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我国，公司营业执照的法律地位特别突出，这在外国是没有的现象。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公司颁发营业执照主要是便于对公司进行行政管理，从而人为地造成了市场的混乱，使营业执照的应有功能不能得以发挥。其实，设立登记足以可以使营业执照的应有功能发挥得更好，尤其是在现代计算机网络高度发达的社会更有利于发挥设立登记的功能。通过分析，本文拟提出对我国公司营业执照和设立登记制度进行完善的建议。
关键字： 公司，设立登记，营业执照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申请企业法人开业登记的单位，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企业即告成立，企业法人凭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可以刻制公章、开立银行帐户、签定合同，进行营业活动。”《公司法》第27条、第95条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予以登记，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期。《公司登记管理条理》第22条规定：“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并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即告成立。公司凭登记机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刻制公章，开立银行帐户，申请纳税登记。”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把营业执照的签发作为公司成立的标志和开始营业的依据，而把设立登记作为公司成立即营业执照签发的前置辅助程序。所以“营业执照既是确立企业法律地位的合法依据，也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合法证件和凭据，企业只有在企业执照核准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才能受法律保护。”2从而使“营业执照的颁发被赋予了双重功能：注册企业主体资格的取得和营业资格的取得。”3结果是使公司设立登记的法律地位被弱化，而公司营业执照的法律地位被神化，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公司设立登记与公司营业执照的二元冲突现象4.这使我们不禁会问：公司营业执照的功能真的如此强大吗？公司设立登记与公司营业执照的法律地位究竟如何？
二、 公司设立登记与公司营业执照法律地位的比较法上的考察
（1） 日本。日本《商法》第188条第1款规定：“发起人在公司设立时认购发行的全部股份的，须于第173条或者第173条之2的程序结束之日起的2周内；发起人在公司设立时未认购发行的全部股份的，于创立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或者第185条或者前条第4款的程序结束之日起的2周内进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登记。”5日本《有限公司法》第13条第1款规定：“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须有第12条股款的缴纳或者现物给付之日起或者前2条的程序结束之日起的2周内进行。”6但在日本《商法》和《有限公司法》中只字未提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经过设立登记得以正式成立，取得法人资格。经登记成立的公司，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日本商法典第57条并未规定公司设立后的公告程序，与该法典第12所规定的一般的商业登记的程序在公告后才最后完成显然不同”，因为“日本在实务中通常无须公告，一般的理解也是一经登记完成就视为进行了公告”。7
（2） 德国。德国《股份法》第39条规定：“（1）在公司登记时应注明公司的商号和住所、经营对象、股本的数额、确认章程的日期和懂事会的成员。此外，应登记董事会的成员应享有何种代表权。（2）章程包含关于公司存续期间或关于授权资本的条款的，也应对此种条款进行登记。”第41条第1款规定：“在进行商业登记前，股份有限公司不作为股份有限公司而存在。在公司登记以前以公司的名义行为的人，负个人责任；数人行为的，其作为连带债务人负责任。”同时，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0条也规定：“（1）在进行商业登记时，应注明公司的商号、住所、营业对象、股本数额、公司合同的订立日期以及懂事的人选。此外，应登记懂事享有何种代表权。（2）公司合同包含对公司存续期间的规定的，此项规定也应登记。（3）在公布登记公告时，除登记的内容外，应列入依第5条第4项第1款所进行的确定，并在公司合同包含对发布公司公告的方式的特别规定时，也应列入此种规定。”第11条第1项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在登入公司住所地的商业登记簿之前，不作为此种公司存在。”8由此可见，在德国的公司法中没有有关公司营业执照的规定，如果登记法院对登记申请审查后，确认商事登记所必须的所有前提条件都已经具备，登记法院则可以将登记的事项在商事登记簿上予以登记，即认为商事登记已经履行，同时，法院必须将登记事项予以公布，以实现公示效力。9
（3） 美国。美国的公司设立程序简便快捷。虽然各州的公司设立程序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美国《示范公司法》中规定了一些公司设立的普遍程序。10《示范公司法》第2.03条规定：“（a）除非公司章程中说明了迟延生效日期，否则公司组织章程归档之日公司便开始存在了。（b）州务长官把公司组织章程归档这一事实是一个确定性的证据，证明公司发起人在公司组成之前已满足了所有的条件非州通过某一程序取消或撤除公司的这一组成或者是不得不解散这一公司。”11美国《统一有限责任公司法》第206条（a）款规定：“组织章程或任何根据本法授权申报的其他归档记录必须使用（州务秘书）许可的媒介，必须提交（州务秘书）办事处。除非（州务秘书）认定一项记录不符合本法关于申报要求的形式，如果所有申报的费用已经支付，（州务秘书）应当将申报的记录归档，……。”第208条（a）款规定：“一个人可以要求（州务秘书）提供一份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证书或者一份非本州有限责任公司的授权证书。”12即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只需州务秘书把记录归档即可，不需其他证明，但公司可以请求州务秘书出具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证明。13所以，股份有限公司从组织章程在政府归档之日正式开始存在。但有一些州，股份公司是从州务秘书或其他部门签发设立证书之日开始存在。14
