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李觏是宋代功利主义思潮的首倡者，又是宋代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功利主义思想对当时及后世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他的思想体系中的法律思想有着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出对功利主义思想的较大的依附性。李觏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提出其功利主义法律思想的，这也为当时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具有历史价值。
论文关键词：李觏 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法律思想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今江西南城）人，时人称旴江先生。他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是革新派的代表，是庆历新政的热情拥护者和理论上的积极支持者，又是王安石所推行的“熙宁新法”的思想先驱者。李觏被认为“畅发乎尧舜以来相传之旨”，使得“理学大明，儒风蔚起，识者谓濂、闽、关、洛之学，皆先生有以启其绪焉”。总之，李觏在北宋前期的学术活动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以功利主义为其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
李觏是宋代功利主义思想家之一。萧公权先生说：“两宋之功利思想虽以王安石为中坚，而致用之风则欧阳修倡之于先，李觏广之于后。”而李觏的法律思想正是以功利主义学说为基础的。
北宋王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使得当时的统治者处于无法摆脱的内忧外患的惨境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李觏提出了与“贵义而贱利”的儒家传统观点不同的主张，他认为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生活的根本，而圣人无不言言利。他在《易论》中提出：“圣人作《易》，本以教人。”他认为《易经》之教不在天道性命而在人伦世用。此外，他在《富国》中还提到：“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因此，李觏认为利和欲都不是不可以讲的，利是人们维持生活的必要条件，欲是人们的自然的情感。李觏功利主义的核心就是其“人非利不生”的观点。而且君主的天职就是安民。他说：“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养民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政治的目的，是君主的天职。富国强兵，兴利图霸都在于安民。而法制对于治国是极其重要的。李觏认为：“有法制，然后有其物，无其物，则不得以见法制；无法制，则不得以见仁义礼智信。”在李觏看来，法律制度就应该服务于富国富民。李觏的法律思想正是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建立的。
在义和利的争论中，李觏认为义和利是可以统一的。他注重功利，提倡乐利，认为“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他认为利欲本身不是罪恶的，只要符合礼的规定，就不是贪和淫。所以李觏虽然提倡利欲，讲求功利，但他没有否认道义，而是主张义利并行。他说：“形同则性同，性同则情同。圣人之形与众同，而性情岂有异哉？然则众多欲而圣寡欲，非寡欲也，知其欲之生祸也。”也就是说圣人与众人的的性情是相同的，其区别在于圣人知道求欲过度必招致祸患的道理，因此圣人不过度求欲，节制所欲，故能得其所欲而不招致祸患。因此，李觏主张利欲不能过度，尤其是统治者，不可无节制的追求，否则必然会因欲而得祸。李觏还提出霸道与强国并重的主张。他为霸道作了辩护。他认为霸政是可取得。霸政有利于实现富国强兵。他还为“王道”与“霸道”作了解释来说明人们对王霸的理解是错误的。他在《常语》中说：“或问：自汉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号，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号也，惟其所自称耳。……霸，诸侯号也。……所谓王道，则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谓霸道，则有之矣，尊京师也。”王者霸者只是地位不同，职务不同而已。
二、李觏功利主义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李觏虽然不是法学家，但他对法律也有许多的论述。他认为法制是十分重要的。他在说：“有仁义智信，然后有法制，法制者，礼乐刑政也。有法制，然后有其物，无其物，则不得以见法制；无法制，则不得以见仁义智信。备其物，正其法，而后仁义智信，炳然而章矣。”这是李觏对法制的属性及其重要性的阐述。而李觏的法律思想的核心是“礼”。在他看来，“礼”既是思想性的东西，又是法制性的。李觏强调为政之要，在于礼法，治国之本，在于礼乐刑政仁义智信并用。豐李觏说：“礼乐刑政，天下之大法也；仁义礼智信，天下之至行也。八者并用，传之久矣。”在八者中，礼凌驾于乐刑政仁义智信七者之上，礼是这七者之本，这七者是礼的体现和别名，所以说这七者都是礼，乐、刑、政视为礼之大用，是礼的三支；仁、义、智、信视为礼的大旨，是礼的四名。李觏还对刑法的起源作了阐述。他认为在远古时代，由于人们群分之后，而相争相害，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而不相害，于是先王们制定了刑法，刑法之所以产生是为了以刑止刑，以杀止杀。他说：“窃迹古先哲王之制刑法，非耆杀人，乃以生人也；非欲作威，乃以作福也。夫物生有类，类则有群，群则相争，争则相害。”李觏提出法律应“不辨亲疏，不异贵贱”，并且要“一致于法”。他认为国家制定的法律，应当是普天下的人都应当遵守的，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他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亲,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则五刑之属三千止为民也。赏庆则贵者先得,刑罚则贱者独当,上不愧于下,下不平于上,岂适治之道邪?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此外，李觏还提出法律应当“宽猛相济”、“慎刑慎杀”的观点。就是说刑罚的宽猛之间，如果不审时度势，根据时势的需要加以掌握和运用，任其失去调济，必将产生不良的后果。他认为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而断狱定刑要采取审慎的态度，要做到正确断狱，必须广询于众。他说：“即使圣人断狱，犹恐聪有所不闻，明有所不见，下情有所不达，议法有所不平。于是有外朝之位以询于众焉，必群臣、群吏、万民之意同，然后刑杀，可不谓慎乎？”
