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及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损害。考虑到中日人民友好关系，中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中国政府的损害赔偿，但并未声明也放弃受害人民的损害赔偿，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提出损害赔偿是完全正当的要求。日本法院不应剥夺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
关键词：侵华战争；战争赔偿；政府赔偿；民间赔偿；国家赔偿法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提起的索赔诉讼首次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日本司法部门对其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理由”作了详尽的阐释，但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其所谓“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如下：
一、侵华战争的性质和战争损害赔偿的范围
日本法院一方面对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的损害这一历史事实及原告受到的悲惨遭遇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却认为战争导致的个人损害应通过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及其他外交途径解决，甚至说和平条约缔结后受害人提起诉讼会扰乱和平条约确立的友好关系。为了避免两国回到战争状态，否定个人的诉讼权利是合乎情理的①。以上由东京司法部门作出的判决书中的理由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仔细分析，其理由是明显站不住脚的，驳回中国受害人的个人诉讼请求是滥用法律，显失公允的。日本政府发动这场反人道的侵略战争行为的性质早有定论，就连在上述的驳回中国受害人诉讼的判决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毫无辩解理由的，只能是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图的侵略行为而己。”②
一国违反国际法对他国进行侵略，违反战争法对他国施行反人道暴行，必须承担国家责任，这早己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确认。现代国际法规定，实施侵略战争的国家承担国家责任主要形式有惩罚战争罪犯、限制国家主权、赔偿、道歉等。对于战争罪犯除了按国际法予以严惩外，其所属的发动侵略的国家还应当对受害国及受害国民给予战争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对国家主权、军队、国有财产、历史文物等所受损害的赔偿，即政府赔偿；其二是对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军不分皂白地屠杀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即民间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划分为政府赔偿和民间赔偿两个部分，这是国际法确定无疑的准则。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不仅要对受害国政府给予赔偿，还应对受害国国民给予赔偿。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规定：“日本政府对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于《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问题的声明曾作过深入的解释和阐述。1992年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公开表示：民间赔偿和政府赔偿不是一回事，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通过正常渠道，提出他们的索赔要求是完全正当的。1995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再一次明确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③因此，所谓放弃战争赔偿是指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并不包括中国民间受害个人对日本政府侵华暴行造成损害的求偿权。总之，中国政府己明确解释了放弃战争赔偿的范围不包括民间受害个人的损害赔偿部分。
二、解决民间战争赔偿的法律途径
