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涉外职务犯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扩张。本文从国内、国外或境外以及犯罪嫌疑人本身三个角度分析了涉外职务犯罪的原因，并从制度角度：即构筑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和加强国际刑事合作两个层面提出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的涉外职务犯罪的预防措施。
论文关键词 涉外职务犯罪 预防 合作
近年来，涉外职务犯罪日益猖獗，其中主要表现为国内腐败分子通过在国外、境外进行洗钱活动，将大量贪污贿赂的资金外移，腐败分子纷纷外逃以及在对外贸易交往中与不发外商勾结，损公肥私，进行跨国或跨境职务犯罪等形式。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至2011年这十年间，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开展追逃行动中，共捕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21533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814多亿元（以上数据是笔者根据2002-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其中2004年的追回直接经济损失的数据是根据2006年工作报告中“追缴赃款赃物和非法所得计74亿多元，比上年上升62.9%”计算得出45.4亿元。2003年、2006年以及2008年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因报告中没有公布，故笔者此处的814亿元不包括上述年限的数据在内）。这些被抓捕的潜逃的人大多是逃往香港、澳门或其他国家、地区的涉外职务犯罪的犯罪人。事实上，这类涉外职务犯罪人的总数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已被抓捕归案的人数和追回的损失，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涉外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转移腐败资金等活动十分猖獗。
我国涉外职务犯罪的成因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宏观层面上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和规范上的缺失，也有微观层面上相关国家公职人员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个人私欲的膨胀和约束力的最终丧失。因此，科学地预防涉外职务犯罪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构筑科学的预防涉外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
（一）建立专门机关和有关部门预防的联动的工作机制
涉外职务犯罪是一种复杂的具有极高隐蔽性的犯罪，因此，对其进行预防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的专业预防，也需要各单位、各行业的积极配合，建立起广泛的共同预防的防线。
第一，各机关应根据当前涉外职务犯罪的演变规律、分布区位，制定出本机关预防工作的重点和具体实施的预防计划。尤其是针对多发性涉外职务犯罪的机关或部门，专门机关可以有针对地制定出科学预防的具体建议书，供这些机关或部门参考。
第二，各有关机关或部门应结合本机关或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可行的预防规章和制度，且将预防工作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去。专门机关尤其是检察院应该对各有关机关或部门的预防工作的情况进行定期检查，督促其认真履行预防工作，发现存在问题的，应责令其及时解决。
第三，专门机关可以结合近期涉外职务犯罪的情况，与有关部门或机关共同开展个案预防、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工作；并应将近期案发的涉外职务犯罪情况，包括犯罪动机、犯罪手段、实施行为等内容及时向有关机关或部门通报。
总之，建立起专门机关和有关部门之间的预防的联动的工作机制，应当在各自有着明确的分工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能动作用，同时在资源上、信息上进行交换，彼此相互促进、相互监督、相互补充，构筑起预防涉外职务犯罪的城墙。
（二）建立与境外专门机关的互动的工作机制
在预防涉外职务犯罪中，建立起我国与国外货境外专门机关之间的互惠的工作机制对开展工作有着重要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其一，加强彼此之间预防涉外职务犯罪的工作经验交流。目前各国都在积极地探索防止职务犯罪的新举措，因此加强交流可以不断地吸收国外或境外成功的经验，并真正地把借鉴的国外境外的经验落到实处。了解和掌握别的地区或国家的新举措也可帮助我国根据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实际状况进一步明确我国预防的重点环节和工作的难点，调整相应的措施。
其二，建立我国与国外货境外预防涉外职务犯罪的有关监督、管理等互惠互利的工作机制。我国可以与经贸交往比较频繁、人口流动比较大的地区或国家建立起互惠性的便利的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利于及时地了解本国职务人员的财务或动向等相关信息，并能及时开展监督工作，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加强预防涉外职务犯罪的领导机构建设和相关专业人员的培养
由于涉外职务犯罪涉及境外或国外，预防起来比一般的职务犯罪要复杂得多，因此，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领导机构。目前，我国预防涉外职务犯罪尚未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在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组织形式：党委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指导委员会（小组）、“联席会议”制度以及“定点联系”制度。
笔者以为，在我国的社会制度下，职务犯罪的预防领导组织形式应该在全国各地区设立类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小组的常设机构，由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担任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的组长，政法委书记、纪检书记、检察长为副组长，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其下设立办公室，与检察机关内部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联合办公。这样的组织形式，使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拥有充分的组织保障。此外，领导机关还可以根据各地区涉外职务犯罪的情况，采取联席会议制度、联系点制度等形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有针对性的涉外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二、加强涉外职务犯罪惩治的国际形式合作