（4） 英国。英国1948年《公司法》和1985年《公司法》都对设立证书（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和营业执照（trading certificate）作了规定，而1989年《公司法》对此没作修改。“从公司的设立证书上载明的日期起，公司开始作为一个法人实体而存在，并且可以立即行使设立的公司的各种功能。”如果是一个封闭公司（private company），则它可以从存在之日起开始营业；如果设立是就是一个公众公司（public company），则必须取得营业执照（trading certificate）才能开始营业。15“设立证书不仅是公司的诞生证书，证明一个法人的设立的事实；而且还是一个公司在遵守适当的‘产前’（ante-natal）程序后正当出生的最终证据”，“设立证书也是一个公司被授权注册的最终证据”。如果条件满足，登记机关必须发给设立证书，否则法院可以强制命令颁发。16但“在实践中营业执照（trading certificate）不经常被遇到。这是因为公众公司经常在开始时作为一个封闭公司而设立，然后当它们的懂事把他们的股份卖给公众或它们的控制股份的持有者希望出卖一部分股份给公众时被转变为公众公司。作为封闭公司，它们从成立时起就能开始营业，并且，当它们以后转变（为公众公司）也不需要营业执照。”所以，Jenkins委员会建议“公众公司和封闭公司之间在这方面（营业执照）的差异应当消除，结果是没有公司在它开始营业前应被要求获得营业执照。”17
（5） 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法国有办理企业手续的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的地位与其他形式的公司相同。公司在商事法院书记官处注册，书记官处签发称为“K bis”摘要（有限责任公司）或公司注册编号（SIREN）并在“官方民事和商事公告报”（BODACC）上公布通知（股份有限公司），这
是公司成立的证明文件，公司是从注册之日起享有法人人格的。18瑞士《债法典》也规定“公司应当在其住所地的商事登记机关进行登记”，“股份有限公司在商事登记处登记后取得合法存在的权利”。19而对营业执照也只字未提。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1983年）第6条规定“公司非在中央主管机关登记并发给执照后，不得成立”。公司登记，必须核准发给执照后，始生效力。而2001年修订的《公司法》第6条改为“公司非在中央主管机关登记后，不得成立”。20明显取消了执照的签发。
从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公司设立登记在各国公司成立中处于核心地位。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公司从设立登记时成立并取得法人资格。虽然有的国家规定了公告程序，但它并不影响公司的成立；有的国家的登记部门在公司登记注册后发给公司注册证书，作为公司注册成立的证明；有的国家则不颁发此种设立证书，而只需在登记机关登记即可。因此，各国在公司成立中只有设立登记才是必须的。
第二，颁发营业执照只是个别现象。营业执照是公司营业的授权证书，在英国只有开始设立时是公众公司的，才要求取得营业执照，但这种要求在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我国台湾地区以前也要求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但新修订的公司法明确放弃了这一要求。
第三，设立证书并不等同于营业执照。设立证书是公司法人因登记而成立的证明，而营业执照乃是公司经营权取得的证明。“在一般情况下，公司设立登记在先，公司营业登记在后。但对于某些特殊营业（如银行、信托业等），有时须先申请营业许可，否则亦不能进行公司设立登记。”21
第四，公司设立趋于简便、快捷。简便快捷乃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法所追求的基本理念之一。商法在保障交易安全的基础上努力使程序简捷，以降低成本，促使效益的最大化。大多数国家都把设立登记作为公司的成立依据，公司从成立之日就可以开始营业。甚至在实践中还舍弃了公告，更不需用营业执照进行授权。
三、我国颁发公司营业执照意在何处
既然营业执照在其他国家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而在我国公司营业执照的地位却如此之显著。这使我们不禁会思考公司营业执照的功能究竟为何，颁发营业执照其意在何处，其真的能为社会带来福音吗？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公司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主要记载事项有：企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资本）、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等。其中企业名称表明权利义务主体，住所是为了便于通知和纠纷发生时管辖法院的确定，注册资金（资本）表明公司成立时的信用基础，法定代表人表明公司在对外关系中有权代表公司的人，经营方式表明公司是从事生产还是服务或是何种销售等。相比之下，经营范围才是最重要的记载事项，它是公司企业的核心生命力之所在，设立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营业，其他事项都是为营业服务的。公司营业执照在我国被赋以重任，其主要功能有二：
第一，对公司颁发营业执照便于国家对公司进行管理控制。公司自从清末在我国诞生时开始，国家就主要是其制度的供给者和实践者。建国以后，公司又被异化为管理经济的行政化组织，其性质是计划经济链条的中间环节，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专业化协作，扩大企业规模，实现生产集中，并最终实现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度集中管理并直接插手或控制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组建公司的动力就是为实现行政干预，直到《公司法》出台前，公司仍然没有摆脱行政机关附属的地位。22我国有关公司营业执照规定的法律法规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制定的，自然也体现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思想特点。如：扣缴或者吊销营业执照作为行政处罚的一种方式，直接决定公司的命运。
