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社会从18世纪开始就存在两种对立的自然观，一种是人与自然亲密相处的“阿卡迪亚”(Acadia)田园主义，提倡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另一种是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看作是供人类索取和利用的资源，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润。随着工业文明的诞生和扩张，人类中心主义明显地主宰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环境意识仅仅停留在功利性的资源保护主义层面上。二战后，科技进步和人类影响自然能力的空前提高使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功利性保护主义已经无法有效地阻止环境的恶化，生态科学和保护主义结合在一起导致了环境主义的产生和环境意识的转变。在美国，这种转变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中完成的，它对其后美国环境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吸取美国在环保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保护主义和美国社会早期环境意识
美国环境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期的环境运动者很少使用“环境”这个词，更多地称之为资源保护(Coievaim)，环保行动以保护大自然为目标，是现代环境运动的先声。约翰。缪尔(J〇nMUi)的超功利自然保护主义和吉福特。平肖(GifOdPinchO)的功利性资源保护主义是这个时期环保思想的代表。
缪尔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他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群众性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aClb)的奠基人。缪尔认为，自然界的每一种动物和植物都具有生命力，是值得尊重的自然美，“没有人，世界将是不完全的，没有那些栖息在我们自负的眼睛和知识所看不到的地方的微小的动物，世界也是不完全的缪尔信仰的是把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结合起来的超功利自然主义，在他思想深处是一种超功利的自然保护价值观。
与缪尔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平肖是一个功利性资源保护主义者，他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和自然万物，人的责任就是消灭那些对自己无用的物种，发展对自己有用的物种[2]。平肖的功利主义资源保护哲学迎合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成为20世纪初资源保护运动的基本原则。为了使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开发和利用，防止因缺乏科学知识而导致的个人滥用，平肖提出了出于经济发展需要而对国家资源进行“明智利用”(WiseUse)和“科学管理”的原则。在他的影响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其任期内掀起了自然资源保护运动，通过立法收回了大量土地、森林、草原，作为国家的公共保留地，并建立了更多的自然保护区。这次运动遏制了垄断集团肆无忌惮地劫掠和浪费自然资源的现象，并使资源保护成为以后历届美国政府所坚持的方针。
功利性资源保护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首先是20世纪30年代肆虐于中西部的尘暴，促使美国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是一门从整体性与联系性的角度去认识和研宄自然的新型学科一生态学发展起来了。生态学认为，任何一个单位，都包括该地所有生物体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使得系统内的能量流造成营养结构、生物多样性和物质循环，各个物种彼此都有一种稳定的生态联系，任何一个联系环节的破坏都将给整个群落造成破坏[3]。生态学理论要求人类审慎而恰当地运用而不是粗暴地滥用自己超越于其他动物的智慧和运用技术的能力，希望通过维持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和稳定的方式去探求一种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往资源保护的一个最大弱点在于它的功利动机一大多数物种或某些整体性的生态群落(如沼泽)因缺乏经济价值而未被纳入保护范围。生态学的出现是美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革命，引起了许多人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它是二战后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二、环境主义和美国战后环境意识的转变
环境主义是一个广泛的范畴，它是指一种思想意识和有政治行为的运动，其出发点基于自然环境应予保护的信念;它是从保护主义演变而来的，并将其内涵进一步扩展，它包括资源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公共健康改革、人口控制、生态和能源控制、反对污染政策、职业健康运动等。环境主义表现形式多样，从局部地方组织的农业区域保护、渔民联合阻止污染，到国际性环境保护活动。环境主义者的行为动机常与人类健康有关(阻止污染)关系到经济和环境的美化[4]。
二战后，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享受，希望更多地接触自然、领略自然的魅力，拥有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于是美国公众对环境现状表现得更为关切，人们从不同角度表达对环境现状的忧虑。因战争而沉寂的各种自然资源保护组织也随之活跃起来，这些组织中的大多数领导人开始把生态学原则当作指导思想，并以此指导他们的实践。知识分子是最早的觉醒者和意识形态引导的先锋。
1962年，雷切尔。卡森(RCe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ig—书出版了，她通过对广泛使用的杀虫剂一DDT在食物链中的作用和对人体所造成的危害的说明，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令人惊骇却又无法回避的事实：人们用来对付被认为有害的昆虫的技术最终竟对准了自己。卡森被称为20世纪的斯托夫人①《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迅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半年时间，这本书发行了50万册。它的出版不仅仅唤起了更多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同时还引发了一场环境意识的革命，更多的美国人开始反省自己的环境观。传统环境观念认为，自然就是为人类存在的，人类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不断技术革新、无限生产与消费、个人主义等一整套环境观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所在，卡森的环境观实际上是对这一整套价值观的挑战和颠覆，她将环境恶化归结为人类对生态的忽视，以及追求科技进步、征服自然的行为，她认为“科学己经变质，变成了公司赚取利润的冒牌货”[5]，她呼吁人类从征服自然、技术进步的迷途中醒悟，约束自己的行为，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回归到一种更加贴近自然的朴实的生活方式。