李觏的功利主义法律思想主要在其经济法制思想上体现的。李觏认为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生活的根本，反对孔孟和宋代理学家脱离实际物质利益，空谈仁义。他认为解决经济问题是国家的第一要务。李觏是一个十分注重生民实际利益的思想家，对人民的衣食住行极为关心。因此，他特别注重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在经济法上业提出许多的观点。
他在《庆历民言》中建立了他经济立法思想的理论依据。他认为圣人与众人性情是相同的，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应为圣人能够寡欲。而尧舜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欲，掌握了追求情欲的分寸，即“欲而无祸，尧舜固为之矣”。而历史上那些横征暴敛、贪婪无比的君王，不顾人民死活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最终大祸临头。所以，李觏认为君主必须寡欲，“损上益下”，与民同乐而不是独乐。统治者如能寡欲，就会给人民多欲，从而民富国强。而在政策上、法制上要有利于富国富民，要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此理论基础上，李觏提出了均田论，这是他经济法制思想的一个核心思想。他认为土地问题是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因为土地问题解决了，其他社会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而要解决土地问题，就要立法制。他提出了“平土”、“均田”的主张。他说：“民生之道食为大，有国者未始不闻此论也。顾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虽尽智力弗可为已。是故，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战也。法制不立，土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仪，民不可得而教也。尧舜复起，未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李觏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统治者的根本之图，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那什么办法也是徒劳的。农民无土无食，所谓礼仪教化也就成为空话了。只有“平土”、“均田”，贫穷的人才能衣食自足，才能充分发挥人力和地力，达到“民用富而邦财丰”的目的。豖此外，李觏看到，要达到富民的目的，还必须解决当时存在的繁重的徭役和赋税问题。针对北宋名目繁多、沉重苛刻的赋税制度，李觏提出应当采取“薄税敛”的政策。他主张：“税轻者不减二十而一，重者不逾十二，皆以役多少参折之”；“平其徭役，不专取。”他其实是要求减轻中小地主和广大农民的过重负担，限制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当时土地兼并恶性膨胀，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又享有各种免赋役的特权，他们隐瞒大量的土地，漏纳赋税，也有些农民为了逃避赋税的重压，而携带土地“匿比舍而称逃亡”，成为特权者的佃客，这样使登记在册的田亩大大减少，田赋随之亦相应减少。因此，按田亩取赋税，是个重要问题。而李觏提出的轻税薄赋政策，既是为了使贪官污吏“不敢厚敛”，又是为了“富民”，使民免受“饥寒冻馁”，达到“内以给吉凶之用，外以奉公上之求”，就是说要达到利国富民的目的。
三、李觏功利主义法律思想的影响
李觏是北宋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虽号称是儒家但其学术思想在不少方面突破了儒家的框框，有兼容诸子百家的倾向；他的著述大都是“愦吊世故，警宪邦国”的政论，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李觏所提出的义利并行的义利观和王霸并用的强国论，既受到后继者的称赞和发展，又受到后来者的批评和反抗，到了南宋时代便引发了陈亮、叶适与朱熹就“王霸义利”问题的激烈争论。陈亮在与朱熹争论时，他接过李觏的理论武器，积极倡导、发扬“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功利主义学说。而叶适更是继承和发展了李觏的事功学说，积极提倡功利之学。叶适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与李觏相近、相同，就理财富国、富国强兵、改革弊政而论，更是如此。
就李觏的法律思想来说，虽然有许多缺点和弱点，但其主导方向是进步的。他所阐述的礼论，显然是对儒家的礼进行了改造，为当时的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他提出以礼和法为主线的治国规范体系，使得在治理国家上既有礼的软规范，又有法的硬规范。他的“平土法”的经济立法思想和关于赋税的主张，有着广泛的社会内容和特殊的时代特色，无疑也是很有价值的。至于他的一些具体的法律观点，显然也吸收了先秦法家的思想，并针对北宋法制中的现实状况而发的，并非一般儒家学者的空泛议论。李觏的一生都没有处在政界中，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但他的思想对当时东南土人有着不小的影响。他的学生邓润南参加了王安石的变法，而他本人也曾受到王安石的称赞。可以说，李觏以其丰富的著述既为“庆历新政”提供了理论根据，又成为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