如上所述，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范围包括两部分，即政府的损害赔偿和民间的损害赔偿。《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承诺的仅仅是“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显然并不包括放弃民间的损害赔偿。作为受害的中国民间个人有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然而，民间索偿途径与国家索偿途径是不同的。作为国际法主要主体的国家向他国求偿，可以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如求偿国可以与被求偿国进行国家间的谈判、协商，可以有第三国的斡旋、调停，可以进行国际调查、调解，也可以通过法律方法来解决问题，如进行国际仲裁或诉讼至国际法院。但是民间个人为求得因战争而导致的损害赔偿所采用的索偿途径不同于国家，这主要是因为民间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国际法院只受理政府之间的争端，而无权受理一方为政府另一方为个人的诉讼。民间受害人的求偿只能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依照被请求国国内法即国家赔偿法进行处理。
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民间受害人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应适用该国的民事法律规范而不是国家赔偿法。其实，起诉所适用的法律是日本的民事法规还是国家赔偿法，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有明确的具体的被告，且被告的侵权行为不是出自政府授权（即公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只能基于管辖国的民事法规来追究被告的民事赔偿责任。但中国民间个人的起诉对象不是自然人或企业法人，而是日本政府的授权行为，且日本国已经设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原告就应该以日本的国家赔偿法为依据，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为妥。
国家的国家赔偿法或行政诉讼法从本质上说没有理由剥替因其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而造成外国国民损害所引起的起诉权的。被请求国对外国受害国民根据其国家赔偿法提起的诉讼，按国际惯例，应以国民待遇原则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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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
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
——评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悠 哉/文
出于教学需要，《燕园梦》作者、中国文学大师悠哉从单位图书馆借阅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向远教授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以下简称“该书”）。回家后细细翻阅，悠哉大吃一惊！“笔部队”这个奇怪的名词，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它极大地拓展了我对现代日本文学的印象，真可谓“醒眼看日本”的一部极好学术论著。
遗憾的是，这本1999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仅仅印刷3000册。在时下喧嚣和浮躁的中国学界，这个印数自然是区区不足道的。也许正是这个原故，它迟至十年以后，才姗姗地进入我的眼界吧？悠哉大师素日不写学术著作评论的，但是既然读到好书，不介绍有辜负之意，因此拨冗聊写一篇，向广大网友进行介绍和宣传。（顺便说明：除太宰治的《惜别》图片摄自悠哉藏书，其余图片摄自本书）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于东亚海岛，从此开始自己雄心勃勃的拓疆国策。与此相呼应，思想界也出现贬低中华的论调。据该书介绍：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1875）第一次将中国和日本、土耳其列为“半开化”国家，提出日本正在成为西方那样的文明国度，因此理应成为东亚盟主。他甚至画好了“支那帝国分割图”。此后，经过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冈苍天心《东洋的理想》、保田与重郎《蒙疆》、夏目漱石《满韩处处》（109）、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1921）、到武者小路实笃的《大东亚战争私感》（1942），日本文学里充斥着贬低中国的宣传，在日本发表后，效果无疑是负面的。
这里需说明一下：夏目漱石《满韩处处》和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如今有译本，但是书名改了，比如芥川龙之介的书译作《中国游记》。据王向远说，夏目漱石的东北之旅是受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的邀请，那么很显然：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作家私人旅行。
