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中国历来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外交部多次强调，无论将来发展程度如何，也绝不称霸。这种外交政策与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中国在古代外交中就坚持和平外交，主要体现在“和亲政策”和“朝贡体制”上；这种理念在当代外交中依然得到充分体现。本文将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结合中国古代及当代的外交政策，分析其对当代外交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 传统文化 外交政策 当代外交
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其中较为系统的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即：坚持多边外交、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和谐世界”提出不是偶然的，建国以后，中国历任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也多次强调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这是中国长久以来所坚持的外交政策。而追本溯源，还需要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和”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话，那就是“和”。以“和”字组成的词多是褒义，比如“以和为贵”、“和谐”、“和气生财”等。“和”字，《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和，相应也，又和调也。”同时，“和”也多次出现于中国古籍中，《易经》中孚卦第六十一中，九二爻辞中提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此处释为：同声者相应，故其子和之，具体来说，“和”是两个事物之间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
但这个时期的“和”只是单一概念，还没有上升到哲学层面，真正上升到哲学层面是在春秋时期。《论语·学而第一》中提到“礼之用，和为贵”，“和”乃适当也；《论语·子路第十三》提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在《孟子·公孙丑下》中也阐述到：地利不如人和；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则更为深刻的阐述了“和”的核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概括来讲，“和”的哲学可以解释为“相和”，“交合”，“调和”等，即任何两种事物之间都是可以协调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哲学思想就是儒学、道学、佛学，这其中，儒学道学中都提到了“和”的思想，自此以后中国便一直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传统文化沉淀与积累的过程中，“和”字从单一概念逐渐衍生为一门哲学，并从这套哲学体系中又分化出了其他的概念，比如孔子所提到的“仁”和“礼”，论语中多次提到这两个字，而“仁爱”也是指导中国人处事交往的一套原则。《论语·八佾第三》中，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儒家中的仁爱思想认为，人们在生活中不但要学会创造财富，还要学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他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孟子则更生动的阐述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在他们看来，“仁者爱人”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处理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这一哲学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和而不同”。前文中已经提到，“和”本身就是产生于两个事物之间的概念，而以马克思的观点来看，两个事务之间本身就是相对立的，孔子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依然认为“和”是解决两个事物之间矛盾的基础，两者可以不“同”，但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和”，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也就“和”与不“和”，“同”与不“同”进行过辩论，但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以其深刻的哲学内涵占了上风，并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哲学思想。
“和”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字，但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却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以及当代的外交思想。
二、“和”的哲学思想对古代外交的影响
提到中国古代的外交，最典型的两种方式就是“和亲政策” 以及“朝贡体系” ，中国古代长期以中原一带为生活生产的中心，而北部的少数民族部落经常会侵袭中原，为了保证中原的和平，中原历代王朝都有过以“亲”换“和”的历史，“昭君出塞”是最为著名的“和亲”，这次“和亲”为汉王朝换来了60多年的和平，从战略角度来看，这也可以算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外交事件。
而“朝贡体系”也可以说是能与西方的“均势”体系并驾齐驱的一种国际关系模式。“朝贡体系”在先秦时代处于萌芽状态，兴盛于汉唐，成熟于明清，历经两千年之久，是东亚地区特有的一种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国古代经历过几次辉煌时期，汉朝是其中之一，这段时期中原王朝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成为“汉文化圈”的中心。但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中华民族内部的王朝更迭与分分合合，对此时的对外交往历史并不十分了解；实际上汉朝一直十分重视同邻国的关系，外交活动相当频繁。如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以军事战略利益角度出发考虑，其目的是为联合周边国家共同对抗匈奴，可以说是“以和至战”（此处和有联合，相和的意思）的典型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丝绸之路” 被开启，打通了陆路交流的通道，朝贡体系慢慢壮大兴盛。而唐朝时期，中原王朝国力雄厚，周边国家都十分弱小，中原王朝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得西域、东南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国家纷纷来到中国，并自愿称臣，发展了密切和频繁的外交关系。至明清时期，随着古代中外关系的逐渐发展，朝贡范围的不断扩大，致使朝贡制度也日趋成熟。郑和七下西洋 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在成熟的制度与“和”的传统思想指导下顺利开展对外交往，弘扬中华国威的成功事例。
需要提到的是，这些外交政策仍然没有脱离“和”的哲学思想，“和亲政策”和“朝贡体系”都是建立在交和、调和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