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我国《刑法》第18条从立法上确立了精神障碍患者刑事责任能力的“三分法”，是解决精神障碍人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人格分裂患者犯罪的问题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我国司法实践中往往忽视其病理因素。本文认为人格分裂应属于精神疾病，会对行为人行为能力产生巨大影响，其犯罪应视具体情况加以定性处罚。
论文关键词 人格分裂 犯罪 刑罚 精神疾病
一、人格分裂刑法功能之认定
（一）关于相关案件的反思
1.美国经典案例评析
（1）“24个比利”案。威廉·密里根，被称为比利，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犯下重罪（3次抢劫、4次强奸、4次严重伤害）却被判无罪的嫌犯。比利接受了由威尔斯﹒德里斯科尔博士制定的心理测试评估，结果认为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之后他又接受了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市西南健康中心的精神病专家多萝西﹒特纳的进一步心理评估，结果显示比利患有多重人格疾患。辩护律师以“犯罪时比利神志不清，不能控制自己”为理由为他辩护，并传召了四个精神病医生，一个心理学家上庭为其作证。法庭最终采纳了这个辩护，裁定比利无罪，但是必须接受强制精神疾病治疗。
（2）美国赫斯基杀人案。赫斯基涉嫌杀害4名女子，强奸但杀害1名女子未遂。法庭上赫斯基的律师辩称，由于赫斯基有人格分裂疾病，“分裂人格赫斯基控制不了，所以供词就不能真正算是他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他杀死了那4个妇女，如果当时是别人的灵魂控制了他，那他也没罪，充其量他只是杀人工具，是别人借他的手杀死了那些妇女。”12个陪审员中的5人认为赫斯基有罪而且他是健全的人；4人认为他没有罪，因为他精神错乱；另外3人则没有发表意见。最后他们对媒体说，司法制度本身有问题，对于赫斯基，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有罪或者因精神错乱而无罪，如果可能，应该判定赫斯基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但应对犯罪行为负责。
（3）评析。通过以上两个案件以及更多其它相关案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遇到此类案件时，美国法庭通常会采纳辩护律师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要求，若鉴定结果是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并且符合其中人格分裂的有关特征，那么此结果通常会对定罪量刑造成很大影响，一般来说会判定无罪。但如果鉴定结果是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病，但患有人格分裂疾患，法庭的处理就不太统一。但一般来说法官更倾向于认定行为人无罪，或认定有精神疾病，但应对犯罪行为负责。
2.中国相关案例评析
（1）“红衣杀手”杨树明案。从1992年3月起至2006年2月的14年间，杨树明以侵害妇女为目标疯狂作案，先后致9名女性死亡，3人受伤。杀死受害人后，杨树明对有的受害人采取虐尸手段。2006年8月10日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杨树明因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13年，二罪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此案的审理更顾及社会影响，虽然有学者对此案进行了人格分裂方面的分析①，但也主要集中于犯罪心理角度，并且也并没影响到法院的定罪量刑。
（2）评析。上述案件就现有资料来看，很多因素符合人格分裂患者犯罪的情况，但法院并没有对其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或者鉴定并未影响定罪量刑。司法机关多将其视同有完全刑事能力的人，直接进行处罚，忽视了人格分裂可能对其刑事责任能力影响的情形。可见我国现行法律对人格分裂犯罪的规制仍处于混沌之中，如何处理更多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同时，从我国已经审判的有关案件来看，我国倾向于不考虑人格分裂因素。根据现有的经典案例来看，我国并没有对这些犯罪嫌疑人做司法精神病鉴定，更不论鉴定结果对定罪量刑的影响了。这显然是很不妥当的。
（二）人格分裂在司法实践中的功能
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的责任能力在1979年《刑法》采用二分法，即有或没有责任能力；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为部分责任能力状态，介于两者之间，故1997年《刑法》第十八条以三分法做出了相关规定，其中强调对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受限是免责或减责的基本条件。
1.司法实践中对人格分裂的处理态度
我国人格分裂患者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被忽略，或者简单比照精神病患者的处理方法，依据刑法第18条进行认定处理。即要么认定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格分裂患者实施危害行为时并没有处于人格分裂的状态，此时它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对其所实施的危害行为负责；要么认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格分裂患者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处于人格分裂状态，此时他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缺乏或部分缺乏辨认或控制能力，此时，他具有限制行为能力，应对其危害行为不负责任或减轻或免除处罚。