1931年，伊藤永之介为配合“满蒙危机”的政治宣传，在《万宝山》中歪曲描写了“万宝山事件”。1932年，直木三十五的《日本的颤栗》歪曲描写了上海“一.二八”事变，叫嚣“战争真是太好了！”1932年横光利一出版《上海》，正面描写了日本军国主义言论……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大量移民，相应地又出现所谓“大陆开拓文学”，成立了以荒木巍、福田清人、近藤春雄为首的“恳话会”，炮制了80多部作品，最著名的是菅野正男《与土战斗》、和田传《大日和村》、《殉难》。又冒出所谓体现“建国精神”的“满洲文学”，代表作品有安西冬为《军舰茉莉》，其中的《春》写道：
“一只蝴蝶，向鞑靼海峡那边飞去。”
乍看平淡无奇，但是明白日本人将我国东北喻为“蝴蝶”（面积轮廓似蝴蝶形状），就明白其险恶用心了。
就这样，日本文学家在侵华政策的支持下，一步步地“协力”侵华战争，终于走进“笔部队”。
通常我们喜欢说：日本侵略者是“武装到牙齿的”。殊不知这个比喻并不确切，应当说：他们武装到国民的灵魂才是。而这项工作，自然少不了他们的“灵魂的工程师”——日本现代作家——的特殊“功劳”。
该书共14章，从第5章起，集中论述日本这支特殊的“笔部队”。请大家耐住性子，待悠哉大师慢慢道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陆续有日本记者、作家派往中国，进行“协力”军事的报道和宣传。例如：吉川英治、木村毅、小林秀雄、佐藤春夫、尾崎士郎、石川达三等。其中尾崎士郎的《悲风千里》影响很大。还发生一件有意思的事件：
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描写日本军攻陷南京后的烧杀和掠夺，作者的想法是“把战争的真相告诉社会”。不料在《中央公论》发表后遭到当局逮捕，法院判他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理由是：“描写皇军士兵杀害、掠夺平民，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宁秩序。”与此同时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却畅销120万册。这两个事件促使军部和政府强化对作家从军创作活动的管制。
1938年8月20日是个关键的日子。许多日本作家收到菊池宽（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的快递明信片，通知他们到内阁情报部开会。与会者有菊池宽、尾崎士郎、横光利一、佐藤春夫、尾崎士郎、片冈铁兵、林芙美子等。最后确定22位担任军部的派遣作家。他们从军部领取高额的津贴，发给军服、军刀、手枪、裹腿等，俨然一批出征的将军。出发前，日本报纸进行大肆宣传，称作“笔部队”。
来到中国后，他们先是采访攻克武汉的日军，有人又到南京、杭州。第一批后，军部又组织了第二支“笔部队”（为省篇幅，名单略）。他们回国后，无一例外地撰文谈观感，进行军国主义宣传。值得一提的是林芙美子，她是“笔部队”里唯一的女战士。回国后写了《战线》和《北岸部队》。
此外还有军人作家。例如藤田实彦《战车战记》、谷口胜《征野千里》、日比野士郎《吴淞渠》、冻田博《分队长日记》、上田广《建设战记》、火野苇平《士兵三部曲》等……还有难以计数的侵华诗歌作品。应当说，他们是以另一种身份加入“笔部队”的。
此外还有所谓“宣抚文学”，大肆进行欺骗宣传。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因《活着的士兵》而惹祸的石川达三，这时看准风头，幡然醒悟，戴罪立功，他再次来到中国，写下《武汉作战》、《敌国之妻》等正面歌颂军国主义的作品。又担任“日本文学报国会”成员。1942年他积极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战后，石川达三根本否认《活着的士兵》的那些描写，胡说什么“战争是两国干出来的，不应该说坏事只是一国干的”；根本否认南京大屠杀，声称“我没有看到屠杀事件”。
奇怪的是：对这样一个日本作家，中国长期以来竟然认识模糊。例如：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第十卷“外国人士作品”，把石川达三尊为“国际友人”，节录了他的《活着的士兵》；又将他战后写的《风中芦苇》作为“反法西斯文学”列入。王向远教授认为，“这些都是不妥当的”。
悠哉大师也认为，这的确很欠严肃。说实话，我在图书馆书架上也见过石川达三的作品，还不曾翻阅。但是，读过这部学术著作，了解到石川达三竟然是这么一个混蛋，我今生是绝不会去阅读的。从今往后，但凡看到这名字，我就深恶痛绝！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1月3日在东京的帝国剧场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抨击英美文化，鼓吹“亚细亚文化”、“日本拯救亚洲”和“大东亚精神的强化普及”。1943年在东京又召开第二次会议。1944年移到南京，又召开第三次会议。这些把戏，自然是“思想文化战”的步骤，是“笔部队”的另一种形式。
值得介绍的是佐藤春夫的电影故事《亚细亚之子》（短篇小说名《风云》），它以郭沫若（化名汪某某）和郁达夫（化名郁某）为原型，丑化中国抗日文化人士。佐藤春夫声称：“一切都是宣传第一，一切都注重实效。”作品主人公“汪”和他的日本妻子，被美化为“亚细亚之子”。郁达夫读到此书后，义愤地写下《日本的娼妓和文士》，指出“在这中间他处处高夸着日本皇军的胜利，日本女人的爱国爱家的人格的高尚”；“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
