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恐怖犯罪行为频发、多发、重发，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经济安全秩序，危害国家的政治稳定，并在全球范围内呈现蔓延之势。《刑法修正案(九)》修正的内容及趋势都及时反映了安全法治理念的变化和社会问题的导向。从刑法这一修正案入手，着重关注对于恐怖主义犯罪相关条文的修改，以此探究我国政治、法律对于恐怖主义犯罪打击的理念、倾向和意图。
近年来，国际恐怖犯罪行为频发、多发、重发，我国境内恐怖犯罪行为也呈现出类似特点。恐怖犯罪行为严重威胁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经济安全秩序，危害国家的政治稳定。面对恐怖犯罪行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之势，世界各国都空前加大了打击力度。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也及时反映了这一时代要求。本文以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为切入点，着重探讨该修正案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相关条文，以期探究我国政治、法律对于恐怖主义犯罪打击的理念、倾向和意图，希冀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提供些许有益启示。
一、《刑法修正案(九)》修正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历经多方征求意见、专家反复论证和三次审议，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15年8月29日正式施行。通过与旧刑法条文的对照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罪刑的增减或是量刑的变化，都是以社会人文的大方向及经济政治法律发展的需要进行的。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关于死刑的变化，继刑法修正案(八)减少13个死刑罪名、保留55个死刑罪名之后，《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9个死刑罪名。可以说是在逐步执行少杀、慎杀、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死刑政策，。这表明我国对死刑的观念在逐渐发生变化，对死刑有了更直观的理解，也接受了死刑存在负面问题的观点。相比其他国家刑法，我国对死刑的态度和适用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过重问题，《刑法修正案(九)》的提出似乎是为死刑的减少甚至于废除打下了一个基础。当然，在当今社会中死刑究竟该如何适用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在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总体稳定可控， 一些严重犯罪稳中有降的社会背景下，不应过分依赖死刑的威慑功能，而是顺应国际限制、废止死刑的立法趋势，不断减少我国的死刑罪名。” [1]同时，在“慎杀”、“少杀”、“不杀”的死刑思想和政策的不断发展中，“慎刑”的思想也在不断的发展。
在其他条文的修改中也都有对社会的反映。例如贪污罪不再规定具体数额、增加行贿罪的财产刑和范围等，与当今政治中反贪反腐之风存在很大关联;加大对恐怖主义的惩治也与近年来恐怖活动多发、保障社会总体安定的需求有关。由此可以看出，法律与社会是相互制衡、共同发展的，法律调整着社会存在的问题，而社会发展不断产生的新的问题也促使着法律不断的更新变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刑法修正案(九)》的变动有很多，对于这些修改的支持或反对的意见也有很多。
二、《刑法修正案(九)》有关恐怖主义的规定略解
(一)对恐怖主义的简说
“恐怖主义”、“恐怖活动犯罪”等概念是构建科学的反恐立法体系的基础，也是对包括煽动恐怖活动罪在内的恐怖活动犯罪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目前仍具有法律效力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只规定了“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等概念，尚无法律界定“恐怖活动犯罪”。但是，《刑法》、《刑事诉讼法》已经使用了“恐怖活动犯罪”概念，并有相应的实体和程序的规定[2]。
而学术界关于“恐怖主义”说法不一，有的称为“恐怖犯罪”，有的称为“暴恐犯罪”，有的称为“恐怖组织犯罪”，有的称为“恐怖主义犯罪”，等等。本文称为“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附着在社会机体上的一大‘毒瘤’，当前正处在‘恶化期’，其所散发出的恐怖‘毒素’，不仅刺痛着各国民众的善良心灵，而且给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冲击。” [3]
恐怖主义往往非法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实施包括暗杀、爆炸、绑架与劫持人质等犯罪行为，这些恐怖主义行动往往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危害。近年来，在国际社会恐怖活动呈反弹之势的大背景下，我国也发生了多起暴力恐怖事件。从2013年“北京10·28暴力恐怖袭击案”到2014年“3·01昆明火车站暴恐案”以及“5·06广州火车站暴恐案”等，恐怖袭击从个别走向频发、从边境走向城市内地、从新闻字眼走向民众生活，面对这一现状，法治如何主动适应恐怖袭击形式新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事实上从对这一系列暴恐案件的审理裁决也可看出，从重从严审理、坚决高压打击一直是我国政治和法律对待恐怖犯罪的态度。《刑法修正案(九)》也在这一方面对之前相关的刑法条文进行了修改，从中也可以看出国家对恐怖犯罪预防和处理的更多思考。
