入增长的几个阶段相一致。非农收入贡献率下降的时期也是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的时期。
　　表1贵州与全国和西部省、区、市生产总值（2009年）比较情况单位：亿元
　　

按常住人口计算，全省人均生产总值为10258元，折合1502美元，比上年增长10.7%。﹙见图2）
　　表2贵州省2000-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情况（按收入水平分）单位：元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9048.29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9%。其中，食品类增长4.4%，衣着类增长18.9%，居住类下降10.6%，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增长12.1%，医疗保健类增长13.6%，交通和通讯类增长12.9%，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类增长22.6%，其他商品和服务增长7.1%。
　　表7贵州省各市、州、地农民人均纯收入情况单位：元
　　

从长远来看，随着加入WT0以后农业领域的日益国际化，大量低价高质的农产品会进入我国市场，提高粮食价格无疑会降低我国农副产品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力，增加我国农副产品贸易的难度。因此，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初期曾经产生巨大作用的提高农产品价格政策不再是能够长期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因此，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投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是长期提高农民收入的可行途径。
　　2．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其它相关因素分析
　　由于上面的模型的抽象和简化，剔出了很多有关的影响因素，文中接下来继续对其他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1．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通过参考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索洛模型，对于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农业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面考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其效果可以通过增加农业产出(农业总产值)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由于农业生产能力对于农民收入具有较大贡献，所以农民收入在整个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过程中获得了增长。
　　2．通过提高农产品品质增加农民收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越来越提高，大部分人民群众己不仅仅满足于温饱，人们对生活质量更加注重，农产品品质也毫无例外被投以更多的关注。因此，通过科技进步改进农产品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高质、安全，方便、营养的需求，不仅对扩大农产品的国内国际销路非常有利，也可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增加农民收入。
　　3．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通过基于“H．Chenery提出的：经济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这一理论的分析，选用结构变动率来反映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向。考察农业产业结构变动率与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率之间、农村产业结构变动率与农民纯收入增长率之间是否确实具有正相关关系。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经济总量的各组成部分同步增长或同步减少时，总量的结构变动率往往固定不变。而农业经济总量变动如农业总产值指标的变动会对农民农业收入增长产生影响。
　　4．筑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政策建议
　　破解“三农”问题的出路不完全在“三农”内部，在立足解决“三农”内部基本矛盾的同时，必须跳出“三农”，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寻找答案，着力制度创新，优化路径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告知我们，只有充分遵循市场规律，让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才能活跃农村市场，增加农村收入。为应对经济失衡、启动农村消费市场，虽然政府采取了家电下乡补贴、汽车下乡补贴、摩托车下乡补贴等刺激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不能将农村市场变为劣质产品销售地，忽视农民的消费主权。农村消费市场启动效果不佳的关键因素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无力消费。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解决制约农民增收的各种矛盾，促使主收入渠道继续增收，潜在收入渠道得以释放，确保促进农民增收。
　　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改善农民就业状态。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我国人多地地少、农村人口比重高的背景下，农民进城务工获取工资性收入将长时期存在，其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保障和扩大农民工就业，不断转移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步改善农民工就业状态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一方面由于一直以来实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农民进城务工受到种种限制，难以享受国民待遇，农民工“进城难"。另一方面，一旦遇到金融危机等系统性风险，农民工被企业无条件“送"回老家，出现“出城易”。农民工“进城难"与“出城易”并存。而市民即使失业也还有最低生活保障，因为他们有失业保险，也就不会“出城"。因此，保障农民工就业，就要解决农民工的相关问题。新《劳动法》的实施，为有相对固定工作的农民工带来了福音，但是，如不处理好各种保险制度的地域对接和城乡对接，其对农民工并没有真正的实惠，相反可能变成一种负担。同时，对于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来说，如不能解决城市户口问题，诸如住房、孩子上学问题也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农民工就业机会。对中国而言，面临的并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经济危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工业制品产能过剩。矛盾最集中的领域是加工制造业，尤其是外向型中小企业及产业集群。相比较大企业而言，带动农民就业最多的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一定要避免刻意保护已被市场淘汰的企业，无视市场优胜劣汰机制。而且，当前应该在支持大企业、大项目的同时，通过补贴、贴息、政府采购等多种形式重点支持小企业、小项目，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增加农民就业机会。
　　完善农业风险控制体系，稳定农民经营性收入。由于农业基础设施仍然不牢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较低，农业生产波动较大。农业是外部性很强的弱质产业，政府支持责无旁贷。一是重构农村保险市场。改变过去农业生产风险和收益不对称的弊端，构筑农村风险控制体系，加大农村保险扶持力度，降低农民的生产风险。