1943年日本召开“大东亚会议”，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日本文学报国会”决定以其五大原则为主题，“刊行构思规模宏大的小说，向大东亚各国国民宣传皇国的传统和理想，渗透共同宣言的大精神”。其中太宰治分工“独立亲和”，为此他撰写了长篇小说《惜别》，描写鲁迅在日本仙台的留学生活。王向远教授称：
“《惜别》对鲁迅形象的歪曲，首先表现在作者对鲁迅对日俄战争的态度上。”
“太宰治对鲁迅形象的歪曲，还表现在他笔下的鲁迅对日本文化的评价上。”
“更荒唐的是，在这里，太宰治借老医生的口，认为鲁迅由医学转向文艺，是由于认识到日本天皇制的优越性的缘故。”
悠哉之所以详细介绍太宰治的长篇小说《惜别》，决不仅仅因为它描写了鲁迅，而是因为：《惜别》被于小植译成中文，2006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鲁迅研究专家）在序言中，首先介绍了竹内好专著《鲁迅》的观点和他对《惜别》的批评，接着他说：
“竹内的批评有合理性，但也有简单、片面之处，遮蔽了《惜别》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本体’存在于鲁迅的复杂性之中，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惜别》作为小说固然是在‘想象’鲁迅，但小说对于鲁迅文化观的表述、对于弃医从文动机的解释、对于侮辱信作者动机的解释，都有启发性。”
咳，真是见鬼了！
两位中国学者，对于太宰治的《惜别》，评价竟然如此不同！
个中委曲，叫人实在难以参透！
虽说悠哉忝得“中国文学大师”称号，却没有资格对王、董二位的学术观点评头论足。毕竟，我只是读过《惜别》，却谈不上专门研究。
该书第十三章叫“日本有‘反战文学’吗？”。据王向远教授研究，日本左翼作家在日本侵华战争后全都转向了。日本文学界所谓的“抵抗文学”，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根据法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抵抗文学”一词虚构出来的谎言。例如川端康成，虽然没有在创作上“协力”战争，在行动上却是积极参与的。日本军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卖力地参加了。王向远教授断言：
“川端康成决不是当代中国不少读者印象中的‘超越时代和政治’的作家。”
奇怪的是：对川端康成，悠哉大师也存在这般印象。
还有《细雪》的作者谷崎润一郎，文洁若在《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称：“谷崎一向反对日本侵华的不义战争。”但是王向远教授称：谷崎和川端一样，也是在行动上积极参与和“协力”战争的。日本军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参加了。当新加坡陷落，谷崎高兴地挥笔写下《新加坡陷落之际》，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日本帝国在东洋顶天立地，建立了赫赫伟绩……迄今为止，皇军所征之处，公名正大。”
高慧勤、叶渭渠、文洁若等日本文学翻译家，为什么要不顾历史事实，向中国读者这样宣传日本作家呢？萨特曾因福楼拜没写过政府镇压巴黎公社的文字而加以谴责，他们对这些日本作家为何如此开恩呢？
我以为，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写得很好，它廓清了悠哉大师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糊涂认识。本文题为《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并非说整个日本现代文学是侵华的，而只是说：它的确烙上了“侵华”的印记，或深或浅地。王向远教授的若干论断也许值得探讨。但是，我敢担保说：这是一部用于“讲真话”的、很严肃的学术著作！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才在这篇短文里“撮其要”概述了该书内容。至于深入评价，不是我所能做到的。我觉得，宣传这部学术著作意义很重大。想想吧：该书于1999年初版，仅仅印刷3000册！十年过去了，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爱好者里，究竟几人拜读过这部著作呢？
想到这一点，我不胜忧虑，不胜惆怅！
从此以后，中国文学大师悠哉对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日本名作家，不得不很有些讨厌了。世界上有一种罪恶叫“忘恩负义”；他们早年皆深通汉学，受惠于中国悠久文化的润泽，却是这般狠心地充当孽子！
2009-3-6
纪念"七.七"69周年:石门里斩杀侵华日本军官军刀行动---兼记由此带来的一次烧杀惨案---当年英雄有谁知
