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除了对外援助以外基本上没有对外直接投资。而自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根据商务部各年度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0年的10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878亿美元；在2002年～2012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1.6%。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39万亿美元，年末存量23.59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数计算，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6.3%和2.3%，流量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3位，存量位居第13位。不过，与过去十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相比，2011年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出现了明显放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着较大的政治风险。
一、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学术界对于政治风险目前尚无明确的定义，通常来说，政治风险指的是各种政治行为或政治事件对企业国际化经营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国有化、征用、没收、蚕食式征用；汇兑限制；政治暴力（战争、诸如革命、叛乱、政变、破坏活动、社会骚乱、宗教民族冲突等内乱、恐怖主义）；政府违约和腐败；东道国政策的负面变化等。政治风险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从地域角度来看，可以分为全球性政治风险、区域性政治风险、国别政治风险和地方性政治风险。从政治力量来看，可分为政府行为风险、非政府群体行为风险和跨国组织风险等。从影响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宏观政治风险和微观政治风险，前者指影响东道国所有外国投资者的政治风险，后者指仅仅影响某个行业或个别外资企业的政治风险（罗振兴，2011）。
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自二战以来发生了几次重大变化。战后初期，受美元稀缺和大部分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等因素影响，汇兑限制成为了主要政治风险；1960年～1970年，受民族独立运动、收回经济主权以及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等浪潮影响，国有化成为了主要政治风险，例如在1970年代，发生了423次国有化；1980年代，受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及其蔓延的影响，汇兑限制再次上升为了主要政治风险，国有化则随着可征收资产的减少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不再是主要政治风险。例如，在1980年～1987年国有化次数下降到17例，在1987年～1992年则没有出现国有化。1990年代，随着两极格局崩溃，以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全球化深入发展，在此过程中，由于各国政府纷纷改善投资环境、出台吸引外资的政策、放松资本控制、增加开放程度、减少政府干预，对外直接投资迎来了有史以来的黄金时期，政治风险水平降到历史最低。但到了21世纪初，跨国公司面临的政治风险有所增加。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机。首先，在198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很小，涉足的资源性和战略性行业也很少，基本上没有遇到征收风险和汇兑限制的风险；其次，在1990年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中，正好是全球政治风险非常低的年代，基本上也没有遇到严重的政治风险，尤其是2000年～2007年。但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开始遭遇到海外政治风险。
具体来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政治风险有：蚕食性征用风险，主要集中在一些拉美国家；恐怖主义、政治性绑架和勒索；社会骚乱、动乱和内战等；东道国政策的负面变化。此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遭遇到政府违约等风险；一些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来投资设置了一些障碍；一些政治组织也对外来投资施加压力。
部分国家社会和政治动荡不断，社会治安较差，恐怖事件时有发生，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举例来说，2011年利比亚爆发内战，中国政府被迫疏散了3万多名在利比亚的公民，放弃了的建筑项目总额至少高达70亿美元；委内瑞拉极具传奇色彩的总统查韦斯去世，中国投资者和债权人也因此惴惴不安。在2005年～2012年期间，委内瑞拉接受的中方投资超过了130亿美元，中国投资者无疑会密切关注该国存在变数的过渡进程。不可预测的监管环境也会给一度向好的投资前景蒙上阴影。中国起初选择了不足十个非洲国家建设中国支持的经济特区，阿尔及利亚便是其中之一。2008年，双方大张旗鼓地宣布成立这一特区，牵头的是江铃汽车这一中国汽车厂商，但次年该国的外资法规突然发生变化，导致特区项目在2010年被取消。
而军事争端（包括威胁使用武力）无疑会对海外投资构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比如，自1949年以来，越南与中国之间产生军事争端的次数最多，推高了中国投资越南的政治风险。近期发生的争端所定的的比重更高，这可殃及投资环境。2010年，越南国会投票否决了中国在该国建设一条高铁的建议。《南华早报》报道说，部分原因在于越南担心中国会利用这条高铁向越南运入军力。除越南以外，过去50年中曾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国家和地区还有俄罗斯、印度、菲律宾、台湾地区和美国。最近钓鱼岛（日方称尖阁列岛）问题造成中日两国矛盾升级，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就南海争端问题与中国纷争不断，欧美等西方国家提出所谓的“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等，中外政治利益冲突日益明显，这些国家作为中国投资目的地，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将会上升。
