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学界倡导、实务界推动与官方决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十多年的司法改革取得了突出成就，呈现出学术话语鼓动与牵引、实务界跟进与展开、中央决策指导与把关的基本面相。总结与回顾改革的历程，中国的司法改革存在诸如司法公正有待提升、司法效益有待提高与诉讼成本有待降低等现实难题，这与应然改革主体缺位、改革理想偏失以及改革条件匮乏等有关。中国未来的司法改革首先应让应然的改革主体归位，并在合理确定改革理想的基础上，采取本土意识上的建构与试错路径来推进。
关键词： 司法改革；反思；前瞻
abstract:due to the academic appeals, professional urge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the judicial reform in china has made a breakthrough in a dozen years. in the reform, scholars act as pioneers, legal profession follows suit and central government policies serve as the guidance and guideline. however, with a view to the history of the judicial reform, one can inevitably find some defects such as impartiality and inefficiency of justice and expensiveness of costs, arising out of or pertaining to absence of proper reformers, impropriety of expectation or lack of good conditions. to achieve success of the reform, the proper reformers should be ascertained, the blue print be reasonably drawn up and ways and measures be taken with a sense of local circumstances and conditions.
key words:judicial reform; reflection; perspective
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30年。WWW.133229.Com在这一时刻，有必要回顾与反思中国的司法改革，前瞻其未来。
一
（一）中国司法改革的既往成就
如果说当代中国法治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话，那么中国司法改革的真正起步则可以追溯于20世纪90年代。回顾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的司法改革已取得突出成就，这尤其表现在司法人员的职业化、司法程序的制度化、司法功能的扩大、司法独立的增强等方面。
第一，司法人员的职业化。改革之初，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与司法能力一直为学界所诟病。在司法改革的推动下，司法人员的职业化成为了司法制度建设的中心之一，尤其是《法官法》、《检察官法》的修订与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大大地提高了法官与检察官的职业准入标准。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司法人员的职业化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法官与检察官的专业素养有了明显的提高。
(注：1983年6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描述四川的法官队伍情况是，“法院干部中，党团员占84%……政法院系的大专毕业生仅498人，占4.6%，而小学以下程度占15%，其中还有相当数量是文盲和半文盲。”（江华．江华司法文集．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307．）有资料表明，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全国范围内，没有达到法律大专程度的法官仍然大约有近一半。（参见周敦和．从“重视教育、重视人才”谈法官教育、培训问题．人民法院报，1994年5月12日．）进入21世纪以后，法官与检察官的学历提高的幅度更大，2004年全国法官的学历水平大专以上的已有90%。2005年，全国法官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从1万余人增至9万余人，占法官总数的比例从6.9％提高到51.6％。全国检察官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从12 724人增加到77 686人；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从216人增加到4 690人。参见吴兢．我国法官检察官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人民日报，2005年07月17日）．还有资料显示，2005年，法官、检察官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分别达到60.8％和63.2％，比《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实施以前提高了53个百分点和46个百分点。参见http://news.sohu.com/20060826/n245009860.shtml.）)
第二，司法程序的制度化。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立法，一些具有现代性的司法程序得以制度化。以刑事司法程序为例，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就在诸多方面顺应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而且根据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事宜已经列入人大议事日程。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相继发布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和规章制度以规范司法程序的运作，如制定《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