1941年早春，中国人民拯救中华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山东半岛胶莱平原北海地区军民，在共产党和在许世友将军的领导下，与日寇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莱城东三十里南王行政村有八个自然村，该地南依嵯峨险峻的崮山山脉，北接军事要道206国道，有河谷良田2500亩，岭地3500亩，盛产红薯甜瓜闻名齐鲁。境内沟谷纵横，道路曲折险要，密林遮村，是我八路军和革命干部休整养息的地方。该地有一条河流叫太阳河，上游五里处是埠上石桥交接处的雁岭哭儿沟石门里，形势险峻，水草茂密，易进难出，常年流水汩汩，北入王河入海。太阳河东岸太阳山上有古老的庙殿，叫太阳庙，建于明洪武年间，庙殿南北长一百步，东西广五十步，南北庙堂相对，东西厢房相应，廊道相连，飞檐凌空，气势恢弘，钟声飞越远近十几里。每年二月二六月十八九月十八赶庙日，远近州县贾客云集，少童白叟红男绿女齐集庙场，庙门外大戏锣鼓开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太阳庙殿据高临下，周边山脉相连，几十里村落尽收眼底。1940年日寇在莱城东部地区建立了军事据点，中间广阔地带一带却无法控制。
1941年正月底，崮山八区获莱城我地下工作者密报，日寇驻军出动100多人东出扫荡，准备勘察日光山庙宇地理形势设立据点，打开莱城东部“非占领”状态，强化“绥靖”政策。正月二十七日上午，寒风刺骨，天干冷干冷的。南王村民兵指导员张令信接区里通知，带领民兵周九丁等人，去村西大沟埋设地雷，阻止敌人东进。张令信身材高大，有豪气，练八卦，敢为事。1937年加入共产党，曾与郑耀南长子郑梦华参加胶东干部学校学习，在《大众日报》社做保卫工作，后任潍县抗日政府公安三科科长，潍北锄奸队队长，亲手处决汉奸和还乡团骨干十几人，曾跟着许世友司令员做过事。周九丁身材高伟，有勇力，在当地是有名的掐电线埋地雷能手。上午十时许，敌人不走大沟，绕行西石桥村，在村西稍做休整，然后北行过马家庄。张令信等人看鬼子改变行军路线，带领同伴扒出埋在大沟小路上的地雷，从大沟东侧绕马家庄返回村隐蔽。中午十一时，鬼子队伍在南边家村（有说在南菊寺村）吃饭，饭后向驿道方向开拔。有一骑白马挎洋刀鬼子中校军官中午醉酒，落在队伍后，独骑过太阳河，东行上庙殿西侧西北二里许，掉队醉卧不醒。南王村村民王梦彦拾粪经过发现情况，迅速回村报告村长王仁洁，王仁洁让他马上回去监视，自己去东村约民兵指导员张令信，及民兵周九丁，张升奎，周元丁，张升志（外号小野猫）等五人，一起去鬼子军官醉卧处。王梦彦曾在哈尔滨做事，会几句日语，大家商议好先让他上前找机会说话，大家待机行事。王梦彦腰里缠着布腰带，肩上铁锨撅着粪筐，打扮成拾粪农民的样子，上去借火抽烟，
这时军官已醒来，问，南边的什么村子？王梦彦回答说是南王村。又问西边的什么村子？答说南边家村和北边家村。军官拿出地图，指点着看了一会，说，你说的对，你的大大的良民。军官就从衣兜里掏出香烟，给王梦彦一支，自己手拿着一支。王梦彦遂上前给军官点火，张令信斜刺里从后面靠近军官，猛不定抱住军官的腰，死死不放手。这时军官呜啦呜啦大喊，翻身回手抽刀，刀鞘长，抽不出。张令信与军官在地上滚打，滚出十几米。令信大喊，来人啊！周九丁四人遂上前缚敌，争奈刀光闪亮，寒气逼人，无法下手。小野猫张升志上前，用铁锨砍伤军官抽刀手臂，军官刀落。令信大喊，解裹腿！大家遂解下军官裹腿带子，奋力绑好军官手脚，解下军刀。把军官抬到马背上，一人牵马，四人挟持，二人护卫，从胡子沟过河道，送宋家区政府。区里没人，遂商议处决军官。就顺南王河道至上游哭儿沟石门里。石门里经年流水，隆冬不冻。水下有细沙，深有数米。周九丁手起刀落，将军官斩首。在河床上挖了大坑，尸首埋在河床下，上面用沙掩好，流水如旧。放走战马，埋好战刀，自觉万无一失，遂分头四下里躲避。不巧远处有村八岁小孩乳名满仓者，和外号林老五者二人看到。林老五在村里是无赖，不懂义理。此时为1941年，正月二十七日，中午二时左右。
当日鬼子队伍行至石郭庄一带，发现军官失踪，遂拉网满坡往西搜索。军官白马返回，鬼子知道军官出事，就在南王一带大肆搜寻。一帮铁匠师傅被鬼子打得头破血流。傍晚，队伍没回莱城，就在武官和南菊寺宿营过夜。当日夜降小雪，漫山遍野一片银白。正月二十八日凌晨，敌人调集驿道平里店小庙后据点队伍400多人，重返南王一带找人。南至坎上坎下东西埠上，一直到北面的宋家集教书庄，西边到武官清明沟村，漫山遍野到处是马队奔驰。老百姓提前接到上级通知，大部分躲藏进山了，只有老弱病残没来得及转移，被赶到各村的场院里拷打审讯。南王东村有30多人被赶到村南大荒里，张令信母亲徐氏，周九鼎父亲，以及张令信埠上的一个远房姑舅徐永春亦在其中。小孩满仓被鬼子用糖果诱惑，给鬼子指出军官尸体掩埋地址，林老五向鬼子指认出张令信母亲徐氏和周九丁父亲。徐氏和周九鼎父亲被带至石门里。鬼子从河道里挖出军官尸体，当场枪杀了徐氏和周九鼎父亲，然后用担架抬着尸体，送到小庙后据点。时为1941年古历正月二十八日上午10时许。关于满仓提供军官尸体地点，林老五指认张令信母亲和周九酊父亲的细节，系解放后民间传说, 据当事人张令信说,是他远房姑舅兄弟徐永春解放后说出实情。那时林老五已逃逸东北，至死不归。对满仓则因为年幼无知没法处理。
下午2点，鬼子返回，遍村放火，一时烈炎张天，浓烟滚滚，正值东南风起，烟尘飘至掖北海边，缭绕不散。村民踏雪站在南岭顶上，眼巴巴看着家园毁于一炬。大火烧到第二天早上，仓谷糠秕烟雾三日不息。东西两村烧毁房屋1000余间，粮食12万公斤，烧死牲畜三十多头，桌椅柜箱无计其数。西村仅存三家没烧。周发堂家院墙高，胡秸烧不到房檐，免于一炬。王玉琪大门朝北，老头用铁耙顶门，翻墙外逃，鬼子没有进去。王梦寿老婆躺在家正屋，大喊有瘟症，鬼子也没敢进去。笔者家父在世日，说仅存三样东西：一张土耙子，一只驴鞍子，一个呱嗒，三样东西都有火炭痕迹也！事过三十年时修葺老屋，墙壁内里皆火红色，墙里顶梁立柱皆为黑炭。南王石坑出产黄褐色石料，古辈用这种石料建房。房屋墙面经大火焚烧皆成红色。大火焚烧时，来不及走掉的老人都被烧死。鬼子漫山遍野搜寻人，有承认南王人的，格杀无论。王宝山和老婆用驴驮着三个孩子，跑到大台，鬼子问：是那里人？他的老婆精神有毛病，说是南王的，王宝山立刻被抓走，在小庙后干河子村被活扒了心，祭祀死了的军官。北边村村民边锡元当时也被抓到干河子，王宝山被害情况他曾亲眼看到。东村王群被抓后，被扔到粪坑里淹死，春天往外扔粪时才掘出来。许多亲戚不敢收留南王人。张秋英母亲用驴驮着孩子投奔马家庄姑母家，被亲姑姑拒之门外，后投奔边家亲戚张节家住了半年。也有死里逃生的，王永德被鬼子马队追赶时恰好内急，一闪身蹲进道旁的土坑里，马队从头顶跨过去，躲了一劫。
