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单独的量刑程序，定罪与量刑合二为一，量刑不公开、不透明，不能有效约束法官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因而产生了诸多问题。《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将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把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并且研究制定《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这意味着量刑程序化将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所谓量刑纳入审理程序，是指在法庭审理阶段，确定了被告人构成犯罪之后，在审判长的组织或主持下，控辩双方可就被告人的量刑，提出各自的具体意见及理由，并由双方就量刑意见上的差异进行辩论，这样量刑就更为审慎和公开。因此，将量刑纳入审理程序，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就成为改革我国刑事量刑程序的基本方向。
在量刑程序设计的具体操作上，笔者认为可分为两个步骤进行：
首先，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可采取定罪与量刑程序适当分离的做法，即一个程序两个阶段：在开庭审理定罪后，立即进入量刑答辩程序，控辩双方庭前均应做好量刑意见的准备，部分案件在考虑双方意见、综合评议后，可当庭宣判。具体来说，根据最高法、最高检规定，被告人认罪的案件，由于它都是以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为前提，因此法院对某些刑事案件，可采用简化部分审理程序，予以快速审结。
这里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案件，法院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二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刑事公诉案件，法院则可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三是对事实不清而被告人又自愿认罪的案件，可在主审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进行协商。wWW.133229.cOm对前两种情况，法庭对事实调查已没有必要，可仅就证据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确定罪名、量刑问题进行辩论。量刑应以庭审的形式公开举行，辩护律师和检察官都应出庭，针对被告人有无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发表意见，被害人也可出庭陈述，最后由法官当庭作出判决。第三种情况，则是一种中国式辩诉交易的简易程序，目的主要为了追求诉讼效率，控辩双方进行协商时主审法官不介入。双方可就罪名、罪数、量刑进行协商。控方承诺，只要被告人承认被指控的犯罪，他将建议法官对被告人适用较低幅度的刑罚，被告人则享有自由选择权。当被告人选择承认指控但控方违约或者法官拒绝接受协议，则此前所作有罪供述归于无效。控辩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协议的，则应向法庭报告并要求开庭。主审法官应在法庭上公开宣布该控辩协议并负有审查任务，包括审查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是否有事实基础，协议的作出是否出于被告人自愿、理智和明知。法官接受该协议，将直接依据该协议作出判决，否则应建议控辩双方重新进行协商，或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
其次，对于被告人不承认犯罪宜采取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彻底分离的做法，分两个程序两个阶段，即通过开庭审判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当被指控的罪名成立后，指定一段时间后，由控辩双方向法庭提交关于量刑的意见，必要时进行公开的量刑答辩，答辩时由控辩双方到庭，就与量刑有关的证据、事实进行调查、质证，以及对量刑的具体意见进行辩论，法庭在听取双方意见、认证评议后，再当庭宣判或择日宣判量刑结论。
前述设计的理由如下：
第一，在我国，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大多数都是采用简易程序审理；就是在采用普通程序的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由于被告人已经认罪，案件事实的调查已不是庭审的主要工作，法庭主要解决的是量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把与量刑有关的事实调查工作与案件事实的认定工作放在一次庭审中进行，不仅不会影响量刑的公正性，而且还能提高诉讼效率。
第二，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采取与定罪彻底分离的量刑答辩程序，是基于控辩对抗能力失衡方面的考虑。我国的刑事庭审设计，意图引进当事人对抗式的诉讼形式，以提高庭审效果。但即使在有辩护律师参与的案件中，由于立法方面的缺陷，我国的辩护律师难以具备与控方对抗的能力。在辩护律师根本不可能就与案件定性有关的案件事实、证据事实等最基本的事实因素与控方对抗的情况下，再把量刑事实的调查活动放到同一次庭审中来，一方面会增加辩护律师的负担，加剧了不平衡状态，另一方面会使辩护律师把精力放在容易取证的量刑事实的调查上，而疏忽于那些更关键更重要的与案件定性有关的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的调查了解上。更何况我国的刑事案件中大部分没有辩护律师呢！所以，采取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证据调查形式，可缓解控辩失衡的情势，有利于促使辩护律师集中精力进行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的调查了解，提高案件事实认定阶段的审判质量与效率。
另外是基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审理特点考虑。一方面，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庭审时，大多数情况下辩方的主要活动肯定是围绕“否定被告人有罪”这一中心来进行的，辩方的主要精力肯定是放在证明被告人无罪的各种证据的调查和搜集上。而在这时要求辩方又去进行仅和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的调查、辩护，有强人所难。因为量刑的基础是被告人必须有罪，在辩方一方面竭尽全力地宣称被告人根本就没有犯罪的时候，另一方面又要想方设法地告诉法庭被告人所犯的是轻罪，并请求法庭在量刑时充分考虑对被告人的各种有利情节，在量刑时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此外，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可能经过庭审的调查后，有相当一部分的案件会被法庭裁定指控的罪名不成立、被告人无罪，这样就不存在量刑的问题，根本没必要把仅与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调查和与定罪有关的事实证据调查一并进行。
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量刑程序，并使之产生良好的效用，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相关措施：
一是改革与完善量刑体制。尽量缩小审委会讨论定案的案件范围以及完善审委会的工作程序，建立审委会参与旁听量刑庭审的制度。
二是建立充分保障控辩双方对量刑程序的参与和对抗的制度。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为控辩双方对量刑的参与提供了更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机会，需要建立赋予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量刑辩护权、赋予被害人方的量刑请求权等制度。只有建立一套与量刑公开制度相配套的制度体系，才能真正发挥量刑公开的作用。
三是建立保证裁判文书中反映量刑理由的程序制度。这就需要对我国现有的刑事裁判文书进行改革，将量刑理由作为单独的一部分进行表述，另外还应对控辩双方关于量刑的意见予以表述并阐述是否采纳的理由。
由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构建需要得到上述诸多程序的密切配合，因此会遇到很多困难。笔者不得不承认，建构一套配置合理的刑事程序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构建正是中国刑事程序走向民主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