在60年代批判和反省的社会气氛中，卡森的环境意识很快就为人们所接受，并上升为美国社会认可的主流社会思潮，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推动了环境运动的兴起。
三、政府行动主义和美国6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
在1959年的选举运动中，民主党承诺“在资源保护方面的全面突破”。肯尼迪上任之后，在总统办公室成立了专门的资源和保护咨询委员会，聘请专家指导联邦保护资源工作，在1962年的《明智地利用我们的自然环境》特别咨文中，肯尼迪一方面强调继续原有的荒地保护政策的必要性，同时，强调政府应该发展科学研宄，开发海洋资源，实现海水淡化用于灌溉和饮用，与水和空气污染作斗争;另一方面，他主张建更多的公园，把保护野生动物视为保护人类自身一样[6]。到1963年9月，肯尼迪政府己经从国会获得了25亿美元的环境保护项目资金，其中包括科得角(CPeCod)、雷耶斯(PcitReyes和神父岛(PadreIsland)三个国家级海滨公园建设项目的立项和开工。
继任的林登。约翰逊总统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理论信仰者，他的环境观主张把环境保护意识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一人文主义生态学。他认为政府的环保政策应该尽可能考虑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户外消遣、休闲的环境。他的环境保护政策散见于在其任期内通过的100余个环境法案，其成就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美化。公园和户外环境建设是约翰逊政府时期最大规模的环境建设和保护运动。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比以前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出门休闲的人急遽增加。公园和国家森林游憩区出现了数量严重不足、设施陈旧、管理混乱等问题。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数据显示，1960年进入公园的游客为7900万，1967年，这个数字己经接近1.4亿，并且还在继续增加[7]89。在1965年的自然美化咨文中，约翰逊要求在全国增加公园和户外休闲环境建设，建立一个自然资源保护体系，由联邦新建12个国家级公园。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留作保护和用作建设公园和休闲场所的土地多于住房、商业和公路建设用地的情况;另外，国会授权由联邦援助30%—50%的城市和社区进行休闲开放空间建设，增加了2.35亿美元拨款。1963—1968年，约翰逊将46个新公园或者休闲区交给公园服务管理局监管。
第二，控制污染。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水污染和饮用水安全成为十分急迫的问题，联邦在1948年通过了水污染控制法，将控制水污染的权力授予各州，联邦仅仅提供技术和低息贷款援助地方水污染处理厂建设。1960年，当民主党提出立法建议，要求联邦在水污染控制方面承担更多责任的时候，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关于州权和联邦权力的分歧使艾森豪威尔否决了这个法案。
在1965年国情咨文中，约翰逊再次提出“制定一个有效的水质量标准，结合一套有效的、反应迅速的强制执行程序，从源头，而不是在发生之后预防水资源污染的国家计划8]。1965年1月28日，国会通过了《水质量法》，要求各州建立水质量标准，同时，联邦通过援助地方建设污水处理厂的方式刺激地方加大控制水污染的投资。
在约翰逊任期内，在水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大量增加。艾森豪威尔时期，联邦政府在水污染研宄方面没有专门投入，肯尼迪时期平均每年投入450万美元，约翰逊政府在四年时间资助了2598个水污染控制研宄项目，平均每年拨付研宄经费295(万美元;艾森豪威尔时期联邦用于水污染控制的拨款为212亿美元，肯尼迪政府时期翻了一番，约翰逊政府时期达到了8.47亿美元[7]4。
烟雾是美国60年代出现的另一个大问题，1962年，英国伦敦因为烟雾导致340人死亡事件对美国震动很大。在美国，空气污染主要是由于工业发展和汽车的大量增加;其次是垃圾焚烧、室内供热的煤炭和石油燃烧等排出的烟雾。1963年，国会通过了首个《洁净空气法》规定由各州建立空气排放标准，联邦政府通过资金援助的方式帮助各州治理空气污染。1965年，国会对这个法案进行修正，要求由健康、教育和福利部制定强制执行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由于汽车行业的阻挠，这个标准并没有执行。1967年，政府再次提出立法建议，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空气质量排放标准，最后通过的法案规定联邦分区域设定空气质量控制标准，为单项污染制定标准，或者帮助各州建立控制污染计划。
第三，环境管理观念的改变。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认为控制环境破坏的第一责任者是直接制造污染的城市和工厂。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说明，工厂、城市和州都无法正确处理好发展经济和控制污染的关系问题，只有联邦政府能够通过规则来解决这个矛盾。联邦和地方的权力之争是美国政府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在环境保护政策方面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主要原因。
约翰逊刚上任就明确表达了联邦政府应该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他认为，这不是联邦政府该不该管的问题，而是怎么样管好的问题。
在60年代以前，联邦环境管理混乱，例如，政府很难区分控制污染到底是属于公共健康事务还是环境保护事务。涉及水资源污染控制的管理机构有:健康、教育和福利部的水污染控制咨询委员会，内务部的休闲娱乐管理局、矿产资源管理局、地质勘查和盐碱地水资源管理办公室等，这种管理交叉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管理效率。约翰逊不顾政治对手们对他的政府职权出轨的指责，将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集中归内务部管理，他的想法是在不久的将来成立一个内阁级的自然资源部②。这样，不仅仅整顿和理顺了环境保护的管理关系，提高了管理效益，而且，不论是在立法，还是在具体政策执行方面，约翰逊都给了内务部最大优先，在约翰逊任期内，几乎所有的环境立法都是由联邦政府优先推荐给国会，并尽可能地保障通过。
