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合同通常以语言文字为载体，难免产生歧义。在应然意义上，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外观上符合成立条件的合同往往隐含着争议。合同解释即裁判者（法官、仲裁员）运用法律思维、遵循一定的原则、运用一定的方法对合同争议事项进行分析和说明。解释原则的提炼对合同解释具有宏观上的指导意义。合同解释应当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其一是最小介入原则：在裁判的态度上，基于意思自治的要求以及司法的被动性和中立性，裁判者应当尽可能以超然的姿态面对当事人的争议，合同解释的对象应仅限于争议的内容。其二是宁使合同有效原则：裁判者在对案件进行审理时，首先应当对合同的效力作出判断。合同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即使有细小的瑕疪，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合意，尽可能维持其效力。其三是主客观相结合原则：合同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它包括内心意思和表示行为两个基本构成要件。在合同解释过程中，根据解释的目的是探求当事人的内心意思还是通过表示行为所体现的意思，存在意思主义（或称主观解释）与表示主义（或称客观解释）的争论。片面探求内心意思容易陷入唯心主义，孤立看待行为本身，容易导致形而上学；因此应该采取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原则，以表示行为作为合同解释的基础，以合理第三人的立场探究当事人的内心意思，衡量各方当事人利益，才能作出能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解释。
“合同”作为法律用语，各国立法和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为之下过多种定义。我国《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通常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卡尔•拉伦茨认为：语言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具有适应能力的，常常充满歧义的表达工具。某个表达方式的意义，可能随着它所处的不同的上下文，它所指的不同情况以及说话者所属的阶层所独有的表达特点，而具有不同的意义。[ 1 ] 在应然意义上，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外观上符合合同成立条件的合同往往隐含着争议。这些争议一旦进入司法程序，裁判者必须运用法律思维、遵循一定的原则、运用一定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说明，并依法作出判决。当事人和局外人对争议的事项也可能作出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对于辩明讼争事项具有参考意义，但是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因此，尽管合同解释人人可能作出，但只有裁判者作出的合同解释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关于合同解释，国内合同法论著通常都有相应的章、节介绍，但大多不注意严格区分合同解释原则、解释规则、解释方法。“原则”一词，意指“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 2 ] 解释原则是为解释行为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指导性的价值准则，而解释规则是处理具体问题时的行为规范，解释方法则是解决问题的路径。笔者认为：在合同解释中，解释规则和解释方法的研究侧重于解决微观层面的问题，而解释原则的提炼更具有宏观上的指导意义。合同解释的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类合同的解释，对合同解释的结果具有限制、选择、修正的作用。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基于合同自身的特性，合同解释应当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最小介入原则，宁使合同有效原则、主客观相结合原则。
一、最小介入原则
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以法律调整的对象为标准，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两大领域。规定国家公务的为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公法的规范是强制性的，当事人必须遵守。而私法规范则是任意性的，可以由当事人的意志而更改，对当事人来说“协议就是法律”[ 3 ] 这种划分得到了后世学者的普遍认同，历代学者的研究丰富了其内涵。私法强调意思自治。按照意思自治的理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的根据。[ 4 ] 契约自由是意思自治在合同法领域的具体化，意思自治是契约行为的本质属性。无意思自治的行为即使有契约的形式，也无契约的实质，不是真正的契约。人们对契约自由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深化的。在罗马法时代，对契约自由的认识尚停留在直观、感性的层面。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对于缔约当事人双方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一条款将当事人的特别约定置于与来源于公共权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即赋予当事人的约定以强制力，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直接确认。