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余页日本细菌战档案以电子数据库形式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及使用。9月2日，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的前一天，中国国家图书馆公开发布历时近3年时间从海外征集到的万余页解密档案，这些档案以电子资源库和十八册《侵华日军细菌战档案汇编》文献形式向人们还原了自1934年至2006年间与日本侵华细菌战有关的史料。
这是一段虽然逃脱了国际法制裁，却不会缺席历史凝视的民族苦难史。这是一段由于美国干预和掩护，日本重大战争罪行并未得到全面追究的法律蒙羞史。
通过人为制造流行性传染病获取战争胜利的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已被国际社会所禁止。1925年，日内瓦裁军会议最终通过《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日本政府虽派员出席了会议，但拒绝正式签署该议定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违背国际公约在中国进行生物战（细菌战）和化学战（毒气战），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的干预和掩护，日本重大战争罪行并未得到全面追究，实施细菌战和活人试验的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祸首均在东京审判中被免于起诉，逃脱法律制裁。
如此大规模反人类罪行，在国际社会群起声讨、众目睽睽之下究竟是如何逃脱审判的？通过对档案进行梳理，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向读者还原了历史给予的答案。
美32页报告显示日本在华实施细菌战调查材料并未被用于追究日本战争罪责
1941年11月4日清晨，一架日机低空飞过湖南常德上空，空袭警报响起，但这一次日军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谷麦、纸片、棉絮和一些不明颗粒物。空袭警报解除后，这些投掷物经医院检查显示有疑似鼠疫杆菌的微生物存在。7天后，湖南常德出现第一例临床鼠疫病例，继而鼠疫在该地暴发。
次年4月9日，在重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人之一金宝善向中外记者出示了包括《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在内的系列日本对华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证据，同时将文件递交给了包括美国驻华使馆在内的10个外国驻重庆大使馆，正式向国际社会揭发1940年10月4日以来，日军先后在中国衢县、宁波、金华、常德，以及绥远、宁夏、山西等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
这场发布会迅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1942年至1945年，美国政府多次指示其驻华使馆、军事情报特工、在华传教士、外国广播监测处等收集日本实施细菌战以及中国暴发疫情情况的情报。同时通过对日本战俘的讯问，获知了日本机构在中国南京、哈尔滨、长春等地从事细菌武器研发的情报。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发表这一天，美国战争部提交了一份长达32页的《日本细菌战》报告（美国战争部军事情报局2263号文件）。
该报告全面梳理了截至1945年7月美国战争部军事情报局搜集到的所有有关日本细菌战的情报，并对日本细菌战的能力和目标做出全面分析评估，“根据缴获的日文文献和战俘供述，最有可能被日本用于细菌战的菌种有：肠道细菌（霍乱、痢疾、伤寒）、炭疽、鼠疫和鼻疽”“有证据显示日本至少实施了一次试验性质的鼠疫细菌战，即1941年11月4日的湖南常德细菌战”。
1945年8月22日，即日本投降后一周，美国成立了“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科学技术顾问团”，分别在1945年9月和1946年1月派出细菌战调查官默里·桑德斯和阿沃·汤普森赴日，对多名日本军政高官和多名日本731部队核心成员进行了讯问，初步掌握了日本细菌武器研发情况。但遗憾的是，这些讯问材料并未被用于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责。
国际检查局收集大量证据和材料37页关键证据材料被美“束之高阁”
1945年12月8日，美国主导的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组织反法西斯联盟各国成立国际检察局，负责日本甲级战犯战争罪行的调查和起诉。
根据国际检察局工作分工，其中关于日本在华战争罪证调查的部分由美国检察官托马斯·莫罗、大卫·萨顿负责。
1946年3月，湯普森完成对石井四郎等人审讯后返美的同一时期，莫罗和萨顿代表国际检察局赴华取证。
其间，萨顿收集到大量有关日本在华实施细菌战的证据材料，并向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递交了一份长达37页的《中国之行报告》，在报告中萨顿明确指出：“在日本侵华罪行部分最值得调查的罪行如下……违反国际法在战场上使用毒气；通过散播布满鼠疫菌的各种材料实施细菌战。”他认为湖南常德案例证据最为完整。
尽管证实致病谷麦等物“确系日机于1941年11月4日撒落该市”的目击证人巴牧师夫妇均“非常肯定并坚持认为常德鼠疫是日本故意实施的细菌武器实战试验，并出具了书面证词”，但汤普森在5月1日发给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参谋二部的电报中却称，根据他对巴牧师夫妇的访谈情况，他认为有关日本细菌战的证据是“非结论性的”。
最终，萨顿做出“鉴于已知现状，谨建议不尝试证实日本对华使用细菌武器”的结论，将这些证据材料束之高阁。
日本民间检举力量受阻幕后主使参谋二部浮出水面
早在萨顿着手调查之前，1945年12月14日，日本共产党就向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法务局情报研究分析处发出举报信，指控石井四郎在中国哈尔滨建有大型实验基地，在中国军民和美军战俘身上进行细菌武器试验。
在此期间，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陆续收到署名举报信以及大量匿名举报信，对石井四郎、若松有次郎等人的细菌战罪行进行揭发，举报日本驻哈尔滨731部队、驻长春100部队、日本相模原陆军病院、新潟医学院、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等机构犯下大规模细菌武器研发和人体试验的罪行。
对此，负责乙丙级战犯罪证调查取证和起诉工作的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法务局进行了调查，先后形成了“九州帝国大学活体解剖美军飞行员案”“品川医院战俘营虐待战俘案”“新潟医学院人造血试验案”“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细菌试验案”以及涉及日本驻长春100部队人体试验罪行的“330号案”等系列案卷，并对日本细菌战部队核心成员增田知贞、内藤良一、北野政次、若松有次郎等进行了讯问。