第三，司法功能的扩大。其一，司法机关在中国纠纷解决系统中的地位与功能有所提高。这主要表现为司法机关的受案范围逐渐扩大，一些过去法院不受理的纠纷逐渐纳入了法院的受理范围，特别是随着社会与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些新型纠纷也常被受理。(注：实务部门的调研报告显示，当前法院除了受理一些传统的财产与人身民事纠纷之外，以下的一些纠纷也常常被诉至法院：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村委会委员与村委会的报酬纠纷、农村集体收益的分配纠纷、拆迁纠纷、返还特定财产的纠纷、体育比赛中的伤害纠纷、业主委员会的诉讼地位、“三学” (学籍、学历、学位)行政案件、教育与培训合同纠纷、“性福权”赔偿之诉、关于性骚扰之诉、执行程序转化为破产程序时执行与立案的协之诉、交通事故人身损害之诉前保全及担审查、执行程序中的司法鉴定评估赔偿之诉、信访之诉、公证赔偿之诉、关联主体之诉、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效力之诉。参见刘天运、王建设．新型疑难案件受理若干问题的调研报告［j］．载/list.asp?unid=6794。)与此相关，司法机关解决纠纷的数量也呈上升趋势。(注：以民事案件为例，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自1993年以来，我国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逐年上升，具体如下：1993年为2 089 257件、1994年为2 383 764件、1995年为2 718 533件、1996年为3 093 995件、1997年为3 277 572件、1998年为3 375 069件、1999年为3 519 244件、2000年为3 412 259件、2001年为3 459 025件、2002年为4 420 123件、2003年为4 410 236件、2004年为4 332 727件 。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显示，2005年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为4360184件，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披露，2006年全国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为4382407件。)，其二，司法机关的延伸性功能，尤其是权力制衡功能逐步扩大，这集中体现在行政诉讼的发展上。有资料表明，法院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数量逐年增多(注：据统计，《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10月1日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平均每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1992年受案不足3万件，至1999年全国共受理行政案件57.5万件，2001年达到102 620件，突破10万。案件的种类由原来主要只有公安、土地、林业等几种，增加到50多个种类，几乎覆盖所有行政管理领域。（参见“民告官”突围．中国改革·农村版，2004（12）．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至2007年的工作报告显示，2003年至2006年全国人民法院年审结的行政诉讼案件均在95 000件左右，具体如下：2003年为114 896件、2004年为92 192件、2005年为95 707件、2006年为95 052件。)作为当事人的行政机关的败诉率也逐渐升高，这显示了司法机关权力制衡功能的增强。(注：据统计，2003年，全国各地法院审结行政诉讼案件114896件，胜诉率为30%。到2004年，我国共受理“民告官”案91.3万件，平均每年6.8万件，胜诉率为31.28%。在行政诉讼案件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政府部门败诉率高是一个普遍特点。通常有30～40%的败诉率。而在一些基层法院，政府部门的败诉率甚至高达50%以上。（参见参见南方网．寻求司法独立：中国“民告官”胜诉率解读．/law/f lpl/200404190051.htm.）)
第四，司法独立性的增强。一方面，在司法机关内部权力结构方面，法官与检察官的独立性较以前有所增强。以法院为例，合议庭的案件审理与决断功能得到了强化，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与工作机制不断调整，一种更符合司法规律的法院内部权力结构正在成长。另一方面，在司法机关其它国家权力机关的外部关系上，经过多年努力，法院与检察院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作为其附属的尴尬地位，独立性与改革之前不可同日而语。(注：例如，法院与检察院不再参加政府部门的行风评议活动；司法机关在与人大的关系上，沸腾一时的个案监督在实践中最终被基本否定。)
（二）中国司法改革的主要推动力
纵观中国司法改革的风雨历程，可以说，司法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与学术界、实务界以及决策层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密切相关，三者的活动构成了中国司法改革的主要推动力。
1.学术界的倡导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已开始倡导“司法改革”(注：相关文献可参见黄明利．司法改革问题之我见．政法论坛，1985（1）；孙谷源．经济审判方式改革初议．人民司法，1989（8）；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等等。)，这一时期论者的主要议题是经济审判方式改革、对抗式制度的引进以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等。(注：如围绕民事与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讨论有辜汉福．市场经济与经济审判方式改革．法学，1993（10）；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1994（1）；王怀安．论审判方式的改革．人民司法，1994（10）．等等；围绕对抗式制度的讨论有贺卫方．对抗制与中国法官法学研究．1995（4）；苏力．关于对抗制的几点法理学和法社会学思考．法学研究，1995（4）；龙宗智．“抗辩式”诉讼利弊谈．人民检察，1995（10）．等等；围绕刑诉法修改的讨论有陈光中．市场经济与刑事诉讼法学的展望．中国法学，1993（5）；樊崇义．刑事审判程序的修改和完善．政法政坛，1994（4）；李文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审判方式的改革载．法律科学，1994（6）；左卫民．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等等。)到90年代中后期，直至20世纪初，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化包括审判方式改革在内的司法改革的呼声达到高潮。倡导司法改革学者的学术研究背景也日趋多样化，先是法理学与诉讼法学的学者(注：法理学的文献如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7（6）；苏力．