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先进的法律思想和政治体制的引进中国，尤其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作为制度变迁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司法制度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时期的北洋政府都进行了司法体制改革。对这一改革成果，在1913年“宋教仁案”司法活动中得到体验。
本文以探究民国初年的司法制度为目的，从法理的角度上来解析这桩民国疑案，从法律与社会上来叙述当时的司法环境，并就“宋教仁案”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宋教仁案”是当时的大案，受到全国各阶层的关注，并且对以后的政局产生了历史翻天的影响，因此，这对考验当时的司法制度有着放大镜的作用。
[关键词]宋教仁案；上海租界；司法审判
宋教仁到底被谁所，已是历史迷案，这并不是本文所研究的重点。从法律人的角度看，无论是谋.情.1.，原本都是一个涉及刑法的法律事件，至于具体情节，那可能只是量刑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而已。从这一点来说，“宋案”无非是一个刑事案件，所以本文历尽将“宋教仁案”当成一刑事案件来叙述民初的司法制度的具体应用，而不过分的参合政治因素。
一、民初的检察制度在“宋案”中的运行
检察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一部分，民初的检察制度沿z清末所改制的检察制度，清末在沈家本的推动下，仿效大陆法系的诉讼制度，在《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院编制法》和《检察厅调度司法检察章程》规定了检察制度，在规定“四级三审制”的审判机关的同时，也相应的设立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此时的检察权限为：司法警察的调度权、接受告发和行使公诉权，以及对审判机关的审判实行监督。对检察机关介入案件的工作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监督。
1.1“宋教仁案”的侦查工作
宋教仁遇刺后，先有案发地的伤害铁路车站向北2巡警局报案，由于根据当时的法律，警局在派员勘察现场，收集证据时，就通知上海地方检察厅，让它派员监督。在确定案件的性质后，检察厅就命令上海各地区协力34，并要求租界协助34。3月23日，一位叫王阿发的人至租界巡x房，提供犯罪嫌疑人应56的线索，租界巡x房立即派人将人应56抓获，巡x在应56家搜出的电报中，发现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7、国务秘书5述祖等均牵涉此案。尤其是3月13日，5述祖致电应56，“毁宋酬，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而3月21日，应56复电5述祖，“89已灭，我军无一亡，勘：，望转呈报。”一个“望转呈报”，不管袁世：是不是真想.宋，还是赵秉7等揣摩0意自作主张.宋，总之“宋案”幕后的袁世：已经<然若揭。次日将直接4手武士英抓获。
不管任何，此时的线索将焦点对准了大总统袁世：，该案的后续影响继续发=，引起了全国轰动。相比之下，上海检察厅却没有任何收获，反为租界的外国人抢到先机，并且关键线人宁愿到租界的巡x房提供线索也就是说，在当年的中国社会里，最为可靠的人权保障，并不是来自本国政府，而是来自租界当局所坚持的治外法权。由于租界想对此案件进行预审，这违反了《洋，？会审章程》有关案件管辖权争议的规定，就此该案件在双方争议下暂停。
最后在一系列的交涉下，两位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到内地受审，在受审前，一切事物由上海地方检察厅负责，并对该案件的物证、书证等证据经行保全和鉴定。
1.2“宋教仁案”的审判监督
民初的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审判实行监督权，在《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中还规定检察官享有刑事上诉权。在第一次公审后，原被告律师都提出理由，均通过上海地方检察厅向江苏高等检察厅提出上诉申请。在《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规定“凡判决之执行，有检察官监督执行”，然而，“宋教仁案”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复杂，该案的审理被迫中止，一直没有结案，这是很可惜的，没有验证检察官监督执行的程序。
二、“宋教仁案”对民初审判制度运行的检视
2.1“宋教仁案”的管辖争议
“宋教仁案”的管辖争议，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也为民初的法律发展，在管辖争议方面提供了绝好的素材。这期间出现租界与内地管辖的争议，而后出现普通法庭和特别法庭之争，最后上海审判厅与京师审判厅抢夺审判管辖权。这些之争，实际上是租界治外法权与中国司法主权之争，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制衡，中央与地方利益的争夺。
租界与内地管辖的争议。犯罪嫌疑人应56、武士英等人在租界被外国巡x房抓获，为实现领事裁判权，租界坚持要对该案件进行预审，这引起了极大地案件争议问题，租界坚持认为犯罪嫌疑人在租界被9，就应在租界处受审，而上海检察厅认为违反了《洋，？会审章程》有关案件管辖权争议的规定，应引渡会内地受审。对此，租界最先并不买账，公共租界先后对该案预审七次，第七次预审时才将管辖权转移到内地。
2.2“宋教仁案”的审判
“宋教仁案”的审判比较全面，历经了公判、上诉、再审的过程。在该案的公判阶段，正处于上海地方司法机关的改革，几经改组，甚至有些部门脱节，此时的上海的审判检察机构相对比较混乱，这对案件的审判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开庭审理前一天，武士英在@中果真“被自.”中s身亡了。并且在这一上海司法环境下，上海地方审判厅于5月30日对“宋教仁案”进行了公开审判。在此，经过上海地方检察厅对犯罪嫌疑人应56等人审讯，原被告律师均出庭展开了激烈的辩护，但此次的公判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宋教仁案”，而对一些无聊的话题经行无休止的辩论。
2.3“宋教仁案”的上诉
公判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原被告律师都提出抗告，上海地方检察厅援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有关规定，指出刑事上诉权专属于检察官，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并无上诉权，驳回了他们的抗告，并上报于江苏高等审判庭，而后，江苏高等审判庭专以湖南省的事例说明被害人没有刑事上诉权，最后对原被告所提出的抗告理由不合法而于駁回，并A令上海地方审检两厅继续审理该案。
2.4“宋教仁案”的再审
5月30日，由于原被告律师提出抗告，最后有江苏高等审判庭裁决有上海地方审检两厅继续审理该案。在7月16日，上海地方审检两厅对此案第二次对该案件公判。此时上海的司法环境大变，上海地方检察厅改组，新任检察长未到任，以致再审日期一拖再拖。同时政治环境也发生巨变，以c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认为刺.宋教仁的必是袁世：，对该案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已失去耐性。并且当时的<论普遍认同该案的主4是袁世：，于是c中山在南京试图再次通过武力夺取政权。“二次革命”一爆发，社会陷于严重的混乱状态，而作为“二次革命”的起因，“宋教仁案”的法院就此中止。
“二次革命”结束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宋教仁案”，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悲剧。C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应56趁乱逃出监@，虽然当时的政府严令各警局通3，但一直没有结果，该案就此不了了之。
该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民初的司法制度运行时非常复杂而有序的，首先它涉及到国内法与租界会审公D制度的冲突，这牵涉到案件管辖权和司法审判权的问题，其实探究其本质是一国司法主权的问题，最后经过中国司法机关和民间人士的努力完美的解决；其次，在京师法院和上海法院抢夺审判权时，可以看出，民初的司法体系还是比较混乱，但在结果上看，由于这些行为都极具有开创性，促进了民国的司法独立。
作者：高骁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