[ 5 ] 1896年《德国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以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为中心的抽象的契约理论的最终完成。它虽然没有以明确的言词表明契约自由或意思自治，但却处处体现出契约自由的底蕴。[ 6 ] 契约自由具体可以分解为是否缔约的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决定契约内容和形式的自由。人类社会早期的法律来源于习惯法，经历了从诸法合体到部门法分立的过程。司法制度也从首领（君主）一身数任走向司法职业化。审判模式呈现出从纠问式向对抗制发展的态势。司法具有被动性，法官不诉不理，只能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做出裁判；司法具有中立性，法官应该居中裁判。在纠问式审判模式下，法官积极主动，过分介入当事人的争端，在中国古代甚至以刑讯手段审理民事案件，其结果往往导致误判。合同解释的最小介入原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裁判的态度上，基于意思自治的要求，法官应该尽可能以超然的姿态面对当事人的争议。其次，在合同解释的对象方面，应仅限于争议的条款。关于解释的对象，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合同解释的客体不仅仅是发生争议的条款，没有争议的合同条款同样需要解释。[ 7 ] 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解释的对象仅限于争议条款，非争议条款只可作为解释的参照，而不是解释的对象本身。理由是如果允许法官对合同的非争议条款进行解释，就容易造成公权对私法的过分干预，为法官滥用司法权力打开方便之门甚至是法官替当事人订立合同。同时，合同的解释毕竟是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无争议，就应该认为事实清楚。[ 8 ]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强调了合同解释的整体性，也符合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法官普遍积极主动的实情，可以成为法官行为合理化的理论支撑。但是，这种做法除了可能导致公权的滥用外，还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降低了审判效率，浪费了司法资源，并增大了误判的可能性，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
二、宁使合同有效原则
法官在对案件进行审理时，首先应该对合同的效力作出判断。合同效力，是指法律赋予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拘束当事人各方乃至第三人的强制力。[ 9 ] 合同无效，指当事人所缔结的合同因严重欠缺生效要件，在法律上不按当事人合意的内容赋予效力，[ 10 ] 我国合同法第5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即一方以欺作、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上合同属于自始无效，全部无效、绝对无效。法官应依法直接判定无效，后果由当事人承担。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合同的效力都是清晰易辨的。由于词语的多义性和词义的不确定性，按不同的义项解释可能得出效力完全相反的结果。对此，法国民法典第1157条规定：“一项条款可作两种解释时，宁取该条款能够产生某种效果的解释，而不取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那种解释。” [ 11 ]意大利民法典1367条规定：“在有疑问的情况下，不应当将契约或个别条款解释为无任何效力，而应当在可有一定效力的意思内进行解释。” [ 12 ]英美法系判例也确立了“与其使其无效，不如使其有效”规则（ut res mangis valeat cum pe
reat）。[ 13 ]美国学者科宾认为：这一规则意译过来就是：一个文书，应按使其产生法律效力而不是使其无效的方式来赋予意思。这并非一个要求法院必须对文书赋予这样的意思的规则，而只是在其他因素并不导致相反的确信时，赋予文书以这样的意思较为妥当的政策。[14]科宾的观点似乎认为首先要考查合同无效是否成立，强调确定无效的合同不适用这一原则，并认为这一原则的运用乃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我国学者何宝王认为：如果对协议进行某一种特定的解释将使合同无效，从而使当事人明显的合同意图受挫，另一种解释虽然从字面上看不那么恰当，却能产生不同的效果，那么，只要后一种解释能够得到合同中任何东西的支持，就应当采用后一种解释，使当事人的合同意图生效。[15] 这一规则的内容可以具体化为两个方面。首先，在合法性方面，当使合同合法的解释与不合法的解释均有理由或立时，应当采用使合同合法的解释。其次，在有效性方面，当使合同有效与无效的解释均有理由成立时，应当采用使合同有效的解释。宁使合同有效原则的出现乃是私法自治的必然要求。合同只要不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即使有细小的瑕疪，也应尊重当事人的合意尽可能维持其效力。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宁使合同有效原则有利于促进流通，稳定交易秩序。何宝玉教授的解释强调了应该尽可能寻找依据使合同有效而不是先考查无效是否成立，更符合这一原则的精神。
三、主客观相结合原则
