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商主体乃是社会关系网络的集结点，法律是商事交易关系的梳理器、调整器之一。由商法对于微观商事领域的直接作用，以及它对于宏观领域的间接作用，形成了一种完整和谐的商法秩序。国家立法对商主体的规制贯彻着时代精神。
关键词：商事立法 商事交易 时代精神 和谐构建
商主体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参与商事法律关系，能够以自己名义从事商行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或组织。商主体乃是社会关系网络的集结点。社会关系需要为当事人各方及社会其他有关各方所确认，并需要梳理、调整。法律是这种梳理器、调整器之一。市场本指商事交易的场所，也代表商事交易关系的总和。市场随着商事交易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有商事交易便存在市场。封建社会末期，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商事交易迅速发展，商品经济上升为社会经济主导地位，从而进入市场经济社会。
自由市场经济的商事立法
资产阶级国家奉行不干预商事的原则，这是指国家一般不以自己一方为主体直接介入商事领域，同社会商事活动主体发生权利义务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商事完全放任不管。国家作为社会最高管理者，它要为社会商事活动制定规则即法律，以规范各商事活动主体的行为，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维护竞争秩序。这也是国家的一种管理方式。不过，这种管理方式乃是一种“商事管理”方式，国家制定的这类法律，好比游戏规则，这就是商法。
商主体从个体经营形态逐渐发展起来，其初期国家并没有专门的商事立法，当时商主体的商事活动适用着原有的具有商法性质的一些法律规范。www.lw881.com后来由于商主体普遍发展，商主体内外部关系较原来个体或合伙经营的复杂性，常常引起超越原有法律调整范围的纠纷，产生了国家针对商主体这些特殊性专门立法的需要。
商法主要是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商事交易的许多原则和规则被商法所确认，成为法律原则。法律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维护各当事人的自由。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制定的商法，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民法的平等、自由精神，并把它推崇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法国商法典所确立并为其他各国立法普遍确认的私人财产所有权无限制、契约自由、过失责任，集中体现了这种自由主义精神。
商法是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法律保障。由于商法对于微观商事领域的直接作用，以及它对于宏观领域的间接(自发的、客观上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完整和谐的社会商事秩序，这就是商法秩序。商法范畴的有关商事立法的自由主义，体现在商主体的财产权及商主体的设立、组织与活动各个方面的法律制度上。在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与当时调节机制一元化(即市场调节)相适应，在调整社会商事关系的法律中，也基本上依靠商法这一部门法。
商事立法在初期阶段基本上限于私法即商法领域。国家一般只为民间社会商事活动制定规则，而不直接介入和干预商事。那时国家职能还没有(客观上不需要)调节商事的任务，因此尚未出现商法这一部门法，尚未由商法来对商主体加以规制。当时国家对商主体也实行某些管理，但主要是一般性行政管理活动。其中有些管理活动具有某种国家调节经济的性质；但这些仍主要属于行政措施和行政法性质。这些现象也不是经常性和普遍性的，总的情况是国家放任商事自由发展，商主体充分自治，商事立法贯彻着强烈的自由主义精神。
社会市场经济的商事立法
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同市场调节一元化的调节机制相适应，调整商事领域社会关系的法律基本上是商法，那时商事活动中建立的是一种较纯粹的商法秩序；在这种总的法律秩序下，国家立法对商主体的规制贯彻着自由主义精神。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商法为保障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贯彻着强烈的自由主义精神，这集中体现在当时商法奉行所有权绝对性、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三大原则上。随着生产社会化进程，个体同社会总体矛盾突出，一味强调个体本位并不能同时达到社会经济秩序的和谐和社会利益最大化，这就要求商法在其立法理念、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和某些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和修正，以适应生产社会化和整个社会进步的要求。商法社会化对商事立法的影响，从立法形式上说，表现为商法典中作出调整和修正的商法原则和法律制度对商事立法的影响，以及新颁布的单行法对商事立法的影响。前者如所有权绝对性、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三大商法原则的修正，影响着商事立法；后者如新颁布的公司法、合伙法等，是直接关于商主体的新立法。从商事立法内容上看，社会化的表现主要有以下方面：
在投资设立商主体方面，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商主体设立，主要实行自由制和准则制，鉴于商主体设立对社会影响颇大，法律需要加重发起人的责任，并规定设立商主体必须经过国家主管机关登记，受主管机关监督管理，各国普遍改行严格准则制；在股东构成和股权结构方面，由于许多商主体规模扩大，股东人数增加，股东成分多样化。法律为鼓励和方便普通群众、特别是商主体内部职工入股，在股份种类设置和发行上作了相应规定。由于商主体股东人数和成分的扩大，使大股东特别是大家族股在商主体股份中持股比重下降，使商主体在财产权和管理上更加公众化和社会化。在商主体内部权力结构和管理机构体制上，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商主体财产所有权同经营权严格分离，并互相配合和制约。法律完善了股东的诉权规定，规定股东可以起诉董事；从责任主体上说，各种商事活动除须对商主体内部的股东、商主体的债权人负责外，还须对其他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承担责任，并须对国家和社会整体承担责任（这表现为商主体应当接受国家管理和经济调节，遵守国家法律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归责原则上，虽仍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原则，但19世纪末以来各国相继确认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并广泛的采用。此外，还出现了公平责任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