(二)相关条文的具体修改及分析
《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有关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1.对原刑法第一百二十条进行修改，“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增加“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增加“并处罚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增加“可以并处罚金”。
此条文有关恐怖主义犯罪部分大都设置了财产刑;在这些设置了财产刑的恐怖主义犯罪中，除了参加恐怖活动罪中的其他参加者是判处得并制罚金刑外，其他均判处必并制罚金刑。
这与国外的立法向吻合，“在国外的反恐立法中，通常也把财产刑作为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的主要刑种，如美国联邦在 1987 年制定的《量刑指南》中明确规定罚金刑是全部案件都必须判处，俄罗斯在2006 年《反恐怖主义法》的修正案中恢复了对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犯罪判处没收财产的规定。” [4]
对恐怖主义犯罪配置以必并制为主的罚金刑，强调在法定刑部分增加财产刑，反映立法强化对该罪的经济制裁。之所以这样规定，其原因在于“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恐怖活动往往需要大量资金，增加财产刑有利于预防恐怖犯罪分子再次犯罪。”[5]以往我国刑法只注意打击恐怖组织和个人、恐怖分子的犯罪行为，此次增加财产刑，其目的与作用值得思考：
(1)剥夺恐怖犯罪的物质、经济基础，降低甚至消灭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再生能力”。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恐怖活动的规模、基础和分工日趋完善和组织性。如同一个机关的运行，除了管理分工之外，物质基础必不可少，甚至可以说是每一次组织行动的根基。在审理罪犯后施以相应的财产刑，一方面可以追踪财产的来源和数量，另一方面可以从源头和基础上动摇恐怖活动所依赖的物质条件，用刑法手段断其财路，逐步摧毁其经济基础，防止“再生”。物质是组织活动的基本要素，以往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大多停留在摧毁个人及组织上，而恐怖组织往往具有隐蔽性，很容易造成漏网之鱼，从而死灰复燃，难以根绝。因此，打击恐怖组织的经济基础，也要关注其背后的利益链甚至“产业链”。近来国际上的ISIS就是其中的典型，如不坏其根基，很难完全消灭恐怖主义，除恶务尽。
(2)增加对恐怖犯罪的打击力度，增强威慑力。恐怖犯罪的犯罪分子因受到特殊的宣传而产生不利于社会安定和平的极端性思想，从而做出暴力恐怖行为，给社会造成损害。增加财产刑的同时等于加重了对该罪的处罚力度，对民间乃至国际社会上要求严厉打击恐怖犯罪的呼声做出了回应，为国家及社会打击恐怖犯罪行为营造了一个高压严惩的良好氛围。
(3)替政府与社会减轻负担，有利于消除暴恐犯罪带来的后续不良影响。恐怖主义犯罪往往采用极端且具有一定伤害规模的方式进行，在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情况下，还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恐慌和社会混乱。增加财产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及社会各方后期的安置、安抚、重建及调查、处理工作给予物质上的支持和弥补，减轻政府与民间的经济负担。
2.在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后增加了第一百二十条之三“以制作、散发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或者通过讲授、发布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
我们可以把这一新增条款称为“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当今世界处在多元化、信息化时代，恐怖分子、极端分子易利用这种特点，利用网络、书籍等各种渠道大面积、广泛地宣扬、传播、煽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针对这种新形势国家通过法律进行严格管控固然重要，但这其中也存在很多问题：
(1)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概念及范围，应当有解释和界定。恐怖主义犯罪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政治动因、思想渊源和文化环境，在对其界定时，因为不同的国家利益、民族情感和宗教认同，又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解释和看法，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规范性、可供社会大众参考的定义和范围对于打击此类犯罪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前全国人大《关于加强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对“恐怖活动”“恐怖组织”进行了界定，并规定公安部公布恐怖活动组织及其人员名单，此项规定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规范意义。除此之外，国家及政府应当对此种明确的界定和规范加以宣传，以增强民众的了解与社会的普及程度，避免出现非因故意而触犯法律的行为导致扩大入罪与打击范围，造成不必要的社会问题。