南王遭劫后，北海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各区民工出钱出物出工，用一个春天帮助建房，流落他乡的人才慢慢返回乡里。有许多人家移居外乡，至今没归。周发云一家搬到山后村，王克义一家搬到龙冢庙村，至今未归。有没及时建好房子的人家，就多年住在废墟里，周发成一家人就住在窝棚里三年多。有新媳妇结婚住在牛屋的，有公婆与媳妇同居一炕的。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时，村里仍然残垣败壁，瓦砾遍地，满目荒凉。家家户户也很少有柜椅的，连盛粮食的瓮也没有，都是盛在用土墼砌的土仓里。冬天到了，深夜老鼠肆虐，粮食常常被一宿倒光。有月子里孩子被老鼠咬伤鼻尖耳朵者。又家家户户很少有房门的，用草廉遮风，冬天屋里似冰窟，幼儿长夜啼哭不住。奔东北谋生者有百多人吧，哈尔滨几乎有了南王村。笔者有远房伯父叫王梦志者，今年八十有九，自奔东北没返乡里，年前病倒，嘱咐儿女他死后把骨灰安葬回老家日光庙遗址西坡，拳拳之思乡情感人泪下！愿天下人珍惜今日安宁康定生活，为富国强兵尽匹夫之责也！
当年擒敌英雄大多过世，张令信老人尚在。二龙周九鼎1947年在斗争地主浮财时，因给被斗争对象通风报信，激起民愤被村民活埋而死。其他人皆病老而死。张令信老人今年八十有九，已拄拐，身体有病。记忆尚好，对当年火烧案情能断断续续记起。老伴九十，也患有疾病。今年正月初一我去看访了张令信老人，我走出老人家门时，天空正飘着清雪，距那个火烧的日子正月二十八日，还有二十七天。可是已过去整整六十年了。张令信老人执意送我，我回头远望风烛残年中的当年缚敌英雄，心有戚戚然！
南京正在遗忘和毁灭亚洲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请大家帮助转帖和置顶)
南京正在遗忘和毁灭亚洲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
南京市利济巷2号是现存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2003年，八十二岁高龄的朝鲜籍慰安妇朴永心老人来到利济巷2号指证日本人在此犯下的罪行。侵华日军在南京曾设有四十多处慰安所，现存的不过五六处，而有慰安妇亲自证实的仅此一处。 利济巷2号是亚洲最大的慰安所遗址，专家充分肯定了保留该处遗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朴永心老人离开南京后，该处房屋因地产开发而面临拆除的命运。后经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在舆论之下，南京市政府做出了暂不拆除的决定。此后，该幢房屋和周围相关建筑逃过一劫，但居民的动迁并未停止，绝大多数居民已迁出利济巷2号。
南京市政府虽暂不拆除此房，但一直未对它的未来做出规划。永久保留？原址建立纪念馆？易地重建？拆除？一年来没有答案，也没有妥善的保管。[注：南京市进行民国总统府前地块改造，曾要拆除一座民国碑坊和两座清代宗祠。后来经过报道，引起关注，拆迁单位表示碑坊不动，宗祠日后重建。可在地块建筑拆完之后，碑坊也拆完了。三四年后，宗祠也不知在何处。总之是不了了之了。]
利济巷2号已有七十余年房龄，由于无人居住，大部分门窗已经严重损坏，雨水直接注入室内，浸蚀墙体。一楼填满垃圾，天花板大面积脱落。七十高龄的危房在风吹雨淋，无人照管的情况下还能矗立多久？南京遗忘了它，看着它走向毁灭。
去年，南京大屠杀的活证据李秀英老人走了，对日本右冀而言又少了一个“绊脚石”。人证会消失，可物证却能永久留存。利济巷2号是最好的物证，但如果我们连这么重要的物证都无法妥善保管，又如何去指控日本的罪行？我们的子孙又如何认知历史，知晓罪恶？
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难道真要把我们的遗忘当作送给日本人最好的礼物？
深重灾难
一.军事侵略：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侵略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勒索赔偿，抢掠财富。
二、政治控制：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扶植、收买代理人。
三、经济掠夺：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剥夺中国的关税主权；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操控中国的经济命脉。
四、文化渗透：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目的：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发动侵略战争
屠杀中国人民，侵略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勒索赔款,抢劫财富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进行的8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战略相持阶段。