论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中外法学，1999（5）；信春鹰、李林．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等等；诉讼法学界的讨论如景汉朝、卢子娟．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1997（5）；范愉．世界司法改革的潮流、趋势与中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法学家，1998（2）；谭世贵．我国司法改革研究．现代法学，1998（5）；江平、陈桂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陈光中．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陈光中、江伟．诉讼法论丛（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张卫平．论我国法院体制的非行政化——法院体制改革的一种基本思路．法商研究，2000（3）．等等。)，逐渐地刑法、民商法等其他部门法的学者也相继投入其中(注：刑法学界的如赵秉志．略谈刑事司法改革的意义和原则．法学家，1998（2）；陈兴良．诉讼结构的重塑与司法体制的改革．人民检察，1999（1）．等等；民法学界的如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梁慧星．关于司法改革的十三项建议．法律科学，2003（5）．等等。)，甚至一些政治学的学者也开始讨论司法改革的问题。(注：如程竹汝．司法改革：建构中国政治发展的张力结构政治与法律．2000（3）．等等。)在此期间，一些学术机构通过出版学术著作与组织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对司法理论与司法改革理论也做出了贡献。(注：比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司法研究中心组织出版了一套名为《司法文丛》的系列学术丛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组织召开了“法官培训与法官职业国际研讨会”；《法学研究》编辑部组织了“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研讨会”，等等。)
学界的诸多讨论对司法改革的展开起到了推动作用。如学界针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反思与检讨就对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引作用；关于“复员军人进法院”的论争，引起人们对中国法官素质与司法职业化的思考，间接促成了2002年开始的统一司法考试；(注：如贺卫方．复转军人进法院．南方周末，1998年1月2日．等等。)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利弊”的争论，引发了关于法院内部权力结构的思考与改革；(注： 如贺卫方．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几点评论．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陈瑞华．正义的误区——评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2003年以来，由于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司法改革的目标与任务，学界的改革热情进一步高涨。一方面，学界似乎已不满足于司法制度点与面的“零碎性改革”，改革的话语诉求直指司法制度的一些根本的问题，如司法权力结构配置性、司法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等。另一方面，学界关于司法改革的话语策略也发生了转变，一改以往理论评说的“被动方式”，而是采取直接向权力决策部门提出司法改革建议的形式来推动改革。(注：如四川大学中国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起草了“中国司法改革学者意见书”，并呈交最高司法机关。参见赵凌．司法酝酿重大变革．南方周末，2003年8月14日．)
值得注意的是，在学界对司法改革的倡导与呼唤逐渐升温的过程中，一些学者的司法改革主张也逐渐变得多样，思考也更为细致。如有学者关注法锤、法袍等一些关于司法制度权威与象征的问题。(注：相关文献可参见张志铭．司法改革中的形变与神变［j］．人民法院报，2002年6月28日；强世功．司法的仪式与法官的尊严．法制日报，2000年3月23日；刘俊武．通过仪式彰显正义．中国青年报，2001年12月19日．)
2.实务界的努力
与学界的“主动出击”不同，实务界的动作更多属于一种“被动式应对”。在中国司法改革中有着重要影响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对此的最佳阐释。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之前，由于法院的案件数量较少，法官可以积极地运用职权深入地参与案件的审理；而且在传统实事求是的诉讼理念之下，法官的职权调查也被肯定与提倡，认为是“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的体现。但是，随着市场交易活动的频繁与公众权利意识的勃兴，法院受案数量大幅增长，而法官数量却又没有相应地增加。这样，一种为了缓解法院案件负担的策略顺势而出——由当事人举证，法官听审。这被认为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最初肇始［1］。
此种由当事人举证，法官听审的方式带来了新的问题，即法官如何把握由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于是，进一步地又提出了庭审方式的改革：由双方当事人互相质证，法官根据质证的情况进行判决。此种改革又引出了这样的思考：既然法官要根据当事人的质证情况当庭认证，那么法官就应该当庭宣判。这就直接触及中国审判制度中法官与合议庭权力分配的核心问题，由此先前的庭审方式的改革过渡到了更为深层的审判方式改革，即法院内部权力结构的调整问题。显而易见，庭审方式的改革并不足以解决此间的权力配置问题，而审判方式改革要进行下去，就必须对原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与制度进行调整［1］3。由此可见，这一系列改革的展开是实务界需求的一种被动性递序反应。景汉朝与卢子娟将此进程归纳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审判制度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3］。
在审判方式改革的推动下，实务部门的改革努力逐步从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发展到更为宏观与更为关键的问题上，甚至如何塑造新时期司法理念与司法权威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注：2000年1月1日，在《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新世纪的献辞”中，将“公正与效率”确定为21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进而，在学界的影响与自身需求的刺激下，实务部门的改革范围更进一步地扩展，即从局部扩展到全局——从法院系统的最先改革，扩展到检察院乃至公安系统的改革。(注：如2000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确定了业务工作机制、检察官办案机制等6项改革任务。)