合同是当事人意思的载体，意思是合同的灵魂。意思表示是合同行为的核心，它包括内心意思和表示行为两个基本构成要件。内心意思具有主观性、抽象性，表示行为具有客观性、具体性。一个完美的合同应该是内心意思与表示行为高度一致的结晶。然而，由于当事人的误解、疏忽、故意或者语言本身的歧义，表示行为和内心意思总会有一定的偏差。在合同解释过程中，根据解释的目的是理解当事人的内心意思还是通过表示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意思，存在意思主义（又称意思说或主观解释）与表示主义（又称表示说或客观解释）的争论。[ 16 ]意思主义理论认为意思是产生、变更消灭权利义务的实质性因素，而表示仅起从属作用，因此解释的目的是探求当事人的“真意”，解释的对象应是当事人的内心意思。在解释技术上注重当事人订约时的主观想法。[ 17 ] 这一理论源自德国，后为《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债务法》等予以确认。表示主义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但作为系统理论于19世纪末在德国产生。该理论认为行为人的内心意思不必为意思表示的成立条件，而以有外部表示的意思即足以认其成立。法律行为成立的全部问题，仅仅在于意志是如何表示的，或意志怎样才能被理解。[ 18 ] 质言之，认为合同解释的对象应是行为人的表示意思。有学者认为：英美法系国家是采取客观主义解释原则的典型。[ 19 ] 这种说法失之武断。事实上，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实践中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是都存在的。在19世纪中期之前，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实践中一直采用主观解释方法，认为合同解释的目的在于探究当事人的内心意思，如果当事人对合同用语的理解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则合同不能成立。[ 20 ] 在理论界同样存在分歧。根据科宾的介绍，在理论界，常有人试图区分“严格”解释和“自由”解释，严格的解释者是探求单词和短语的意思并加以宣示，而不考虑这样做的结果的人；而自由的解释者尽管知道单词的确实的、明确的意思却宁愿不顾它们，以使产生他认为合乎社会的，道德的原望的结果。[ 21 ]
合同解释的目的是为公正裁判提供依据，维护法律正义。内心意思的产生是表示行为的基础，表示行为是内心意思的外化。二者关系密不可分，没有表示行为的内心意思只存在于当事人的内心，不是法律评价的对象，没有意思因素的行为只是物理意义上的运动，不能产生民事法律后果。一方面，合同通常是当事人利益的博弈和分配，内心意思在缔约过程中是动态的，合同只是不过是当事人内心意思在特定时点的妥协。法官即使站在合理第三人的立场，也不可能克隆出双方的内心意思。片面探求内心意思，将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在存在司法腐败的情况下，主观解释可能为法官上下其手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表示行为存在偏离内心意思的可能，一个内心意思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示，一个行为可以表达多个意思。当事人由于个人认识能力、表达能力的局限，可能辞不达意；作为合同载体的语言文字本身存在歧义，由此产生理解的分歧；用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去看待契约行为，翻着字典解释条款，则将戴上形而上学的枷锁；因此，合同解释无论是采取主观主义还是客观主义都是不足取的，应该采取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原则，以表示行为作为合同解释的基础，以合理第三人的立场探究当事人的内心意思，衡量各方当事人利益，才能作出能够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解释。
【注释】
[1] 卡尔.拉伦茨著，王晓晔等译：《德国民法通论》（下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6页。
[2]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普及本，第418页。
[3] 周枏：《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2页。
[4] 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5] 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6] 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7] 王利明等：《合同法新论.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3页。
[8] 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38页。
[9]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10] 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11] 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
[12] 费安玲等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13] 何宝王：《英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美]A.L.科宾著，王卫国等译：《科宾论合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1页。
[14] [美]A.L.科宾著，王卫国等译：《科宾论合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1页。
[15] 何宝王：《英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6] 苏号朋：《格式合同条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第202页
[17] 胡基：《合同解释的理论与规则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从》第8卷，第32页，法律出版社，1997
[18]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转引自李543页。
[19] 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44页
[20]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7页。
[21] [美]A.L.科宾著，王卫国等译：《科宾论合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