第二，营业执照中记载公司经营范围，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交易对方，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强行性经营范围的规定当然是计划经济思想的产物，也是国家对公司经济管理的集中体现，国家对超越经营范围的交易不予保护。为了使交易对方清楚公司的经营范围，公司营业执照中明确记载了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为了外出携带的方便，工商行政管理局还给公司颁发折叠式的公司营业执照复本。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在“经济人”追逐利润的驱动下，营业执照的上述两种功能越发显得苍白。
第一，扣缴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给市场造成了人为的混乱。我国《公司法》第27条、95条明确规定了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这使得我国公司营业执照具有外国公司“设立证书”的作用，证明公司的成立。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即意味着公司成立被否认，即主体资格的丧失。但我国《民法通则》第46条规定：“企业法人终止，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据此可以认为在没有注销之前，公司仍然存在。然而，我国《公司法》第197条又规定：“公司清算结束后，……，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不申请注销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其公司营业执照，并予以公告。”这又可以说明注销登记和吊销营业执照具有等同的效力，即公司主体资格的消灭。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理，《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应优先适用。那么，这就会给实践带来麻烦。如果一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仍然存在则其权利义务由谁承担？若发生诉讼，则又由谁作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若由公司承担，则与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主体资格已经消灭）不符。为了解决此一问题，我国司法实践和学理上一般认为吊销营业执照是公司营业资格的丧失，而注销登记则是公司法人主体资格的丧失，所以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注销登记之前，其作为一私法主体仍然存在。23虽然此种解释是颁发营业执照、吊销营业执照等一系列行政行为给市场造成混乱的较好的处理办法，但让我们觉得仍然不免有点牵强。毕竟公司存在的目的在于营业，可以说营业是公司生命的全部，如果公司不能营业，那么它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其实，如果不颁发营业执照，就可以避免上述的混乱。把公司登记作为公司成立和消亡的唯一标准，注册登记意味着公司的成立并可开始营业，注销登记则意味着公司作为一私法主体的灭亡，只是在注销登记前设立一个对公司债权的公告以保护其债权人即可。
第二，公司营业执照所记载的经营范围在实践中也起不到保护交易对方的作用，反而有时却成为欺骗交易对方的手段，并且经营范围的强制性规定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了。
首先，在现实市场中，有许多公司在利益的驱动下，携带假造的营业执照副本，以超越其实际经营范围与对方进行交易。如果发现履行合同的后果对自己有利，则去履行；如果发现交易对自己不利，无利可图，则退而求得经营范围的保护，从而使对方承担不利的后果，欺骗对方，危害了交易安全。
其次，经营范围在英美公司法中被称为“公司的目的”。1862年英国公司制定法的颁布，规定了有限责任制，英国判例认为，注册公司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公司大纲和章程中具体规定的各种目的而设立的，因此，除这些目的以外，公司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如果公司订立的契约超出了大纲规定的范围，则该种契约在法律上是无效的，24这就是英美公司法中的“越权原则”（Ultra Vires）。Gower教授认为，此原则是为了“保证一个投资于金矿的人不至于发现自己拥有的原来是一家煎鱼店的股份，从而向那些债券投资者作出他们的投资不会浪费在未经批准和授权的事业上的保证”。25但由于该原则背离了商事社会所崇尚的快捷公平等理念，自从其在19世纪
中后期确立以来，“公司的目的”就成为公司规避、司法限制和立法修改的对象。公司的目的条款从“主要目的”条款发展到“多目的性”条款，到“主观性目的”条款即公司可以从事懂事认为可以从事的一切活动，最后实现了“抽象性目的”条款即公司可以从事任何商事活动。26在司法中法院也通过各种手段（最常用的为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和反言禁止原则）努力避免越权无效后果的发生。27以至于在1991年《美国示范公司法》中规定，除非公司章程作出限制，否则，公司的业务范围是从事任何一项合法的业务。28
再次，从法理上看，强制限定经营范围是法人拟制说的产物。法人拟制说认为公司原为抽象的概念，无意思能力，因此本来不具有法人人格。公司之所以具有人格，纯粹由于法律的创造，在法律承认的范围内，成为具有权利能力的法律主体。29这样，只有在法律特别承认的场合法人才成立，并否定了法人本身的活动，将法人的活动归结为作为代理人理事的行为，使法人的活动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30即把公司的权利能力限制在经营范围之内，这本是公司特许设立主义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公司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其自身利益受保护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法人拟制说显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法人实在说由此而诞生。正如狄冀所言，“社团是先于实在法而存在并且强加于该社团的一种法律主体”，“实在的法律正和它扩展或限制个人的行为能力那样，可以扩展或限制社团的行为能力”，31法人与自然人一样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其权利能力应一律平等。32所以，公司的营业范围不应受到强制性限制，除非是国家禁止的特殊行业国家采用法人拟制的理论设立公司。
