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私营工商业达到了中国 古代私营工商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一
汉初将黄老的“无为而治”作为治国安民、发展经济的总方针。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经济领域，则是工商管理政策较为自由放任。其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孝惠高后时，以“天下初定”为名,下诏“复驰商贾之律”，不再限制商贾“衣丝乘车”从而初步改善了工商业者的地位。
其二，采取“勿扰狱市”式的工商管理政策，尽量减少政府对正常市场贸易的不合理干预。这种市场管理方式本是曹参在齐地为相时所用，任朝廷相国后，遂推行全国。
其三,开启关梁。关梁制度起源很早，其作用在于维持国家安全、稽査行旅、征课商税。西汉建立后，实行“开关梁，驰山泽之禁”[2]325>3283免征关税的政策。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三月，除关无用传”,取消进出关卡检查“符传”的规定,听任商旅自由往来。直到景帝时，因七国叛乱，才一度恢复关梁之制,“复置诸关用传出人”。
其四，驰山泽之禁，允许民间自由经营盐、铁、钱三大业。汉初对山林川泽实行开放经营的政策，“开关梁，驰山泽之禁”[2]3253_3283，各业生产听任民营。从刘邦开始，就将冶铁、采矿、煮盐下放给私人经营盐铁皆归于民”，并准许私人铸钱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吕后时虽曾一度下令将铸钱业收归国有,但文帝即位后“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同时宣布取消吕后时盐铁私营的禁令，“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听任民间自由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
二
在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汉初的私营工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甚至达到了中国古代私营工商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1.经营种类丰富，如冶铁、煮盐、铸钱、纺织、漆器、制陶等等，几乎遍及当时所有行业
第一,冶铁业。铁器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必备工具，实际需求量很大,汉初的许多富商大贾就是以经营冶铁业发家致富的。“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亦冶铸……富埒卓氏”，“宛孔氏之子,梁人也,用铁冶为业……家致富数千金”，“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武帝任用的改革大臣——孔仅也是大铁商出身，“……孔仅，南阳大冶,皆致产累千金”。当然，除了这些豪强大贾经营冶铁外，也存在许多民间小型的冶铁作坊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反映的就是农村铁匠制作农器的情形。
第二，煮盐业。在盐铁官营以前，经营盐铁是两个最获利的行业。《汉书.食货志》载,汉初富商大贾“冶铁鬻盐，财或累万金”；《史记?货殖列传》载，齐人刀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而且主管盐铁官营的大农丞东郭咸阳也是齐地的大盐业家，“咸阳，齐之大煮盐……皆致产累千金”。当时的诸侯王国也经营煮盐业。《汉书?吴王濞传》载:吴“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在非常珍贵的出土简牍中，也有关于私营煮盐业的记载,《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金布律》云：“诸私为卤盐，煮济、汉，及不私盐井煮者，税之。县官取一，主取五。”这是吕后二年颁布实行的对私营煮盐业的税收规定。可见，私营煮盐业在汉初是非常兴盛的。
第三，铸钱业。铸钱手工业是汉代三大手工业之一，在汉初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允许私人铸钱的。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通过铸钱积累了大量财富。《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为盐，以故无赋，国有肥饶。”因为铸钱“为利甚厚”，从而出现“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mn49-1240的局面。直到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政府才严禁私人铸钱(汉初的吕后时也曾一度取消私铸,但很快又放开）。虽然法令严酷，但盗铸仍十分猖獗，《汉书?食货志》载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可见,私铸风之盛。
第四,纺织业。纺织业是汉代又一个重要的私营手工业部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经营规模较大的纺织经营者，他们一年能够生产并销售“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盈利二十万钱，可以“比千乘之家”。而更为普遍存在的是家庭纺织业，即所谓“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诸如此类的记载在史书中屡见不鲜。齐鲁之地是西汉纺织业的重要地区，《论衡?程材篇》载：“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能织锦，恒女无不巧者，目见而手狎也。”对此，张鹤泉先生认为王充提到的在齐郡世世代代以刺绣为生的人，应是专门经营纺织业的独立手工业者。西汉齐鲁地区民间生产的纺织品销售面很广，其产品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当然，其他地方也有来自民间的纺织品，“非独齐陶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