2.对人格分裂刑法功能的评价
人格分裂属于变态人格的一种，而变态人格实际属于精神异常，医学界有时不诊断为精神病，在司法实践中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这些人在初次犯罪后再次流入社会往往造成更大的危害。相比传统观念里公认的精神病人，这些人很多时候都有条理有逻辑，没有传统观念中精神病人疯傻癫狂的表现，他们往往外表腼腆羞涩，行事低调平和，甚至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职业。因此，相比重型精神病人犯罪，国家更应该考虑对这部分人的控制和监管。
二、人格分类刑法属性之分析
（一）人格分裂与刑法中的精神病范畴
1.精神病与精神疾病
我国刑法只对精神病犯罪作了规定，而没有关于人格分裂以及其他精神疾病或人格障碍的规定。而刑法中对“精神病”犯罪的规定，实际上应理解为对“精神疾病”犯罪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狭义的精神病。
在现代精神医学中，精神病与“精神疾病”是不同的概念。精神疾病为总类概念，是由于人体内外各种因素作用而引起大脑功能失调，产生以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疾病的总称。按其性质和程度，从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组疾病：精神病（包括器质性精神病和其他精神病）；神经症性障碍、人格障碍及其他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精神发育不全。而“精神病”则为属类概念，只是指精神疾病中的一组疾病，即具有特定的病理基础、精神活动异常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并且持续达一定时间的精神障碍。
刑法学中，德国形法在大陆法系国家中较有代表性，其刑法第20条规定的精神疾病医学条件是“病理的精神障碍”、“深度的意识障碍”、“心智薄弱”、“其他严重的精神异常”。意大利刑法典规定的医学条件是“精神缺陷”。法国刑法典规定的医学条件是“梢神紊乱”或“神经精神紊乱”。瑞士刑法第10条规定的医学条件是“精神病”、“精神障碍”、“弱智”、“意识错乱”、“智力发育低下”等。
而我国并未对精神病范畴做出明确规定，在1979年刑法前，司法实践中把此处的精神病认定为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紊乱，即重度精神病。但1989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颁布的《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所使用的措辞均为“精神疾病”而非“精神病”。可见我们已经认识到过于狭窄的精神病范畴对司法实践是极不妥当的。即按照立法精神、目的与实际情况来讲，我们刑法中所要规范的应当是“精神疾病”而非狭义的“精神病”。
2.人格分裂与精神疾病
笔者认为人格分裂这种人格障碍应算作精神疾病的一种。他们是包含关系。一旦我们明确将“精神病”扩大至“精神疾病”范围，那么人格分裂在内的人格障碍就自然受到刑法约束了。即使在没有明确法律或司法解释的今天，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断虽然“人格分裂”不是狭义的精神病，但其病症决定了它也应受到刑法规制。
3.人格分裂对刑事责任能力的意义
人格分裂不同于传统的精神病，在发病时，主体是独立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记忆甚至行为能力，其具体认定下文专门论述。我们应当明确，人格分裂会对刑事责任能力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果仅仅以“此人善于伪装”来掩盖这个问题，在法学和医学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二）外国立法例鸟瞰
1.美国精神病辩护规则
美国在人格分裂的司法实践道路上走得很远，其出台的各种关于人格分裂犯罪的辩论规则比较经典的有以下这些：
（1）麦纳顿规则：即如果被告人因某种精神病影响而缺乏理智，在案发之时不知其行为的性质或对错，则被告不负任何刑事责任。按照这种理论，人格分裂患者的犯罪行为是其精神疾病的产物，那么他应当被认定无罪。
（2）模范刑法典规则：因为精神疾病或者缺陷，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缺乏识别其行为的犯罪性或者缺乏使其行为符合法律要求的实际能力时，被告人对该行为不负责任；本节所使用的“精神疾病或者缺陷”，不包括仅由反复实施犯罪行为或者其他反社会行为所表明的变态人格。这一规则排除了心理变态和人格障碍，学界对此存有争议。在发生欣克利刺杀前美国总统里根案件之前，有很多州使用这一规则。
（3）“有罪但有精神病”规则：被告人在行为当时正患精神病且被告人患的是医学精神病，非法律精神病。做出这一“有罪但有精神病”的判决后，被告人可以进行一项单独的抗辩，即对“有罪但有精神病”判决中的“法庭命令精神卫生机构对或狱中的被告人提供抗精神病治疗”提出异议。并且这种方法也没有排除心理变态和人格障碍。
2.日本刑法第36条
《日本刑法典》第36条规定“心神丧失人之行为，不罚。心神耗弱人之行为，减轻其刑”，但日本的刑事审判机关对其理解却采取折衷主义的观点。并有“保安处分”处罚方法。