最后，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我国正淡化经营范围的作用，已经抛弃了越权绝对无效的原则。我国《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如果说《合同法》第50条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经营范围的有效性，则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实际上已经完全抛弃了经营范围的限制，即承认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受限制，除非有法律的特别规定。
四、公司设立登记的功能
既然公司营业执照的作用在实践中是苍白的，那么其应有的功能是否可以单独通过公司设立登记而得以更好的发挥？我国1994年颁布的《公司登记管理条理》第九条规定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企业类型、经营范围、营业期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33由此可见，设立登记的记载事项包括了公司营业执照上的记载事项。公司设立登记的功能一般认为主要有34：第一，公司设立登记有利于国家对公司进行监督。通过设立登记，国家不仅可以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司的开业、营业进行必要的监督，而且还可以获得必要的统计资料，从而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空，同时也便于国家的征税。第二，公司设立登记可以初步昭示公司的商业信用。设立登记是一种要式法律行为，法律以强制规范要求设立登记以书面的形式和法定的格式，将公司的初步信息登记注册，使该信息以法定的方式固定化，并且公布于众，使商业交易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登记簿的阅览、誊本、抄本和复印件的交付和取得登记机关的证明等途径，获得公司的初始营业信息，了解公司的信用状况，作为从事商业交易活动的参考依据。第三，根据登记注册所具有的公信力，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和社会公众的合法利益。登记事项经注册登记并公告后便赋予公信力，“所有在商事登记簿登记的事项都推定为具有合法性和准确性”，35公司可以凭借该登记事项对抗第三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了确保登记公告后的登记簿的公信力，即使行为人在履行登记时因故意或过失进行情况不实的登记或者在登记后实际情况已发生变化，与登记簿所载事项相违，但在作出变更之前，行为人对相信登记真实从而进行交易的第三人不得以原有事实或已改变的事实对抗之。这样，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就获得了较周全的保护。
因此，设立登记的功能完全可以包含公司营业执照的应有功能，并且，在现代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登记机关完全可以设置登记网络信息中心，对于需要查询的人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查询有关公司的登记事项，既方便又经济，从而可以进一步增强登记之功效。
五、结论-我国公司营业执照和公司设立登记二元冲突的解决
首先，我们应该取消公司营业执照的颁发，从而消除二元冲突中的一元，使问题得以简化解决，也使得公司设立登记的功能得以更有效的发挥。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公司营业执照的应有功能都可以通过设立登记发挥出来。我国颁发公司营业执照的最终动机就是行政干预，根据布莱恩 R.柴芬斯教授的观点，市场中理性的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产生了市场失灵，使效率降低，提高效率乃是政府干预的合理理由之一。政府干预既能提高效益又能增加成本，如果政府干预的成本大于收益，那么政府干预也就失去了效率理由；政府干预的非效率理由是实现公平和市场机制中的道德永存。36但我国行政部门通过颁发公司营业执照对公司进行过度的干预，不仅没有增加效益，反而造成了人为的市场矛盾，增加整个市场的成本；不仅没有实现公平和市场机制中的道德永存，反而导致了利用营业执照进行欺骗和实现不公平的自我保护。正如上文所述，公司营业执照的主要任务乃是表彰公司的营业范围，也即公司的权利范围。这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公司营业范围强制性规定在市场经济中所产生的蹩脚与矛盾进行的拙劣补救，其实质是国家行政机关对自己管理行为的再管理。这不仅造成了国家行政资源的浪费，并且在现实中起不到管理的作用，只能造成管理的恶性循环，不能自拔。所以，对于公司的营业范围不应作强制性限定，根据经营自由原则，公司在设立时有权依法自由选择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可以是“任何合法目的”，公司自身可以对其经营范围进行限制，但该限制不能对抗第三人，经营范围的自身限制只能是划分内部责任的规则，而不具有对外的对抗效力。但属于国家依法管控的经营领域，在未获国家行政机关的营业许可之前，公司无权经营。这也是世界各国公司法的发展之趋势所在。
其次，强化公司设立登记的功能，应明确规定公司设立登记为公司成立并有权开始营业的标志，属于国家依法管控的营业，应依法获得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营业许可后方可进行设立登记。公司登记注册后便取得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具有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公司与个人具有相同的权力，可以为了发展公司的业务而从事必要的活动。所有的公司都应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力，但依法属于国家特别管控的除外。公司登记注册后可以进行公告，但不影响公司法人主体资格的取得。并且，为了适应现代计算机网络事业的迅速发展，登记主管机关应该建立有关公司登记的网络信息中心，可以使需求者通过互联网直接访问查询有关公司的登记事项。