二、海外政治风险现状和发展趋势
第一，全球政治风险水平显着上升。这是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连锁反应。作为大萧条以来全球最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其政治影响还远未结束。这场危机不仅加重了社会动乱、暴力游行示威等政治暴力的蔓延，而且可能引发汇兑限制的风险。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的研究表明，在危机之前的2008年6月和危机之后的2009年6月这两个时点，比较126个新兴市场的政治风险评级数据，可以发现，52个国家的政治风险指数明显上升（占比41%），49个国家的政治风险指数保持不变（占比39%），政治风险下降的国家只有25个（占比20%），可见总体政治风险明显上升。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同时，在未来经济增长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之下，2012年全球政治风险水平持续上升，例如，西亚北非动荡的示范效应仍在继续，起义、暴动和抗议在一些国家频繁发生；104个国家的政策、法律和监管存在负面变化的风险。怡安《2012年政治风险地图》表明，2012年有21个国家的政治风险水平上升，只有3个国家的政治风险水平出现了下降。
第二，针对跨国公司的政治暴力明显增多。自“9·11”以来，随着恐怖主义成为21世纪初的头号政治风险，各种恐怖组织针对跨国公司的绑架勒索等明显增多。此外，传统的工会组织、新兴的非政府组织、各种地方政治派别和特殊利益群体等政治力量所组织的游行示威、武装袭击哄抢掠夺等反对跨国公司的政治暴力也明显增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各种超国家、跨地区、次区域、跨领域和专业性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极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们正在成为跨国投资政治风险的重要来源。尽管目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政策环境仍然比较乐观，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仍然是当前的主流趋势，但从中期来看，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格局进入大转型时代，以恐怖主义为主的政治风险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政治风险可能正在进入一个以政治暴力、社会动乱和政体变更为主的时代。
第三，蚕食性征用风险明显上升，资源富裕的国家可能正在进入国有化的新周期。由于东道国力图实现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平衡，随着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东道国往往采取不同的方式解决平等与效率的两难问题，从而产生了私有化——国有化周期性反复的现象。当商品或资源价格大幅下跌时，通常会强调效率问题，这时可能会出现私有化浪潮；当商品或资源价格高涨时，通常会强调平等问题，这时可能会出现国有化浪潮。私有化——国有化周期往往出现在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部门。2002年以来，随着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高涨，以一些拉美国家和部分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国有化运动又有抬头的趋势，表明资源富裕的国家可能正在进入国有化的新周期。尽管一些国家采取较为激进的国有化形式，但更多的国家采取的是蚕食性征用方式，即采取间接的方式将外国投资者的所有权收归国有，或对外国投资者的控制权和经营权不断加大限制力度，间接达到征用的目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从2000年以来，各国采取的投资监管和限制政策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已从2000年的6%上涨到2012年的37%，而投资自由化或促进投资的政策所占比重则持续下降，从2006年的94%下降到2012年的63%。
三、海外政治风险成因
中国企业海外政治风险的成因是多样化的，主要与东道国有关，包括东道国政治不稳定性、政府治理能力差和冲突等。东道国政治稳定与否，通常取决于东道国自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宗教、文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受到其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其他国家政治、军事、外交关系及其变化的影响。政治稳定与否的关键是东道国政治体系容纳和化解不同政治见解的潜力以及应对政治挑战的机制与制度的完善程度。政府治理能力，则是东道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当东道国政府机构缺乏熟练的、专业的领导人队伍和管理者，缺乏资源和相应的经验知识，往往政府的治理能力就很差。冲突则是指不同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社会愿景之间的矛盾、摩擦、斗争和战争，它既包括东道国内部不同民族、社会群体、地区之间的冲突，又包括东道国卷入的全球或区域层面上的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多边或双边冲突。