综合上述国家的做法来看，他们极少都没有将人格分裂作为单独的一项例外加以规定或解释，而是依靠刑法中对精神疾病犯罪的完备规定来进行规范。只要符合规则中规定的条件即可认定为精神疾病，在刑法中就有法可依了。而其中的大部分规定，从医学上看，也并不排除人格分裂疾患，即如果该犯罪人的确患有人格分裂，那么他很大程度上会被认定为有精神疾病，这样他就可以适用刑法或者辩护规则的有关规定了。
（三）人格分裂在中国刑法中的应然地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刑法要规制的“精神病人犯罪”实际上应理解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犯罪”。而人格分裂属于精神疾病的一种则它应当是和现在所谓的“精神病人”一样的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其所从事的行为也应当被具体分析。即把人格分裂整个纳入“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犯罪这个框架里具体讨论。
三、人格分裂在罪刑评价体系中的具体适用
（一）人格分裂在犯罪各个阶段的不同评价
依据我国《刑法》第18条的规定，关于精神障碍者的责任能力的判定，首先要在医学上诊断行为人是患有精神疾病、患有何种精神疾病以及精神疾病的程度；其次是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因为患有该精神疾病而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的行为。前者是由精神病医学专家鉴定，后者是由司法工作人员在鉴定结论的基础上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对于人格分裂患者的医学鉴定本文不再评述，我们主要分析第二个阶段，即行为人是否因患有人格分裂症而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
1.实施犯罪前可控制人格变化
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之前，明知自己在人格分裂状态下会实施犯罪行为，并且知道如何陷入人格分裂状态，即自己可以控制处于某一人格控制的时间或状态，而故意使自己陷入犯罪人格，实施犯罪行为。这属于原因上的自由行为，即使行为人无行为能力也应当负完全刑事责任。
2.实施犯罪前不可控制人格变化
行为人不可控制自己的人格分裂状态，但在因病陷入犯罪人格实施犯罪行为时，对当时的状况可控制，即犯罪人格完整健全，犯罪时的各种情况都处于犯罪人格所支配的行为主体的控制下，犯罪人格对实施行为后可能产生的结果有预见，但仍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发生。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应当视同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但在处罚时可以减轻其刑事责任。
3.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人格的变化
（1）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即在被抓获被审判时仍陷于犯罪人格中。此时，参照情况2进行处理。
（2）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即在被抓获被审判时已转换到另一人格，我们称之为非犯罪人格。此时，就面临争议最大的“对人格审判还是对肉体审判的？”之问题。有人认为对这个无辜的人格审判就好比“在审判他无辜的双胞胎兄弟”。笔者认为，人格与肉体不可完全割裂来看，他们都统一于主体，举一个例子，一个无恶不作的杀人犯犯罪后逃亡，在新的地方隐姓埋名痛改前非，变成一个守法善良人人称赞的好人，那么我们就不再追究其过去的刑事责任了吗？当然不是，即行为人现在的状态并不是豁免其曾经犯罪行为的理由。中国刑法体系是“罪责刑结构”，有了责任一般就会导致刑罚。而刑罚的目的通常认为有报应和预防两个方面，犯罪后人格转换了，那么刑罚的预防意义已经明显下降，但报应意义依然原样存在。即不论其现在是否转换为善良无辜的另一重人格，其犯罪人格所实施的危害行为都仍应受到处罚。但估计到其病情，在对其危害行为做出犯罪定性的基础上，实际刑罚量就要有所调整。
（二）人格分裂对司法审判和行刑的影响
若嫌疑人的确患有人格分裂，那么应当根据上文所述采取不同方式定罪量刑。如果定为有罪，就应当从轻处理或者采取强制医疗或者社区监管的方式。可以参照英国社区刑罚中的“疗养院服刑”制度，即承认其犯罪性和应受处罚性，但出于人道考虑，允许其在疗养院服刑。
四、个人建议
第一，出台有关司法解释对精神病做扩大化解释，可以考虑将刑法第18条中“精神病”措辞改为“精神疾病”或“精神异常”，将人格分裂等人格障碍纳入了精神病范畴。从立法上，给人格分裂犯罪一个明确无争议的地位。
第二，对于刑法中的“精神病”（建议改为“精神疾病”）范围，应该采取归纳法而非列举法，即规定符合“不能辨识”、“不能控制”等医学特征的行为都纳入刑法规制，而不能仅规定“精神病”而不明确到底什么算是“精神病。”
第三，建议建立全国司法精神病专家库，对确有必要鉴定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全面细致的鉴定，重大疑难案件必要时实行外地专家提供咨询意见的联合鉴定。同时心理学鉴定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司法精神病鉴定只针对传统精神病而不针对其他精神异常的情况。尽可能从医学上和心理学上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能力做出认定。
第四，多种刑罚相结合的处罚方式。将刑罚的执行方式多样化。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对患有人格分裂的犯罪者的基本人权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