参考文献：
1 刘卫先，男，南开大学法政学院，民商法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司法、证券法。
2 曾庆敏 主编《法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540页。
3 蒋大兴《从统一主义走向分离主义：企业登记效力立法改革研究》载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年第6期。
4 如：1998年6月，某贸易公司因购买某实业公司一批摩托罗拉手机，欠下贷款200万元，久拖不还，实业公司遂于1999年8月向法院起诉。法院受理后经过调查发现，贸易公司已因连续两年没有年检而被工商登记部门于1999年7月依法吊销了营业执照，即依被告主体已不存在为由驳回了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实业公司认为，贸易公司虽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未进行清算，也未注销登记，应当仍具有法人资格，被告主体并非不存在。故以此为由，提起上诉。-转引自3.
5 吴建斌 主编《日本公司法规范》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49页。
6 同上3，第285页。
7 吴建斌 著《现代日本商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334页。
8 杜景林 卢谌 译《德国股份法、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德国公司改组法、德国参与决定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7页、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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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卞耀武 主编《当代外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4页。
12 宋永新 著《美国非公司型企业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456页。
13 同上11，第179页。
14 同上9，第195页。
15 L. C. B. Gower 《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4th edition） London， Stevens & Sons 1979， pp.314
16 Pennington 《Pennington‘s company law》（5th edition） London Butter Worths 1985， pp.41-42.
17 同上15，第44页。
18 参见沈达明 编著《法国商法引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123、149页。
19 吴兆祥 石佳友 孙淑妍 译《瑞士债法典》法律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641、643条。
20 北大法律信息网。
21 蓝全普 主编《民商法学全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707页。
22 参见 蔡立东《论公司制度生成的建构主义路径依赖》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6期。
23蒋大兴《从统一主义走向分离主义：企业登记效力立法改革研究》载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年第6期。
24 张民安 著《现代英美懂事法律地位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53页。
25 L. C. B. Gower 《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4th edition） London， Stevens & Sons 1979， pp.161
26 同23，第259页、269-273页。
27 同上23，第260页。
28 卞耀武 主编《当代外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5页。
29 赖英照 著《公司法论文集》台湾证券市场发展基金会编印，1988年5月增订再版，第52页。
30 朱慈蕴 著《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1页。
31 莱翁·狄冀 著《宪法论》，转引自朱慈蕴 著《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5页。
32 尹田《论法人的权利能力》载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3年第5期。
33 参见任先行、周林彬 著《比较商法导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41页。
34 参见张国键 著《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印行1980年修订版，第85页；徐学鹿 著《商法总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18-219页。
35 [德]罗伯特·霍恩 著《德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241页。
36 [加拿大] 布莱恩·R·柴芬斯 著《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林华伟 译 法律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18页、153-1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