60年代环保运动在另一个层面上的表现是环境保护组织的活跃和民众环境意识的提高。首先，越来越多的民众关心环境问题，环保组织的群众基础日益广泛，1970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70%的美国人己把环境问题列为国内的首要问题[9];各类杂志对环境问题的关心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1955-1957年出现了许多反映环境问题的文章，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文章增加了300%[10]。其次，环保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包括学者、律师和政府官员参加到环保运动中来，塞拉俱乐部在1950年只有7000人，1959年为2万人，1970年增加到11.3万人;成立于1905年的奥杜邦协会的成员从1962年的41万人增加到1970年的8.15万人111];同时，新的环保组织不断出现，如环境保护基金会(967年)、地球之友(1969年)、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1970年)等。再次，环境保护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大。1963年，亚利桑那州国会代表团提出了在科罗拉多河流域建设两个水坝和水电站的立法建议，这个建议当时得到了约翰逊政府的认可，以塞拉俱乐部、艾萨克。沃尔顿联盟(ZakWatnLeague)和荒野学会(WildnessSociety)
为主的10个环境保护组织运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开发利用能源的理念与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约翰逊政府不得不放弃了大坝建设计划。1967年，一群科学家和律师建立了环保基金以制止当地政府在长岛、密歇根和威斯康星州随意喷洒DDT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然资源保护、水土保持、污染控制等方面感兴趣，这些人不自觉地聚积在一起，逐渐形成了环境保护利益集团，在政府政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环境政治”开始萌芽。第四，群众性环保运动所关注的问题日益广泛，除了坚持战前资源保护主义者(CQnsevainit所主张的荒野及野生动物保护外，关注的问题还包括：有毒化学物、废物排放、人口过剩、空气及水的质量、生态平衡、自然环境美化等[12]。
四、6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喧嚣的年代，经历了战后经济繁荣的美国社会的所有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呈现井喷之势，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反主流文化、环境保护运动全都在这个时期爆发了，冲击着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6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对其后美国社会的环境政策产生了长远影响。
首先，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政府环境保护的责任增强。在50年代的保守政治气氛下，对大政府和联邦权力扩张的恐惧使联邦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难有作为，虽然诸多环境问题(例如空气、水污染等)已经凸显出来，相关部门也提出了一些治理和保护法案，但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联邦政府显得无能为力。1960年，艾森豪威尔否决联邦为市政污水处理厂拨款法案的理由是：污水处理是“地方性”问题，应由州或者地方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解决。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国家行动主义的兴起和全国性的大规模环境关注鼓舞了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也为政府推出更多的环境政策奠定了基础。《1965年水质量法》、《1967年洁净空气法〉〉等一系列法规的出台标志着联邦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承担责任及对州和地方政府权力的全面干预联邦最低标准和法规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水质量法》要求各州在两年内建立环境水质标准，否则将失去拨款，它还批准联邦政府为那些未能自己设立令人满意标准的州制定标准。1966年的总统行政命令授权联邦机构控制空气污染，随后的《洁净空气法》授权健康教育和福利部管理流动及固定排放源，要求各州制定空气污染标准。《1970年洁净空气法》认定联邦政府在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企业排放许可证和机动车排放严格控制中享有首要的调整权力。1969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这是第一部把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基本政策的法律，并以此法律为依据成立了国家环保局，负责领导、管理和协调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并监督国家环境法规的执行。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都健全和完善了环境管理机构。
其次，6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的最大影响还是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环境运动和公众环境意识在60年代相互影响和促进，公众对环境的理解主要缘自于环境主义者和媒体的宣传、环境保护组织的影响和个人的生活感受。环境主义者和媒体的宣传使民众对环境问题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民众既能看到大峡谷和红杉林的美景，也能看到洛杉矶的烟雾、圣巴巴拉隧道里的油迹，从前局部的问题可能唤起更多人的关注;环境主义者的宣传极大地扩展了民众对环境内涵的理解。民众对环境的关注和媒体的支持又使环境保护组织迅速发展起来，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向民众介绍环境知识，同时接纳更多的会员，环境组织在随后快速膨胀。公众环境意识提高的直接后果是民众不再满足于资源保护，而是要求政府在更多的领域干预环境治理，促进了环境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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