第五，漆器业。漆器是以漆树液体为主要原料，经过若干道工序加工制成的器皿。汉代漆器业在战国基础上发展迅速，并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道：“陈、夏千亩漆……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木器髹者千枚……此亦比千乘之家”。由此可见，汉初允许私人制漆，并且具备一定规模。现已出土的漆器中就有一些出自私人作坊之中，但所有这些漆器铭文的姓氏,只能是漆器手工业作坊主的姓氏，比如“桥氏”、“中氏”即是桥姓和中姓的漆器手工业作坊产品的标志。
第六,制陶业。陶器是汉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器具,而统治阶级享用的多是铜器和漆器,很少使用陶器，因此私人经营的制陶业是比较普遍的一个手工业部门。“陶器价值比漆器铜器为低，为一般人民所需用。除官府制造大量砖瓦之外，而私人的作坊,注重在陶质的用器及明器。西汉咸里所造的各种陶器，尤为具体的表现”。在出土的陶器中发现有一些带有吉祥语的铭文，也属私人制陶作坊的产品。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一座汉代城址发现两件陶瓮,在肩部都印有“大富”的铭文,洛阳烧沟汉墓中也出现刻铭“日利”的陶瓮，宋治民先生认为“这些吉祥语也见于铜器和铁器上,是私人经营的制陶手工业作坊投放到市场上的产品的一部分”。
2.无论从生产技术水平，还是从销售方法上来看，汉初私营工商业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现存史料中有一些反映私营手工业技术水平高的记载,如，《西京杂记》中有反映铸钱技术的记载:“文帝时，邓通得赐蜀铜山，听得铸钱，文字肉好,皆与天子钱同，故富侔人主。时吴王亦有铜山铸钱，故有吴钱，微重，文字肉好，与汉钱不异”。反映铁器质量高的有：“器和利而中用”、“善器”。从出土的实物中也能看到汉初私营冶铁技术之高。在汉初已能铸造出低硅灰口铁,1972年在莱芜出土的农具铁范为此提供了佐证。铁范的金属检查及化学分析表明：石墨呈片状，含硅量为0.16%，这种低硅灰口铁的生产被认为是铸造史上的一项奇迹。徐州子房山一座西汉早期墓中曾出土1件锛，它是利用铸铁脱碳成钢技术制作而成的。这种工艺是在铸铁返火过程中，以碳的氧化为主，不析出石墨而形成的钢铁复合件。西汉中期以后，这种工艺才更为普遍地流行，说明汉初冶铁技术已十分精湛。纺织业中则可能已出现提花机。汉代提花机究竟始于何时,史界并无定论，范老认为是东汉明帝时方能制成织花机，郭老认为，西汉中期“已经使用提花机”了。王欣则认为提花技术难以排除汉初出现的可能性。笔者倾向于王欣的看法。
3. 从规模上讲，汉初,在私营工商业中不仅存在着可与官营工商业相媲美的大企业，也有遍及各地的小作坊、小商铺
前者在盐、铁、铸钱等行业中表现较为突出，《盐铁论?复古》云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人。”当然，在其他行业也存在大规模的生产，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载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顶,浆千甑，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须千,牛千足，羊彘千双……，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这里列举的酿酒、制酱、屠宰、贩运、漆器、车船、铜器等众多行业，都有着较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列举了许多实例，比如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等人，均从事着大规模的生产经营。但是,这些大规模的生产经营只占一小部分，更为常见的经营规模并不大’很多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并且他们往往亲自参加劳动，“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商贾……小者坐列贩卖”。
4. 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增多
在汉初惠商政策的刺激下，农人“背本趋末”，“商贾滋众”，“不可胜数”。在“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社会风气的促使下，人们纷纷从事工商业,形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趋利如水走下”的社会景象。在较大的工商业中甚至出现有上千人的生产场面:“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人”。从事工商业者日众的现象引起了具有忧患意识的政论家的注意，他们纷纷呼吁“驱民归之于农”，着名的有贾谊和晁错，贾谊曾两次上书建议驱民着本。他认为“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今殴民归之于农，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可以为富安天下”。继贾谊之后，晁错也强烈呼吁请“贵粟”以重农，“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因此，从他们的言论中也能看出从事工商业人数之多，以致引起他们的忧虑。对于汉初私营工商业的繁荣发展，除了以上直接的论证外,还可以从官营工商业在西汉前后期的发展变化中体现出来。西汉一朝始终存在着官营工商业,但前后期比重不同。尤其是后期的官营工商业无论从规模上还是经营的种类上都较前期更庞大丰富。
汉初私营工商业表现异常活跃，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流通领域来看，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繁荣景象;从生产领域来看，西汉手工业商品生产也达到了一定历史高度。就连对唐代商品经济评价极高的傅筑夫先生也承认，唐代手工业商品生产总的来看，“没有达到第一次高潮（指战国秦汉时期）曾经达到过的水平”;从工商业者的势力来看,他们“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那些显赫的列侯封君、军功贵族在他们面前也“低首仰给”。对于这种现象,秦晖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在我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总之，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在汉初达到了一个高峰期。
[作者简介]秦开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人文杂志社助理研究员，博士。(西安710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