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法律是规定权利义务的，具有利益导向性。醉驾入刑是对生命权的保障方式之一，加大违法、犯罪成本从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社会公共安全。虽然此举能解一时民意之快，但从长期来看，不具有可操作性和预测性，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容易滋生新的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应当用理性的思维来对待醉驾行为。
论文关键词 罪刑法定 犯罪 理性 成本 价值中立
近几年来，各地因醉酒驾驶造成被害人伤亡的恶性案件层出不穷，公众要求严惩此类行为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内容中增加了醉驾入刑的相关内容，这无疑是社会舆论的结果，但在实践中关于醉驾入刑的操作引起新一轮的讨论与争议。
一、醉驾的原有法律规制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暂扣三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罚款；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千元罚款。一年内有前两款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罚两次以上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
（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严重超载驾驶的；
（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行政法规和刑法对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分别做了规定，并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层次分明，处罚与行为轻重相适应。
二、反对专门立法设立“危险驾驶罪”
（一）从法理而言，醉驾入刑有失公正
法律是规定权利义务的，具有利益导向性。“确定法律责任应坚持责任与处罚相当原则，责任的种类、性质轻重与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相均衡。同时应遵循效益原则，追求行为人责任时应当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讲求法律责任的效益。” 目前，只要是存在醉驾的行为就构成危险驾驶罪，明显违背基本的刑法原则，同时与宽严相济的刑罚政策相违背。
法律的作用不仅在于惩罚，而更在于惩戒和预防。刑法的任务是通过惩罚犯罪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醉驾入刑强调保护受害者时，也应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公正对待驾驶者，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非先入为主，带有偏见。治理醉驾的终极目的在于通过惩戒，使司机不敢酒驾，使之造成的社会危害降到最低，维护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况且在现有的法律规范规制体系下可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因此没有必要再进行立法，浪费司法资源，目前的任务应该是将精力放在执法、守法上。
“刑事责任的归责基础既非犯罪构成或者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也不是犯罪犯罪行为或者犯罪人的罪过，而应当是犯罪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对行为人只要存在醉驾行为就予以刑事责任明显与刑法的初衷相矛盾，极大的影响刑法的稳定性、权威性。
“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 意思就是违法必究。由此可推论出醉驾入刑并不在于给醉驾的司机多么大的刑罚，而在于使每一个醉驾的司机都能够被处罚。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住醉酒驾车行为，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权威。
从行为人的主观上来看，行为人对犯罪后果如致人重伤或是死亡的发生是持过失的态度，而现行立法则忽视这一点，违背价值中立原则的初衷，对醉驾的人从主观上将其归类到犯罪的恶人，误导社会的价值取向，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法律人应该保持理念的中立，同时也应该引导社会客观中立的评价价值观，尽量减少因主观滋生的负面因素，促进政策的科学合理的制定。
（二）醉驾入刑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虽然刑法原则不能作为具体案件的定罪量刑的依据，但至少是整个刑事立法活动的指导思想，应贯穿始终。第37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醉驾一律入刑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状况和客观后果。对于部分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后果的只是存在醉酒驾驶行为的直接处以刑罚与第三十七条的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相矛盾。
（三）醉驾入刑实践操作难、效果有待观察
《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于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证据充分确实”，才“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因此，对醉驾的界定需要一定证明力、证明能力的证据，应当具备刑法的证明标准，特别是在加大了法律责任的情况下，更应严格证据。
目前交管部门对于血液当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就认定是醉酒，但是这一标准在实际操作中也会遇到难题，有的人血液酒精含量超过20毫克就会醉酒，而有的人超过200毫克也依然清醒，在这种情况下醉酒标准很难服众。仪器的精确与否都会影响酒精含量的多少，进而影响对一个人的行为的定性。在这样的现状下得到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力不高，这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相符，缺乏客观确定性。
考虑到现有的前科制度，醉驾一律入刑的综合成本增大。醉驾入刑的犯罪记录不仅影响醉驾者的就业、生活，而且给醉驾者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
（四）民意与舆论的理性对待
醉驾入刑这一立法活动是在民意高涨的社会大背景下制定的，是民意的产物，含有政府抚慰民意、化解社会矛盾的成分。顺从一时的民意、舆论，把社会较突出的矛盾纳入刑法进行规制，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全然不顾法律的社会性，引导社会极端的报复心态。
“公共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实现往往是以不惜一切代价和不择手段为原则，完全受这样的原则所左右的刑事政策，要么造成过高成本的社会控制，要么造成不人道的过度社会控制，要么兼而有之”。 社会的发展需要理性来做支撑而不是一时的不负责任的愤青的话语和舆论。
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需要考虑到民意，但是民意毕竟含有非理性成份，主观成份太大。在我国，目前民众没有正确的处罚观念，往往认为加大惩罚力度就能抑制负面因素，缺乏价值中立的思想，因而对事物的判断和评价缺乏客观性。司法应该保持适用法律及审判上的独立性，不应过多的被舆论牵制，法律不应成为公众狂欢的暴力工具，如果任何正义都要靠法律的强制力来实现，那么法律的社会性便成为了一纸空文。法律更应该发挥社会引导作用，尤其在我国当前面转型时期更应该引导社会大众。
对于部分难以调和的矛盾不能直接用刑法来进行威慑，“法律是由国家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但是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这是从终极意义上讲的，即从国家强制力是法的左后一道防线的意义讲的，而非意味着法的每一个实施过程每一个实施过程，每一个法律规范的实施都要借助于国家的系统化的暴力，如果一个国家的法仅仅依靠国家政权及其暴力系统来维护，这个国家的法律就变为纯粹的暴力。”
三、关于醉驾行为的处理构想
（一）结合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
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醉驾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
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酒行为，不应当被认为是犯罪，通过行政处罚加以制裁，一样也可以达到预防、教育目的，而且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避免因为刑罚造成的犯罪人社会化难等问题，激化引发新的矛盾。对于醉驾，通过行政处罚措施和刑事责任追究并用，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且具有实际的、长期的操作性。且与《刑法》第13、37条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标准的规定相一致，符合罪刑相符原则。
（二）对现行行政处罚的完善构想
1.加重《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行政处罚力度，对于酒后驾驶以及醉酒驾驶的增加一定时间的禁驾期。
2.增加罚款的数目。
3.关于“社区矫正制度”在行政领域及刑罚领域的适用构想。
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目前只是针对犯罪的行为人，是刑事处罚的手段之一。对待醉驾也可适用社区矫正制度，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酒行为适用行政处罚时，强制行为人做一些社会公益劳动或者社区服务，让行为人自己主动感觉、反省自身行为，形成良好的高度的自觉性。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人同样适用此做法，从行为人自身入手，自下而上提高行为人的道德素质，加强教育，加强自律，在全社会也利于形成监督的良好风气，减少潜在的醉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