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建立司法独立制度的尝试，最主要体现在大理院的创设与独立审判制度的确立。1906年11月6日，清廷颁布谕旨宣布新官制规定，改刑部为法部，专任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专任司法审判，这道谕旨从体制上宣告行政官监理司法事务制度的灭亡。分立后的大理院大体上经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到1908年“九年筹备事宜”颁布为止，主要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制定相关审判组织法，以及人员的配备、经费的筹措和司法权限的划分等。第二阶段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为止，重在筹建地方各级审判机关，并制定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
晚清中国建立司法独立制度的尝试，最主要体现在大理院的创设与独立审判制度的确立。1906年11月6日，清廷颁布谕旨宣布新官制规定，改刑部为法部，专任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专任司法审判，这道谕旨从体制上宣告行政官监理司法事务制度的灭亡。分立后的大理院大体上经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到1908年“九年筹备事宜”颁布为止，主要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制定相关审判组织法，以及人员的配备、经费的筹措和司法权限的划分等。第二阶段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为止，重在筹建地方各级审判机关，并制定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
一、大理院的设置与组织章程
构建近代司法独立制度伊始，由于京师乃变法改制的中枢要地，对地方司法改革起着榜样和示范作用，而且大理院的成立是司法独立之象征而为中外所瞩目，所以，大理院在详尽考察日本裁判所制度的基础上并结合中国旧制实际，很快拟定出《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对京师各级审判机关的建立予以规定。此法共5节45条，对司法独立的建立、大理院的设置与章程以及审判的基本制度等作出初步规定。该编制法第一次对司法独立进行明确表述，规定大理院以及大理院所辖的各审判厅司在进行司法裁判之时，不受行政权力的干涉，以确保国家司法独立大权，保护人民身体和财产。打破中国传统重刑事轻民事，民刑一体的审判机制将民事和刑事案件分开，要求各审判厅局均分为民事和刑事两类审判事。规定在各级审判厅内设检察厅。检察官于刑事有公诉之责，并监视判决之后正当施行。与此同时，初步拟定大理院的设置和组织章程，规定大理院对法律拥有解释权，对全国审判衙门起约束作用。按照《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规定的京师各级审判机关组织制度，大理院在京直辖京师高等审判厅、京师城内外地方审判厅以及京师分区城谳局，四级三审制初现端倪。1910年2月，我国第一部全国性法院组织法《法院编制法》出炉，这部较为系统全面的各级审判机关组织法，与先后出台的《法官任用考试暂行章程》、《司法区域划分暂行章程》等一并实施，使整个审判组织法更趋完备。
二、地方各级审判厅的筹建与相关规章制度
1907年，法部根据《天津府属审判厅试办章程》与修律大臣沈家本呈奏的《法院编制法》(草案)，制定《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直到1909年始获实施。该章程确认四级三审制的审判机关组织制度，将民刑案件相区分，规定较完备的起诉制度，并细化检察官职权，为已经成立或在建的新式审判机关审理案件提供依据。在相关组织法规渐趋具体化和体系化背景下，各省各级审判厅的筹备工作亦先后展开。但同中央一级行政、立法分立的过程一样，地方审判厅的独立也必然受制于地方官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早在中央颁布地方官制改革之前，直隶总督袁世凯就在直隶试办独立审判机关。他在天津的府、县、城乡分别设置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以及乡谳局，择取法政学校毕业者、对法律素有专研者及原府县发审员，经考试后录用为办事人员。并制定《天津府属审判厅试办章程》、《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员弁职守》，始开清末地方试行独立审判之路。为稳妥起见，奕劻等人上《续订各直省官制情形折》，提出从东三省入手，并率先在直隶、江苏两省试办地方审判厅，其余各省由督抚斟酌办理。1907年，东三省司法独立工作开始实施，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计划在省城设立高等审判厅，在奉天府设立地方审判厅一厅，在承德、兴仁(后改为抚顺)两县地方按巡警区域设初级审判厅六厅，并要求每个审判厅附设检察厅。但初级检察厅由于缺少合格法律人才以及资金上的困难，检察官由各巡警局的巡警官兼任。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之后，紧接着颁布《逐年筹备清单事宜》规定建立全国审判机构的年限和顺序。从1909年开始筹办各省省城与商埠各级审判厅，到1910年一律成立。1911年筹办省府、厅、州、县各级审判厅，到1913年一律成立。1913年开始筹办乡镇初级审判厅，到1915年全部成立。尽管这一计划是如此缺乏可操作性，各省在筹办审判厅时也遇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困难，但无论怎样，各省督抚们大多行动了起来。广西、山东、浙江、四川等省设立审判厅筹办处专门负责审判厅的筹办。为催促各省的筹办进程，1910年宪政编查馆派人分赴各省考察审判厅筹办情况。虽说各地情况各异，进度也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按照《逐年筹备清单事宜》的要求依次建立。可是整个地方司法系统的建立也仅止于此。因为，1911年辛亥革命并未给满清王朝更多的时间，司法未能独立，满清已亡。
清末之前，中国既没有专门进行审判的独立机关，也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诉讼、审判原则，而且民刑不分，政出多头，审级繁多。负责中央司法事务的刑部、大理寺和督察院组成的“三法司”中，虽然规定刑部掌管刑罚的政令，握有司法权力，但是在其进行审判活动时，要受到大理寺和督察院的监督与牵制。对于刑部的审判结果，大理寺有权复审驳回，督察院可以稽查纠核。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是清代中央集权专制政治体制的应有之义。在君主集权专制的政府制度内，是不可能将司法大权委以某个机关的，因为这种体制始终要保持皇权的绝对控制力。所以，刑部仅有对判处较轻刑罚的案件有决定权，不仅如此，还要将判决发送大理寺进行复核，并接受督察院的稽查。如果认为刑部的审理有失当的地方，大理寺有权要求驳回重审，如果认为审理存在严重错误，督察院有权进行弹劾。从表面来看，这种制度设计是为追求司法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但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由于中国传统解纷机制是一种自发自止的行为习惯，具有历史的惯性，所以要想改变这些传统行为习惯，必须借助外来危机以及种种刺激予以推进，才能构建起新的法律制度和机制。对于晚清中国来说，这一改变既是照搬国外现存模式的过程，也是国内各种势力博弈妥协的过程。
作者：石晶 来源：青年时代 2016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