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从利益平衡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公司章程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地位的分析，可以发现现行《公司法》第76条的立法设计揭示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中的股东权益与继承权益之间的被法定化的利益博弈，在借鉴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对该问题的立法应该全面考虑这种动态的利益博弈及其平衡，从而使立法更具科学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论文关键词：利益平衡 公司章程 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继承
在理论界，尤其是司法实务界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继承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就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原有的《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继承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由此导致在司法实务中引起争议。但是，这种情况在2005年10月27日通过的《公司法》中得以规定。《公司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规定使得在司法实务界争论多年的问题在立法上划上了句号。但是，立法上的句号并没有使该问题得以真正的解决，在理论界仍存在多种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近些年在司法实务中对该问题也有了新的理解，并对司法适用中存在的新问题，各地司法实务部门存在不同的做法，基于此，有必要对该问题在理论上进行厘清，同时也为以后的立法设计与司法适用提供参考。
通过对该问题的考察发现，目前理论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不少，但更多地纠缠于理论上的争鸣，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真正有理论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笔者无意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对该问题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该问题本身，钻牛角尖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基于此，笔者试图跳出问题背后的理论分歧，从利益平衡的视角来重新解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继承问题，当然这种讨论并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建立在以《公司法》第七十六条的立法设计为中心的考察之上的。下面笔者将分别展开阐述。
一、公司章程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地位
《公司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要全面理解与把握该条文的立法设计意图，就必须对公司章程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地位作一个较全面的分析。对公司章程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地位的把握，在理论上与如何理解公司法的性格紧密相关。虽然关于公司法是属于强行法还是任意法一直争论不休，但公司法归属于私法范畴这一点，却是不容否认的。而且按照目前流行的公司合同论的看法，公司本质上是一套合同规则，公司法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放式的标准合同，补充着公司章程的缺漏，同时又为公司章程所补充。依照这样的理论逻辑，我们不难看出，有限责任公司就是私法上的一种营利性的自治组织，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同样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后，能体现股东意思自治的法律文件就是公司的章程。犹如一个国家有宪法一样，有限责任公司也必须有宪章性的文件，这一文件就是公司章程，既然是自治性文件，公司章程就体现了股东的共同意志，一经制定并获得通过，所有股东均负有遵守执行的义务。
章程中对股权权利的限制性规定，也意味着股东在限制范围内已经放弃自己的权利，股东嗣后的行为不得与此相违背。因此，在公司章程中对股权继承已作出特别规定时，各股东都应遵守该规定，如果某一股东在死亡时就股权继承所立的遗嘱，与公司章程的特别规定存在冲突，那么遗嘱的这部分内容在法律上也就不能产生效力。这一点在我们理解公司章程与遗嘱间的关系时，应特别予以注意。
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的国内外立法考察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问题的域外立法现状，各国立法规定不一，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我国台湾和德国为代表，股东的继承人可以直接成为公司的股东。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5条第1款规定：“股份可以出让和继承”；另外一种以法国、日本为代表，股东的继承人取得股权须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各国法律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转让的限制不一，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股东出资转让须经股东大会同意。如日本《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9条第2款规定：“股东欲将其股份之全部或一部转让于非股东时，须经股东会承认。”二是授权公司章程对出资转让的条件作出规定。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4条规定：“公司股份通过继承方式或在夫妻之间清算共同财产时自由转移，并在夫妻之间以及直系尊亲属和直系卑亲属之间自由转让。但是，章程可以规定，配偶、继承人、直系尊亲属、直系卑亲属只有按章程规定的条件获得同意后，才可称为股东。”
我国的现行立法方面，《公司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该条我们首先可以推出法人股东分立、合并和解散，其持有的股份面临的是转让，而不存在继承问题。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股东资格与股权的享有是不可能割裂开来的。继承人取得股东资格，也就必然取得该股东资格所代表的股权；反过来继承人取得（完整意义的）股权，也就获得已继承死亡股东（被继承人）的股东资格。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虽然《公司法》第76条所使用的概念为“股东资格”，但本文仍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股权继承”与“股东资格继承”的概念。
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二十日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第七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些现行的立法设计充分肯定了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并将其贯彻其中，其中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与股东之间的信赖关系、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等在现行的立法中的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这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继承中的公司章程的特殊性的设定又出现了适用上的矛盾。
三、利益平衡视角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
股东是指向公司出资、持有公司股份、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的人，股东可以是自然人，可以是法人，可以是非法人组织，还可以是国家，当国家作为股东时需明确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的具体组织，例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法律对股东并无行为能力的要求，所以理论上股东可以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当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作为股东时，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股东权利。但是，发起人股东是例外，必须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一般而言，要取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须具备下列特征：（1）向公司投入在章程中承诺投入的资本，并实际履行出资义务；（2）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3）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其中，实际出资属于实质特征，工商行政部门对公司股东的登记和股东名册的记载属于形式特征。通过这些特征的描述，我们可以大体可以判断出股东之于公司的关系。
原有的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继承问题予以立法上的回避，从而使司实务中存在关于股权继承问题的不规范适用，这个不规范适用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一方面的继承人的继承权益，另一方面是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的股东自益权、共益权、优先购买权在内的股东权益。这种利益博弈最终在2005年通过的《公司法》中得到立法上的裁决，肯定了继承人的继承权益，从而间接地部分否定了公司股东的权益。这是因为，虽然在立法中以但书的形式肯定了公司章程的优先性，“资本的联合和股东间良好的信赖关系是公司两个不可或缺的信用基础。”但实际上，在日常的公司商业活动中，对此问题的规定却鲜见之。这就是说即使过半数的股东反对而公司章程又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自然人股东死亡后的继承人依然可以继承其股东资格，成为公司股东。这就对股东的权益造成了极大损害，出现了利益的失衡。这种立法上的利益失衡在之后的立法中要予以调整。
通过这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需要平衡的各方利益是不断变化的，不断变化的利益就需要我们用动态的视角来对待这种需要平衡的各方利益，可以肯定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中继承人的继承权益与其他股东的股权权益之间的利益博弈并不会因为立法上设计而划上句号，相反在立法裁决上存在失衡之间的利益划分会使各方之间的利益博弈继续进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我们在立法上需要对这种立法上的平衡予以关注，认真对待，唯有如此，才能提供更加符合实际的立法制度设计，法的可操作性才能更强，依法治国也会实践的更加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