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国外政府和媒体往往认为参与海外投资的中国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而是认为中国政府在幕后操纵，出于担心国家安全的考虑，部分国家将中国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上升到政治高度加以对待，并通过进行严格审查等方式对中国的海外投资行为进行阻扰。中国企业海外政治风险往往是由东道国的内部因素和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等因素综合造成的。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地区分布来看，2012年末，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4588.1亿美元，占86.3%，对发达国家（地区）731.3亿美元，占13.7%，而全球这一相应比例分别为62.4%和37.6%，中国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地区分布有着巨大差别，中国绝大部分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大部分投资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险通常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这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水平较高的原因。而中国选择发展中国家，除了中国经济方面的比较优势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向一些发达国家的投资受到以“国家安全”为由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来看，剔除往避税港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2012年，存量最大的行业分别是金融业和采矿业，分别为964.5亿美元和747.8亿美元，这也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有着较大的差别。就其原因，主要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正处于资源类投资为主的阶段有关。从中国在政治风险最大的前20位国家的投资来看，2012年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62.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例为4.2%；当年这些国家流入外资的存量为6842.3亿美元，占世界的比例为3.9%。由此可见，中国在这些政治风险最大国家的直接投资比例偏高。此外，2012年中国流入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占这些国家吸引外资存量的比例为2.9%，也高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世界的2.3%这一比例。
四、海外政治风险应对策略
1.政府层面。
第一，政府应当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到加强海外政治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中国已经全面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之中，“走出去”是必由之路。由于海外政治风险管理能力是决定中国“走出去”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而相比西方老牌的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能力依然还很薄弱，因此，政府必须引导企业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海外政治风险管理能力的培育和经验的积累，采取主动的管理策略，加强海外政治风险管理。
第二，政府应当建立海外政治风险应对预案和预警机制。政治风险具有很难预测的特点，但这并不等于海外政治风险无法管理。经济全球化几十年的经验表明，大多数海外政治风险是可以识别、预测、分析、评估、防范的，应当积极转变观念，借鉴和吸收先进跨国公司的科学方法管理海外政治风险，做好海外政治风险的识别、分析、评估、预测、预防、监控。制定事前、事中和事后应对预案并建立预警机制，帮助企业将海外政治风险的可能损失降到最小。
第三，政府应当积极与东道国签订投资保护双边条约。海外政治风险从根本上来说，仅仅依靠投资国单方面的风险防范是不足以化解的，东道国的政策变化、政局更替、国内动乱等因素往往会严重损害投资国企业的利益。中国政府应当积极与各国进行经济合作和交流，尽可能多的就投资项目与东道国签订双边保护协议，从而降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2.企业层面。
第一，企业战略应当与海外政治风险管理有机结合。企业在海外布局时，必须综合考虑拟进入地区对企业战略的重要程度和其政治风险进行决策。对于战略重要度高、政治风险水平低的地区，通常都是必进入的地区，但竞争往往也非常激烈，而在战略重要度高但政治风险水平也高的地方，可能竞争就不那么激烈。这需要企业结合自身的战略加以权衡考虑。
第二，企业风险管理应当与海外政治风险管理有机整合，企业应当从自身情况出发选择合适的应对策略。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风险容忍程度，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有高有低；不同的企业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不同，其可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也因此有所区别。例如，大型企业在海外拥有众多业务，可以通过在不同风险水平的地区进行投资以对冲风险，而且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海外风险管理系统；中小企业不仅需要加强“自我管理”，同时也需要采购海外政治风险专业机构的服务，最好是购买政治风险保险等。当然，无论什么样的企业，认真做好政治风险的识别、分析、评估、预测、监控，制定事前、事中、事后的应对预案，建立有效的海外政治风险管理机制，积极与东道国政府和本国政府加强沟通、联络，注重与当地融合和本土化等措施都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应当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能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了对东道国的社会责任。由于制度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宗教信仰的差异等，东道国当地员工往往缺乏忠诚度和归属感，容易与跨国企业发生冲突，进而升级为罢工等政治事件。投资企业应当加强与员工的交流和沟通，为当地的医疗、基础设施、就业、社会福利等多做贡献，树立良好的中国企业形象，提高东道国对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认可度，从而也能起到降低政治风险的作用。
作者：张文君 任荣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