(2)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些都属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受宪法保护。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法律都不得与宪法有所抵触。而在本条规定中，“制作、宣传”文学作品本属于公民自由，只因冠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内容才受到处罚。在社会生活中、在含有一定主观判断的情况下，极易与“公民自由”发生冲突，引发争议。因此，除了明确的界定与规范之外，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也应正确对待，把握好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关系和程度，不可以让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成为公民自由的限制网。同时，对于恐怖主义思想的受众问题是一个盲区。在制作、散布宣扬恐怖主义的人员受到惩戒后，那些受到恐怖主义思想影响的受众成了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我们当然需要区分受到影响的人和未受影响的人，对这一方面，相关的法律条文和政策要有相应的关注，比如对相关人员进行跟踪调查或是思想教育等等，避免不必要的问题出现。
3.新增第一百二十条之五“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第一百二十条之六“明知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此两条规定，可以称之为“穿戴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和非法持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传物品罪”。这是《刑法修正案(九)》中有关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规定的一大亮点，是“将特定的涉恐预备、帮助行为‘实行行为’化，更好地保护立法者认为需要重点考虑的重大法益，最为典型的就是将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策划或者准备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从而在刑事立法领域贯彻‘保护法益前置’的理念”[6]。可能是受到昆明暴恐事件的影响，从这两条我们可以看出，罪刑的设置具有一定针对性，是为了使刑法在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上更加细致、严谨、规范。因为恐怖犯罪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所以预先的防范可能比事后的处理更加重要，如此修改，可能是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能有效地遏制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的宣扬、传播和煽动，争取最大限度地遏止恐怖思想和恐怖活动的产生，认定所规定的行为的实质是行为人欲实施更严重犯罪的预备行为，使刑法的职能由事后刑罚处罚向事前预防转换。但此规定中依然存在着与第一百二十条之三的规定相同的问题，对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标志、服饰等”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明知”这一主观性极强的标准又该如何判断，可能会造成定罪的困难与混乱;穿着、配饰及图书、资料的持有或观看属于公民的自由范畴之内，甚至可以说是属于私人空间的管辖，在这一方面加以严格限制是否会对人权及自由造成一定的伤害。定罪量刑的出发点虽好，但是否愈加严格的控制就会带来更牢固的预防效果仍值得商榷。而且还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如同上文提及关于恐怖主义受众的问题，如若穿戴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的人，不是受他人直接教唆或者强迫，而是受到恐怖主义思想毒害而自行穿戴又该怎么处理?如果恐怖主义分子将关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宣传品或者相关物品在收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栽赃，进行心理攻势，打击上下团结的情况又该如何判断?这些问题应当引起立法、执法和司法部门的关注。
4.同时，针对《刑法修正案(九)》所体现“慎刑”思想的发展，对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这样危害性大的行为，尤其要采取冷静的态度。防止由于私人情绪或者是所谓的政绩等等所产生误判，导致冤假错案的再次发生。近年来，许多冤假错案的翻案应当引起司法者与执法者的警觉。同时结合前文的分析，更加应当考量到如何在打击犯罪之时保障守法公民的正当利益。
三、结语
《刑法修正案(九)》中“有关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立法，是对我国传统刑事立法模式的又一次突破，是在我国现行刑法采取‘行为+情节或者后果’的个罪规定模式之下将有关抽象危险犯论发挥到极致的表现。” [7]
这一次修正的涉恐条款不仅“可以解决我国反对恐怖活动的立法不足，解决司法实践中反恐所遭遇的难题，以更好地实现与国际反恐活动的接轨与合作[8]。也可以检验我国刑法的立法与司法效果，以有利于我国刑法不断适应社会新发展、不断完善与丰富。
作者：朱萌 来源：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