第三阶段：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
正面战场的重要会战：
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豫湘桂战役
抗日战争中重要战役：
平型关大捷（太原会战）、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百团大战。
抗日战争中民族英雄：
杨靖宇（被敌人称赞的英雄）、张自忠（全国军人的楷模）、左权（反扫荡中牺牲的八路军最高指挥官）、马本斋（回族抗日英雄）、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李宗仁（台儿庄大捷）。
一
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
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
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
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
二
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
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
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
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三
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
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
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
四
《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
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0.94125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
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
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
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0.25%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
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
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
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
五
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
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
《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
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可以从淮军的角度来写
镇压太平军，中法战争，保台建台，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之变
作为清军国防主力的淮军，为了中国的自强作出了他们所能作出的努力，在中国这个矛盾最复杂的国家，他们是“变祖宗之法”的先驱者，是他们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远东第一舰队”北洋水师，经历十年完工的“东亚第一要塞”旅顺，从北到南沿岸部署的克格勃炮队，可以说中国的国防力量已经有了一定水准，但是甲午一战，淮军几十年的经营真的就这么不堪一击？，他们终究无力改变祖宗定下的体制，所谓招商局年年亏损，所谓军工产业的成品，黄海海战可谓哑弹误国，平壤一役，清军即将获胜，叶志超跑路了，加上后来，“将领不受节制”，结果清军一路溃退。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旅顺沦陷，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整个洋务运动的破产，同时也标志着日本的崛起。十五年后，八国联军的胜利，使得淮军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淮军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在他签订了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屈辱的《辛丑条约》之后，也在悲愤中辞世。这位为了中国能立足于世界奋斗了大半身的晚清重臣留下一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这也是淮军整个历史阶段的写照