3.官方（中央）的决策
在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中，官方的决策不仅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动力，也是关系改革方向与具体效果的决定性力量。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这是官方首次明确提出司法改革的主张。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2003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司法改革问题。5月中旬，中央政法委组织专家进行讨论，并宣布成立由罗干担任组长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指导全国司法体制的改革。这标志着主导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核心机构的诞生，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模式的确立［2］。2003年6月，罗干在对全国法院开展的司法大检查中作出批示：要从司法大检查中研究如何推进司法改革。在此之后，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听取了高检、高法、公安部和司法部等部门的意见，同时也听取了专家学者的意见，各相关部门也从全国各地调集精兵强将组成了各自的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然而，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各部门制定的方案难免有冲突，一时难以调和。在此情形之下，关于司法改革的调子变低，改革的步伐也放缓。
（三）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特征
透视上述进程，不难发现，中国司法改革基本上呈现出学术话语鼓动与牵引、实务界跟进与展开、中央决策指导与把关的基本面相。
第一，学界的话语鼓动对改革有着一种牵动作用，奠定了司法改革的理论基础。福柯指出，话语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静止的结构，而是应当把它当成一种实践来看待——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等）相互依赖［2］。正基于此，有关研究指出，中国司法改革领域中学术界的话语主张，尽管在技术上不一定全都能够适应具体情况，全都能够付诸实践，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它的实践意义有限［4］。正如前文的辨识，司法改革的很多成功举措都与学术界的话语鼓动有关，学界对域外司法理念与制度的引介与研究，对新型司法观念的塑造、理想司法模式的型构以及司法改革方向的导引，都为司法改革注入了崭新的理论资源。
第二，实务部门的现实需要与改革热情，推动了改革的实际展开。在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中，司法实务界的现实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司法改革得以展开的直接动力，这种动力将很多学界的理论建言付诸了实践。两者的配合，或者说实务界选择性地吸收学界的主张成了中国司法改革的一道独特景象。以法院改革为例，如实务部门对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改革热情即来自于案件压力陡增的窘境；而为了提升法院形象与塑造法院权威，法庭的物质性建设得到强化，法袍、法槌投入使用，司法仪式也得到强调。而上述几个方面的改革都无一例外与学界的话语鼓动有着直接关联。
第三，官方权威部门确定的改革指导思想，决定了改革的基本目标、路径和效果。官方权威的指导思想，为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中央权威部门的关注点决定着司法改革的目标与走向。以执行程序的改革为例，由于执行难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与经济活动的有序性，中央十分关注，这才会连续下文要求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使得执行程序的改革成为司法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正因如此，也必然会使得中央决策与实务部门的改革取向、学界的改革理念存在一定差异。如司法实务部门旨在加强自身权威与独立性的举措，虽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改革有限。(注：比如，在法官属性的定位上，尽管法院系统并不是很愿意，但新的公务员法仍将法官纳入了公务员序列。)
总之，中国司法改革乃是各方合力的结果。学者为改革的启动提供了思想资源，也为后期的改革评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反思性资源；司法部门的实际需要与自身利益，才是现实的改革驱动力；中央的宏观决策决定了改革的方向与可能的效果。但必须指出，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融洽，努力目标也绝非完全一致。学界多理想化，常以域外制度为参照，主张全面、大幅、即刻地改革。这与实务界从自身利益与需要出发的改革取向不尽一致，因此，其在改革的全面性、彻底性方面与学界有悖，但在改革的即刻性方面常有相似。至于中央决策部门由于更多考虑司法改革的稳妥性、社会与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因而更倾向于渐进性的缓慢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三者价值取向上的非一致性，才使得中国的司法改革呈现出复杂乃至一定程度抵牾的面相。
二
中国司法改革的历程虽说曲折，但所取得的进展仍引人注目。然而，诸多的事实也昭示，中国的司法改革还存在诸多的现实难题，一些问题还需要正视与进一步反思。
（一）中国司法改革的现实难题
1.司法公正有待提升
一直以来，中国司法改革就致力于提升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诸如较高的上诉率与申诉率、(注：尽管上诉率与申诉率不能精确地反应一审法院的审判质量，但如果这两个指标过高的话，则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事人对司法裁判存在不满， 审判质量有待提高。)涉讼上访以及司法腐败的现象也表明中国的司法公正仍不容乐观，至少说通过司法公正树立司法公信力依然任重道远。
