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思想理论成果，已被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学界所认可。它不仅是一种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而且也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哲学。（注：方民生。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行为规范［j］。浙江社会科学，1998（3）。）它以空前的力量影响着我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在法学领域，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原则、一种理念在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中得到了一定体现。但是，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经济哲学对经济法有何影响？本文试图就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法的关系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可持续发展与“整体本位论”
可持续发展的提法始于本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从提出发展到今天，其涵义已远远超出了原有的内容。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强调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协调发展，永续不断。可持续发展要求把发展的负面效应和代价降低到最低程度，使地球的资源和环境免遭或少遭破坏，既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保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子孙安居乐业，继续发展，从而实现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观、哲学观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长期性、协调性、反波动性等特征。（注：王全兴，樊启荣。可持续发展立法初探［j］。法商研究，199 8（3）。）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经济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性强调经济、人口、社会、科技、环境、资源的协调一致，共同发展。从空间上看，可持续发展是各地区、全国乃至全球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是全社会范围内，各阶层、各集团、各单位都增进利益的共同发展。“整体本位论”作为经济法的哲学基础，以社会整体为其出发点和归宿，以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利益，个体利益为次，客观地反映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要求，其目的也在于实现社会整体控制与协调发展。
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法的调控、规制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总体上对国民经济运行协调和控制，以及在具体方面对经济活动进行规范、限制和引导的统一过程。
民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而个人权利本位以自然权利理论为其哲学基础，它有利于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以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每个个体得到充分发展，在民法看来，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并组成社会利益。只有充分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实现，才可以促成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注：陈云生。权利本位价值模式的历史命运［j］。政法论坛，199 7（3）。）
同民法着眼保护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利益本位思想相反，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着重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协调个人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促进社会共同价值目标。在经济法看来，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整合，不是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社会利益决定个体利益，只有站在共同利益之上，才能协调各层次利益关系，而个体利益至上，必然破坏利益均衡与和谐。所以，经济法所坚持的利益原则是整体利益至上原则，利益均衡原则，保护并限制个人利益原则，保护社会弱者利益原则。（注：何文龙。经济法理念简论［j］。法商研究，1998（3）。）
其次，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人口、社会、环境的发展，不仅要全面协调发展，而且要稳定、永续发展。经济法与民法促进个体（私人）经济安全不同，经济法应着眼于国民经济全社会整体安全。这种整体安全首先是指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的协调状态。协调是关于发展过程和系统总体状态的规则，是指一系统存在多重因素关系和多种相互作用条件下，把不同质的因素和不同类型的相互作用统一起来，满足指定功能的过程，表现了系统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客观规定性同人与社会发展目标的主观规定的统一。（注：王宏波。论社会发展的协调范畴及其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1994（1）。）国民经济发展协调状态是一种理想状态。一方面，在总体上，它表现为社会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一种适应与满足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具体上它表现为经济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和多种力量的多重促进、多元互补的合理配合关系。
可持续发展的无波动性还要求通过经济立法抑制经济系统中不协调因素与力量，防止经济疲软、过热和动荡以及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消极状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对促进消极意义上的经济安全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注：积极意义上的经济安全是指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协调状态。）
再次，经济法还致力于促进整体效益。（注：欧阳明程。整体效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取向［j］。法商研究，1997（1）。）效益作为一种法律价值，导入法学领域始于60—70年代法律经济学的兴起。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器，民法和经济法都必然把促进效益作为其重要的价值目标，但其具体精神并不相同。民法的私人经济生活本位和个体利益决定了它追求的效益首先是个别的、微观的，然后以此去最终促进社会整体效益，所以，它难以解决个别效益与整体效益，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只有经济法能摆好这些矛盾之间的关系。（1）经济法以促进社会整体效益为目标。发展经济效益以提高和不损害社会整体效益为导向，把经济效益纳入社会整体效益中评价。（2）协调个别、微观的经济效益以取得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最优。把微观经济效益纳入宏观经济效益中评价。（3 ）经济活动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宏观、微观经济行为纳入经济效益中评价。（4）提高经济效益，须以促进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环境、人口、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可见，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经济法的哲学观、价值目标是一致的。
二、可持续发展与宏观调控法
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口、经济和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全部可持续发展诸要素中，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实现人口、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注：陈银娥，杨艳琳。可持续发展需要宏观调控［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 4）。）。而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它通过计划法、投资法、价格法、信贷法、税法等保障实现国民经济的总体目标，这种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通过宏观调控法，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各种比例关系。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和再生产各环节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而这些比例关系又受到人口、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如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协调关系受到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的影响，企业的再生产受到资源配置方式的制约，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又会破坏生态环境，造成资源的浪费，而资源短缺又会制约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不公会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通过宏观调控法如：资源法、环境法、计划生育法等，运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才能保持这种比例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第二，通过宏观调控法弥补经济发展中市场机制的缺陷。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作用，在调节经济运行、管理经济活动中起着其他调节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自发调节，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必然出现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影响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并会导致资源浪费，带来环境恶化，同时也会产生地