就在负责此系列案件的法务局调查处调查员尼尔·史密斯雄心勃勃准备为伸张正义大干一场时，始终躲在幕后的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参谋二部出面了。1947年4月18日，参谋二部命令法务局“无论是讯问还是联系，都必须先与参谋二部协调”“未经参谋二部同意，不得将本案进行起诉或以任何形式公开”。
1947年7月17日，尼尔·史密斯为330案件撰写了最后一份备忘录，正式宣布此案“悬停”：“讯问表明，石井四郎将军就是那个1936年从欧洲回国后，启动日本军方细菌战研究的人，他从日本高层要人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该案的法律程序已暂停，等到参谋二部允许重启法律程序时，我们将继续完成罪行调查，并以违反陆战法规使用战俘进行试验的罪名将被告作为战争罪犯起诉。”
此时的尼尔·史密斯并不知道，从此再也没有机会继续他的调查和起诉工作了，而为起诉日本细菌战罪行奔走努力却同样遭遇挫折的不止他一个。
苏联检察官提出提审要求受美阻挠美检察官勾连日本战犯独吞细菌战等试验数据
1946年8月29日，舍弃日本常德细菌战证据的萨顿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读了中国首都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陈光虞提交的一份关于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证词《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奉令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但主持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威廉·韦伯判定“根据辩方的反对意见，这段有关在中国人身上进行有毒物质试验的陈述被法庭驳回，不作为证据”。至此，国际检察局中方代表团试图将日本细菌战战犯绳之以法的尝试全部失败。
而同为国际检察局成员的苏联检察官并未死心。他們先在1946年9月提审了日本战俘、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和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成员柄泽十三夫，获取了日本研发细菌武器、实施人体试验和进行细菌战实战的证词。
随后，苏联检察官通过国际检察局向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参谋二部提出提审前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第一部部长菊池齐和第四部部长太田澄的要求。对此，华盛顿高层与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频繁文来电往，商讨对策。
这其中，美国国务院代表罗伯特·费尔里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日本人已经取得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细菌战数据……”，并提出“两年来的时间里，中国从未试图提出起诉”，但他却绝口不提驻东京的参谋二部如何百般阻挠国际检察局中方代表团的举证和起诉工作。
与此同时，华盛顿接连派出诺伯特·费尔、埃德温·希尔等细菌战专家赴日，与石井四郎等人达成交易，用“免于起诉”的条件换取石井四郎等人手里的人体试验和细菌武器研发资料。
这些资料包括人体试验报告3份，即《炭疽菌感染死亡者病理解剖观察记录》《鼻疽菌感染死亡者病理解剖观察记录》《鼠疫菌感染死亡者病理解剖观察记录》，病理切片8000余份，论文25篇等。
至此，通过百般阻挠中国、苏联检察官的举证和取证工作，指使美国检察官、日本战争罪犯通力配合，从起诉名单中抹去了日本细菌战战犯的名字，美国达到了独吞日本细菌武器研发和人体试验数据的目的。
1949年10月19日，所有美国主导的日本战犯审判结束，其中，只有牵涉到美国受害者的“九州帝国大学活体解剖美军飞行员案”以虐俘罪被起诉并定罪，而石井四郎等核心细菌战战犯则成功逃脱了审判。
苏联单独公开审判日细菌战犯捍卫历史结论不被人为篡改
眼看通过国际审判日本细菌战战犯无望，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伯力单独公开审判了山田乙三等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这是战后唯一一场专门针对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的公开审判。
随后，苏联向中国、美国和英国政府通报了审判结果，并多次照会中美英三国政府，要求将日本细菌战战犯裕仁天皇、前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前731部队长北野政次、前100部队长若松有次郎以及前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五人作为甲级战犯进行起诉。
该提议很快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响应，然而美英两国则一直拒绝答复。
此后，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这段历史逐渐被国际社会遗忘，而日本右翼则利用这种集体沉默，使得日本国民很快“忘记”了日本的种种战争罪行，并试图随着时间和证据的消解，使得受害的亚洲人民也“忘记”这点，以“反抗日本被打上犯罪国家烙印的耻辱”。
当被追问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时，日本往往以史料不全为借口进行否认。
早在1975年日本天皇裕仁访美时，面对记者提问，裕仁就称“要问日本的战争罪责的话，我不能回答，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对这方面的文献资料研究得还不够”，以“文献资料研究不够”为借口回避回答战争罪责问题。
在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赴日进行起诉时，日本官方也多次在日本国会听证会上以未找到相关史料为由拒绝履行举证职责。
往事并不如烟。正如1946年12月9日在对德国纳粹人体试验罪行进行审判的纽伦堡“医生审判”中，首席检察官泰勒准将在其开庭陈述中所指出的，对于那些被“连牲畜都不如”般对待的“无名死者们”来说，留下无可辩驳的证据是避免将他们遗忘的重要方式，“如此才能确保不会有人质疑它们是事实而非虚构”。
“我们希望文献的出版，不仅能够支撑相关学术研究，更有助于人们记住这些无名的受害者。作为他们的同胞和后人，我们有责任捍卫历史结论不被人为篡改，纵使正义迟迟未到，至少我们应该做到‘不忘记’。相关史料的再整理与再揭示是还原历史真相、解决中日历史遗留问题、达成历史和解的必要基础。”《侵华日军细菌战档案汇编》编委会成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