二是完善农产品价格稳定机制，确保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农业收入波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完善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在稳定价格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是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的有效路径。
　　激活农村房地产市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作为制度变迁，农村房地产市场改革存在制度成本，必然在一定时期对一定群体产生阶段性阵痛。一方面，由于存在交易成本，改革无法实现理想的帕累托效率。因此，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不可能是完美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不能因噎废食。以外，更需要注意着力于以下两个方面来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一是正确处理农村房地产市场“堵"和“疏"的关系。北京市青龙头村和宋庄画家村的两个案例显示，在发达城市周边，农地价值和房产价值都存在很大升值空间，围绕其展开博弈是必然趋势。一味地通过法律制定和行政执法封堵农村房地产市场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尊重利益相关者，合理分配房地产升值收益，正确疏导利益矛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二是农地制度改革应分类、有序进行。首先，实现耕地有偿流转。农村土地主要可以分为耕地、宅基地、公共用地(道路、学校、医院、墓地等)。根据现行法律，耕地公有私用，所有权是集体，农民享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权利。为了粮食安全，国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禁止农地“非农化"，但是，应允许农地在保证使用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合理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其次，明确宅基地私有完整产权。从1949年到l962年，农村宅基地是农民的完全私有产权，l962年发布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将其变为公有。随着城市化率提高，农村宅基地逐渐成为农民可资利用的重要资产。城市房地产是大产权，持有人可以任意处置，将不动产变为动产，而农村则是小产权，“一地两策"、“一房两策"制约农民增收。截至2007年上半年，中国小产权房面积(66亿平方米)占大产权房面积(120亿平方米)1／2以上。再次，严格农村公共用地管理。农村公共用地是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能够让农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共有产权，也是难以完全分割的产权束。应清理登记农村公共用地存量，监测流量动态；整顿不合理、不合规的公共用地使用行为，规范公共用地分配制度。此外，在土地开发中，应充分保护农民权益。
　　农民的增收长效机制与经济、政策、社会、法律各个方面都有关联，是个综合的工程。在本课题中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这个角度切入进行了综合分析。能够长期并且切实可行的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因素就是建立长效机制的政策的重要部分。
　　能否构筑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关系到本世纪前二十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构筑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要使农民走出增收难的困境，采用一些近期性的应对措施增加农民的即期收入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须着眼长远、从国民经济整体及世界市场的角度综合考虑，构筑持久长效的农民增收机制。长效机制，是能长期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在此，给出以下相关配套规范的各个支持体系政策建议，以建立长效机制。
　　1．．构筑农民增收的财政支持体系
　　我们认为，要构筑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进而形成长效机制，必须继续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实行直接补贴。另外，还需要充分利用WTO“绿箱”政策，强化对农业的投入支持。
　　第一，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在前文有关部分的分析中，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若要长期稳定的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进一步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资。1998年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农业基本建设投资，1998年至2003年，中央累计安排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量超过3000亿元，是建国以来最多的时期。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目前我国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因此，继续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扩大内需、适应加入WTO新形势、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首先应增加预算内投资，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在投资增量结构上作适当调整，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农民急需的与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密切相关的工程倾斜。比如乡村道路，农村饮水，农村沼气，农村水电等工程。对这些工程投资的增加不仅可以切实改善农民生活，而且可以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二，实行切实有效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2004年，国家实行“三补二减”政策，全年共减免农民负担445.7亿。其中减免农业税233亿、取消农业特产税68亿、粮农直接补贴116亿、良种补贴28亿、农机具补贴0.7亿。2004年度农民收入比上年度增加6﹪，人均补贴50元(按9亿农民计算)。

按照培训时限和培训内容分层次开展形式多样的省、地、县三级培训，切实提高培训质量和转移就业效果。﹙4）突出社会扶贫。继续加强与4个对口帮扶城市在经贸协作、产业发展、特色农业、劳务输出、旅游产业和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帮扶与协作，确保对口帮扶项目的实施质量和进度，达到扶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5）突出扶贫资金的使用、监管方式。不断健全完善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办法，实行全程管理，突出抓关键环节，建立健全“以资金类别、资金投向、程序管理、使用效果、合同管理、量化管理、以奖代补”为核心的源头控制、程序规范、行为遏制、下管一级、全程监控的资金使用监管体系，从而实现主要靠定性评价到细化实化量化考评管理、从静态数据库管理向开发大型网络化信息化动态管理的转变。
　　6．抓好七项试点，探索扶贫新路。一是高标准推进威宁喀斯特地区扶贫开发综合治理试点工作。二是积极抓好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两项制度”衔接试点。根据国务院扶贫办2010年年开展试点工作的要求，认真研究我省新标准下贫困人口的分布与特征，按照共建信息平台、共享资源成果、分别满足工作需要的思路，调整统计指标，完善政策数据，进一步提高扶贫工作的“瞄准度”，使贫困人口应保尽保、应扶尽扶。三是拓展小额信贷扶贫和村级互助资金试点。创新互助资金试点和小额信贷有机结合的方式，按照“商业性信贷＋政策性贴息＋商业性政策性融合共担风险”的运行机制。四是探索建立龙头企业和贫困农民利益连接机制试点。结合推进产业化扶贫，采取扶贫贴息贷款、灵活运用妇女创业小额贷款贴息等有效措施扶持贫困地区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充分发挥扶贫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五是积极开展乡村旅游扶贫开发试点。六是重视推进较少民族地区扶贫开发试点。始终高度重视加强少数民族扶贫开发工作，在巩固发展毛南族地区扶贫开发成效的基础上，重点对遵义市务川、正安、道真仡佬族聚居区以及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州等较少民族聚居区实施扶贫开发。七是开展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综合治理试点工作。根据国务院扶贫办要求，把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综合治理放在重要位置，在我省武陵山区等1-2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开展扶贫攻坚，推进区域综合治理，提高扶贫开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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