加强国际形式合作，是惩治涉外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也是有效预防涉外职务犯罪总体规划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具体而言，加强涉外职务犯罪惩治的国际刑事合作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拓展国际惩治涉外职务犯罪形式合作的途径
根据国际上惩治腐败刑事合作的经验和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实践，反腐败的国际刑事合作主要有以下四种途径：
一是缔结国际公约。为加强对国际性腐败犯罪的打击，2000年11月15日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在公约第8条腐败行为的形式定罪和第9条反腐败措施中对于腐败犯罪和国际刑事合作等问题作了较为具体规定。
二是缔结双边合约。从我国的实际上看，通过双边条约开展惩治腐败的国际合作是一种主要途径。目前，我国已经和加拿大、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
三是加入国际刑警组织。1984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国际刑警组织专门从事跨政府的活动，并享有跨政府机构的权力。近年来，国际刑警组织在惩治涉外腐败犯罪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是运用外交手段。在没有国际公约或没有缔结双边条约等途径进行刑事合作的情形下，我国通常由被请求方宣布将逃犯驱逐出境或将罪犯移送给第三国，并通过适当的安排，由被请求国或第三国交给被请求方处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对国际刑事合作持一种比较冷淡的态度，导致目前同我国签订刑事司法协助的国家相对较少，特别是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通过法律渠道加强国际刑事合作的脚步”。因此，针对我国涉外职务犯罪日益猖獗的态势，我国应当转变观念，积极拓展国际刑事合作的途径，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丰富国际惩治涉外职务犯罪刑事合作的内容
惩治涉外职务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要通过具体的内容才能实现。目前，国际反腐败形势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引渡。引渡是现代刑事司法过程中惩治逃往其他主权国家的犯罪者的行之有效的手段。目前，我国与泰国、白俄罗斯、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此外我国还参加了载有印度条款的国际条约。但我国在实践中往往把引渡作为借以实现“国际礼让”的手段，而并不真正将其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部分以及在国际社会中必不可少的法律合作形式。
其二，刑事诉讼移管。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缔结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已出现刑事诉讼移管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39条规定表明，对于我国公民在土耳其境内所犯的罪行，只要土方提出移管刑事诉讼的请求，并符合移管的条件，我国就有义务对有关犯罪事实管辖。可见，我国是承认刑事诉讼移管这一司法协助形式的。
其三，采取刑事侦查措施和移交赃款赃物。当前，在我国与蒙古、波兰、古巴等国的司法协助条约中，代为调查取证的内容包括询问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鉴定人，进行鉴定、司法勘验以及其他与调查取证有关的诉讼行为；在我国与土耳其、罗马尼亚等国的司法协助条约中还规定了用搜查方式进行的调查取证。在移交赃款赃物方面，我国与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司法协助条约中规定，缔结一方根据缔约另一方的请求，将在其境内发现的、罪犯在缔结另一方境内犯罪时获得的赃款、赃物移交给缔约另一方。
其四，送达刑事诉讼文书。代为送达刑事诉讼文书是国际社会开展司法合作与协助中最古老、最基本的形式之一。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条约中，都有送达刑事诉讼文书的内容。
其五，安排证人出庭作证。安排证人出庭作证，以协助相当国的刑事审判，已为多个国际刑事司法协议确认。《美国刑事司法互助公约》第17条尽管和证人作证制度没有直接联系，但也隐含着被请求国有责任将请求国的官方文件告知公众和有关当事人，任何已出现在被请求国的证人都应被传唤出庭作证或提供文书、记录或证据。而《欧洲形势互助公约》则对证人出国出庭作证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目前，我国与加拿大缔结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也对此作了规定。
其六，被判刑人移管。将被判刑人移管既能维护主权国家的司法管辖权和刑事判决的权威，又有利于罪犯出狱后重新适应社会生活。目前，我国与乌克兰曾经在这一方面进行过成功合作。
总之，为了有效地惩治涉外职务犯罪，我国可以根据涉外职务犯罪在不同国家的犯罪率的大小，与不同国家确定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对于部分涉外职务犯罪率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签订条约，丰富形式合作的内容，有利于共同打击犯罪。
（三）消除惩治涉外职务犯罪刑事司法合作的障碍
消除国外或境外各种妨碍我国涉外职务犯罪的惩治因素，保障刑事司法合作的顺利进行，是及时、有力惩治涉外职务犯罪的一项急迫的工作。这些不利因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我所不能的，如国外的时局动荡等；一种是我所能的。就后者而言，我国可以修改一下几方面的立法消除这种障碍：
其一是在我国刑法中对于贿赂境外或国外公务人员的行为没有相关规定，但在实践中，为获得商业机会向这些国家的当权者行贿现象并不少见，根据双重定罪原则，即使该行为在行贿国受到追诉，在我国却不作为犯罪行为来处理。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际刑事合作。因此，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中增加贿赂境外公务人员罪或者作出把境外公务员比照国家工作人员定罪处罚的司法解释。
其二是在我国洗钱罪中上游犯罪仅限定位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四种犯罪，这大大限制了洗钱罪成立的范围，以致对我国大量的涉外职务犯罪嫌疑人在境外或国外进行洗钱活动，却不能根据我国刑法追究有关人员的罪责，这无疑妨碍了在控制腐败方面的国际刑事合作。因此，笔者认为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关规定，应把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展到包括贿赂犯罪在内的“最广泛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