第一，公民启动程序内救济的频率较高，且有上升趋势。2000年—2005年全国一审案件的上诉率均在9%左右，且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注：笔者以全国法院受理的各类二审案件总数除以全国法院一审受理的各类案件总数，来计算一审案件的上诉率。2000年—2005年全国一审案件的上诉率分别为8.71%、9.01%、9.34%、9.63%、9.89%、10.1%。统计的原始数据分别来源于2000年—2005年的《中国法律年鉴》。)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也显示，2003年—2007年全国一审后当事人服判息诉的占90.01％。一份更为精确的资料则表明，行政上诉案件1997—1999年分别按11.35%、12.36%、25.92%比率递增，民事上诉案件则按14.34%、13.36%、18.85%递增［7］。再审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有资料表明，2002年—2006年全国法院审理各类再审的案件总数不仅逐年升高，而且再审中改判和发回重审的比率也有上升的趋势。(注：2002年—2005年《中国法律年鉴》与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所披露的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2002年全国法院再审收案54 159件、结案55 408件（其中发回重审2 989件、改判17 176件），2003年全国法院再审收案51 617件、结案52 998件（其中发回重审3 056件、改判16 938件），2004年全国法院再审收案50 500件、结案49 394件（其中发回重审3 563件、改判16 967件），2005年全国法院再审收案47 902件、结案46 468件（其中发回重审3 467件、改判15 867件）。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法院审理各类再审案件48 286件，结案47 270件，其中改判15 568件。)这些情况均在不同程度上说明审判质量存在一定的缺陷，司法公正尚待提升。
第二，公民寻求诉讼外救济的行为较为频繁。由于绝大部分申诉案件无法进入再审程序，或者是申请再审者感到通过再审方式纠正判决结果的希望渺茫，当事人往往会寻找其他救济途径，这其中上访就经常被采用。近年来，涉诉上访的情况非常频繁，甚至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和暴力性上访也时有发生。《中国法律年鉴》所提供的数据表明，2002年—2005年全国法院处理的来信来访数量不断上升。(注：2002年—2005年全国法院的情况依次为3 656 102件（人）、3 973 357件（人）、4 220 222件（人）、4 355 471件（人）。以上数据来源于2002年—2005年的《中国法律年鉴》。)尽管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年办理的涉诉信访案件同比下降4.71%，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办理的涉诉信访案件同比下降11.18%，但总体仍不容乐观。(注：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称，“五年来，全国法院涉诉信访总量呈下降趋势，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涉诉信访案件71.9万件，同比上升11.69%，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办理涉诉信访案件1 876万件，同比下降55.58%。”这一事实除了表明当前涉诉上访的情况仍然比较严重之外，也说明了当前涉诉上访有越级上访的势头。)
第三，司法腐败亟需治理。近年来，我国司法腐败现象有所蔓延，有的地方甚至有恶化的趋势，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根据近年的媒体披露，司法腐败呈现出规模增大、层级变高的现象。这首先体现在法院的 “集体性腐败”上。比如2002年武汉中院“腐败窝案”就涉及13名法官和44名律师，其中不仅有当时的武汉中院常务副院长柯昌信和副院长胡昌尤，还包括副庭长3名、审判员7名、书记员1名。(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窝案”过后，继任院长周文轩也于2006年9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参见叶铁桥等．武汉中院两院长前腐后继 继任者边反腐边违纪．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13日．)再如，在2005年—2006年期间，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爆发“腐败窝案”之后，又发生了三任院长“前‘腐’后继”的丑闻［6］； 2006年6—10月，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先后5名法官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1名副院长、3名庭长、1名已退休老法官［7］。近年来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与省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腐败被查处的情况，也是司法腐败恶化的又一表现，如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原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原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衍东、原云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孙小虹、原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原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发等。(注：以上例证的相关报道分别可参见廖诚文．尚未披露的前大法官受贿内幕．法律与生活，2004（17）；简一，李为民．首席法官的罪行．法律与生活，2004（15）；子予．拍卖，“拍”倒了高院院长．检察风云，2004（16）；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徐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徐衍东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中国纪检监察报，2005年3月16日；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0（2）；裴智勇．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4年12月8日．)
2.司法效益有待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