区发展不平衡，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等。如生态环境是公共产品，应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是市场手段来实施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如征收资源税和环境污染税，由此，企业将资源税和环境污染税也作为成本的构成而计入生产成本。在我国现阶段还未形成环境成本的概念，只对一些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征收环境保护费。但是，事实上，一些在生产过程中未造成直接污染的企业，对环境也可能间接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摩托车在其生产过程中也许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大，可是其在消费过程中带来的环境问题却非常严重。因而，从宏观经济过程观察，经济增长中环境成本是很大的，付出的代价是很高昂的。日本学者枇杷木在《论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理论结构》一文中提出“增值价值环境税”的理论主张不仅对每个生产阶段的增值价值要征收环境税，而且要“对商品的服务和生产不加以区别的对其‘增值价值’进行课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我国目前的自来水收费，既不是资源费，也不是污水处理费，而是制造自来水的费用。如果按照综合成本理论，应当加收资源税或污水处理税，那自来水的价格就要高得多。因此，要克服市场在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完善资源法、环境法和税法，通过开征资源税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与节约。开征环境税、防治污染税，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通过宏观调控法，协调好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协调的基础之上的，宏观调控法就是要协调各种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为社会经济总体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经济利益关系有：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关系，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之间的关系，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各地区之间的关系，等等。通过产业调整法、预算法、投资法、税法、银行法等法律协调好社会经济发展中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才能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宏观调控不到位或不能有效地协调好各种经济利益关系，那么，宏观经济就很难获得持续、稳定和协调的发展，从而也就不可能有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宏观调控法有助于保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宏观调控目标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主要目标是实现经济适度增长、充分就业、资源优化配置、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社会收入公平分配，实现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的综合平衡。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是稳定与增长，经济保持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如果经济稳定受到严重破坏，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必须有宏观调控来引导。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由于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宏观调控法能保证经济发展，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宏观调控法的目的就是要保障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币值稳定、资源优化配置、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等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宏观调控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看，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更离不开宏观调控法律保障。建国以来，之所以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有发展而不能持续”的情况，是因为缺乏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更缺乏完善的宏观调控法。可持续发展思想理论成果的出现，必将进一步丰富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和体系，进而促进经济法的发展。同时，完善的宏观调控法也保障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可持续发展与市场规制法
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两大基本亚体系，一是反映国家干预市场的市场规制法律体系，二是反映政府参与经济活动，从全局出发，调控社会总产品和总需求平衡关系，保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法律体系。二者在整个经济法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注：王继军，李建人。经济法是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的有机结合［j］。法律科学，1999（1）。）
有学者认为，市场规制法的调整原则是效率优先。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原则是公平至上。（注：莫俊。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j］。山东法学，1998（4）。）笔者认为公平原则不仅体现在宏观调控法体系，而且也体现在市场规制法体系。公平和效率作为经济法的两大价值目标在经济法里应得到完美的统一。一般认为，公平既包括机会公平，也包括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意味着制度规则公正。经济运行机制公正合理，是实现效率，进而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逻辑前提。经济法对机会公平的维护突出地体现在市场规制法方面，如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打破垄断，禁止少数大企业凭借其经济优势限制、支配他人的经营活动，使中小企业的地位和利益得到恢复，获得在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机会，从而在垄断者与弱小企业间实现了机会公平。基于社会福利和人道主义的观念，经济法还将追求结果公平引入自己的价值取向中。经济法要求国家对不平等的收入和财产实行直接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结果公平，强调的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对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予以一定的补偿或救济。这主要体现在税法和社会保障法中。如税法规定累进所得税、累进财产税、遗产税、利息税等，收入越高的人纳税的比率越高，收入低于法定纳税水平的，则不纳税。从而通过对高收入者的一种直接“剥夺”，实现结果的公平。
但是，现行经济法的公平观念只是当代人的公平。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本性和条件之一，发展失去公平性也就失去可持续性，在一定意义上，可持续发展的精髓是资源和利益，在当代人群之间以及代际人群之间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具体而言，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公平，包括两层涵义：一是当代公平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要求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和较好的生活愿望，赋予每个公民和法人公平的发展权，把消灭贫困作为特别优先的问题来考虑。二是代际公平既世代人之间的纵向公平。它要求本代人不能因自己的发展和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的根本——自然资源和环境，要求给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总之，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公平理念是本代公平与代际公平的有机结合。因此，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未来各代人应与当代人有同样的权利提出对资源与环境的需求。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当代人在考虑自己需求与消费的同时，也对未来隔代人的需求与消费负起历史的和道义的责任。因为同后代人相比较，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处于类似于垄断的无竞争的主宰地位，代际公平则要求任何一代人都不能处于独占地位，即各代人都有同样多的选择发展的机会和权利。这就要通过经济法合理配置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重新清理和消除导致当代人不公平和代际不公平的制度与立法因素，如历史发展的不公平因素，地域发展上的不公平因素，制度上的不公平与法律政策制定与实施的不公平因素，并进行超前性技术开发和研究，当代财富分配中为后代预留财富等，实现代际代内的公平，并不断丰富市场规制法公平理念的内涵，促进市场规制法的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